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死因分析及巴丘瘟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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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周瑜之死，演义之说自然荒诞无稽，并且会引起无数瑜迷愤慨，在此不提也罢。只是不明白近年来网上出现许多诸如“感冒”、“肺炎、心肌炎”、“遗传病”、“心脏病”甚至“被毒死”之类的说法，令人匪夷所思。（在瑜吧和建安十三年站发现的说法尤其眼花缭乱）

　　 为了揭示公瑾的真正的死因，笔者不惜手指之功键盘之费电能之耗写出偶积聚已久的想法和论证。（其实是为了拿M的《集解》~）

　　其实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完整地推断出公瑾的死因。

　　 首先，史书对周瑜死亡的直接记载十分清晰：
　　1.《三国志·周瑜传》：“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三十六。”
　　2.《三国志·鲁肃传》：“周瑜病困，上疏曰：……”
　　3.《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转载周瑜的遗书：“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

　　根据以上三条，基本可以确定周瑜行军途中在巴丘突然感染疾病去世的。而周瑜遗书中所言“道遇暴疾”也正好与陈寿所写“道于巴丘病”相互印证。

　　下一个问题是，周瑜是怎么感染疫病的呢？这个也很容易找到原因。
　　首先我们简单地了解一下“巴丘”这个地方。公瑾所卒“巴丘”在今湖南省岳阳市附近，距离江陵还有一段距离，在其东南方向，而不是周瑜前期“留镇巴丘”的巴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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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孙策于时始得豫章、庐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镇，应在今巴丘县也，与后所卒巴丘处不同。
　　瑜欲取蜀，还江陵治严，所卒之处，应在今之巴陵，与前所镇巴丘，名同处异也。（《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案）
　　接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曹操南下征孙权经过这个“巴丘”时曾经发生过一场规模很大的疫病：

　　1.《三国志·郭嘉传》里明确记载： “后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

　　刘琮投降后，曹操率领荆州水军向东准备与孙权“会猎于吴”，而行军到巴丘处遇到了瘟（百度）疫，并且可以推断蔓延十分迅速，使得曹操不得不烧掉感染瘟（百度）疫的船只。而《郭嘉传》为太祖讳言，所谓“征荆州还”，读起来似乎是胜利回师后的事，其实正是曹操举荆州之众东征途径巴丘之时，下文就可证明。

　　 2.《三国志·武帝纪》：“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3.《三国志·周瑜传》正文关于赤壁之战明确记载：“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郭嘉传》与《武帝纪》，一个笼统地叙述征荆州返回经过巴丘遇疾疫而回师，仿佛没有赤壁之战这回事，另一个说曹操走过了巴丘，赤壁之战中突遭瘟（百度）疫而撤退，而非因“不利”而败走。
　　同是《魏书》而记载舛互，不过是为曹公之败掩饰罢了。第3条《周瑜传》则完全明确了曹操军是在战前感染瘟（百度）疫这一事实。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瘟疫是从巴丘开始的，并且从战前一直延续到曹操败归都没有消灭。

　　《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我们不对这段曹操负面新闻作任何评价，单说他号称八十万的雄师中何以会出现如此多的“羸兵”？况且无论曹操生性多么残忍，也不至于任自己的兵士被人马所蹈藉，陷泥中而死吧。若果真如此，恐怕也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感染了不治的瘟疫，曹操不得不将他们抛弃了。

　　直到曹军回到北方，瘟（百度）疫的阴影依然不散。十四年春三月，辛未日，曹操下令：“自顷已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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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id="fosi">　　可见这次疫疾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在赤壁败北后，将于巴丘烧掉瘟疫船只之事演义成曹方不战而烧船自退，以“疑谮”孙权、周瑜君臣。[2]而今居然有人仅仅根据曹操这句有意“疑谮”之言，推断赤壁之战是曹操自己烧船而非周瑜之功，实在是张冠李戴了。当时处于军（百度）政漩涡中心的孙权尚且没有上当，何况尘埃落定回首反观的今日？将巴丘烧船与赤壁之战相混淆实在太不应该。  

　　综上可见，巴丘这个地方自从建安十三年的下半年开始便是疫病重灾（百度）区，而周瑜行军到巴丘突然染病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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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三国志·武帝纪》  
　　[2]（曹操）后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瑜威声远着，故曹公、刘备咸欲疑谮之。——《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
　　其实关于建安十三年巴丘的这场瘟疫，周瑜曾经在战前的廷议就预料到了：“（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1]  

　　如其所料，由于巴丘瘟疫的大肆传播，曹营中不仅是一些北方士卒（中国士众）感染疫病而死，而且荆州水军也受到感染，一些战船被迫烧掉，而且人心惶惶，军心不稳，士气和战斗力受到不小的损失。然后曹军乘船沿江乘船东北而上遇于赤壁，本来优势非常突出的大军在此一役中却显得不堪一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瘟疫的肆虐后使得曹军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复当初锐气。  

　　在汉代，还未全面开发的江南地区素来被称为“瘴气”之地，北方之人不习水土自然容易发生疫疾，周瑜由此作出的推断十分合理。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重创曹操军的巴丘瘟疫却也成为危害自己性命的元凶。  

　　那么有人也许会有疑问，在西征途中为什么孙瑜、庞统以及其他人都没有感染记载，只有周瑜染上巴丘之疫了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之前周瑜的经历。众所周知，赤壁之役后，周瑜与曹仁开始了争夺南郡重镇江陵的大战，其间，“瑜亲跨马擽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2]  

　　江陵重镇，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此时身为统帅的周瑜不像某些“军师”从来坐阵后方而不露面，而是亲冒矢石，身先士卒，因此才称得上“雄烈”[3]二字，也正如后来的步骘、诸葛瑾所描述的：“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4]  

　　可见周瑜英锐勇悍的作战风格。这种方式虽然能让士气大振，但主帅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周瑜身中流箭，伤及右胁也是在所难免（难道是受孙策影响？）。  

　　按常理说，将战于外难免受伤，周瑜宿将旧臣，伤处绝不止一二，这次何至于就卧床不起了呢？  

　　童子们请注意了，在这里陈寿用了“疮甚”[5]，而不是“创甚”(见《孙策传》)，其区别在于前者指的是伤口感染，古时没有消毒药品，也没有青霉素，感染的伤口是很难处理的。  

　　而周瑜这时候偏偏又发扬风格，“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逼退曹仁进攻，可见主帅的精神对士气影响之大。但病中强自起兴对于伤势十分不利，何况江陵之战的过程十分漫长，双方拉锯一般相持了“岁余”[6]，对方还是号称曹营第一的“天人”曹仁[7]，陆战经验非常丰富，部队数量庞大，周瑜工作压力想必不小。  

　　此外，与右督程普的“不睦”正好也发生在这个时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8]。总之可以想象他的身体一定恢复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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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5][6]皆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3]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见《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结尾  

　　[7]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见《魏书·曹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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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曹仁传》裴松之注引《傅子》  

　　[8]见《吴书·孙皎传》</p>　　周瑜最终还是拿下南郡，领南郡太守，证明自己的陆战能力也是超一流的。驻军公安的刘备此时往京口讨借南郡，这件事关系到整个战略局势，周瑜极其关注。  

　　这时他未能回京口面见孙权，只是上疏道：“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结果，“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1]  

　　“徙备置吴”的计策虽然有吕范等人的支持却并未被采纳，说明此时的孙权已经愿与刘备、曹操三分天下了，而主张全据长江、二分天下的周瑜当然非常失望。接着，不甘心而且时刻都不闲着的周同学又酝酿了新的计划，即先刘备而取蜀。  

　　这段时间，两次大战刚刚结束，周瑜又开始不停为东吴未来战略部署和天下局势而忧心劳碌，先后，正如陈志所载周瑜遗书：“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3]，公瑾对东吴可谓鞠躬尽瘁。  

　　不知此时箭伤恢复得如何，但知为了这一次计划能够被采纳，他亲自“诣京见权”，请（百度）命取蜀，并提出了一个长远战略规划的初步构想：“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2]（这一规划第一次提出了中西线进军北方的方略，然而一些人对此战略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在此不述。）  
  
　　周瑜认为取蜀之机刻不容缓，丝毫未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未曾想到在巴丘这个地方，自己遇到了给曹军同样重创的瘟疫。此时赤壁之战刚刚结束一年，战争留下的尸骸狼藉和惨淡的民生让瘟疫的“瘴气”持续下来，没有马上散去，加上周瑜可能箭伤未愈，抵抗力弱，很快就感染了“暴疾”。  

　　建安十五年，东吴第一代儒将，三十五岁[4]的周瑜带着一生的传奇和未能实现的梦想陨落于巴丘。令 人不禁想到建安五年，孙策遇刺时，周瑜镇守之地恰恰也叫“巴丘”，相隔十年，名同地异。历史的巧合 似乎暗示着江东双璧早夭的宿命。  

　　综上所述，周瑜的死亡，箭伤是重要的潜在因素，同时“强自起兴”作战使伤势恶化，而瞬息万变的紧张局势下工作压力和操心劳碌也是不利因素，然后政治主战不被采纳、理想无法实现而郁闷是心理条件 ，最后的巴丘之疫是导致死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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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皆见《三国志·周瑜传》  
　　[4]陈志“时年三十六岁”为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