关于“曹操墓”热议的十四大述评、传说与预测

三国文化博览

自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二号墓为“曹操墓”以来，关于曹操墓的热议，引发出一系列值得关注的新老话题。

新话题的核心是，新发现的“曹操墓”是否可信？质疑者不仅对该墓出土的实物提出多种疑问，还对墓主的鉴定提出了新见。就墓主而言，有人怀疑是夏侯惇，有人推测为常林，有人考虑到冉闵，有人还提出了姚襄。就实物而言，有人说西高穴“曹操墓”的疑点之一，就是墓中还没有发现“金缕玉衣”之类的过硬证据；有人说，“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之所以可疑，是因为曹操不是“格虎”英雄，“常所用”三字从来没有人用过，等等。

老话题的核心是，曹操墓究竟在哪里？它是在靠近古邺城一带的“七十二疑冢”之内，还是在其它什么地方，例如铜雀台下，漳河底下，许昌城外，亳县“曹氏孤堆”等等。此外，早先出土于西高穴村的鲁潜墓志，作为确认“曹操墓”位置的旁证，其物是否可信，其文如何解读，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热议的出现，在客观上对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有关研究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促进考古学研究的深入也不无积极意义。因此，在“曹操墓”的讨论成为跨年度热点的今天，本文将热议的内容择要归纳成十来个议题并略加述评，希望能为今后更高层次的研究做一点铺垫。

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的质疑

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是河南考古专家确认该墓为“曹操墓”的直接证据之一。然而，牌文所有语词都受到一部分公众不同程度的质疑。有人说，“魏武王”这种称谓值得怀疑，因为曹操生前没有称帝，那时还是汉献帝在位，汉献帝不可能那么快就谥他为“魏武王”；而且，史料中也没出现过“魏武王”这样的表述。有人说，“常所用”这样的词语，传世文献中也没有见过。有人说，据文献记载，曹操虽然曾经打猎射雉，但并不是“格虎”英雄，等等。总而言之，关于石牌的真伪问题，还值得考究。

经初步考究，我以为该石牌作为锁定西高穴大墓墓主的关键性文物，可信度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石牌称“魏武王”，合情合理。凡是史书中不云“追谥”而只用“谥”字的地方，往往指死者在下葬之前就被赐予谥号，例如《三国志·魏志·任城威王彰传》载黄初四年事云：“朝京都，疾薨于邸，谥曰威；至葬，赐銮辂龙旗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从“至葬”一语可以看出，曹丕谥曹彰为“任城威王”的时间，必定在曹彰下葬之前。身为魏王的曹操，死于汉献帝所在的首都洛阳，葬于魏王国国都邺城的西陵，首尾历28天之久；不难推断，受曹党控制的傀儡汉献帝在赐谥“魏武王”这件大事上必然及时办理，“武”的谥号不可能拖到葬事结束之后才赶紧追补。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所谓史料中未出现“魏武王”的说法，过于武断。例如东晋孙盛《魏氏春秋》：“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常璩《华阳国志·刘先主志》：“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王薨，嗣王丕即位，改元延康。”再如梁沈约《宋书·五行志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眀年，魏武王薨。”又如唐人所修《晋书·律历志上》：“魏武时，河南杜夔精识音韵为雅乐郎中，令铸铜工柴玉铸钟……更相诉白于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铸钟杂错更试，然后知夔为精，于是罪玉。”事实表明，以“魏武王”称曹操，史料中不止一见。

三国文化博览

（2）在传世文献中，“常所用”这个短语不是未见，而是常见。《三国志·吴志·周泰传》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孙）权把其臂……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宋书·萧思话传》：“在青州常所用铜斗，覆在药厨下，得二死雀。”此外，中古时代的汉译佛经也屡见此语，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例如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54《观天品之三十三》：“若天俭时，则不赋税。取时以理，不逼不罚，依先旧来常所用称斗尺均平。如是受取，依法不违。”其中“常所用”换成今语，就是“平常所使用的”。这个短语以往仅见中古时代的史籍，这次又从“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等石牌上得到印证，可谓“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相得益彰的又一佳话。
   
    （3）“格虎大戟”作为防身利器，这个名称的出现，不禁使人联想到常见于汉魏文献的“虎戟”很可能是它的缩略词，就像《论语》中的“牛刀”是“宰牛之刀”的缩略词一样。以往有人把“虎戟”解读为虎贲所执之戟，这种说法虽然值得怀疑，但缺少质疑的科学根据；石牌的出现，为这个小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有人把“格虎”二字割裂出来，把石文理解成“魏武王格虎”时所专用的“大戟”，并由此提出曹操是不是“格虎”英雄的疑问，恐怕还须先在语义的理解方面做一番讨论。
   
    （4）石牌上的“魏”字写成“”，这种写法跟宣传曹魏必将代汉的“谶纬”相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李伏表魏王曰：“《易运期》又曰：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李伏引“鬼在山，禾女连”的说法证明“魏”应称帝，这是曹操死后不久的事情。仅此一端，也可看出石牌的文物价值。
   
二、“常所用”与常林墓的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上引石牌“魏武王常所用”的前四字，应该解释为“魏武王/常”，“常”应该是一个人，这个人可能就是曹操的大臣常林；因为常林辅佐了曹魏三位皇帝，83岁去世时追赠为“骠骑将军”，葬礼是仅次于君王的“公”的礼仪，他的地位与西高穴墓的规模非常符合。
   
    这种推测比较异怪，推测者似乎不考虑以下三点：
   
    （1）“魏武王”是由国号、谥号、爵号组成的专名，是全称；而“常”如果作“常林”的简称，它跟“魏武王”并列，成何体统？此外，还有人说，“魏武王常”四字可理解为“魏武”与“王常”二人，这种把“王”字当成姓氏的推测，比把“常”字当成姓氏的想法更加新奇。
   
    （2）“魏武王”这个称号，到魏文帝称帝时就升格为“魏武帝”，从那时起，魏国的君臣就不可能再称曹操为“魏武王”；常林死于魏明帝时代，即使真有一些跟曹操共同使用过的武器作为陪葬物，当时经营丧事的人岂敢在“石牌”上又把曹操的称谓从“帝”降格到“王”？
   
    （3）据《三国志·魏志·常林传》可知，常林的籍贯是河内温县，临终前的爵位是高阳乡侯，职位是太常卿，在京师洛阳任职，死后谥为贞侯。按理说，常林的墓地要么在洛阳附近，要么在贞侯的食邑“高阳乡”，要么在故乡“温县”；如果把他墓地搞到邺城，那实在令人费解，因为我们无法证明他属于“魏武帝陵”的陪葬级人物。
   
三、是曹操墓，还是冉闵冢
   
    有人说，历史上被谥为“魏武王”的不止曹操一人，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可能是冉闵。冉闵最爱用的兵器是矛和戟，而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石牌有“魏武王常用格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字样。
   
    这个说法也比较离谱，下列资料对此不予支持。

三国文化博览

（1）冉闵是“大魏武悼天王”。《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告诉我们：冉闵称帝时，国号“大魏”；后来为慕容俊所俘，被送到龙城，斩于遏迳山，谥曰“武悼天王”。显而易见，史书上不但没有说他葬于“邺”，也没有说他被谥为“魏武王”。
   
    （2）1998年，西高穴村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345）鲁潜墓志，说明了该墓与“魏武帝陵”的相对位置；这块墓志是西高穴大墓被确定为曹操墓的有力佐证之一。冉闵死于慕容俊元玺元年，即晋穆帝永和八年（352），这就是说，冉闵比鲁潜晚死7年。由此可见，鲁潜墓志上所说的“魏武帝陵”，跟冉闵墓毫无瓜葛。
   
    （3）按理说，冉闵墓应当在古龙城一带，以下两则资料值得我们重视。《大清一统志》说，冉闵墓在“太原府榆次县东南二十里”。《山西通志》说得更具体：“后赵冉闵墓，相传在榆次县东南二十里张胡村。”
   
四、是曹操墓，还是姚襄冢
   
    有的学者说，西高穴大墓的墓主应为被谥为“魏武王”的姚襄。其一，姚襄“雄武多才艺”，驰骋于疆场，常所用格虎大刀、大戟等。姚襄年轻气盛，敢猎虎豹等猛兽。其二，姚襄死后被追谥“魏武王”，称谓同墓穴中出土的石碑刻勒叠合。其三，这个墓穴被盗过多次，现在还有珍珠玛瑙水晶等贵重宝货，同姚襄身份更符合。
   
    “姚襄”说也有难以解释的弱点。
   
    （1）姚襄于晋永和十年（354）背晋降燕，次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北据许昌；晋升平元年（357）五月，与后秦的苻坚交战于三原，兵败被杀，《晋书·姚襄载记》讲得很清楚：后秦的君主苻生“以公礼葬之”。由此可见，被杀的姚襄只能葬于秦的领地，墓葬的规格既不是“王”爵的级别，墓地也不可能安排到属于前燕的邺城。
   
    （2）姚襄被姚苌追谥为魏武王，是晋太元十一年（386）才有的事情。那时，姚苌称帝于长安，国号秦。当时的邺城属于后燕的领土，被改称为“魏武王墓”的姚襄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从秦地转移到邺西。
   
    （3）姚襄死于晋升平元年（357），比冉闵晚死5年，比鲁潜晚死12年。这样看来，鲁潜墓志上的“魏武帝陵”，也就是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也绝不可能是姚襄。
   
五、是曹操墓，还是夏侯惇冢
   
    有位对“曹操墓”素有研究的专家提出：西高穴大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些金玉器物，这跟曹操遗嘱中“无藏金玉珍宝”相违背，因此，墓主可能是夏侯惇。如此规模的陵墓在东汉末年，除了曹操自己，只有与他亲如兄弟的夏侯惇有资格享受。夏侯惇与曹操年龄相仿，在曹操死后不久也死了，文献记载也葬于邺城附近。
   
    窃以为上述设想值得重视。不过，西高穴大墓为夏侯惇冢的说法，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如下抵触。
   
    （1）检索早期文献，我们没有发现夏侯惇“也葬于邺城附近”的记载；夏侯惇墓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两部清代文献可供参考：一是《河南通志》卷49《陵墓》“开封府”条：“三国夏侯惇墓，在祥符县境内。”这就是说，汉末的夏侯惇墓在陈留郡浚仪县，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二是《山西通志》卷172《陵墓一》“平阳府·襄陵县”条：“大将军高安乡侯夏侯惇墓，在县东南三十里下梁村。”这就是说，汉末的夏侯惇墓在平阳郡襄陵县，即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南一带。照我看，《河南通志》的记载似乎最接近事实。
   

三国文化博览

（2）夏侯惇死于汉献帝延康元年夏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元220年6月13日，文献的记载非常简略。《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夏四月事云：“庚午，大将军夏侯惇薨。”王沉《魏书》云：“王素服幸邺东城门发哀。”其中的“王”，指魏王曹丕；“邺东城门”，即邺城的东门，很可能是与西城“金明门”遥遥相对的“建春门”。曹丕为夏侯惇发哀时所在的城门是“东”而不是“西”，这是不是意味着夏侯惇的墓葬即使离邺城不远，其地点也不在邺城之西？如今的西高穴大墓，正处于当年的邺城之西，如果墓主是夏侯惇，那么曹丕发哀的地点应转向“邺西城门”才是。
   
    （3）夏侯惇于建安前期封高安乡侯，晚年坐镇召陵，文帝时拜大将军，卒谥“忠侯”。他的墓葬有可能在以下三处：一，如果他死于“召陵”，理当归葬于“高安乡侯”的封邑。这个“高安乡”属于何郡何县？从他受封时担任“领陈留、济阴太守”的职务来看，可能属陈留郡浚仪县。二，如果他死于邺都，既可能葬于邺西，也可能归葬于封邑。三，假如《山西通志》所载属实，那就说明他死于邺都或召陵之后，移葬于平阳郡襄陵县。现在看来，《山西通志》的可信度最低。
   
六、曹操“七十二疑冢”的传说
   
    《宋史·礼志》载宋太祖赵匡胤重修前代帝王祠庙的诏书云：“先代帝王，载在祀典，或庙貌犹在，久废牲牢，或陵墓虽存，不禁樵采。……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宣帝，魏太祖，晋武帝，后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户，岁一享以太牢。”其中“魏太祖”就是曹操。这则资料给人的印象是：魏晋到北宋初期的九百多年间，曹操墓的确切位置还不曾有人怀疑。怀疑曹操曾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兴盛于南宋。此后，“七十二疑冢”说屡见于元、明、清时代的诗、文及小说。例如元代地理类著作《河朔访古记》卷中“魏郡部”说：“曹操疑冢，在滏阳县南二十里，曰‘讲武城’，壁垒犹在。又有髙台一所，曰‘将台’。城外髙邱七十二所，参错布置，岿然相望，世云‘曹操疑冢’。初操之葬，以惑后人，不致发掘故也。冢间有曹公庙，殿屋甚华丽……十二月，予按辔其间，自午抵暮，纵横出入冢中，不知所乡。噫！何其用心之诈也。”清代初期，毛宗岗批改的《三国演义》也增加了“七十二疑冢”说，这部历史小说在最近300多年中影响极大，这样一来，曹操墓在世人心目中就成为千古之谜了。
   
    笔者在《曹操“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回事》（见1月11日《解放日报》）一文中的意见是，“疑冢”说属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民间传说。这里要补充的是，所谓“七十二”也是个虚数，就像近代文献中“历下七十二泉”、“太湖七十二山”、“吴江七十二溇”、“衡山七十二峰”一样，其中“七十二”并不是实数，世人只是用这个数字形容某类事物数量特多而已。
   
    关于“疑冢”的故事，毛宗岗批改的《三国演义》渲染得最为出色。小说第78回《传遗命曹操数终》讲曹操临终前有这样一段遗嘱：“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讲曹操入殓事还有这样一句：“众官用金棺银椁入殓”。就小说而言，用这类虚构的情节凸显曹操生前主张“薄葬”的虚伪性，真是有声有色，使读者过目难忘；但是，如果考究史籍，那当然属于无根无影之说。
   
七、曹操墓在亳县的传说
   
    有人说，曹操墓就在曹操的故乡——东汉末年的“谯”，也就是今安徽亳县。这种推测的理由有三条：一，《亳州志》云：“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二，《魏书》云：“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三，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之墓就在这里，曹操的墓葬当不例外。
   
    这种说法的软肋，就是西晋王沉所撰《魏书》及近代人所修《亳州志》的内容并不能说明这样一点：曹丕之所以到谯，就是因为曹操墓在谯陵。

三国文化博览

首先，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死于洛阳，二月二十一日葬于邺城的西陵。下葬时，曹丕、曹植都去送葬，《艺文类聚》卷十三载曹植《武帝诔》云：“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其中“西陵”，与《三国志》等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
   
    其次，《亳州志》断章取义，其说牵强附会。曹丕到谯，不是在曹操入葬之日，而是在入葬邺西的4个月之后；而且，到谯后祭祀的是祖宗的“谯陵”，不是曹操的“高陵”。《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延康元年七月事云：“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裴松之注引王沉《魏书》曰：“设伎乐百戏……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丙申，亲祠谯陵。”上引二书的记载非常清楚，曹丕到谯的时间是延康元年七月甲午，当天还兴致勃勃地“设伎乐百戏”，到了第三天，也就是丙申，才去祭祀“谯陵”。显而易见，曹丕到谯的原因不是为曹操下葬，而是“南征”过程中需要暂时的停留。此前，曹丕于二月丁卯将曹操安葬于邺西，四月庚午夏侯惇死后又为之发哀于邺城的东门，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不久便宣布“南征”；所谓“南征”不过是托词，实质上是亲率大军向国人示威，逼汉献帝赶快让位。果然，当他十月丙午“行至曲蠡”的时候，汉献帝就宣布禅让了。
   
八、曹操墓在漳河水底的推测
   
    褚人获（1625—1682）《坚瓠续集》说，曹操墓在顺治初年“漳河水涸”时已被发现：“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傍有一隙，窥之黟然。疑其中多鱼聚，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卧或倚，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上。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这种希奇古怪的民间传说，当然只能当作茶余酒后的谈资，什么“美女俱化为灰”，什么“跪而斩之”，显然是一种虚构，读者用不着加以考证。需要做点考证的，是下面的文献资料。曹植《请祭先王表》云：“自计违远以来，有踰旬日……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曹丕《答临淄侯植诏》云：“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于河上。”于是有人根据“欲祭先王于河上”的“河”字，推测曹操墓应在漳河水底。1985年5月6日《文汇报》的《曹操陵墓在何方》说明了推测的理由：“古漳河在历史上几经迁徙……曹丕说‘欲祭先王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似乎是因为漳河滚动，把曹操冢淹没了，致使他无处祭祀。”
   
    关于曹植表中“北河”及曹丕诏中“河”是不是指漳河，研究历史文献的专家有不同的看法。赵幼文在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植集校注》中把“北河之上”解读为“黄河之侧”：“疑此时曹植已改封鄄城，史缺记载。鄄城在黄河之侧。”刘心长在2000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曹操墓研究》中也认为“河”指黄河：“这时曹植在东阿，他想在东阿西北20多里的河上致祭。‘河’是黄河，不是漳河。”总之，如果要根据“河”字推测曹操墓应在漳河水底，还需先对上述文献作一番更深入的研究。
   
九、曹操墓在铜雀台下的传说
   
    曹操邺城遗址位于今漳河大堤内，传说堤外的三台村即是有名的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的故址。又传说曹操死后被葬在三台之下，当地民谣有云：“漳河水，冲三台，冲出曹操的红棺材。”
   
    说曹操棺材是“红”的，虽然不如毛宗岗批改本《三国演义》的“金棺银椁”那么炫人眼目，但同样属于造谣者随意的想象，是不难断定的。
   
十、曹操墓在许昌城外的传说
   
    蒲松龄（1640-1715）《聊斋志异·曹操冢》云：“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转相惊怪。邑宰闻之，遣多人闸断上流，竭其水。见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入，有小碑，字皆汉篆；细视之，则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取之。”

三国文化博览

请看，水中有带刀的转轮，千年不锈，曹操墓的防盗门如此先进；碑上全是难认的“汉篆”，不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曹操墓的风格如此古雅。只要对汉魏六朝出土的墓葬略有所知的读者，都不难明白，这完全是“小说家言”。
   
十一、曹操墓在灵芝村或时村营乡一带的预测
   
    近几十年来，关于曹操墓确切位置的研究，进入了科学预测阶段。有学者根据《述异记》、《邺乘》、《彰德府志》及《通典》、《太平寰宇记》中有关资料，结合新的考古成果，预测曹操墓的位置必定在今河南安阳灵芝村与今河北临漳习文村一带。其理由有三：（1）这一带是古邺地的中心地区，曹操自选墓地，不会偏于邺地一隅；（2）这一带正是在仁寿里西门豹祠之西六七里，地貌又与曹操遗令的“西原”相合；（3）离这一带不远的太平村，原名“駞村”，是“铜駞村”的简称。史志载曹操陵墓有铜駞，“駞村”可能就是因此得名。随后，又有专家进一步预测，曹操墓可能在河北磁县讲武城乡西部和时村营乡中南部约5公里的范围内。
   
    以上两种新说，都是基于科学研究的预测。新近被确认为“曹操墓”所在的西高穴村，正属于离灵芝村或时村营乡一带不太远的地区。
   
十二、曹操墓在高穴村的推测
   
    自从1998年6月28日《中国文物报》报道了后赵鲁潜墓志出土的消息和墓志文字拓片，河南的考古专家就有人就把寻找曹操墓的目光集中投向了安阳安丰乡西高穴村。在考古专家看来，西高穴大墓出土的“魏武帝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等等，基本上证实了“曹操墓就在高穴村”的推测。
   
    由此上溯，距今600多年的一条元代末期的资料也可以作为上述预测的旁证。纳新《河朔访古记》卷中云：“魏武髙平陵，在邺镇西南三十里，周围二百七十步，髙一丈六尺。十二月予登铜爵台，西望荒邱烟树，永宁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之西陵也。’”其中“髙平陵”的“平”字，倘若不是纳新的笔误，当属文献传写过程中的衍文。“永宁寺僧”所“指示”的“西陵”，也就是魏武帝的“高陵”，恰好跟西高穴村的位置吻合，西高穴村位于古邺城西南部，跟古邺城的距离正好是“三十里”。看来，尽管“疑冢”之说在南宋影响广泛，但直到元代，早先了解曹操墓确切位置的极少数人口耳相传，知情人还没有完全绝迹。
   
十三、鲁潜墓志中“高决桥”的音义
   
    西高穴村出土的鲁潜墓志，是近十多年来寻找曹操墓的重要线索，也是新近确认西高穴大墓为“曹操墓”的重要旁证。然而，也有人对墓志的真假问题提出怀疑。此外，鲁潜墓志中以“高决桥”为方位标志，这古代的“高决桥”跟今天的“高穴村”有什么关系？《曹操墓研究》的作者说：“‘高决桥’的‘决’字，可能是‘砄’字，当时这两个字可能通假，也可能时间久了当地人把音和字搞混了。‘砄’字的意思是石头。《集韵·十六屑》释为‘石’。《邺乘·地理志》引《邺都故事》记载‘魏都邺后，起石塞堰’。可知曹魏时期及其以后建堰是石砌的。堰渠上的桥也可能是石砌的。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石桥是隋朝李春所建的赵州桥。如果高决桥是石桥，比赵州桥要早300多年。高穴村可能是由高砄桥所起的名字。高穴是高砄的转音而来。如果这个看法大体不错，高砄桥当在距高穴村不远的地方。由此看来，高穴村的名字与魏武帝曹操所葬的‘高陵’没有什么关系。”
   
    就相关地名的音义而言，窃以为“髙穴村”跟“高陵”似乎不无关系。《曹操墓研究》的作者认为“决”可能是“砄”的通假字，可备一说。友人刘晓南教授认为，“高决”之“决”本当为“决”；“决”在古代还有一个读音是“呼穴切”，词义是“疾飞貌”；其地离铜雀台不远，命名当与雀之飞跃相关，故取名“高决”。刘说极有思致，值得参考。窃谓鲁潜墓志作“高决”，后来写成“高穴”，其中“决”、“穴”都是“鐍”的同音字，照例可以通用；《汉书·天文志》“晕适背穴”一句下面，三国魏孟康注曰：“‘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这就是“穴”、“鐍”在曹操时代经常通用的实证。“鐍”的古义，指有舌的环，犹如今人皮带上的套环；又指箱子上安锁的环状物，所以它又是“锁”的同义词。如果我们把“高鐍”理解为“高陵”之卫、“高陵”之锁，在音义上也说得通。

三国文化博览

顺便说一说，最近看到《北京日报》1月12日《曹操墓考古事件追根溯源》一文有云：“在正在编制的《安丰乡志》中，西高穴村在明朝之前并没有记载，清朝、民国时这里叫做西高榭。”所谓“明朝之前并没有记载”的说法不能成立，元朝学者胡祇遹（1227-1293）所撰《紫山大全集》载录《耶律氏墓铭》云：“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五日卜葬于安阳高穴村。”可以想见，早在至元十八年（1281）以前，宋代甚至更远的前代就有“高穴村”这个名称了。
   
十四、曹操墓中是不是该有“金缕玉衣”
   
    有的学者在质疑西高穴大墓时提出，墓主未必是曹操，因为墓中没有发现“类似金缕玉衣的过硬证据”。换句话说，就是曹操入殓时，遗体照例应裹上金缕玉衣。
   
    曹操墓中是不是该有“金缕玉衣”？这个问题关系到真假“曹操墓”的判定标准，当然有讨论的必要。从现有的资料看，回答是否定的。在曹操所处的时代，确实有人热衷于死后穿上金缕玉衣，例如《三国志·魏志·东夷夫余传》云：“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把玉匣用金丝连起来，就是所谓金缕玉衣。不过，主张薄葬的曹操不可能在死后被裹上玉匣，因为他的继承人曹丕也主张薄葬。曹丕在黄初三年（222）作终制曰：“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这篇终制跟曹操建安二十三年（218）建寿陵令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曹丕特别强调这样一点：自己死后，绝对不用金缕玉衣。从曹丕的坚决态度可以看出，他在处理曹操丧葬的过程中，绝不会违背乃父的“薄葬”遗令给曹操穿上“珠襦玉匣”。
   
    需要附带讨论的问题是，因为曹操主张“薄葬”，而曹植《武帝诔》又有“既即梓宫，躬御缀衣”一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入殓的。这个影响很大的说法，跟曹操墓中该有“金缕玉衣”的设想形成了两个极端。窃以为“缀”字被解读为补缀破裂之衣，实属误解。《汉语大词典》对曹植《武帝诔》“缀衣”的解说是“帐幄，古君王临终所用”，这一解说值得参考。此外，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说，“缀衣”是“入殓”时的一种特制服装，其特点和功用是：“古人死，小敛之时，以两袋，每袋横缝合一头，又连缝一边，余一边不缝。敛时先以袋自尸之脚套向上，另一袋自头往下；不缝之一边，天子钉带七，尸贮内后，将带缉成结，即所谓‘缀衣’。见《丧服大记》正义。”这一解说非常详细，当然更值得我们参考。基于上述认识，我觉得“缀衣”不是打补丁的衣服。曹操死前几年，就已经命人制作了四箱衣物，按春夏秋冬四季分装，死于哪个季节，就穿哪个季节的衣物，这四箱衣物虽然不若“金缕玉衣”千年不朽，但也绝不至于粗陋到打补丁的程度。
   
    末了，我想说明两点：一，对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锁定“曹操墓”的消息，我觉得“颇为可信”，这个意见在拙文《曹操“七十二疑冢”到底是怎么回事》中曾略作陈述。这里要补充的是，由于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向来为世人所熟知，“曹操墓”的真伪之辨已成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问题，而“曹操墓”的出土文物及考古专家的解说至今还不足以解答社会公众积存已久的种种疑问，以致质疑“曹操墓”的声浪此伏彼起，形成了新时代特有的人文景观；我赞成社会公众积极质疑的精神。这种质疑精神的产物，尽管在质量上精粗不一、高低不齐，但都是促进多学科科学研究的动力。二，多年来，笔者的治学兴趣主要集中在汉魏六朝史、汉语史及古文献学，本文囿于一隅之见，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