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策是统一策还是均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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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诸葛亮在隆中能为前途渺茫的刘备规划出了既不是四分，也不是二分，而恰恰是三分天下的计策，不能不说诸葛亮远见卓识。这显然是褒论。也有人认为，诸葛亮在曹操北有公孙，西有马超、韩遂，北方未有全定的情况下，在孙权偏隅江东数郡内忧外患自顾不暇的情况下，就为刘备设计出鼎立之局，真是佩服诸葛亮先知先觉。这带有些贬义，或者说是疑义。我暂不论这褒贬二论，只指出一点，这两论显然都倾向隆中策是一个均势策。

　　我既不高看隆中对，但也不低视之。诸葛亮说的不是三分计，而是大致的曲线救国的战略之策。从三分的结局说诸葛亮事先就规划了三分显然不对。汉家天下到底将成什么样的格局，诸葛亮是不清楚的。诸葛亮主要是针对刘备的情况，针对天下的大势，给刘备说了一条可以逐鹿中原的路线。诸葛亮认为刘备要想夺取中原，完成统一之业，曹操是头号大敌，这一点其实刘备比诸葛亮更清楚。曹操以弱胜强打败袁绍，诸葛亮认为刘备谋划的好也可以做得到。辽东的势力，雍凉的势力，在诸葛亮看来只是割据的势力，不是争天下的势力。诸葛亮认为曹操大敌当前，江东小有根基（诸葛亮断定孙权要比刘表、刘璋有所作为），刘备最好宜与之结援，只要拿下曹操，江东大概不战可屈之了。正象西方人说中国缺少均势理论一样，诸葛亮的隆中策从总体上主观上还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不是均势的理论（尽管它在具体上客观上有均势的成分）。

　　基辛格说：“欧洲身陷均势政治之中，是因为其第一选择，即在中世纪统一诸国的美梦幻灭后，遗留下一群实力相去不远的国家。当这一群国家不得不相互打交道时，仅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是有一国变得异常强大，得以宰制其他国家，最后形成帝国；要么是没有一国有足够的国力能够完成一统天下。在后一种情形下，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联合的压制。换句话说，便是取得一种权力的均衡。”（《大外交》第5页，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出版。）

　　亨廷顿说：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1页，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

　　中国秦汉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后，均势政治确实有些阙如了，但东周时代，均势政治是不输统一政治的。战国张仪连合六国以事秦，谓之连横。盖东西为横，秦地偏西，六国在山东，故合六国以事秦曰连横。这是著名的统一政治。战国苏秦说六国合而摈秦，谓之合纵。盖南北为纵，六国地亘南北，故连合摈秦曰合纵。这是著名的均势政治。这与基辛格说的“最具侵略性成员的言行会受到其他国家联合的压制”如出一辙。为何连横得逞，合纵泡汤，这不是本帖要深入讨论的。

　　基辛格在其《大外交》里说，均势很少是来自刻意的安排，反而常是为了阻止某一国扩张的野心而形成的结果，十七世纪欧洲的均势便是因围堵法国而产生。最初均势几乎完全是偶发的结果，不是国际政治预设的目标。英国成为欧洲均势的保持者，最初是情势使然，后来则是主动采取此种策略。若无英国如此执着地扮演这个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十八或十九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当代登上欧洲盟主地位。英国对欧洲除均势外别无所求（虽然对海外殖民地极贪得无厌），英国一旦择定方向，它便会坚持到底，令人产生信赖感，因此英国在稳定欧洲局势上可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我们可以这样说，东西方原本有很大的相似性。只是罗马帝国解体后，再行统一的力量均未能如愿，均势的概念得以深入，这未必就是必然的。而周王朝灭亡后，却接连出现秦汉帝国，统一的概念几乎成了金科玉律，这未必不有偶然因素。我曾说过，在东周诸侯一片兼并的大潮中，一晋三分显得有些反常。晋若不分，秦之东扩将相当困难。秦晋齐楚的四方格局可能会形成。当然，六国若都能抱定苏秦合纵，不为张仪连横所动，七强并立之势也是可以存在的。

　　有人说，西方民族意识非常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等都有极鲜明的个性，虽处欧洲一陆，但却各保传统。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均势政治的结果。汉人这个概念起于汉朝。汉时兵威远震，外族均称汉朝人为汉人，魏晋以降，仍有此称，由是中国人遂自名为汉族。汉朝前的秦朝曾统一文字等。这些使中国人有了一定的凝聚力。如果不是这样，战国格局定型，齐楚燕韩赵魏秦可能与法德英意等差不哪去。吴王欲北伐，伍子胥说宜伐越，越与吴同类，占之便占之也，中原人与吴人有差，语言都不同，南腔北调，占也白占。村夫可以向洋人说声哈喽，可却无法向大上海、老广东说声好，我是东北那嘎嗒的银。大统越千年，可地域差别仍然相当大，纸上网上常见南北揶揄，东西嘲讽的东西，这些不比欧人相互埋汰的程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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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方的地理也没有什么绝对的。阿尔卑斯山高，但隔绝不了翻越，长江长宽，阻止不了涉济。导致林立合并的原因主要是人的行为。

　　秦汉的英雄尝到了混一六合的甜头，遂使后起之辈皆野心勃勃，都以打天下为己任，合纵策渐渐沦为懦夫的哲学。《三国志·张既传》记：东汉末，张既与游殷论霸王之略。这说明霸王之略是士大夫中流行的概念，大概就象我们今天谈论民主和专制差不多。群雄割据，很少人谋求多边体系，多是想重整河山，这就是一些同盟不能久存的原因。沮授说袁绍，拥北方四州，可济河取天下。曹操据兖州，毛玠说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孙权在江东，很多人认为孙权只是限江自保，无上岸之心，但周瑜、鲁肃、沈友等均向孙权进献帝基策，孙权只是暂不声张而已。曹操说刘表是自守之贼，不足虑。刘表在官渡之战，既不援袁绍，也不助曹操，多数人认为不足取。不管刘表是考虑四境未安，还是要作壁上观，但他持中立的立场在客观上无疑导致了均势。袁绍败北，统一梦破灭了，他的力量基本与曹操平衡，曹操不敢轻易南下，这应该是刘表最愿看到的结果，荆州的危险减轻了。只是袁绍命舛，不久忧死，子嗣如犬，最后做了曹操的前驱。刘表很快也步袁氏后尘而去。

　　前一拨均势很快在纷乱中过去，但后一轮均势似乎可告安定了。吴蜀连手共治曹魏，现实使然，三方在力量面前妥协了下来。客观虽然如此，但积极进取的精神从未有歇息过。曹魏还是要一个个收拾，吴蜀也不停地要完成东西对进。孙权谓邓芝曰：若并魏，吴蜀分治，不亦乐乎！邓芝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吴不臣蜀，争天下之战方始耳。孙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耶！可见，邓芝将蜀汉的统一政策表述的非常清楚。这一政策与隆中对是一致的。诸葛亮、孙权为了不甘落后，为了最后的决战，遂积极扩军北伐，好象他们真能轻易打败曹魏似的。如果隆中对是均势理论，那么诸葛亮在鼎足之后就应该进一步寻求多边安全体系的建立，但显然，他不是这样做的。

　　司马炎准备对东吴发动最后一击，强行统一。山涛说不如存之为警惕。我看这是一个独特的刻意的均势安排。弱势群体联合抗拒强权是一般分寸，让猎人放走枪下的兔子则是鲜闻，除非他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可动物保护主义者难为猎人，两者基本不兼容。山涛的意思是留个竞争对手利于晋的巩固，把它兼了过来可能会带来懈怠。可司马炎这个世家猎手对到手的猎物怎能放过呢？刻意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实力决定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