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三国两晋

本初公路

目录：
001王济
002裴楷
003裴秀
004王浑
005孙楚
006卫瓘
007贾充
008王沈
009郭淮
010毋丘俭
011孙资
012裴潜
013温恢
014贾逵
015王凌
016卫觊
017徐晃
018张辽
019华佗
020康僧会


001王济

    王济，生卒年不详，字武子，太原晋阴(今山西太原)人。西晋大将军王浑的次子。王济才华横溢，风姿英爽，气盖一时，被晋武帝司马炎选为女婿，配常山公主。王济爱好弓马，勇力超人，又善读《易经》、《老子》、《庄子》等。文词俊茂，名于当世，与姐夫和峤及裴楷齐名。王济官拜中书郎，骁骑将军、侍中等职。在朝中与孔恂、王恂、杨济并列，武帝自豪地向大臣们说： “联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王济善于言辞，深得武帝宠幸。他晋升很快，并非是因为他是武帝的女婿，而是因他的才于所致。王济虽然外似弘雅，但是内怀忌妒之心，并且好以言伤人。他因王浚与王浑有矛盾，常排挤王浚，因而受到世人议沦。

    武帝为巩固自己和儿子的帝位，把亲弟弟齐王司马攸贬出，王济不仅自己为齐王攸求情，而且派常山公主与甄德妻长广公主到武帝面前哭诉求情，请求武帝把齐王攸留下，因而惹怒武帝。武帝向侍中王戎说： “兄弟至亲，今出齐王， 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夹哭人！”因此王济官迁国子祭酒。王济与堂兄王佑不和，被王佑排挤而迁居北芒山下(今河南洛阳市北)。

    王济生活十分奢侈，挥金如上。当时洛阳土地昂贵，王济买地为埒(埒专指马射场的围墙)，并且用钱辅地，被当时人称为“金沟” (一作金埒)。王济还与当时有名的富豪王恺(武帝舅父)射牛比富。王恺家有一头牛名叫“八百里驳”，王济以钱千万与王恺进行射牛打赌。王恺自以为比王济箭法好，让王济先射，结果王济一箭将牛射死，并立即命人把牛心挖出，畅长而去。有一次，王济在家宴请武帝，美味佳肴，甚是甘美。武帝问，这是怎么做的?回答说： “以人乳燕之”。武帝听后，很不高兴，中途退席而去。由以上几件事情可以看出王济是一个十足的“奢侈狂”，反映出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王济虽有才华，但无甚业绩，年46岁，先其父王浑而亡，追赠骠骑将军。

    著有《晋骠骑将军王济集》2卷，已佚，《全晋文》辑其佚文4篇，《艺文类聚》收其诗一首。

002裴楷

    裴楷，字叔则，生于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年)，卒于西晋惠帝j元康元年(291年)，享年57岁。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西晋时期重要的朝臣，也是称著当时的名士。

    裴楷祖父裴茂，后汉灵帝时历任郡守、尚书；父裴徽，曹魏时官至冀州刺史。裴楷少时聪悟有识，很早就以善谈《老子》、《易经》而知名于世。曹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他由大将钟会推荐，做了辅政的大将军司马昭的燎属，后升为尚书郎。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司马炎为中抚军大将军，副相国， 选任僚属，裴楷又被选为军事参谋。司马炎即帝位，他先后做过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河内太守，后入朝为屯骑校尉、右军将军、侍中。与山涛、和峤等人同为司马炎身边近臣。从咸熙元年到司马炎泰始四年(268年)，他还参与了晋朝法律的制定，其中的科令条文便是由他来制定的。司马炎认为这部法律是晋朝至关重要的典章，亲自讲解，让裴楷在朝臣中宣读。满朝文武都为裴楷的口才而叹服。

    在眼随晋武帝司马炎期间，裴楷能拾遗补阙，以朝廷大局为重，抑制权臣，悉心于西晋王朝的治化。裴楷曾劝司马炎要善于引贤纳谏，弘扬正气，不要把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人财产，为所欲为。当时权臣贾充结党营私，权做一时，裴楷也提醒司马炎防止这些人弄权营私，损害国家利益。裴楷常为司马炎讲三王五帝的治化之迹，以及汉魏盛衰的原因，希望他能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治理好国家。

    西晋王朝从建立起，内部就交织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晋武帝司马炎时期，裴楷的地位不高，但由于他常在司马炎的身边，又受到司马炎的赏识，具有相当的权力。所以，—些分封的王候以及一些高官往往还要攀附他。裴楷深深了解西晋王朝内部这种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不亲朝贵，不附王侯，从而保全了自己，也为国家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裴楷与司马懿之子，被封为汝南王的司马亮，以及司马炎的夫人杨皇后之兄、车骑将军杨骏都是儿女亲家。晋武帝司马炎在世时，曾经有传位于司马亮的意图，但由于受到杨氏外戚等人的阻挠，未能实现。司马炎临终，留遗诏让司马亮辅政，但这封诏书又被杨骏扣留。所以，司马炎死后，围绕着辅政问题，杨骏外戚势力与司马亮之间的矛盾斗争就加剧了。不久，杨骏被司马亮诛杀。可是，司马炎之子，分封为楚王的司马玮又与司马亮展开了权力斗争，终于起兵杀死了司马亮。在这接连不断的权力斗争中，裴楷始终避其锋芒，求得在权力斗争之外做—些事情。他在杨骏辅政和专横不法的时候，做了太子少傅，专以辅导太子为务，不再过问朝政：后来，在司马玮与司马亮争夺权力的斗争时，他又求出外镇，做了安南将军。直等这些斗争平息之后，他才入朝，与张华，王戎等人共掌朝廷机要，做了中书令。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保全自己，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国家能够安定和兴盛起来。当时的王浑就说他“性不竞于物”， “安于淡退”， “有识有以见其心也”。

    在学术上，裴楷信奉《老子》、《周易》，属于“正始之音”的清淡名士流派。所谓“正始之音”，即指曹魏正始年间玄学清谈之风，代表人物是何宴、王弼。其内容，正象顾炎武《日知录》中所说， “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自此之后，竞相祖述。”但从裴楷本人来看，他还很关心西晋的治乱，不能说不颇主之安危。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术上的信仰。究其原因，就是，当时的名士崇尚老庄，—方面是祟尚老庄放达自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崇尚《周易》、《老子》中的理辨思想，所以有人说“正始之音”，实质上是“理赌”，即理辩，是很有根据的。裴楷也是善于理辩的名士，当时的人就将他与王衍相比，也说明了这一点。《世说新语》也记述了有关他豁达善辩的一些故事。例如晋武帝在登基后，曾卜卦预删西晋的命运，得了个“一’字，晋武帝很不高兴，以为只有一世，大臣们也个个相顾失色。裴揩却依照何宴的《老子注》解释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以为天下员”，使得大家顿时转忧为喜。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老子思想的阐发。对于魏晋玄学，不能用“玄虚缥缈”来概括，对裴楷的学术思想，自然也不能轻易否定。 ·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对于官职的荐举，很大程度上以名士的品评为标准。裴楷对当时人也多所品评，举荐他们担任了一定官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能够这样做还是很可贵的。同时，他与当时的名士都有广泛的交往，对我们研究魏晋学术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003裴秀

    裴秀，字季彦。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年)，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魏普时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著名地图学家。

    裴秀家族为当世名门，祖父裴茂，为东汉尚书令。父裴潜，为曹魏尚书令。裴秀自幼好学， 8岁能属文，有人把他比之为颜渊、冉有，子夏等人，并有谚语说； “后进领袖有裴秀。”毋丘俭在做渡辽将军时，将裴秀推荐给大将军曹爽，曹爽任他为椽属，令袭父爵为清阳亭侯。裴秀2s岁时，又迁黄门侍郎。曹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杀死曹爽，裴秀亦被免官，旋起用为廷尉正。司马昭为安东将军及卫将军时，裴秀又任司马昭的僚佐，参与军国大政。后迁散骑常侍，随司马昭讨平诸葛诞，因功迂尚书，迸封为鲁阳乡侯，增邑千户，后又迁尚书仆射。在司马昭立嗣的问题上，裴秀力主立嗣以长，主张立司马炎为世子，为司马昭所采纳。司马昭改定官制，裴秀司其事，建议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制，当时有600余人获封。裴秀亦进封为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一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

    司马昭死后，司马炎继立为晋王，执掌朝政，裴秀以定嗣之功，拜尚书令，左光禄大夫，加给事中。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行禅代之事，自立为普武帝，裴秀进封为钜鹿郡公，邑三千户，—时颇邀恩宠。虽然朝臣之中，不时有人攻击裴秀，晋武帝却一力袒护，反而提拔裴秀为司空，成为三公之一。裴秀在任对朝制多所创立，后来奉为故事，遵照执行。他任司空仅4年时间，因误服药饵，暴亡，享年47岁。晋武帝特下诏褒奖他，并给予厚葬。咸宁初年(275年)，又与石苞等并为王公， 配享庙庭。

    裴秀博学洽闻，留心政事，他以司空之职兼掌图籍，接触到很多历代地理地图资料，因而对地图学产生极大兴趣，认识到了舆图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曾说： “图书之设，由来尚矣。 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可是，当时西晋朝廷秘书省所收藏的只有汉代绘制的《舆地图》和《括地图》等，比例、方位都未考定，粗形虽备，却不够精审，不足为据。至于上古和秦代图籍，则早巳荡然无存。裴秀因而“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波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国县邑，疆界乡陬，及古国盟会旧名，水陆径路。”精心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篇。其后，又将原来用80匹缣绘成的《天下大图》改绘成易于参阅，更加精确的《地形方丈图》，比例为—分十里，一寸百里，收藏，携带，披阅都要比《天下大图》方便得多了。后来，唐代张彦远在其名著《历代名画记》中，将《地形方丈图》列入了“古之秘画珍图”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裴秀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编绘地图的科学方法，并据此指导其他图的绘制工作，这就是著名的“制图六体”，实质上就是裴秀创造性地提出的关于指导地图编绘的六条科学理论原则。即： “一曰分率”， “二曰准望”， “三曰道里”，“四曰高下”， “五日方邪”， “六曰迂直”。其中“分率”即比例尺，在地图上以—分或一寸来代表实际的地面距离长度， “所以辨广轮之度也”。 “准望”即方位，在地图上确定各地的方位， “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道里”即道路的距离长度和走向路线， “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高下”即地势的高低；“方邪”指道路的形状，方指道路如矩，邪指道路如弓； “迂直”即道路的曲直。 “高下”、 “方邪”， “迂直”三种情况要逢高取下，逢方取邪，逢迂取直，以确定其水平直线距离。 “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七也。”这六条原则又是相互关联的，所谓“有图象而五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隅，必失之于地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以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淆，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准望”，裴秀指出， “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同时，裴秀又将数学方法引入地图编绘过程，并给予相当重视。他说： “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可以证明裴秀巳在地图绘制中运用了数学的比例运算方法。此外，测平远方地物间水平直线距离的“
    重差术”也得到应用。

    裴秀所提出的“制图六体”，是中国古代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沦，以其科学价值而在中国地图学史上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并对后世的地图学产生了巨大彭响。自三世纪直至明代西方地图及其编绘方法输入中国之前，一千余年间，中国的地图绘制，在方法上基本未能超越裴秀的“制图六体”。如此卓越的成就和伟大贡献，使裴秀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地图学家。

004王浑

    王浑，字玄冲，生于三国魏黄初四年(223年)，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其父王昶是魏国司空。王浑承袭父亲京陵侯之位，属魏大将曹爽部下。嘉平元年(249年)曹爽被杀，王浑随之免职。后来又被起用于怀县(今河南沁阳县)令，参与文帝曹丕的安东军事，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熙年间(264—285年)为越骑校尉。

    王浑曾辅佐晋朝武帝司马炎和惠帝司马衷两代君主，在晋初的军事和政治上作出了—定贡献。特别是在对吴作战方面功绩显著，因此官职累累升迁。 “浑所历之职，前后著称”。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封扬烈将军、徐州刺史，泰始九年(273年)任豫州刺史、征虏将军、监豫州诸军事，咸宁三年(277年) 升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太康六年(285年)升为征东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太熙元年(289年)又升司待，惠帝即位加侍中。王浑在西晋官场上，职位级级上升，官至侍徒、侍中。

    王浑的军事功绩主要表现在征东伐吴方面。在任征虏将军、监豫州诸军事，领像州刺史期间，吴将薛莹、鲁淑率军10万分别向弋阳(今河南黄川西)、新息(今河南息县)进攻。当时正值豫州军队放假休息，王浑只率领一旅豫州兵偷渡淮河，出其不意地击败吴军。因作战有功，所以封其子王尚为关内侯。在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时，王浑派扬州刺史应绰攻打吴皖城(今安徽潜山县)，梵毁粮食180斛，稻苗4千余顷，船只 600余艘。王浑自己陈兵东疆，观察地形，监视敌情，准备对吴大举进攻。咸宁六年 (280年) 派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打寻阳(今江西九江市西)，濑乡，既而又攻打牙门将孔忠。吴军大败，并俘虏吴将周兴等5人，王浑又派李纯打败吴将俞恭，斩俘吴军官兵多人。吴将陈伐和朱明因惧怕晋军而投降王浑。吴丞相张悌、大将军孙震等率军数万直指城阳(今山东营县、沂南、蒙阴县东)准备与王浑决战，被王浑所派司马孙畴、扬州刺史周浚击败，并杀死张悌、孙震，斩俘吴军7800人。吴人大为震惊。在晋军大胜，吴军大败的形势下，吴末帝孙皓派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向王浑送上所签降书，表示愿意投降。在这紧急关头，王浑“自以先据江上，破皓中军，案甲不进，致在王浚之后”。王浑部将王浚乘胜前进，率水军先王诨一天攻破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接受孙皓投降。王浑对王梭先己进石头城接受孙皓投降，羞愧气忿，极为不满，濒濒上奏，诉说王浚违圣旨，不听指挥等罪状。晋武帝为安慰王浑，特意下昭，表彰他“督率所统，遂逼秣陵(今江苏省江宁县南秣陵关)，令贼孙皓救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又摧大敌，获张悌，使皓途穷势尽，面缚乞降。 遂平定秣陵，功勋茂著。其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封个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由此可见王浑在征东伐吴中的功劳和武帝对他的信任。但是，从王浑对于浚的态度，也可以看出王浑气量狭小，因而受到当时人们的讥讽。

    楚王司马玮欲害汝南王司马亮，公孙宏向司马玮推荐王浑，他说， “大王今举非常事，宜得宿望，镇压众心。司徒王浑素有威名，为三军所信服，可请同乘，使物情有凭也。”司马玮采纳公孙宏的意见。但是，王浑装病推辞，回家休息，不予接受。王浑以家兵千余人保卫自己，闭门不出．以拒绝司马玮的要求。后来，司马玮因假传圣旨被斩，王浑才率兵赴官。

    王浑在地方治理方面也有—定的办法。在任徐州刺史时，当地发生饥寒，王浑开仓救济，受到百姓的信赖。灭吴后，王浑升任征东大将军，复镇寿春，当时吴人在新政权统治下，心里非常害怕。由于王浑“不尚刑名，处断明允’，所以“座无虚席，门不停宾”。江东人士无不喜悦。由此看出王浑对新占领区治理有方。

    武帝和惠帝对王浑比较信任，王浑在参与议论朝中军政大事，或回答帝问时，也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陈述理由，说明利害，他的意见和建议多被采纳。

    王浑死于西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终年75岁，谥元。

    著作有《司徒王浑》5卷，已佚。《全晋文》据《御览》，《艺文类聚》、《通典》等辑其佚文9篇。

005孙楚

    孙楚，字子荆。约当生于曹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 ， 卒于西晋惠帝元康三年(294年)。太原中部(今山西平遥县)人。西晋文学家。

    自东汉以来，孙氏即为中都大族。孙楚祖父为曹魏时中书令孙资，逊位后官赠骠骑将军，其父孙宏，亦宫至南阳郡太守。孙楚自幼才藻过人，但却恃才自负，高傲不群，在乡里没有好的声誉。在以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的制度下，他的青年时期只得在家乡渡过了。直到4O岁出头，才到当时的镇东将军石苍幕府中参谋军事。不久，入朝廷，为佐著作郎，辅助修史。魏元帝曹奂景元后，石苍位至骠骑将军，孙楚又回到石苍幕府参谋军事。由于他自负才气，很瞧不起他的武夫上司，常常在言语上表现出对石苍的不敬。石苍为报复他，曾上书朝廷，说他讪毁时政。孙楚得知后，立刻上书自辩。一时间，两人关系更趋紧张。同时，孙楚还常常与他的同乡人、任尚书的郭奕口舌相争，使得朝廷达官对他都有意见。晋武帝司马炎虽然表面上没有治他的罪，但内心中也责怪他，所以对其放置不问，遂使他数年无官可做。

    晋武帝司马炎泰始末午，封司马懿之子司马骏为扶风王。孙楚原与司马骏关系较好，即到司马骏那里做军事参谋。后到地方任过县令，转任朝廷禁军司马。晋惠帝即位后，孙楚出任了冯翊太守，直到去世。

    孙楚仕途曲折坎坷，但他以其超群的才藻，给后人留下了一些诗赋、书信等，为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料．孙楚的作品至南朝梁时，即有编定的集子，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他的集子共有6卷。到清朝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共收录他的赋17篇，另外，还有奏议，书信等。

    从保留下来的作品看，他关心现实，特别是对于当时以品第选人的制度深怀异义。据《晋书》本传记载，孙楚在禁军中担任司马时，有一次，有人传言说在武器库的井中发现了龙。朝廷大臣就此事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是吉祥之兆，上表称贺，也有认为龙蛰于井中，是不祥之兆，保持缄默。孙楚就此也上了一封奏章，借题发挥，认为是西晋朝廷不能举贤任能的象征。他说：“夫龙或俯鳞潜于重泉，或仰攀云汉游乎苍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虾者，岂能管库之士或有隐伏，厮役之贤没于行伍。故龙见光景，有所感悟。”他劝告普武帝耍“赦小过，举贤才”，就象殷王武丁渴求得到博说，周文王寻求姜尚那样， “申命公卿，举独行君子可惇风厉俗者，又举亮拔秀异之才可以拨烦理难矫世抗害者，无系世族，必先逸贱．”这种用人思想，是对世族统治的反抗，能在当时提出来，足见其胆识过人。

    可以说，这种思想，贯穿在他的整个活动中。他在一篇《杕杜赋》中也曾说过， “无用获全，所以为贵；有用获残，所以为贱，”激烈地抨击当时的门阀制度，认为那些达官显贵，都是无用之徒，而那些贫贱有用之人，却多遭残害。在另一篇《论求才》中，他更直接了当地说： “假若秀才答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通，此乃雕虫小道，何关治功？得人以此求才，徒虚语耳！”从这些议论中，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仕途坎坷，久不得遇了。

    尽管孙楚仕途坎坷，但他并不逃避现实，对现实仍然充满乐观态度。在他的诗赋中，很少颓废厌世之调，而是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奋发精神。他的《登楼赋》对长安城内外景象的描述，便是一例。其中， “牧竖吟啸于阡陌，舟人鼓枻而扬歌。营巷基峙，列室万区，黎民布野，商旅充衢”数句，将长安城外的田园风光及城内市区景象，描写的历历在目，逼真可信。表现了对生活的热爰和对现实的追求。

    孙楚的送别之作对人生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例如他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一首》便是这样。 “天地为我炉，万物—何小。达人垂大观，诫其苦不早。”表现了对死生的无虑，以及对征人的深切慰勉。

    孙楚青年时期，就与同郡的王济过从甚密。王济十分赏识他的才华，对他的评价是： “天才英博，亮拔不群”。他的《除妇服诗》作成后，首先拿给王济看，王济看后感慨不己，说它是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真正充满了感情色彩，能够打动人心。说明他的早期作品就达到了—定的艺术境界，也说明他的作品是缘情而发，不是无病呻吟。他在魏晋文坛上虽然不可跻身前列，但也在当时文学发展道路上铺上了一块小小的石子。

006卫瓘

    卫瓘，字伯玉。生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卒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西晋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 卫瓘在曹魏末年任廷尉卿，曾监邓艾、钟会军灭蜀汉。晋武帝时官至司空。惠帝初，进位太保，不久为贾后所杀，享年72岁。

    卫瓘出生于儒学官宦世家，祖父卫嵩在汉明帝时是著名的儒士。父亲卫觊，任曹魏尚书。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父辈的熏陶，卫瓘青少年时就以“性负静有名理，明识清允”，受到邻里、亲朋的称赞。他10岁时丧父，从小便磨炼自立的能力。年仅20岁就做了曹魏的尚书郎。当时魏国法度严苛，权臣专政。但卫瓘则坚持秉公办事，不亲不疏，尤其是涉及大大小小的诉讼，总是明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人信服。这lO年间以其功德历任通事郎、中书郎、散骑常侍等职，陈留王曹奂即位后，官拜侍中，持节慰劳河北，转廷尉卿。 魏元帝咸熙元年(263年)，卫瓘以镇西军司职，监邓艾、钟会灭蜀，致使刘禅投降，蜀国灭亡。平蜀之后，由于权力之争，邓、钟二将跋扈，钟会率先举兵反叛。卫瓘在危急情况下，利用矛盾，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纠集诸将平钟会，斩邓艾，表现了他在危难中的大智大勇，并以克蜀之功，迁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东将军，加封菑阳侯。

    西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废掉了魏国的最后一个皇帝曹奂，建立了西晋。这个时期是卫瓘政治上得心应手的时期，也是倍受晋武帝信任的时期。他先后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征东大将军， 青州牧等职。所在职内，皆有政绩。当时的幽、并—带，东有务桓、西有力微，他们拥兵自据，各霸一方。卫瓘巧妙地施以离间计，致使务桓归降而力微忧虑而死，不费兵刃之力解决了西晋的两大边害。晋武市闻知后，对其大加奖赏，以表谋略之功，提拔他为尚书令。太康初年(280年一289年)，又升为司空，太子少傅，晋武帝还将其心爱的女儿繁吕公主下嫁与卫瓘之子卫宜。

    在西晋朝廷的用人制度上，卫瓘提出过大胆的改革建议。原在曹魏政权建立以后，魏文帝根据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制度， 客观上助长了门阀制度的形成和门阀世族势力的发展。担任“中正”的官员，都是世家大族，因此品定人物就完全控制在世家豪族的手中。卫瓘在给晋武帝的上书中认为：人知名不可虚求， “九品中正”不过权时之制，井非经通之道。这种计资定品、居位为贵的做法，必然产生使人弃德而忽道的弊端，与国运民生皆不利，应当“尽除”。他主张恢复乡举里选的荐才制度，“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闾伍之政，足以相检，询事考言，必得其善。”接着，他进一步论述了开启贤达之路的重要意义在于“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厉进贤之公心， 在位之明暗。”这些可贵的尚贤用才之道，深得晋武帝称赞。

    西晋永平元年(291年)，晋惠帝司马衷即位。作为皇帝的老师，卫瓘已进位太保，与汝南王共辅朝政，他不仅可以佩剑上殿，而且入朝不趋(趋即低着头小跑，以表示对皇帝的恭敬)，殊荣达到了顶峰。然而福祸相依，荣极生悲。早在晋惠帝为太子时，朝臣们都认为他纯质天真，不能亲理政事，应该另立。卫瓘身为老师，有一次竞借酒醉影射了他，这是晋惠帝不能容忍的，惠帝之贾皇后更是嫉恨。待晋惠帝即位后，贾后便以“废立之谋”的罪名，将卫瓘斩杀。事后，卫瓘之女及国臣重卿们经过百般奔走、上书，卫瓘一案才得以昭雪，被迫封为兰陵公。

    还在晋武帝时，卫瓘深感年事已高， 几次与妆南王、 魏舒等老臣请求离职，但都没得到准。卫瓘曾感慨地对魏舒说：“每与足下论此事， 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矣”当时朝野间有一种议论，自西晋而兴起，朝廷中的“三公”哪有一个能够辞荣善终呵！由于卫瓘的秉性刚直，触怒了朝廷中的一部分权臣，尤其触怒了善使权谋的贾皇后，才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魏晋的文苑艺坛，卫瓘还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学问深博，明习文艺，尤以草书见长。据载，卫瓘的草书出于东汉书法家，“草圣”张芝，而参酌其父卫觊之法，时人把他和西晋的书法家索靖并称为“一台二妙”，评之为“索靖得怕英(张芝)肉，而卫瓘得伯英筋。”可见卫瓘在书法史上颇有影响。

    纵观卫瓘一生，可谓军功卓著，且善于谋略。他为西晋的短暂统一事业，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关于乡举里选的人才思想，至今还给人以启迪。他博学多才，在书法艺术上的造诣，可以激励人们树立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尤其是他性格严整刚直，以法御下，为政清简，视职守为朝廷的参佐，甚得朝野称誉。他在这些方面的表率作用，将为后人所赞美、为后人所推崇。

007贾充

    贾充，字公闾，生于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年) ， 卒于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282午)。西晋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他历经曹魏数代，在魏晋交替之际，为司马氏集团的篡魏活动立丁功劳，因而成为西晋开国时期的重要权臣。

　　贾充之父贾逵，是曹魏时期著名的州刺史，被封为亭侯。他是贾逵晚年所生，继承了贾逵的爵位，在曹魏时做尚书郎，负责过律令的制定，以及财政的收支。由于他办事负责谨慎，为朝廷节约了用度，所以逐步被拔擢为黄门侍郎、汲郡典农中郎将。在司马氏的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贾充为司马氏集团看中，于嘉平四年(252年)司马师为大将军后，就入了司马昭的幕府， 参议军事；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镇守扬州的将领毋丘俭、文钦等联合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贾充跟随司马师出兵镇压了毋丘俭等人。不久，司马师病重返回许昌，又命贾充留在扬州，监管军事，足见他被司马氏集团的信任程度。

　　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位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把持了朝政，贾充转任司马昭的长史，参议最高军事。这时的贾充， 已经是司马氏集团中的重要谋臣了。 当时， 魏国在其边疆设置了重兵，有征东将军、征西将军和征北将军，分别驻守于淮南，关陇，幽燕等地区，以防守边境。这些地区的将领，都手握重兵，是军事上的实力派。司马氏集团虽已掌握了朝政实权，但仍害怕和警惕着他们的反抗。所以，在司马昭继位大将军后，为了进一步篡夺魏国的权力，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身上。贾充对当时的形势也已了如指掌，积极建议司马昭派遣参谋僚佐出使四境，慰劳边防将士，观察他们的意向。淮南之地是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根据地，在司马昭掌握朝政前，即先后有王凌、毋丘俭等人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篡魏的大规模行动，司马氏集团虽然将这两次反抗残酷地镇压下去，但它的影响却不是军事手段所能消灭的，这里仍然是司马氏集团最不放心的。因此，贾充是被派往淮南，侦察动静。贾充到淮南，见到了征东大将诸葛诞，替司马昭游说，试探诸葛诞对司马昭的态度。当贾充谈到京城洛阳之内的朝臣都希望司马氏代替曹魏时，立即遭到诸葛埏的严厉斥责，骂他忘记了祖宗，出卖社稷，并严正声明，如果曹魏政权被颠覆，他将以死来保卫它，贾充看到诸葛诞不能被说服，回到京城洛阳后。就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司马昭，并且为司马昭出谋划策，要司马昭火速召诸葛涎进京，以逼其早日起兵，而后法制人，给诸葛涎加上正叛的罪名，发兵讨之。司马昭再次听从贾允的建议，下诏召诸葛诞进京，诸葛诞知道事机泄露，遂备兵门守。然终因势力寡弱，内部纷争，最后被司马昭击败了。就在司马昭围攻推南时，贾充一直跟随在司马昭左右，并提出以深沟高垒围困诸葛涎的办法，为击败诸葛诞的反抗而立了大功。所以，战争结束后，他由亭侯被封为乡侯，食邑共1300户，官升至廷尉。不久，又转为中护甲，统领禁军。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司马昭被进位为相国，封为国公，并九锡礼，享有8郡的食邑地，已经是名实相副的魏国最高统治者了。但是，傀儡皇帝的存在，还阻挡着他登上帝位。因此，司马昭步步进逼，迫使曹髦退位。曹髦虽然人权旁落，却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还要孤注—掷，作最后的反抗。甘露四年(259年)四月，他不顾自身力量的薄弱，终于亲率殿中宿卫和奴仆冲出宫门，要到司马昭的相国府中进行讨伐。他所率兵卒虽没有战斗力，但由于他本人还有皇帝名号在身，所以，当他率徒—路奔冲的时候，就连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仙所率兵博士也都散走趋避。这时，贾充率兵进入皇宫南门外，迎战曹髦。曹髦挥剑冲杀，贾允的士卒步步退让，即将溃散。贾充看到士卒退避曹髦，急忙命令他的下属成济，说： “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示意成济不要犹豫，立刻除掉曹髦。成济得了贾充之令，迎击曹髦，将曹髦刺死于他的战车下。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贾充为司马氏的篡位立了殊勋，因此被再次封侯，增加食邑1200户，官升散骑常侍，统领洛阳城外诸军。他与裴秀，千祜、荀勖等人成为司马昭的腹心之任，他本人特别受到司马昭的信任。 “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

　　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魏国的政权转移到司马氏集团手中。贾充因拥立晋武帝司马炎有功，被封为车骑将军、尚书仆射，散骑常侍，封为郡公。其母亦受封称太夫人。自是，贾充操纵晋朝中枢权力近20年，权势煊赫，为维护晋朝的统治费尽了心力，也为稳固自已的地位玩尽厂各种权术。

    贾充生活的时代，正是司马氏父子权势炙手可热的时期，他本人又是司马师、司马昭直接栽培成长起来的，对司马氏父子自有较深的个人感情。而对曹魏来说，除了他是曹操豫州刺史贾逵之子，以及名义上的曹魏政权的朝臣之外，可以说再没有什么联系。这就使他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斗争中，很自然地站在司马氏集团—边。贾充对于曹魏时期的刑役繁苛，累年征伐， 也甚感厌恶，渴望得到—个安定的环境和社会，这从他的为政中可以看得很明显。

　　贾充自出仕以来，就致力于法律令章的制定和研究，在司马昭击败诸葛诞的反抗之后，他被任为廷尉，主管刑狱，《晋书》本传说他“雅长法理，有平反之称。”说明他在当时纠正了一些冤案。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他又受司马昭之命，修订法津，到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历经4年时间，在《汉律》9章的基础上，增加11篇，合为20篇，成为晋朝法律。这部刑法，是在曹魏原有刑法的基础上， “蠲其苛秽，存其清约， 事从中典，归于益时”，除去了曹魏时期的繁苛刑律，保存了它的平简易行的内容，取事于中常之法典，使之适用于当时的形势。从具体内容来看，确实较曹魏时期的法律条令有所宽减，所以颁行之后， “百姓便之”。司马炎在嘉奖贾充等人的诏书中，也说这部刑法“刑宽禁简”，没有辜负司马昭的旨竞。这就足以说明贾充对曹魏苛刻繁杂的刑法的不满，以及对司马氏在刑法上去繁苛，务宽简宗旨的拥护。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贾充主持了晋朝的日常事务，他“务农节用，并官省职”，为晋朝的经济恢复尽了一定努力。贾充历经曹魏数世，对当时社会经济情况是有所了解的，出于稳固司马氏政权的用心，他也认识到，只有尽快恢复经济，才能使当时的地主阶级尽快忘掉旧朝，拥戴新朝。自然，他能够这样做，在客观上还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但是，贾充拥戴司马氏集团，是抱着十足的个人野心和欲望的，他深深懂得，司马氏除了依靠武功之外，主要是采取阴谋篡劫活动夺取了曹魏的政权的。因此，在这个善于阴谋诡计的集团中，贾充也学会了一套奉迎趋上，固结自身的权术。他“颇好进士”，士人也多受其引荐，入朝为官，所以在他身边很自然地形成一个集团。他与中书监荀勖，越骑校尉冯 ，“相为党友，朝野恶之”。他把持朝政，排斥贤能，为一些正直有为之士所反对。有一次，晋武帝与裴楷谈论他的治国得失，裴楷就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只因陛下使贾充之徒当朝，所以你的德望还难比尧、舜。并告诫他要“引天下贤人，与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晋武帝身边的任凯，以及河南府尹庚纯等人，也因贾充当权，阻塞言路，深怀不满，常常提醒司马炎提防贾充。由于不少正直有为之士的推动，司马炎对贾充当权也口益感到忧虑，开始寻找解除其职务的机会。当时，正遇到晋朝的西部边境氏人起兵， 司马炎就听从任凯等人的建议，下诏让贾充出镇关中，以便乘机解除他的权柄。诏书一下， 朝野人心大快， “朝中贤良欲进忠规献替者，皆幸充此举，望隆惟新之化”。贾充深感大势将去， 内心十分慌悲。

　　正在贾充忧虑难解，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的党友荀勖又为他献上一条稳固地位的妙计。就在百僚送贾充即将赴任吴中的时候，荀勖乘机为他策划，让他把女儿许与太子司马衷。贾充认为此为上策，并请荀勖为之说项。经过皇后、荀勖等人的再三游说，司马炎终于同意了太子的婚事，又加上当时京师连下大雪，平地雪积2尺，大军不能行动，贾充就被留在了京师，仍然担任原来的官职。

    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贾充常常随风转舵，毫不顾及自己的名誉。他的长女先许司马炎之弟司马攸为妃，后又许少女为太子妃。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病重，朝廷大臣认为司马炎如果死去，司马攸就可能废掉太子，自继帝位。贾充也满以为太子火势将去，对司马攸十分奉迎，而对另一位女婿、太子司马衷疏远、冷淡。当时的河南府尹夏侯和就劝他，对两位女婿要同等待遇，做人不能这样不讲道德。贾充听了，置若罔闻。可没有想到，司马炎并没有因病即亡，当他病好之后，听到贾充要拥立司马攸的消息后，十分恼怒，立刻取消了贾充所掌握的兵权，只是没有改变贾充的地位和待遇。

　　就在他被解除兵权的第二年，京城洛阳发生日蚀，因为这是权臣当国，天下黑暗的征兆，所以，贾充借此机会，请求逊位，以此要挟司马炎。对于这位开国功臣，司马炎自然要礼让三分，所以，不但没有答复他的请求，还又加封了他的食邑地，地位也上升到太尉、行太子太保，录尚书事。 “宠幸愈甚，朝臣咸侧目焉”。

　　从泰始五年(269年)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就开始准备统一吴国的战争。以贾充为首的权臣，生怕主张进攻吴国的武臣以平吴之功而得势于朝廷，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而极力阻挡对吴国的统一。至咸宁五年(279年)， 吴国衰败之迹已经明显暴露，杜预从襄阳上表备述吴国形势，请求迅速发兵的时候，贾充、荀勖、冯 等人还在拼命阻挡，只是司马炎动了怒，他们才不敢再争论这件事。

    当统一吴国的战争正式开始时，贾充又被任为大都督，节度诸军事，假以天子旗号。贾充又生怕平吴无功，借口年老不能为帅，极力推辞。可司马炎力主平吴，声称贾充如不愿为诸军统帅，他将亲征。在这种情况下，贾充才勉强同意出征。由于他这对平吴抱着消极态度，所以在整个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他总是站在这次统一战争的对立面，虽然身为大都督，却没有做出任何功劳。因此，等到吴国统一以后，贾充既感到惭愧，又感到恐惧，急忙到司马炎面前请罪，司马炎大功告成，也就不再追究那些往事了，这也就使得贾充得到保全。

　　平吴之后不久，贾充便因病去世。他死后，司马炎以最高的礼仪，最丰厚的陪葬品安葬了他。

    他死后，在讨论他的谥号时，有人就给他定为“荒公”，意思是说他在朝在家都是昏乱不堪。只是由于司马炎的庇护，才把他的谥号定为“武公”。

　　贾充在整个政治活动中，尽管他玩弄了各种权术，但在晋朝恢复经济、建立法制方面也做出过一定贡献，是一个不能完全否定的人物。

008王沈

    王沈，字处道，太原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人。生年不详，卒于晋泰始二年(266年)。是魏晋著名的才子，政治家和史学家。

    曹魏司马氏专权时，王沈在大将军曹爽的门下做事，为中书门下侍郎。魏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杀害，王沈也就被免职。后又被起用为侍中等职。与著名学者荀顗，阮籍共同主编《魏书》。

    时魏帝曹髦，好学而有文才，常召王沈、裴秀等论学，称王沈为文籍先生，裴秀为儒林文人，关系甚好。魏甘露十年(260年)，年仅20年的曹髦，企图消灭司马氏专权，秘密召见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三大臣共商此事。王经认为，司马氏集团集仅日久，应慎重考虑。王沈与王业则密告司马昭。结果曹髦失败被杀，王沈因告密有功，被封为安平侯，食邑二千户。对此，史书评论说： “沈既不忠于主，其为众论所非。”其实，这是王沈一贯的观点，他认为曹魏政权，早己空有其名，应该名符其实的得到转变，他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主沈“以才望，显名为世，是以创业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贺秀等，皆与沈谘谋矣。”现在看来，王沈不拘泥于古礼的束缚， 顺应历史发展，他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思想解放的表现，而“众论所非”是不对的。

    王沈在晋王朝受到重用，出任尚书加散骑常侍，晋为县公。正当王沈被委以重任之时，他却去世了。晋王朝为追念他的功绩，于晋咸宁年间(275—280年)被追封为郡公。

    王沈是一代名流学者，著述甚多，但大都散失。他有《王处道集》，亦称《王沈集》，共5卷，巳佚。《全晋文》中辑有14篇，以及若干语录。还散见在《太平御览》之中。他还著有《魏书》48卷，已佚，但在史学中有重要影响。

    王沈一生很有抱负。他在仕途历程上还是比较顺利，无论在魏末和晋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任，被委以要职，而身居高位，并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王沈在政治上的主要贡献有两点，—是为国家的统一而努力，二是为民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王沈生逢三国鼎立的时代，但他一直为统—中国而努力。王沈出仕魏国，实际魏国大权在司马氏手中，他时任尚书，并出监豫州诸军事，为奋武将军，豫州刺史。在任职期间，他曾提出一系列革除旧弊的施政措施，并贯彻执行，政绩十分显著。后又任都督江北诸军事，魏国晋封他为博陵侯。魏景元年间，魏兴兵征伐蜀汉， “平蜀之役， 吴人大出，声为救蜀，振荡边境。沈镇御有方，寇闻而退。转镇南将军。”在魏景元四年(263年)，蜀汉帝刘禅降魏，汉亡，三国鼎立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种中国历史趋于统一的进程中，王沈在侧翼拒吴有力，阻止了吴蜀联合，加速了统一的进程。翌年，司马昭自己晋爵为晋王，王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守尚书令。

    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学界政界虚无清谈成风，上层官员均以不视事为高尚。王沈身为学界名流、政界要员，但他不仅视事，而且十分认真。王沈在出监豫州时曾说： “若能举遗逸于林薮，黜奸佞于州国，陈长吏之可否，说百姓之所患，兴利除害，损益昭然者，给谷五百斛。若达一至之言，说刺史得失，朝政宽猛，令刚柔得适者，给谷千斛。谓余不信，明如皎日。”王沈这番言论，追求政策方面的宽猛相济、刚柔得失的主张，含有一定的人民性，虽具有理想色彩，后来也因无法推行而明令取消，但他探求“善政”的思索是很有意义的。同时，王沈为官以来，廉洁奉公，他死后司马昭追思他的功勋中曾说： “沈素清俭，不谋产业。”所以他敢倡“善政”之言。

    王沈少年时便很有文才，进入仕途后，仍以其才望，显名于当世，成为一代社会名流，在当时很有影响。现从史籍及其遗文考察，他对学术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史学方面。他在史学方面，由于其著作大都遗失，看不到其全貌，还缺乏史论体系。但他在史学方面有两点成就，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点是他著述了一部《魏书》；一点是他在吏论中持非正统的观点。

    王沈所著的《魏书》，原准备与荀顗、韦诞，应璩、阮籍，孙傅玄等共同撰写，后来他独立成书，记三国时曹魏史事。但王沈的《魏书》与龟豢的《魏略》，则是陈寿为撰写《三国志》之《魏志》的主要参考资料。王沈原书有些文字是秉承司马懿京旨而为的，陈寿又为晋臣，不敢擅改原文，因此他所写的《魏志》多有失实之处。陈寿辞世百年之后，裴松之为其《三国志》作注，注中大量引用了王沈《魏书》的资料，就以《武帝纪》，即曹操传而言，引用之文即达37条之多，其中最长的一条达千字以上，全书中引文最长的一条近2000字。这些事实说明，王沈的《魏书》，对陈寿《三国志·魏志》反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之成书，都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王沈在史学方面有独到见解。他虽然对黄巾军贬称为“贼”，但却敢于记载其致曹操书曰： “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并说黄巾军“兵皆精悍”，使得曹操“举军皆惧”。这些记载都是不易之笔。他写《魏书》时，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时，他对司马氏的叙述，虽因迫于压力，有曲笔之举，但他就在此时，既不以汉刘之统为准，也不回避司马氏之嫌，直言曹操伟大，推崇可谓备至，他认为曹操是军事家， “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致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又说曹操是位文学家，“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主管弦，皆成乐章。”还说他“知人善察”，“与群下共之”， “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等等，—言以蔽之，曹操是个“才力绝人”之士。王沈对曹操的评价，不仪不避晋王朝统治者的猜疑，而且比那些占主流的扬蜀抑魏的史家更忠实于历史，其反正统吏学观念的意义就更为重大了。

    王沈一生的活动及其思想观点，是重视革新，赞扬社会改革；重视辩证思维，提倡对事物进行具体研究，这对社会的发展、思想文化的进步，都起了积极而有益的作用。

009郭淮

    郭淮，字伯济，生年不详，卒于魏正元二年(255年)，太原阳曲(今山西阳曲县)人。是三国时期与牵招、田豫等齐名的边地将领和地方官。

    郭淮身于孝廉，早年曾做过郡丞，曹操的丞相府兵曹议令史。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蜀秦岭分界后，他与魏国将领镇守于雍州，先后为军司马、将军、州刺史。

    郭淮颇具军事才能，他与先后镇守雍州的夏侯渊、张郃、司马懿等曹魏将领一起协谋方略、攻取防守，成为诸将军事方略的主要策划者。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魏将夏侯渊与蜀军定军山 (今陕西勉县南)一战兵败而死，曹军因失主帅，纷扰不知所为，而蜀军仍在进攻之中。时郭淮为夏侯渊的司马，他与督军杜袭一起，收聚散兵，共推张郃为主帅，才能得曹军安定下来。次日，蜀军仍取攻势，列阵于汉江南岸，准备渡江。曹军新易主帅，军力虚弱，诸将都想阻汉水为阵，抵挡蜀军的进攻。但郭淮认为，如果阻汉水而设阵，定会使蜀军看出曹军的虚弱，使其奋力争夺，曹军就难以阻挡；不如远离汉水为阵，以示曹军强大，蜀军就不敢突然进攻，即便蜀军敢于渡江而北，曹军也可乘其半渡而击之，取得胜利。曹军依照郭准的计策，远离汉水设阵，蜀军果然疑惑，不敢改渡江，罢兵而归。曹操得知这一情况后，对郭淮大加赞赏，并让他继续担任张郃邻的司马。

    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吸取前几次粮运不济，攻魏失利的教训后， 一面从斜谷山兵攻魏，一面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设卒屯田，以某长期攻守之策。是时，郭淮与司马懿一起，屯军于渭水北岸。这年四月，请葛亮引军进至郿(今陕西郿县)，为抵御蜀军进攻，司马懿悉出军渭南，以形成背水一战的态势。郿县西北25里，隔渭水有积石原，西北与陇山相接，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蜀军如果占据此地，进而扼守陇山，就会阻阻断魏国吴中与陇西通道。郭淮分析形势，充分估计了诸葛亮的进军意图，力排众议，提出分军防守积石原的计划，并亲率士卒，于此设垒布阵。正如他所料，蜀军舍渭南而不争，猛烈攻袭积石原，由于郭淮先据此地，严密防守，才击退了蜀军的进攻。

    在防守关中、陇石，与蜀汉相持的军事斗争中，郭淮善于谋兵料势，起到了将佐与统帅的作用。对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他也善于团结合作，帮助他们改进生产，过上安定的生活。他在关右 3O余年，除了用意于对蜀汉的防守之外，还常常深入氐、羌等少数民族的下层人民当中，了解他们的身世、年龄、人口发展状况，与他们勾通感情，增进了解和相互间的信任。并且，还不断将边地—些游牧族迁徙到内地，使之转为农耕生活，促进了他们与汉族的同化。正始元年(240年)，他将羌族迷当郎族3千余落迁入关中，使之进入定居生活；同年，凉州少数民族首领休屠率种落2千余家归附雍州，他又将其迁陡于安定，曹魏因此而设西川都尉，管理这里的少数民族人民。正因为这样，他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蜀军复出陇右，而魏之陇西地区欠收，军粮无着，曹魏打算从关中运粮解决兵饷，郭淮号召羌人，各家出谷，支持军用。在他的号召下，羌人踊跃输谷，使军食用足。

    曹魏的雍州，地跨关中、陇西，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氐、羌的聚居地。能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合理解决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到少数民族人民本身的利益，而且也关系到曹魏的统一。郭淮身居雍州，以魏国的统一事业为怀，注意团结当地各族人民，加快这一地区的开发，其作用是不可轻视的。正象曹芳在嘉平二年褒奖他的诏书小说的，他“外御寇虏，内抚民夷’，“功绩显著’。就在这一年，他被进位至车骑将军、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他死后，雍州百姓在长安为他立庙来祭祀他。

010毋丘俭

    毋丘俭，字仲恭，生年不详，卒于魏正元二年(255年)，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父毋丘兴，魏文帝时为武威太守，官至将作大将，封乡侯。毋丘俭袭父爵，先后为文学教授、羽林监、州刺史、将军等职。因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兵败而死于草莽之中。他是曹魏后期文武兼备的将领，也是颇有政绩的地方官。

    毋丘俭一生主要活动于曹魏的东北和东南边疆，为曹魏的统一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魏明帝曹叡时期，毋丘俭曾任幽州刺史，与辽东公孙氏割据政权为邻，明帝青龙中，为了统—东北地区，消灭辽东割据政权，毋丘俭受命率幽州兵进攻辽东，配合司马懿统领的大军一起作战，于明帝景初二年(238年)一举克平辽东，消灭了割据辽东半个多世纪的公孙氏政权，使这一地区重归于中原王朝的统一之下。平定辽东后，他继续留在当地镇守。在此期间，他又击退了辽东以南外族的侵扰，凿山引水，开辟水利、灌溉事业，尽快恢复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齐王曹芳嘉平年间，毋丘俭转任镇东将军，驻守于扬州寿春(今安徽寿县)。他勤于军事，善于防守，多次击退东吴对这—地区的进攻，使魏国的东南边境更加巩固。

    毋丘俭身在地方，心系朝廷。他关心魏国政权的命运，经常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意见。曹叡即位后，魏国的经济有所恢复，曹叡便大兴土木，广治宫观，不少农民被征调伐木运材，影响了农业生产。针对这种情况，母丘俭上疏明帝，诚恳地规劝他要懂得吴蜀还在与魏对峙，统一全国的大业还未实现，更须爱惜民力，励精图治。否则，士民饥冻，吴蜀进攻，曹氏政权就会毁于一旦，广治宫室是没有用的。正因为他一心维护曹氏的正统地位，所以，当司马氏集团加紧篡魏的活动时，他便以曹氏正统地位的捍卫者出现，起兵反对司马氏集团。毋丘俭镇守东南以来，便以东南充足的粮食和强大的军队为基础，积极活动，联络东南诸将和地方官吏，做着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准备。齐王曹芳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拥兵胁迫曹芳退位，立高贵乡公曹髦为皇帝，这就意味着司马氏集团左右了魏国的政权，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斗争表现化了。次年，毋丘俭便联合扬州刺史文钦及淮南屯田诸将，发布了讨伐司马氏之檄文，歃血为盟，举起了反对司马氏的旗帜。他们将淮南将守史士集结于寿春，留老弱者守城，毋丘俭、文钦亲率五六万军士渡淮而西，进驻项城(今河南项县)，准备进攻洛阳。然而，就在他们项城驻扎的时候，司马师也已亲率人军到来，并派兵袭取了寿存，这就使毋丘俭腹背受敌，进退维谷。他的部下又多为淮北之人，唯恐兵败无家可归，纷纷丢盔弃甲，不战自退，军队倾刻瓦解。继王凌以后的又一场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军事行动失败了，毋丘俭被生擒后射杀，文钦只身逃入吴国。然而，毋丘俭忠于曹氏的行动却一直为后人仰慕。东晋时的史学家习凿齿就说；“君子谓毋丘俭事虽不成，可谓忠诚矣。夫竭节而赴义者我也，成之与败者时也。我苟无时，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为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毋丘俭可谓不愧也。”

    毋丘俭曾为魏明帝曹叡的文学教授，与曹叡关系甚为密切，所以也有人想通过他得以进身，但他没有以此而为自己树立亲信，总是多方规劝这些人安于职守，尽职尽责。他的同乡杜挚在做校书吏时，以为自己被大材小用，就给他写了一首诗，假托向仙人求药方，让他举荐自己。毋丘俭得此诗后，也回复了他一首诗，逶婉地告诫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真才实学才能求得美好前途，才学不足，挤身于高位，也要受到人们的嗤笑。

    毋丘俭能文善赋，他的文章及诗赋在当时即被人传咏，可惜的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失败，这些文学作品多被禁毁，保留至今的已是寥寥无几。

本初公路

011孙资

    孙资，字彦龙，生年不详，卒于魏明帝嘉平三年(251年)，太原中都(夸山西平遥县)人。他与涿郡(今河北涿县)人刘放一起，在曹魏政权中典掌机要儿至30年，是朝廷中枢人物，屡次被封侯进爵，位至光禄大夫。

    孙资幼年丧失双亲，由兄长抚养成人。他聪颖过人，在太学读书时就能博览群书，深受王允赏识。汉末丧乱，他曾避居河东，在耶中当一名管理财务的小吏。建安时期，他受曹操征辟，先后做过县令、丞相府军事参谋。曹丕废汉建魏，他与刘放同署秘书郎，又转左、右丞。不久，改秘书省为中书省， 任刘放为监，孙资为令。由此，他与刘放一起，左右朝政。 孙资具有政治家的头脑和辅左君主的谋略，他能正确估计形势，提出应对策略，在魏国建立后，他从三国分割不可卒变的形势出发，多次劝告曹叡不要轻易用兵，注重发展生产， 恢复国力，使魏国的经济得到恢复。明帝太和元年(227年)，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进入汉中，朝臣多以为可就此发动大军，进讨蜀国。当曹叡征求孙资的意见时，孙资征引曹操对吴蜀用兵的教训，阐述了吴、蜀不可能被消灭的道理，奉劝曹叡以曹操为榜样，明察形势， “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见胜而战， 知难而退”，“分命大将据守要险，镇静疆场，使将士虎睡，百姓无事”，养精蓄锐，发展经济，待魏国强盛起来，方可统—南方。就诸葛亮进入汉中前后，吴国也有彭绮率众起义，魏国有人提议乘机进攻吴国必能消灭吴国。但孙资分析吴国的情况，认为当时的吴国法禁严整，上下一心，虽有反对者，未必能构成吴国的腹心之患，吴国还在强盛时期，出兵是无益的。曹叡听了孙资的这些意见，打消了向吴、蜀用兵的计划。

    三国分立割，这是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军事势于相对集中而平衡的表现。汉末的一些有识之士虽然曾预见过天下分割局面的出现，但这种局面真正形成和出现后，他们却不懂得这种局面还要维持一段时间方能趋于统—，而是急于消灭对方，缺乏对客观形势的估计，包括诸葛亮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在内。孙资在这一点上，可谓知己知彼，具有卓著的见识。

    作为魏国朝廷权臣，无论内外政策，孙资都要直接参予决断。然而，他更懂得治理国家，自身责任重大。因而，他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从善计议。他曾劝告魏明帝曹叡，要他“动大众、举大事，宜与群下共之；既以示明，且于探求为广。”这也说明他的为政之道。陈寿也说他与刘放，“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宫得失”，“时因群臣谏诤，扶赞其义，并时密陈损益，不专导谀言也”。

    作为皇帝腹心重臣，孙资十分注意维护魏国政权内部的团结统一，特别是对于那些疆防大吏，他更注意维护他们的名誉，以使他们尽心尽力，为魏国的巩固斗争。征东将军满宠、凉州刺史除邀远在朝外，镇守边地，都是魏国栋梁之臣，一些人却对他们总有谱毁之词。每当曹叡提到这些言谈时，孙资总是力陈他们的功劳，称赞他们对魏国的忠诚，使曹叡消释对他们的疑虑，朝臣上下团结一致。他本人也宽容大度，不以位高压人，不计较旧仇宿怨，反而以德报怨，注重团结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一道为国效力。他在家乡时，声名才学都过人一筹，遭到一些人的嫉妒，后在曹操的丞相府用事，又遭同乡人田豫、粱国国相宗艳等人的妬害，田豫的党羽也常为他构造谤端。对于这些无聊之言，孙资既不反驳，也不忌恨。后来田豫自觉悔愧，亲自在孙资面前认了错。孙资也劝说他要懂得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不要无端诽谤别人，自薄其身。田豫老病还家，孙资还常常资助他。他这种以大局为重，注意维护团结的行动，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有借鉴意义。

    自然，同其它封建官僚一样，在长期的权力斗争和倾轧中，孙资为了保存自身，也少不了玩弄权术。魏明帝临终托孤，就是他与刘放操弄权柄，把帝位传给曹芳，并确定曹爽、司马懿同时辅政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首鼠两端，寻找自己的蔽身之处。至曹魏政权内部曹氏、司马氏集团斗争白热化时，孙资又以老病逊位，静观时变，待曹爽受诛后，他又官复原位。这就充分说明他的权谋善变。所以后人也常说魏室之亡，他有不可推御的责任。

012裴潜

    裴潜，字文行，生年不详，卒于魏齐王曹芳正始五年(244年)，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从魏太祖曹操至魏明帝曹叡，他历仕三朝，先后任丞相府参知军事，郡守、州刺史，典农中郎将、大司农、尚书令等职，身封两侯，是曹魏政权中颇具谋略的朝臣和治绩显著的地方官。

    裴氏为河东著姓，裴潜之先祖裴遵，于后汉初随光武帝刘秀平定陇、蜀，居于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于东汉安帝，顺帝之间迁于闻喜。其父裴茂在汉灵帝时历任郡守、尚书， 亦被封侯。

    汉末，中原丧乱，而地处长江中上游的荆州却比较安宁，许多中原士人为躲避战争，游集于此，以观时变。青年时期的裴潜，也随中原士人一起避乱于荆州，同在那里的王粲、司马芝等人经常谈论学问，议论政事，很受荆州刺史刘表的器重和优待。然而，裴潜对刘表的政治才干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刘表虽据荆州有利之地，并常以周文王自许，准备收拾天下残局， 继承汉统，但他柔弱寡断，不具霸王之才。因此，他很快离开荆州，远适长沙。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前，刘琮举荆州全境降曹，避乱此地的中原士人多被曹操录用。裴潜也归了曹营，始为丞相府参知军事，继为县令及政府主管粮食的属吏。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代郡乌桓部族首领自称单于，反对统领他们的汉族官吏，为乱地方，郡守不能治。于是，曹操派裴潜出领代郡太守。其时，代郡乌桓有万骑精兵，势力相当强大，但裴潜深信，只要处理合理，就可使—触即发的民族矛盾平息下来。因此，他拒绝曹操要他率重兵前去镇压的主张，只身至代。乌桓众族看到新郡守不带一兵一卒，对他们依旧信任， 表示欢迎。由于裴潜的安抚，乌桓族人将虏掠的财产、妇女、兵器等交给汉族百姓。对于那些刻薄、搜刮少数民族的汉族官吏，裴潜给以严厉打击， 一郡为之震动， 一场混乱得到平息。

    代郡是曹魏的北边要塞，也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发展与巩固这里的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就成为治理这一地区的核心。裴潜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并能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使境内汉族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他在郡3年，治绩显著，受到曹操的称赞。

    裴潜不仅善于治政，而且统军率士，也有一定方略。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身自由。同时，也促进了屯田区内文化事业的兴办，为国家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

    魏明帝时，裴潜由河南府尹转升太尉，大司农，尚书令，位至光禄大夫。此时，他已是曹魏政权中的老臣，颇有威信。以其在政府中的威望，魏明帝为了整肃吏治，让他制定了各级官吏的考核制度。这个制度仿照西汉州刺史纠察官吏的六条原则，提出各级官吏的考核标准，简便易行、颇见成效。

    裴潜历仕三朝，始终清廉自洁，不以高官显位谋取特权。他多次调迁，从未带过妻室。他的妻子生活贫困，以编织壁障为生，他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兖州任上所用的木床，至他离任时巳破烂不堪，只好挂在屋里的柱子上。他出入京师，从不乘坐华丽的官车，而只坐仅能挡风雨的“ 车”。他的兄弟居家务农，亦都十分节俭。他的清廉自洁，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赞美。，刘备的荆州守将关羽北上包围丁曹操的江北重镇樊城和襄阳，为了解救襄、樊之围，曹操调集地方军，并亲临前线指挥。时裴潜任兖州刺史，也率军前往增援。各地大军集结于汝水北岸之糜陂(今河南郯县北)，兖州的军队部伍齐整，威严肃静，曹操检阅部队，深为叹服，夸赞裴潜治军有方，并给以赏赐。

    魏文帝曹丕即位后，裴潜任散骑常侍，负责规谏，不久，出任魏郡典农中郎将。

    曹魏的屯田包括军屯和民屯，民屯占主要地位，它是以招募组织流民施行的，其组织形式是军事制度。因此，无论屯田部民还是下级官吏，基本没有进身之路。当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部民也逐渐在屯田地区内定居下来。这种军事性的组织形式已不能调动部民的生产积极性，管理屯田的下级官吏也因无进身之门而逐渐怠惰。根据这种情况，裴潜上奏魏文帝，建议仿照郡国九品中正制，在屯田区内实行自下而上推荐选拔官吏的贡举制度。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使贡举制在各个屯田区内推行开来。贡举制的实行，使部民逐渐从长期的兵营生活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同时，也促进了屯田区内文化事业的兴办，为国家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

    魏明帝时，裴潜由河南府尹转升太尉，大司农，尚书令，位至光禄大夫。此时，他已是曹魏政权中的老臣，颇有威信。以其在政府中的威望，魏明帝为了整肃吏治，让他制定了各级官吏的考核制度。这个制度仿照西汉州刺史纠察官吏的六条原则，提出各级官吏的考核标准，简便易行、颇见成效。

    裴潜历仕三朝，始终清廉自洁，不以高官显位谋取特权。他多次调迁，从未带过妻室。他的妻子生活贫困，以编织壁障为生，他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他在兖州任上所用的木床，至他离任时巳破烂不堪，只好挂在屋里的柱子上。他出入京师，从不乘坐华丽的官车，而只坐仅能挡风雨的“ 车”。他的兄弟居家务农，亦都十分节俭。他的清廉自洁，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赞美。

013温恢

    温恢，字曼基，东汉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生于汉灵帝熹平七年(178年)，卒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他是东汉末年军阀割据中曹操所属的重要谋臣和地方官。他先后担任曹操的县令、丞相府主簿、刺史、郡守。他举荐贤能，招揽人才，出谋献策，为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温恢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温恕，为东汉末期涿郡太守。汉献帝初平三年(193年)，温恕病死于任上，为了安葬父亲，温恢同家人一起，由涿郸回到故乡。是年，他才刚满15岁。但他少年有志，不以守财治业为生，决心投入当时纷争的社会之中，实现自己济世匡国的志向。因此，他将家财倾散于同宗，表明自己的心迹。他的这一举动，恰巧与西汉时他的同乡清名之士郇越相仿佛，州里将他比之为郇越。

    后来，温恢得举孝廉，便历经三县县令，两郡太守，被曹操选任为丞相府主簿，监察吏治。曹操方与群雄角逐，意在统一全国，渴望得到—批辅弼之才。温恢深明曹操的用心，多方招贤引士，帮助曹操建立自己的基业。在温恢看来，凡能扶危济困、有节又孝行者，即使因此而犯法，也可举荐为官为吏，甚至可以重用。丞相府的司空军谋椽孙礼，于汉末丧乱中与母亲离散，后得知其母为同郡人马台奉养，对马台十分感激，就将其全部家财赠予马台。不久，马台犯法当斩，受押于县牢，孙礼便利用自己的职权，打通县令的关节，纵放马台越狱。马台虽然得救免死，但他认为自己奉养孙母，是义气所使，而并非图得日后报答，因此，他并不感激孙礼救他越离死地。孙礼的孝母、忠友，与马台的义胆侠肠，都深为温恢赏识，他便将这些情况详细秉告了曹操，两人都得到曹操的宽免，并且，孙礼还得到曹操重用。

    忠友孝亲，见义勇为，本质上都与忠君思想是一致的。忠友孝亲是忠于君主的保证，侠肠义胆，恰可以为君王死心踏地尽力。这正是曹操以及历代封建君主所需人才的起码道德标准。温恢所以赏识孙、马二人的行为，正是以这一道德标准为依据的。尤其是在曹操求才若渴的情况下，温恢能使孙、马得到宽免，甚至重用，更说明曹操的用人标准，以及温恢对曹操的深切了解。

    建安十三年(208年)，温恢出任扬州刺史。扬州即今安徽淮南地区，南与孙吴对垒，又是曹操东南粮仓，地位十分重要，所以曹操才把他派到这里。正象赴任前曹操对他说的那样，曹操本想温恢留在亲近，但以此州事大，需重臣镇守，只好派他前去。临行，曹操又用“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的话来勉励他。这句话山自《尚书·益稷篇》，原意是歌颂伯益与后稷辅左大禹洽国的功绩，说只是由于有了伯益与后稷这样的良臣作为股肱，才使大禹的事业成功。曹操以此作为对温恢的勉激，说明对他寄予厚望。温恢到任之后，曹操又将楚地名士蒋济推荐与他，作为他的副手，并特意关照当时驻守于扬州的大将张辽，乐进等人，要他们多与温恢商议军事方面的事情。所有这些，既说明他与曹操政治关系及个人感情的密切，又充分说明他本人多方面的才能。

    远在扬州的温恢，确实没有忘记曹操对他的慰勉。他身在边州，心怀全局，为曹操的整个军事行动操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历七月，孙权举兵进攻曹操领地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企图夺取淮南之地。为防御孙权的进攻，曹操方面除张辽等将领率 7千人军队戍守淮南之外，还调集各地州兵在此屯成。曹操亲率主力西出汉中，荆州以北只有曹仁，于禁等屯集于襄阳、樊城，而荆州正在蜀汉大将关忌羽的掌握之中。对曹操来说，正形成两翼强大，中间空虚的局势。温恢深为这种局势担忧，他预料，关羽必会乘曹军襄、樊弱势，北上进攻;而时值盛夏，曹军又不熟悉水性，—旦关羽真的北上，曹军就要陷入困境了。果然不出温恢所料，不久，襄、樊即被关羽围围。

    襄、樊被围后，曹操京畿之地颇受震动，曹操亦感局势严重。然而，他唯恐军心摇动，只是密令戍守淮南大军及各地州兵火速赴援，以解襄、樊之围。曹操这—用意，温恢也是心领神会。他在淮南，祁助曹操组织援兵，督促诸路州兵急速上道，前往襄、樊。当时，率兵于淮南屯戍的兖州刺史裴潜开始接到曹操宜他晋见的诏书后，颇不解其意。温恢对他说： “这必定是为了襄阳方面的军事，你需赶快动身。”果然，就在裴潜刚要起程时，曹操第二道密旨又到，裴潜急令军士放弃辎重，轻装就道。

    襄、樊被围数月，最后终于得以解救。从局势的前后发展变化来看，都与温恢所料情形相差不远。这除了说明他对曹操整个战局的关心之外，更说明他聪明睿智，具有统观全局的见识和多谋善断的才华，足堪将佐帅辅之任。正象他死后魏文帝下诏褒奖他时所说，他“有柱石之质”，服事曹操“功勤名著”。

    魏文帝即位后，温恢为侍中，不久又出任魏郡太守。文帝黄初四年(223年)，凉州刺史张既病卒，温恢被任为凉州刺史， 持节领护羌校尉，于上任道中病卒。文帝为之深为惋惜，特下诏悼念他。

014贾逵

    贾逵，字梁道，生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174年)，卒于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228年)，河东襄陵(今山西襄陵县)人。他历仕曹操、曹丕二世，是曹魏政权中具有政治、军事才干的人物。

    贾氏为东汉河东著姓，然在贾逵一门，却因父母早丧，家道中衰，幸赖祖父悉心抚养，贾逵才长大成人。少年时的贾逵，就表现出对战阵攻取的兴趣，与邻里儿童游戏，多为行军部伍之类。他的祖父又颇知兵法，便口授言传，将数十万言兵法传授给他。这对于他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贾逵初入仕途，为河东郡小吏。建安七年(202年)，袁尚私署河东太守郭援联结并州判史高于、匈奴南单于进攻河东，不数日， 所经城邑皆被攻占。当时，贾逵奉令防守绛邑(今山西绛县)，他与百姓同甘共苦，深得绛邑父老爱戴。郭援兵至绛邑，城中父老与贾逵积极防守，然终因寡不敌众，城地被郭握攻破。城溃之日，绛邑父老与郭援相约，不得杀害贾逵。郭援企图负约，受到城中百姓怒斥，郭援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只好将贾逵带至壶关，囚于土窖中。后有河南人祝公道盗掘土窖，将他救了出来。

    贾逵为郡吏时，就与避居于河东的太原人孙资交往甚密，不久，孙资被辟于曹操的丞相府参赞军事。贾逵固守绛邑的事流传开后，孙资即以此为由，举荐他为秀才，被曹操任为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县令。不久，因祖父去世而离任。之后，曹操征他为议郎，参与丞相府军事。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亲率大军西逾潼关，征讨关西马超诸将，行至弘农，即委贾逵为弘农太守，令其扼守潼关要塞。他在弘农数年，颇有治绩。后曹操召见，听了他的议论后，十分高兴，曾对左右说： “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违，吾何忧!”弘农任上，贾逵曾怀疑当地屯田都尉隐匿士卒而施刑过当被免职，调至丞相府任主簿。至曹操临终前，又被擢为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同掌军计。曹操病死于洛阳，贾逵主持丧事，并护送灵柩到达邺城，辅助曹丕登上帝位， 返回洛阳。文帝黄初元年(220年)，曹丕引军出洛阳南巡，又以贾逵为丞相主簿、祭酒。是年秋，任他为豫州刺史。

    当时，黄河流域战乱基本平息，然而法度破坏，人心涣散，境内官吏多不奉法， 社会秩序仍很混乱。 贾逵到豫州后，决心整顿吏治，整顿社会秩序。他经过认真考察，依照汉代考察郡守的六条标准，奏免了那些纵逸豪强、侵吞民利的不法官吏。 同时，兴修水利，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在今潢川县和汝南兴造陂塘，引水罐溉，在今淮阳市西北修复运输渠道200余里，便利了洛阳与东南的漕运。他在豫州刺史任上8年，竭心尽力，勤政爱民，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爱戴，曹丕也称他为“真刺史”，下诏表彰的治绩，号召官吏向他学习。他去世后，当地百姓追思他的功迹，立庙祭祀他。

    贾逵胸怀坦白，敢作敢为，常常不顾个人安危，犯颜直谏，也常常能够果断处理紧急事务，因此，他得到曹操的信任。他在丞相府主簿任上时，一次，曹操打算征伐吴国，而时值盛夏，连日霖雨，三军多不愿出征。曹操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唯恐有人出面谏诤，就下了一条命令，说谁要谏阻就要杀头。贾逵明知曹操的命令，但认为确实不宜出兵，便冒着杀头的危险，亲自草拟谏章，入谏曹操。曹操为之大怒，即收械贾逵下狱，但贾逵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曹操终于接受他的谏阻，撤消了出兵的计划。曹丕即位后，贾逵还写信告诫他，要他为亿万百姓着想，不要违背他们的愿望。表现了他对曹魏政权巩固的关心。曹操打算从关中出兵征讨蜀国，曾派贾逵观察斜谷的地形，半道中，遇到水衡都尉押送着数十辆囚车，行动迟缓，阻碍道路，贾逵便命令只押解罪重者，释放了那些罪轻者，从而让开道路，很快完成了任务，受到曹操的赞赏。

    贾逵忠于曹魏，关心曹魏统—全国的事业。曹丕黄初年间，他即与其他将领征伐过吴国，到魏明帝即位后，他仍致力于对吴国的军事斗争。直到临终，念念不忘魏国对吴的统一，以不能平吴而感到遗憾。正因为这样，曹操的继承者也十分怀念他。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每过豫州，都要到他的庙里凭吊，称他死而不朽，号召人们学习他。

015王凌

    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生于汉灵帝建宁四年(17l年)，卒于魏齐王曹芳嘉平三年(251年)。他是曹魏政权中重要人物之一，也是矢志忠于曹室的老臣。曹操时，王凌曾任郡守、丞相府主簿；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时，他先后历 、青、扬，豫等州刺史，明帝景初年，他由豫州转镇扬州，为征东将军都督。正始年间；位至车骑将军、司空、太尉。

    王凌出身于仕宦之家，少年时曾随父居住于京城，汉末司徒王允即其叔父。董卓之乱，王氏一门被董卓部将李 、 郭汜诛残，只有王凌及其兄长生逃，回到家乡。建安初，王凌得举孝廉，出任县长，不久即因罪而被罚5年苦役。服役期间，正好遇到曹操巡部，曹操得知他是司徒王尤之侄，又系因公犯罪，便当即下令，解除其劳役，任他为郡中骁骑校尉之参谋。待曹操灭袁绍为冀州刺史后，即擢拔他为郡守，而后，为丞相府主簿。与场修、贾逵共掌丞相府日常事务，当时号称“三主簿”。

    魏国建立，王凌始出典州事。他每历一州，都有显著治绩，颇受当地百姓称赞。

    魏文帝黄初六年至魏明帝太和元年(225—227年)，王凌任青州刺史。当时北方战乱刚刚平息，社会秩序还不稳定，而地处东陲的青州，曹操的政令往往不能得到推行，官吏多不奉公守法，乘机骚扰百姓．王凌到任后，从教化入手，布政施教，赏善罚恶，整顿社会秩序，整饬吏治，使—州之内社会秩序有了明显改善，受到当地百姓的交日称赞。

    魏文帝太和元年到景初三年(227—237年)，的10年内王凌先后为扬、豫两州刺史。他在豫州任上，按照儒教的礼治观念，集中精力恢复这—地区的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他旌表前代士人之后裔，访求那些有相当社会名望的“隐士”，争取他们与曹魏政权合作，以儒家的忠孝节义来教诲百姓，使这里出现了“文治”的升平局面。豫州为曹巍政权之腹心，这里的治理情况如何，实关全国之大局。正凌在豫州一整套礼治措施，正是适应了这种政治需要，同时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卒先垂范的作用。

    正始元年(240年)，王凌转任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都督府就在扬州治所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南)，成为曹魏镇守东南的最高将领，扬州不仅是曹魏的军事重镇，也是东南粮仓。周回300余里的芍肢，水网纵横，灌溉着淮南千里稻田。为确保这座粮仓，曹魏在此设置了大批屯田士卒，并有常驻军队守护。正始二年(241年)夏历四月，吴国乘魏明帝之丧，派大将全琮略地淮南，企图破坏芍陂水利，切断曹魏东南粮食供给。为了保护芍陂屯田，王凌率淮南相邻的诸州士卒与吴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连战数日，终于击退了吴军的进攻，保住了这座粮仓，王凌因此而被加官为车骑将军。

    王凌受曹操的擢拔，起家于刑徒：又历典大州，成为曹魏政权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加之他又受儒学正统观念的陶冶，对曹魏政权亦可谓矢志不移，衷心拥护。当司马氏集团篡魏活动日益紧迫的时候，王凌也和那些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力量开始联合，做着反对司马氏集团的准备。特别是他镇守东南以来，手握重兵，为他实行武装反对司马氏集团创造了条件。他加紧活动，打算起兵入京。王凌的外甥，时为竞州刺史的令狐愚也率兵驻守平阿(今安徽怀远县)，也积极为王凌出谋献策，要把司马氏卵翼下的曹芳推翻，拥立曹操之子曹彪做皇帝，准备在事成之后，将京城移至许昌。一时间，民间也散布着曹彪当皇帝的传言，有歌谣说：“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朱虎为曹彪乳名，他受封于白马县(今河南滑县东)，洛阳在白马西南，以白马西南驰来借喻曹彪入主洛阳。

    嘉平元年(249年)夏历九月，令狐愚派张式与曹彪取得联系，王凌也派舍人劳精返回洛阳，与他的儿子王广商议起兵大事。王广根据京城情况分析，认为司马氏代曹已成定局，劝王凌不要轻举妄动。但王凌废曹芳，拥曹彪的消息已为司马氏父子得知，箭正弦上，不得不发。嘉平三年(251年)春，吴国派10万大军于涂水 (今安徽滁河)下游筑堤，以淹没魏国淮南之地。王凌乘此机会，声言讨伐劝王凌归诚；而后出其不意，以大军掩击寿春。当司马懿大军进至颍河上游的百尺 (今河南项城县西北)，王凌自感穷困无救，便自动交出统军的印绶、节钺。司马酷将王凌扣留后，遣骑兵600人送王凌回京，途经豫州时，王凌便服毒自杀了。司马懿进入寿春后，将随王凌起兵的人士全部捕杀，夷其三族，并将王凌、令狐愚的坟墓掘开，剖棺暴尸三日，焚其朝服。路人为之侧目。王凌之子王广亦同时遇害。

    王凌与司马懿及其兄长司马朗都曾过从甚密，私人感情亦较深厚，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促使他们最后决裂了。从曹魏政权建立的过程来看，司马氏与王凌都为它做出过贡献，这是他们政治上一定时期统一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氏窃取这个政权的野心日益明显，而王凌却仍极力维护曹魏的正统地位，这就使他们的政治道路发生歧异。司马氏集团虽然最后夺取了政权，并完成了全国范围的短期统一，但这个集团本身比曹魏政权集团更腐朽、凶残、保守。因此，反对这样—个政治集团登台，应该说有—定的正义性。我们不完全排除王凌争夺权益的心理，但客观事实告诉人们，他反对篡劫括动的斗争还是值得褒奖的。晋泰始元年(256年)下诏说，王凌谋废齐王曹芳，曹芳确实不足以守位，久许王凌后代祭祀祖宗。事实上是给王凌平了反。这就充分说明，王凌这种忠于最高统治者的精神是可以利用的。吴国，集合诸军向洛阳进发。这时，令狂愚已病死，黄华为凉 州刺史。王凌又派大将杨弘去联络黄华。不料，杨弘、黄华却联名将王凌起兵的消息报告了司马懿。司马懿即率中军从颍水顺流而下，讨伐王凌。他于军中下令赦免王凌的“反罪”，写信劝王凌归诚；而后出其不意，以大军掩击寿春。当司马懿大军进至颍河上游的百尺 (今河南项城县西北)，王凌自感穷困无救，便自动交出统军的印绶、节钺。司马酷将王凌扣留后，遣骑兵600人送王凌回京，途经豫州时，王凌便服毒自杀了。司马懿进入寿春后，将随王凌起兵的人士全部捕杀，夷其三族，并将王凌、令狐愚的坟墓掘开，剖棺暴尸三日，焚其朝服。路人为之侧目。王凌之子王广亦同时遇害。

    王凌与司马懿及其兄长司马朗都曾过从甚密，私人感情亦较深厚，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促使他们最后决裂了。从曹魏政权建立的过程来看，司马氏与王凌都为它做出过贡献，这是他们政治上一定时期统一的基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氏窃取这个政权的野心日益明显，而王凌却仍极力维护曹魏的正统地位，这就使他们的政治道路发生歧异。司马氏集团虽然最后夺取了政权，并完成了全国范围的短期统一，但这个集团本身比曹魏政权集团更腐朽、凶残、保守。因此，反对这样—个政治集团登台，应该说有—定的正义性。我们不完全排除王凌争夺权益的心理，但客观事实告诉人们，他反对篡劫括动的斗争还是值得褒奖的。晋泰始元年(256年)下诏说，王凌谋废齐王曹芳，曹芳确实不足以守位，久许王凌后代祭祀祖宗。事实上是给王凌平了反。这就充分说明，王凌这种忠于最高统治者的精神是可以利用的。

016卫觊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运城市)人， 生卒年不详。他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曹魏政权中颇有见识的政治人物。

    卫觊少年早成，很早就以才学著称，曹操为司空时，就任他为属吏。先后任过县令、治书侍御史等职。魏国建立后，他与王象共同主持制定典礼制度，官至尚书。

    曹操时期，卫觊镇守关中，为曹操平定中原，进而底定关中做了有益的准备。

    建安四年(199年)，曹操为了联络成都刘琮，派卫觊出使成都。卫觊到达长安后，前方道路不通，曹操便留他镇守关中。当时，因战乱而流入他乡的关中百姓渐渐回归故土，但由于曹操所置郡县无力扶助他们复业，这些回归的居民又往往成为关中割据势力的部曲。卫觊针对这种情况，建议将河东盐池收为官有，设置使者监卖，抽取盐税以买农具耕牛，供给归民，使他们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的建议由荀彧转达给曹操，得到曹操的赞许，于是，很快派人管理了河东盐池，并设司隶校尉于弘农，主管重返家园的流民殖谷垦田。这样，安定了人心，促进了关中经济的恢复。特别是盐池官办，增加了曹操的财源，支持了他的统一战争。清人卢弼曾评论说，池盐官卖之议同枣祗的屯田之议，都是当时要政。足见卫觊这一建议的重要意义。

    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时期，卫觊为尚书，与王象一起，主持了典礼制度的制定。卫觊极其重视法律制度的恢复和建设，他认为，刑法是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而往往被官吏轻视，代之以主观臆断；典狱之官掌握生杀人权，应由明法公正之人来担任，而往往因统治者对他们的轻视，所用非人。这是王政敝弊，国家丧败的重要原因。他主张，恢复西汉《九章律》，并设律博士转相教授，使官吏和百姓都懂得法律，以法治天下。魏明帝同意丁他的主张，专委刘邵、陈群等人删定西汉律令，制成《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180篇。从而，增加了《九章律》的内容，减少了汉代其他章律科今的条文。这些律令条文的制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律博士的设置，更是秦汉以来所未有。所有这些，都是与卫觊的努力分不开的。

    卫觊注重国家纲纪的恢复建设，也常呈奏意见，匡正时弊。曹操时期，一些重大决策就常请他参谋。曹操打算进军关中，讨平关中割据势力，就曾让荀彧征求卫觊的意见。卫觊认为，关西诸将皆无大志，只要给其爵号，就不会有大的变动，而后再囤剪除他们，如果乘其强大之时而进攻，必然使他们联合反抗，难以控制。可当时钟繇自告奋勇前去讨伐，曹操没有按照卫觊的意见去办，结果钟繇失利，曹操不得不亲自率军征伐，虽然平定了关中，然军士伤亡惨重。曹操懊悔不听卫觊的意见，因此更加看重他。魏明帝时，他也经常上书言事，告诫明帝耍善听不同意见，留意于民间，爱惜民力，计较府库，量入为出。表现他的一片爱国之心。

    觊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他曾受诏专典著作。据统计，文帝、明帝时，他撰写的诏令、驳议等有数百篇，他的个人著述有《魏官仪》等10多部，可惜这些著述多数亡佚了，现在保存在《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里的，仅见《魏官仪》和《孝经图》两书的目录。同时，他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凡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当时的不少碑文书写，都出自他的手笔。在文章著述方面，他与建安末的潘勖、黄初中的王象齐名，在书法方面，他与后汉粱鹄、韦诞齐名。

017徐晃

    徐晃，字公明，生年不详，卒于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 (227年)，河东杨(今山西洪洞县)人。

    徐晃年轻时曾做河东郡小吏，因随杨奉讨伐董卓有功，升为骑都尉。李榷、郭汜长安火併之后，他又随杨奉护送汉献帝东入洛阳。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于开封击败杨奉，徐晃便投奔了曹操。从此，他便成为曹操的—名忠实战将，跟随曹操转战于大河上下、江淮之间，为曹魏的立国建立了功勋。

    徐晃一生经历大小数十次战斗，他勇于摧锋陷阵，攻击强敌。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驻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兴师北上，包围了曹魏的江北重镇樊城和襄阳。当时，锹晃率军驻守宛城(今河南南阳市)，为襄、樊之地的后备军。曹操为了解救樊城，襄阳，前后增兵至12营，悉归徐晃指挥。关羽围军层层设垒，封锁严密，阵地十分坚固。徐晃率士卒到达前线，不顾矢石飞流，身先士卒，数次突入重围，与关羽的守将激战于樊城之外，同时，令其士卒掘地道通樊城，与城内曹军取得联系。经过数日苦斗，击破了关羽围军，解除了樊城，襄阳之围。这次战役对于巩固曹操的南部疆土，稳定后方都起了重大作用，使曹操十分高兴．战投一结束，曹操亲出营帐7里之外迎接徐晃，并设宴庆贺，慰劳他说： “全襄、樊，将军之功也”。又在一篇令中说： “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余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且樊、襄阳之在围，过于营、即墨，将军之功，逾孙武、 穰且。”

    徐晃不仅勇猛过人，而且善于用兵，往往能够避敌强大，改其虚弱，以少胜多。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发兵进取关中，徐晃奉令屯守汾阴，以镇抚河东。当曹军主力进至潼关后，遇到关中军阀马超等人阻击， 不得前进。 曹操使召徐晃商讨进兵之策。徐晃认为，由于曹军主力陈兵边潼关以东，调动了关中诸侯悉出潼关防守。这样，黄河西岸的关中军队已无劲旅，防守空虚，如果乘其虚弱，渡河而西，再转而南攻，曹军就能胜利。曹操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令其率兵先行渡河，占领阵地，然后曹军主力全部渡过黄河，南攻潼关，剪除了关中的割据势力。他在解除樊城、襄阳之围的战役，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声东击西，调动了蜀军主帅，而后乘虚袭击，赢得了胜利。

    不仅如此，徐晃更懂得把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在跟随曹樱与各路军阀的斗争中，既重视军事进攻，也帮助曹操收揽人心，从政治上瓦解对方。在曹操与袁绍的斗争过程中，由于双方交战时间较长，仇恨较深，所以曹操每攻占袁绍占据的地方，往往有报复性的屠城之举。徐晃认为，这样只能更加激起袁绍势力的反抗，阻碍曹操的统一。他奉劝曹操改变这种做法，使袁氏势力自行瓦解。建安九年(204年)，徐晃奉命攻取了袁氏所属的易阳城(今河北邯郸市北)，就曾劝告曹操说：“二袁未破，诸城未下者倾耳而听，今日灭易阳，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无定时也。愿公降易阳以示诸城，则莫不望风。”曹操采纳他的意见，果然取得显著效果。

    徐晃治军严谨，令行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军容严整，上卒精神振奋。樊城、襄阳解围后，曹军诸路军队汇集于縻坡，曹操案行诸营，不少士兵出阵围观，唯有徐晃部下军营整齐，将士驻阵不动。曹操暗暗赞叹他有周亚夫之遗风。他每战有功，但很少邀功请赏，所以在曹操的军队中流传着一句话： “不得饷，属徐晃”。他常常说： “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当以功自效，何用私誉为！”。他把为曹操的统一事业而战斗当作自己效力的机会，以此为动力，鞭策着自己的行动。尽管这些认识打上了封建思想的明显印记，然而，也显出了他那可贵的品格。他是曹魏政权的开国元勋，也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战将。

018张辽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人。生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卒于曹魏黄初三年(222年)，三国时期曹魏的一员著名战将。

    张辽是西权武帝时马邑豪翁聂壹之后。聂壹以献出马邑诓诱匈奴入塞，汉设伏兵企图伏击之，被匈奴发觉而退去。聂壹的后代为避怨而变姓为张。张辽少为郡吏，东汉末年，并州刺史丁原以其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中平六年(198年)，汉灵帝去世，皇子刘辩即位，太后临朝，外戚何进(何太后兄)执掌了朝政．何进在袁绍等人的唆使下，加紧与宦官的斗争。为壮大其声势， 调集董卓、 丁原等四方兵力前来增援京师(今河南洛阳)，张辽随丁原到京师，又被派往河北募兵，得千余人，待返回，何进已被董卓指使的丁原部将吕布杀死，朝政落入董卓之手。张辽随丁原部众并入董卓。董卓被吕布杀死后，张辽随吕布东奔徐州。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吕布自称徐州牧，张辽领鲁相，时年28岁。吕布及其将领高顺披曹操缢杀，张辽率众降曹操，拜中郎将，赐爵关内侯。从此，张辽跟随曹操，投入到为曹魏争夺天下的征战中。他在北破袁绍父子、击败乌桓，平定山东、河北、辽东和南御孙权、平定湖北、安徽、江苏长江以北的历次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

    建安六年(201年)张辽在同夏侯渊围攻昌豨的战争中， 数月后因粮食将尽仪退兵时，张辽对夏侯渊说：数日已来，每行诸围，稀则属目视辽，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计犹豫，故不力战。辽欲挑与语，倘可诱也?!”于是，张辽前去阵前对昌豨喊：“(曹)公有令，使辽传之。’昌豨果然下来同张辽对话。张辽说：“太祖神武，方以德怀四方，先附者受大赏。”昌豨当即表示愿意投降，张辽只身与豨上三公由到昌豨家中，拜会了他的妻子。昌豨非常高兴，便同张辽—起去拜见曹操。曹操仍派昌豨回东海(今山东省郯县)。

    建安十二年(2O7年)，张辽在随从曹操征袁尚于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的战争中，于白狼山同乌桓兵相遇，劝曹操迎战。当时，张辽的情绪非常高涨，宙曹操深受鼓舞，便将自己的指挥旗交与张辽，让他先锋出击。结果大破乌桓，斩杀单于蹋顿及名王以下降者2O余万人。

    建安十四年(209年)，庐江人陈兰、梅成据 、六二县叛乱，曹操派于禁、臧霸等讨伐梅成；派张辽、张郃、牛盖等讨伐陈兰。梅成伪降，于禁等便撤兵。而梅成却又领其众并陈兰部转入满山。瀵中有天柱山，高峻20余里，道路险窄，通过困难，陈、梅等巳据其上。张辽要进兵，诸将说兵少道险，不便深入。张辽说：“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便于山下安营，发动进攻，斩陈兰、梅成首级，尽虏其众，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

    其后，曹操派张辽、乐进、李典等带兵7千余人屯守合肥。曹操西去征汉中张鲁，临行前给合肥护军薛悌留下一封信，封边注明：等孙权来时再开封。

    建安二十年(215年)，孙权果然领兵lO万余来围攻合肥。薛悌遵曹操指示启封看信，信中说：“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都很怀疑，以为薛悌作了手脚。这时，张辽说：“(曹)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战，诸君何疑?”李典同意张辽意见。当晚，张辽即选拔敢从之士800人，杀牛犒飨，准备明日决战。次日清晨，张辽披甲持戟先登马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并大呼自名，冲入孙权营中，直达孙权麾下。孙权大惊，其众亦不知所措，逃登高坟丘上以长戟自守，张辽喊孙权下来迎战，孙权不敢。孙权在高处见张辽人少，便下令聚围张辽数重，张辽左冲右突， 横冲直闯，打开一个缺口、带数十人突围。但余众呼号：“将军弃我乎?!”张辽又返身冲入重围救出余众，打得孙权人马疲靡不堪、不敢再来阻挡。此次战斗，从早晨战至中午，使吴人气夺。张辽回城整修守备，安定众心，诸将皆服。孙权围守合肥10余日，攻城不下，只好退兵。张辽又乘机率众追击，几乎将孙权抓获。此次战后，曹操大加称赞张辽，拜为征东大将军。

    在此之前建安十三年(208年)时，因荆州未定，曹操派张辽去屯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出发前夕，晚上惊乱火起，一军大乱。张辽向左右说：“勿动，是否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遂下令军中，不反者坐好，带领亲兵数十人站立队伍之中，一会儿便安定下来，将为首者捕杀。

    上述几次突出的战争与事件，充分显示出了张辽作为一员大将的机智勇敢、能征善战、有略有谋、沉着镇定，带兵有方的气质与风度。

    张辽在跟随曹操20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屡立战功，的确为曹魏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曹氏父子的赞赏与敬重。由最初的中郎将、关内侯官爵，逐欢升为裨将军、中坚将军，荡寇将军，都亭侯、征东将军、都乡侯，前将军、晋阳侯等。并增邑至二干六百户。且其母、兄及子都得到曹氏父子的封赐。

    在当时魏、蜀，吴争夺天下，三国鼎立的历史条件下，正如诸葛亮为蜀汉一样，张辽为曹魏。各为其主，自然也包含着个人的利益。张辽虽然也镇压了曹魏境内的一些农民起义，但在为曹魏争夺天下的整个战争中，的确显示出了一位大将的本色，在三国时的武将中是颇为突出的。

019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据人考证，他约生于汉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二0八年）。这考证很可疑。因为《后汉书·华佗传》有华佗“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的记载。据此，华佗可能不止活了六十四岁。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

　　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华佗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经》，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华佗高明之处，就是能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学说。中国的医学到了春秋时代已经有辉煌的成就，而扁鹊对于生理病理的阐发可谓集其大成。华佗的学问有可能从扁鹊的学说发展而来。同时，华佗对同时代的张仲景学说也有深入的研究。他读到张仲景著的《伤寒论》第十卷时，高兴地说：“此真活人书也”，可见张仲景学说对华佗的影响很大。华佗循着前人开辟的途径，脚踏实地开创新的天地。例如当时他就发现体外挤压心脏法和口对口人工呼吸法。这类例子很多。最突出的，应数麻醉术—酒服麻沸散的发明和体育疗法“五禽之戏”的创造。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可见，后世尊华佗为“外科鼻祖，”是名副其实的。

　　“五禽之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除系统地接受古代的医疗经验外，还能很好地重视和应用民间的医疗经验。他一生游历了不少地方，到处采集草药，向群众学习医药知识。在向民间找药的同时，还从民间搜集了不少单方，经常用这些单方来治病。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象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他的同乡曹操，常患头风病，请了很多医生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只给他扎了一针，头痛立止。曹操怕自己的病再发，就强要华佗留在许昌做自己的侍医，供他个人使唤。华佗禀性清高，不慕功利，不愿做这种形同仆役的侍医。加上他“去家思归”就推说回家乡找药方，一去不返。曹操几次写信要他回来，又派地方官吏去催。华佗又推说妻子病得厉害，不肯回来。曹操为此大发雷霆，专门派人到华佗家乡去调查。他对派去的人说：“如果华佗的妻子果然有病，就送给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要是“虚诈”，就逮捕治罪。”不久，华佗被抓到许昌，曹操仍旧请他治病。华佗诊断之后，说：“丞相的病已经很严重，不是针灸可以奏效的了。我想还是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去病根。”曹操一听，勃然大怒，指着华佗厉声斥道：“头剖开了，人还能活吗？”他以为华佗要谋害他，就把华佗关到牢里去准备杀掉。曹操的一位谋士请求说：“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宥”。曹操不听，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邪？”竟然把这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生杀害了。临死，华佗把在狱中整理好的医著交给牢头说：“此可以活人”。没想到，这个牢头害怕，不敢接受。华佗只好忍痛，“索火烧之”。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七百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020康僧会

    康僧会，其祖先是康居国(西域城国)人，后在天竺国居住，他的父亲因作生意移居交趾。康僧会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他于服孝期满后出家为僧。康僧会励行甚峻，为人弘雅，有识量，笃志好学，通晓佛家经、律、论三藏，博览《诗》、《书》、《礼》、《易》、《春秋》六经，对于天文图纬也多有猎涉。

    当时孙权已统治江左一带，但这里佛教还未传布。先有一位在家奉佛法修行的人，名叫支谦，宇恭明，又名越，本是月支人，来汉地游历。当初，在东汉桓帝、灵帝(公元147年一189年)时期，高僧支谶翻译了很多佛经。有个名文亮字纪明的人，跟从支谶学习，支谦又跟从文亮学习，博览众多经籍，莫不深入研究，世间的各种伎艺，也多方学习，且遍学世人不常见的书籍，晓通六国语言。支谦身材细高黑瘦，眼白多而眼珠黄，为此当时的人们说:"支朗眼中黄，形躯虽细是智囊，

    汉献帝(公元190年一220年在位)末年，社会大乱，支谦避乱来到吴国。孙权听说支谦很有才智，就召见他，并拜为博士，让他辅导东宫太子，与韦曜等人共尽辅助之力。但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吴志》中没有记载。

    支谦想到佛教虽已传布，但佛经多是梵文，没有翻译，而自己已精通汉语，于是他收集众多佛经版本，译为汉语。从吴黄武元年(公元222年)到建兴(公元252年一253年)年间的三十多年中，他翻译了《维摩》、《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49部经书，译本既忠实于原著，又文辞优关。支谦又依照《无量寿》《中本起》制定了菩提连句赞叹歌咏的声调三契，并注释《了本生死经》等，都流行于世。

    这时吴国虽然已开始流传佛法，但风化不全，康僧会欲使江左地区振兴佛教，兴立图寺，便杖锡东游，于吴赤乌十年(公元248年)来到建业，营造茅屋，设立佛像，推行佛教。当时，吴国人刚刚见识僧人，只是看到僧人的形象，还不了解佛教的教义，还是持怀疑的态度。有司上奏朝廷说:"有胡人入境，自称是沙门，容貌、服饰怪异，此事应调查清楚。"孙权说:“从前，汉明帝夜梦神人，自称为'佛'。这些胡人沙门所事奉的，不就是佛的遗风吗？”立即召见康僧会诘问，佛有何灵验。康僧会回答说:"如来去世，倏忽已逾千年，遗骨舍利，神光照耀。从前，阿育王(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国王，信奉佛教，佛教传布于国外，多赖其力)起造佛塔84000座。佛塔、佛寺的兴起，以表佛的遗化。"

    孙权认为这都是夸诞之辞，对康僧会说:"若能够得到舍利，当为舍利造塔;若是以虚妄之辞欺骗我，你会受到国法的制裁。"康僧会请求给予7天的时间。又对徒弟们说:"佛法的兴废，在此一举，这次若不至诚，以后就更不可能有机会了。"于是洁斋于清静之室，将一个铜瓶放在几上，烧香礼请舍利，7日的期限到了，却寂然无应，康僧会请求再延长7天，孙权又答应了，可是第二7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孙权说:"你这全是欺骗人的东西。"要治康僧会的欺君之罪，康僧会又请求第三个7天，孙权也准许了。

    康僧会对徒弟说:"佛法灵验，应该降临，只是我们这些人没有感应，当以誓死为期!"三七的这天傍晚，还是没有任何反映，众人都非常害怕。到夜里五更，忽然听到铜瓶中铿然有声响，康僧会前去看视，果然是得到了一颗舍利。第二天早上呈给孙权，满朝的官员都来围观，舍利的五色光芒，照曜船上。孙权拿着瓶子，把舍利倒在一个铜盘上，舍利落下，将铜盘撞碎了。孙权大惊，肃然而起，说:"真是世上稀有之瑞啊！"康僧会进言道:"舍利的神威，岂是仅仅只有光相，劫火烧它不能焚，金刚杵砸它不能碎。"孙权令人来试试。康僧会发出誓言道:"佛法广大无边，遍及万众，苍生仰望泽被，愿佛法再次降下神迹，以显示威灵。"把舍利放在铁钻锤上，让大力士用力敲击，钻锤都打坏了，舍利却丝毫没有损伤。孙权大为叹服，立即下令修建佛塔、佛寺。这是吴国最早建立的佛寺，所以名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做佛陀里。从此，江左一带佛法兴起。

    到吴末帝孙皓执政时，法令繁琐、残暴。朝廷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波及到佛寺，并打算毁掉佛寺。孙皓说:"佛教由何而兴?佛若是真神，与圣典相应，应事奉其道。若是有名无实，就要毁佛焚寺。"众大臣劝谏说:"佛的威力不同于其它的神，因康僧会的感应，大皇创立了这座寺院，现在若是轻率的把它毁掉，恐怕以后会后悔的。"孙皓派遣张昱到寺院去诘问康僧会。张昱文雅而有才辩，到寺院见到康僧会后，他多方发难，康僧会随机应变，言辞锐利，文理锋出，从早上一直辩论到傍晚，张昱说不过康僧会，只好告辞了。在康僧会送张昱出门时，正巧看到在寺院的旁边，有人在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张且说:“佛教的教化既然已经传布，这些人就在你们寺院附近，他们为什么不改信佛教？”康僧会说:"雷霆击破山顶，聋子却听不见，这并不是因为声音太小。如果理义通达，则万众响应，如果阻塞，就会造成对立。"

    张昱回去后，感叹康僧会的才智，不是自己所能企及的，希望由孙皓来明察。孙皓便招集朝中贤士，并请来了康僧会。孙皓问:"佛教所说的善恶报应，指的是什么？康僧会回答说:"圣明的君主以孝慈来治理国家，吉祥的神鸟就会在天空飞翔，南极星也会出现在天空;用仁德来育化万物，甘美的泉水就会涌出，长出茁壮的禾苗，这就是吉祥的象征。善有瑞兆，恶有恶兆。所以在隐蔽的地方做了坏事，将会被鬼神惩罚，在明显的地方做了坏事，将会被正义的人讨伐。《易经》中说:'积善余庆'。《诗经》中说:‘求福不回’。这虽然是儒家经典的格言，也是佛教之明训。"孙皓说:"既然是这样，周公和孔子已经把道理讲明白了，还要你佛教有什么用？"康僧会说:"周公和孔子所说，只是浅近的道理，至于佛教，则讲的更透彻、更细致。所以，做坏事就有地狱长苦在等待着你，若是做好事，则有天宫永乐。我举出以上例子，无非是为了明理劝戒。”孙皓无法反驳康僧会。

    孙皓虽然已经闻所佛法，但还是不改昏暴、残酷的性情。后来卫兵在后宫的治园挖到一尊金佛像，有几尺高，呈献给孙皓，孙皓将佛像放在厕所前，用粪汁浇灌佛像，并和大臣们以此取笑为乐。随即孙皓浑身肿痛，尤其是阴处疼痛难忍，呼叫连天。太史占言，是因为冲犯了大神，孙皓马上到各个神庙里去祈祷，还是不能消除疼痛。有一个敬奉佛法的宫女对孙皓说:"陛下到佛寺里去求福了吗？”孙皓抬起头来问道:"佛神是大神吗？”宫女说，"佛是大神。"这时孙皓才有所感梧。

    宫女将金佛像迎到大殿上，用香汤洗了好几十遍，又烧香忏悔，孙皓在枕头上叩头，述说自己的罪状，一会儿痛肿减轻了，又派使者到佛寺去问讯和尚，请康僧会来讲经说法，康僧会立刻就来了。孙皓详细询问了罪与福的各种由来，康僧会为他一一剖析，言辞精辟、扼要。孙皓也是有才气的人，听后欣然，非常高兴，又要求看佛门的戒律。因为戒文是禁秘，不能轻易给人看，康僧会便取本业百三十五愿，分作二百五十事，都是信徒们日常所用的，给孙皓看。孙皓见佛法慈悲，广及众生，便心生善意，随即请受五戒，10天后肿痛全好了。于是孙皓就将康僧会住的寺院，加以修饰，并宣示皇族全体成员，必须信奉佛法。康僧会在吴国，讲经说法，但因孙皓性情暴虐，听不懂更深刻的佛理，只是讲一些身边的因果报应的事情，来开导孙皓。

    康僧会住在建初寺，翻译了许多佛教经书，如《阿难念弥》、《镜面王》、《察微王》、《梵皇经》以及《小品》、《六度集》《杂譬喻》等等。

    这些译本译文准确，妙得经体。他还传授了涅磐梵音歌咏声，音调清靡哀亮，成为一代佛教徒学习的模式。他还为经书做序言，行文既文雅又通俗，说理细致入微，都流传于世，到吴天纪四年（公元280年)四月，孙皓投降西晋，这年九月，康僧会因病而终，这一年也就是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到东晋成帝威和(公元326年一334年）年间，苏峻作乱，焚烧了康僧会修建的佛塔，后来，司空何充又重新修造。

    平西将军赵诱，从来就不信奉佛法，傲慢三宝(括佛宝、僧宝、法宝）他来到建初寺，对众和尚们说:"久闻此塔屡放光明，这简直是荒诞不经，所以我从来不信。除非找亲眼看见，才能相信，话刚说完，佛塔上立即放射出五彩光芒，照耀佛寺，赵诱惊得毛发倒竖，肃然起敬，从此信奉佛法，并在寺院的东边，又立一座小塔。此事从远处说，是圣佛的神感，从近处说是康僧会的佛力所致。所以僧人们给出康僧会的画像，一直流传至今。

    有记载说:"是孙皓打试舍利，而不是在孙权时期。"我认为:在孙皓将要毁坏寺院时，众多大臣们都说:"因康僧会的感瑞，大皇创立了这座寺院。"由此可知，当初打试舍利的必定是在孙权时期。所以数家传记都说孙权感舍利于吴宫。后来试验神灵的事，或许是孙皓所为。

灬龙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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