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言行异相：言行不一，沽名钓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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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晋南北朝时期很乱。乱世英雄起四方，城头常变大王旗。乱世中的知识分子，也大体是穷形尽相地各展其能。口中说的，笔下写的，心里想的，手上做的，也就五花八门，以致弄出一些怪异的现象。所谓怪异，即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难以划入主流价值形态和行为规范，但在特定时期，却又是社会瞩目乃至追捧的时髦，我们统称之为异相。拿两晋南北朝来说，知识分子们写的不少诗文，便异相纷呈，读之要格外小心，切莫把他们说的和写的，当作他们想的和做的。观其文，还要察其行，更要知其底，方能识其人。
　　南北朝写点诗文的知识分子，言行不一的异相，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异相，本来热衷功名、攀龙附凤，却在笔下故作清高，标榜出世。针对这种异相，毛泽东1975年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说道：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
　　两晋时期，玄学盛行，清谈勃兴，濡染了一大批达宦文士。其背后当然也有一点与乱七八糟的当局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但此风一旦成为时髦，就有人追风而言、而写。似乎不玩点酷，就是自贬身价，就难以立足。当时社会推崇的酷，不光是善写诗文，还必须在诗文里向世人宣达自己不屑与尘世为伍的高蹈情志。
　　人们都读过西晋时期石崇斗富的故事，也都知道这位石崇是靠抢掠商贾以致巨富的怪人。他的官也做得不小，奢靡之名更是远播，但却偏偏是他，竟也舞文弄墨，写了《思归叹》、《思归引》诸多诗篇，反复宣称自己超逍遥兮绝尘埃，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知道其为人的读者，便会觉得是在搞笑。这位石大人写出这些搞笑的东西，实际是因为他在仕途倾轧中一时失意而已。一旦用恬淡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就觉得可以维持一些残存的尊严了。如果说，石崇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还算不得什么角色的话，那么，他的朋友潘岳，却是文坛上有名的人物。这位老兄的有名，除了嗜谈庄老外，更在于他的有些篇章哪怕是为文造情、违志作诗，也还算过得去。如其有名的《闲居赋》，以老庄自饰，声称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又作《秋兴赋》，表示要逍遥乎山川之际，放旷乎人间之世。然而，《晋书·潘岳传》却揭了他性轻躁，趋时利的老底。他和石崇等人常常等在权贵贾谧的大门前，每候其出，便望尘而拜，到底是希望手握大权的贾谧能够看到自己对他的向往和归心。知道了潘岳的这番媚态婢膝之状，再看他写的放旷乎人间之世一类文字，不知人们该作何感想。很像今天有些人喜欢在屋里挂着郑板桥写的难得糊涂，其实是提醒自己在名利场中做事情千万不要犯糊涂。事实上，无论是石崇还是潘岳，最后都耐不住寂寞，参与西晋的八王之乱，同时被杀。由此想到南宋朱熹的一个观点：晋宋人物，虽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他们笔下的那类装点门面的作品，也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的那样，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对两晋期间这类人物，毛泽东直接评点过的是大哲学家、清谈派的代表人物郭象。毛泽东读《晋书·郭象传》的批注是：郭象无行。毛泽东的这个评语，一是指郭象以清高扬名，最后却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一是指郭在学术上有剽窃向秀《庄子注》之嫌。
　　第二种异相，表面上安于恬淡，忘情山水，好像是不过问政事，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满，一有机会总还是要发点牢骚的。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山水诗人谢灵运便是其中做得比较到位的一个。如果说，石崇、潘岳者流的心口不一属于喜剧和闹剧的话，那么，谢灵运的选择则多少有点悲剧的味道了。毛泽东便从谢的诗歌中看到他进退失据的内心痛苦和矛盾。对此，本书前面一篇已详细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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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异相，是在对仕途绝望、对功名绝念后，达到了内心世界的平衡，而决意退隐。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声称退隐甚至真的远离尘世的知识分子的确不少，但其中大多数仍属装模作样。不过，在东晋和刘宋，倒真有一个高人，不是那些伪装恬淡者所能比拟，甚至也超越了谢灵运的内心矛盾，大体上算是心口如一，言与志同。不用说，那就是陶渊明。后世看重他，主要原因不是他有什么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让人感念和遗憾，而是他确实对官职做到了真个能够不要。有学者说他是读书人中最想得开的，其实，他的想得开，实在是因为其个性无法适应仕途。陶先生做了几天县令，深感违己交病的痛苦。痛苦为何？是因为深受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的影响，不愿降志辱身与人周旋，于是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真的归隐山野，并且一去不回。在生活困苦得偃卧瘠馁时，后来建立宋王朝的刘裕要他去当著作佐郎，他不理睬；刘宋朝初期，江州刺史檀道济再次劝他出仕，他也拒绝了，连檀道济送给他解燃眉之急的米肉也麾而去之。了解陶先生这番行为，读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饮酒》、《归田园居》诸作，倒也心生敬意；咏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诸句，也感亲切可信。可惜，历来文人，真能做到陶先生这个份上的，实在数不上几个，陶令和陶诗也就显得格外珍贵。所以珍贵，一是学不来，一是不可学也不必学。毛泽东同芦荻谈话时就评论说：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像陶渊明，就过分抬高了他的退隐。想想，其情志与诗文固然相合，但在历代社会，读书人不是总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吗？结果你却躬耕田亩，把说说而已的事情当了真，白白浪费了教育资源不说，忘却了自己更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实在是有违士子们的共识。再说了，如果真的像老庄宣扬的那样，全社会都绝圣弃智，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陶然自乐于山野之间，文明的脚步还怎样向前？从这个角度讲，陶先生的选择也就属于一种异相了。
　　第四种异相，是一批宫廷御用文人的选择，他们只是把自己的知识、才华乃至情感当作谋生的手段，胸中未必有什么大的政治抱负和对时事的定见，甚至也不需要真情实感，只要哄得上面高兴即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周围，就有这样一批人，热心于写作他所倡导的轻靡绮艳的宫体诗。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陵和庾信，当时即号称徐庾体。吟咏宫廷琐事，竟也成体，可见追摹此风者不少。但留下来的都是形式艳丽、内容空洞的奉和应制之作，如庾信的《咏舞》、《奉和示内人》等，用后世的话，实属危国之音。
　　不过，这类文人，一旦脱离开需要他们的土壤和环境，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后来，徐陵出使东魏，庾信出使西魏，皆被扣留，两人的命运陡然拐了一个大弯，内心感受的变化可想而知。北齐代东魏之后，徐陵给掌权的北齐仆射（似于宰相）杨遵彦写信，陈述思乡念国之情，其中，东平拱树，长怀向汉之辈；两济孤坟，恒表思乡之梦。千祈以屡，哽恸增深，都是词义深挚的文句。这期间，他也委实作了不少很有思想内容的诗，如《出自蓟北门行》。后来，他回到了南方，尽管已是陈氏王朝的天下，但生活在不知不觉中恢复到了从前，徐陵又安然地做起宫廷文人来，卖力地替陈朝君王填写淫声媚态之作。能传于后世的作品也就寥寥，成为昙花一现的诗人。与徐陵不同，庾信一直被扣留在北方，生活了29年，最后客死他乡。出使被留并屈仕于敌国，是庾信生活、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其诗文的内容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27首《拟咏怀》中。其第20首云：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其面虽可热，其心常自寒。这种因为屈身事敌而感到面热心寒的
　　尴尬处境，经常折磨着他。其《寄王琳》云：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境界开阔，感情真切，怀念故国的痛苦溢于言表。代表庾信创作高峰的，是脍炙人口的《哀江南赋》和《枯树赋》。前者描绘了人民流亡的生活图景，对梁朝君臣的昏庸苟安也作了沉痛的指责。怀念故国的深沉感情，更是入木三分：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后者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喜诵之作。毛泽东晚年很喜欢诵读庾信的《枯树赋》。1975年4月至9月，他曾五次让人为其读《枯树赋》。每读至赋末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诸句，毛泽东都沉默不语，怆然陷入沉思。可见此作的感染力。对庾信的其他作品，毛泽东也很稔熟。1949年冬，他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章士钊、刘斐、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时，大概知道语言学家符定一有一句口头禅是你认得几个字，便把庾信《谢滕王赉马启》中的一段顺口背了出来：柳谷未开，翻逢紫燕；陵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接着风趣地问符定一：他（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
　　后人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如果单单是老，却不感时事，没有真情实感，恐也难更成。正因为有了特殊的处境和心境，庾信及其诗文便脱开了早年的轨道，和徐陵分手了，也和当时知识分子的那些异相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