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职官沿革史

温县司马懿

转的。
在线阅读地址：http://www.zh5000.com/ZHJD/gxjd/gxjd-qt-ldzgygs.htm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fid=2868421480

先贴三国部分，剩下的有需要再贴

先把前言附上：

我国古代自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便出现了阶级，形成了国家，并逐渐建立了一套统治机构。国家机构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机构的演变历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研究国家机构的演变历史，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阶级社会中，各级官吏，都是代表统治阶级管理和压迫人民的，各类职官机构，都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奴隶社会中，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王是最大的奴隶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全国的土地、奴隶及平民都属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把一部分土地、奴隶及平民分给同姓和异姓的贵族，封他们为诸侯。诸侯是受封区的统治者，但须服从王命，对王承担徭赋义务。在诸侯封地内，也建立一套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的政权机构和官吏，成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政权。诸侯又把土地、奴隶及平民分封给奴隶主贵族卿、大夫。卿、大夫是其封地内的统治者。有的卿、大夫担任着王国或诸侯国的重要官职，辅佐王和诸侯进行统治。

商王廷设有百官，辅佐商王治理国家。百官之中可分为政务官、宗教官和事务官三类。政务官、宗教官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周朝的官制在商朝的基础上更加发展，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官僚组织和较完整的官僚制度。辅佐周王进行统治的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其权力很大，是国家的总管。协助周王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是六卿，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太宰是朝廷的政务总管，太宗管宗庙谱系，太史管起草文告、编写史书，太祝是最大祭祀官，太卜是占筮官，太士是神职官吏。此外，周朝还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等五官，分别掌管土地、军赋、工程、群臣爵禄、刑罚等。

商周的王、诸侯、卿大夫及其他各种官吏都是世袭的，世代掌握着统治大权，这就是所谓世卿制度。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强凌弱，大并小，互相间进行无休止的兼并争霸，周王朝对诸侯逐渐失去控制的权力，贵族分封制度行不通，各诸侯国称王称霸，设官分职，各行其是，职官制度也因而发生了变化。

自秦、汉以后，官制渐趋复杂，中央和地方官制不断变化和发展，兹分叙如下。

一、中央官制的变化概况

秦灭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确定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建立了“三公”、“九卿”一套比较严密的中央官僚机构，以协助皇帝处理国家的军政事务。西汉初期基本沿袭秦制。自武帝始，皇帝常通过内廷管理文书的尚书台亲自裁决政务，并把秦时的丞相、御史大夫、太尉逐渐改名为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亦称“三公”（又称“三司”）。原来御史大夫的属官“中丞”保留下来，专司监察，以后称为“御史台”，中国历史上专职的监察机构，从此正式建立起来。到了东汉，正式发号施令的是尚书台，三公的权力削弱，只能办理一些例行公事。东汉末，曹操为了掌握大权，自任丞相，并一度恢复御史大夫等官职。曹丕称帝后，认为东汉尚书台权力太大，便另设中书省，掌握机要，起草和发布政令，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府。尚书台自此成为执行机构，其事务日益繁忙，开始分曹治事，设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晋代将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长官为侍中。侍中地位虽不高，但因接近皇帝，故很有权势。至南北朝，凡属国家重要政令，皇帝都征求传中的意见，这样，门下省便成为参预国家大事的部门了。

隋唐时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长官称尚书。隋唐三省六部的确立，是秦汉以后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制度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整，分工较明确。从隋唐至明、清，六部基本相沿未改。但是原来分立的三省到唐太宗以后却逐渐起了变化。由于唐太宗在即位前曾当过尚书令，故当他做皇帝后，大臣多不敢任其职，于是这个职务就不再授人，尚书省的长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参加大政。至高宗时，则用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参预朝政，执行宰相职务，中书令、侍中就不常设了。五代除沿袭唐制外，又设枢密院（管理军事机密、边防、军马等事）参预大政，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

宋代以中书门下省为政事堂，和枢密院分掌政务、军事，号称“二府”。其中枢密机构的官称则经多次的变革。

元代废门下尚书省，中枢大政统一于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往往以太子充任。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掌政、军、监察三权。此外，又在地方设行中书省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因此，元代的中书省职权极重。

明洪武十三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处理国家大政，专制一切。并仿宋代殿阁学士之制，设大学士以充皇帝顾问，办文墨。明成祖时，选派大学士入文渊阁办事，参与机务，称为“内阁”。最初内阁大学士官位并不高，权势也还少。仁宗以后，内阁专任批答文章，草拟诏令，品位渐次提高，权势随之增大，甚至超过宰相，号为“辅臣”。

清初沿明制，设立内阁。但国家大政决策机构是“议政五大臣”，内阁职权降低。到雍正年间，又另设军机处，由满汉大臣出任军机大臣。军机处设于内廷，秉承皇帝意旨处理军国要务、官员任免和重要奏疏。从此，各地章奏均由军机处直达皇帝，不再经由内阁，内阁只办例行公事。军机大臣亲近皇帝，总揽一切，是封建专制集权中央官制的最高发展。

二、地方官制的发展情况

秦划全国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余郡）。每郡统辖若干县，是郡县二级制。郡置“守”，为行政长官，下置“尉”，佐守掌郡之军事，又置监御史，掌郡之监察。县分二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为行政长官。下设“尉”，掌县之治安，又设“丞”，佐令，执掌仓储、刑狱和文书。郡县行政长官均由皇帝直接任免。

汉初沿秦制，惟改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诸侯王国的官制与中央官制相仿。汉武帝时，划全国为十三州（又称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奉帝命巡察诸郡、国。东汉末年，为镇压农民起义，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军政大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州的长官或称州牧或称刺史，主一州之民政。县的长官一律改称为令。同时，有些州的刺史往往加以“使持节都督某州军事”或“假持节都督某州军事”之头衔，总揽本区军政，权势很大。

隋末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都是两级制。唐还在全国设置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每道派高级京官一人，先后称黜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使等，掌监察州、县官吏违法事件，并有权罢免或提升地方官吏。此外，隋唐还合并若干州为一军区，每区设总管（唐时改称都督），掌管该区军事；后来，唐又在边区设节度使，多带有京官和御史大夫衔，集数州以至十余州的军、民、财政和监察诸权于一人，权势极大。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势力扩大，割据独立，雄霸一方，世称“藩镇”。

宋代鉴于唐五代藩镇之祸，为加强中央集权，削除藩镇，节度使成为空衔，并因地而置州、府、军、监，均有属县，仍然是二级制。州、县政务由中央派遣京官带原衔出任，称“知某州军州事”（“州”指民政，“军”指地方军队），“知某县事”，简称“知州”、“知县”。此外又设监察区，称为“路”。路设都转运使、提点刑狱、提举某路常平公事等官，负责一路的吏治、民刑案件及财政事务。此外，又设经略安抚使或安抚使，掌一路的地方军事，通常以本路的知州或知府充任。

元代中央与地方的划分比较复杂，县上有州，州上有道，道上有行中书省。行中书省为中央中书省派出的机构，权力很大。这样，元代的地方官制就形成省、道、州、县四级制。

明初改元代“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仍称“省”），长官为布政使，掌民政和财政。此外，省一级地方官署还有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掌一省之刑狱和军事，与承宣布政使司合称“三司”。其下设府或直隶州，长官为知府或知州；府之下是县或散州，长官为知县或知州。地方政权为省、府（或直隶州）、县（或散州）三级制。明代由中央派监察御史巡察各地，称“巡按”。或派京官巡抚地方，称“巡抚”，事毕即罢。明宣宗时，在关中、江南等处设巡抚，驾凌于三司之上。后来为了军事目的，在一些地方增设总督，多以部院大臣出任，往往加以兵部尚书或兵部侍郎以及都御史等名号。开设总督后，巡抚便在其属下，有些地方督、抚治所同在一城，互相水火，而只好撤销巡抚，成为有督无抚的省份。

清代的府、州、县制，与明代略同，惟在一些情况特殊的地方（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设“厅”，厅的行政级与州相似，也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分。府以上的道依然保存，并成为一级行政机构，道员也成为专设的官职，俗称“道台”。省级则由总督或巡抚综理军民要政，成为固定的“封疆大吏”。布政使名义虽依然保留，但已成为总督或巡抚的属员，专管税收、民政，称为“藩台”；又设按察使，管一省之司法，称为“臬台”。巡抚辖一省，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府的长官称知府，县的长官称知县，厅的长官称同知或通判。这便构成省、道、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的四级地方官制。

总之，自秦汉至明清，中央官制变化比较大，设官分职比较复杂。而地方官制，元以前基本上是郡（州）县二级，元以后层次较多，但郡（或府）、县二级则变化不大。地方最高政权的名称，组织，职掌等，则历代很不同，这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矛盾的具体表现。

中国古代官称十分繁复，官名总数达一万以上，在这本书里无法一一涉及，仅取其历代相沿、较有代表性的职官，分中央官与地方官两个系统进行叙述，秦汉时期所创置的职官，多为后世所沿袭，因此，对其官称之性质及职掌均作详细的引述。后世沿置者，若是同一官称而赋予特殊职能者，则特加说明；若性能相同者，则或略而不叙或综而论之。各朝之增置的机构或官称，则在创置时代详加叙述，后代沿袭则从略。

各朝对一些重要机关的变革，书中尽可能阐明其具体原因（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以见职官制度的变革，是与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的，是与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同步进行的。对于一般机关，则重点叙述其性质、沿革、职掌与人员编制及其内部分工，并说明某一机关在该朝代所起的作用或所取得的政治效果。

本书的初稿于1980年编成，曾作为我开设的“历代典章制度”课教材的一种而印发。五年来承蒙专家同行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这次出版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较多的补充。

本书的编写，主要根据各朝的史籍文献及有关著述，也采用了当代学者的某些研究材料，特此说明。限于本人水平，书中错谬一定不少，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茂同

一九八五年九月于厦门大学

温县司马懿

第一节 三国的政治概况

　    东汉中期以后，外戚、宦官以及党人之间的斗争一直不断，统治集团早已分裂。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过程中，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不断发展、扩大，中央皇权逐步削弱，最后导致军阀割据的局面。黄巾起义后，一些地主分子认为“天下已非复汉有”，纷纷举兵反汉，拥兵自保，割据一方。这些人在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叛乱中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当时对东汉统治威胁最大的是董卓。董卓是陇西的土豪，灵帝临终曾召他到中央任少府，又晋升他做并州牧兼河东太守。袁绍诛宦官后，他带兵进了洛阳，废杀少帝，毒死何太后，另立献帝。各路军阀联合讨董。迫于形势，董卓慌忙把都城迁往长安。初平二年（公元191年）董卓率军西入长安。入长安一年后，董卓被其部将吕布和司徒王允合谋杀死。董卓死后，势力最大的是袁绍。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和袁绍进行了一场争夺中原的决定性大战——官渡之战。曹操在官渡之战中消灭了袁绍的主力，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第二年，袁绍忧愤而死。曹操攻下邺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之地，并进一步发展势力，统一北方。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亲率大军南下荆州，与孙权、刘备进行了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战后，刘备占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随后又向孙权借得南郡、江夏二郡，占有荆州大部，从此有了地盘。曹操败回北方后，开始经营关西和汉中。公元215年，曹操完全统一了北方。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向荆州发展，后来，孙权派兵袭杀了关羽，攻占荆州。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了。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操死，子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帝，国号魏，都洛阳。公元221年，刘备在蜀称帝，都成都，国号汉，通称蜀或蜀汉。孙权于刘备称帝的次年，称吴王。公元229年，正式称帝，都建业（江苏南京），国号吴，史称孙吴。

温县司马懿

一、曹魏的政治和经济

　　魏国的创始者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对东汉以来只重门第、德行，不重真实才能的选举制度的危害，深有认识。他想纠正这种流弊，多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他在求贤令中强调，不管是“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甚至是“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本领的人，都一律加以选用。他从出身低微的阶层中提拔州牧太守，不可胜数。这一政策的实行，削弱了世家大族的政治势力，并且从中、小地主阶层中选拔出一批有才干的人，使曹魏的吏治比较清明。东汉末年大乱，许多自耕农沦为豪强的部曲和佃客。豪强依仗权势，他们本身及依附他们的农民，都不向国家服役纳税。曹操否定豪强的这种特权，不准“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对那些横行不法的豪强大族，曹操令地方官吏予以严惩。曹操打击豪强，一方面是同地主豪强争夺役源财源，同时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

　　曹魏政权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也较严格，若不遵行政府法令的，一律免官。贾逵为豫州刺史，二千石以下官吏犯法者，全被他奏免。曹魏朝廷把这件事公布，要各地遵照执行。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北方的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军阀因为缺粮而败亡，社会现实要求恢复农业生产。黄巾起义冲击了官僚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在内地出现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特殊现象。曹操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又获得大批的劳动力和耕牛、农具。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曹魏在内地实行了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区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多处。其中比较集中的是在河南和淮河两岸。

　　曹魏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按原来建制，由军官直接督领，大司农派官协助。民屯设专官管理，郡设典农中农将或典农校尉，与县令平行。下设各种属官，负责具体事务。《三国志·贾逵传》载，贾逵为弘农太守，“其后发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属郡，言语不顺”。这说明民屯典农官自成系统，不归郡管辖，主要农官大都由吏部奏上任免。有关屯田重大事项，多由最高决策者决定，具体事务则由大司农派官协助承办。同军屯一样，民屯也实行军事编制，以屯为单位，每屯五十人，由屯司马督领。

　　民屯生产者称为屯田客。屯田客表面上说是招募，实际上是强迫。由于实行军事编制，人身不自由，剥削又重，所以屯田客不断逃亡，公元215年，还发生了屯田客的暴动事件。

　　曹魏的士兵，既是作战的基本力量，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承担者。曹魏对士兵及其家属的控制极严，叫他们单立户籍，称为士家。士之子称为士息，世代为兵；士之女称为士女，必配士家。士逃亡，罪及妻子；士死后，寡妻也必配士家。除少数立功封爵者外，一般不能做官，也不能免除士籍。这就是曹魏的士家制度。当时，士兵的地位比一般农民还要低下，因此不断发生逃亡和反抗。

　　曹魏的屯田是采用军事强制的形式，把农民和士兵束缚在封建土地国有制下的一种剥削制度。这种制度虽然严重地限制农民和士兵的人身自由，但在当时战乱的条件下，它起着保护生产力的作用，使他们通过生产自救免于流离死亡。屯田制度的实施，对恢复北方经济和减轻人民的一些负担都有积极意义。

　　此外，曹魏对郡所辖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加强了管理。它对官吏的考核，不以浮言虚誉为准，而是按户口，以垦田的增减，决定升降。因此，各级官吏都注意招集流亡，督促农民垦辟土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很大的起色。

　　二、蜀汉的政治和经济

　　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太子刘禅即位，史称后主。刘禅封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兼益州牧。刘禅年轻（仅十七岁）要求政事由诸葛亮全面负责，刘备临终也再三嘱托，于是诸葛亮担负了治理蜀汉的重任。诸葛亮治理西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厉行法治，加强中央集权。为了维护刘备集团在西蜀地区的统治，诸葛亮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蜀科》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些法令、条例，就其本质来说，自然是维护地主阶级专政和镇压人民“犯上作乱”的。但对一些豪强官僚的骄横跋扈，不利于集权统治的行为，也给予一定的限制。诸葛亮治蜀过程中，一直注意贯彻赏罚严明的原则。他的赏罚标准是：是否有利于蜀汉政权的巩固，是否有利于他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他认为“赏不可以虚施，罚不可以妄加”。主张“明法”，也反对“滥刑”。他指出，如果赏罚不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的局面，给国家带来危害。

　　正因为赏罚关系重大，诸葛亮很注意选择忠直廉平的官吏主管治狱工作。他常告诫典刑官说：“决狱行刑要慎重，不能冤枉好的，也不能放过坏的。”

　　诸葛亮也注意身体力行。公元228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他认为自己身为统帅，用人不当，也有过失，便主动上书刘禅，请求降职三等，以示惩罚。

　　在治理蜀汉的过程中，诸葛亮很注意官吏的选拔，他“任人唯贤”，把一些有才能，忠于蜀汉政权的文臣武将安置在重要岗位上。他不但自己注意发现人才，大胆提拔，而且还鼓励属下和各州郡长官向上推荐。诸葛亮还要求官吏们办事讲求实效，反对名不符实的作风。他重视对官吏的考核，了解他们是否忠于职守，有无“损公肥私”，刑罚不公的情况，以便进用贤良，退去贪懦（音诺nu^）。

　　诸葛亮“任人唯贤”方针，受到西蜀地区一些士人的欢迎，他们称赞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吸收了一些有才能的人参加蜀汉政权，使蜀汉在诸葛亮执政及以后一个时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蜀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素称“天府之国”。蜀汉建国后，诸葛亮以都江堰为蜀国农业之命脉。由于都江堰的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农业产量较高。手工业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家有盐泉之井”。政府设盐铁官，管铁器铸造和盐铁专卖，增加政府的收入。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是军费的一大来源。蜀锦产地的成都，伎巧之家，“机抒相和”，织锦业是很繁荣的。直到蜀亡，国库尚有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蜀锦业之盛可见一斑。

三、吴国的政治和经济

　　赤壁之战后，孙吴占有了荆、扬、交、广四州之地，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在孙吴统治时期，江南有了进一步开发。

　　孙权统治东吴的时间最长。他是三国时期有作为的统治者之一。尤其是在前半生，他能团结重用一些有才干的人，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在赤壁之战中战胜了曹操，在荆州之争中消灭了关羽，在猇亭之战中打败了刘备，保住了江东，占据了荆州，都得力于这些文臣武将。但在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对自己的文武官员开始不信任，越来越刚愎自用。

　　孙吴的政权主要是在南北大地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张昭、周瑜、鲁肃等人出身于北方的豪强，是孙策、孙权创业时的心腹。孙权也注意笼络江南地主，吴郡的顾、陆、朱、张四大姓成了孙吴统治的重要基础，他们作郡官吏的数以千计。

　　孙权称帝后，无论是对北方南来的，还是南方土著的文臣武将，都存有戒心。对带兵守边的将领，要他们交出妻子做人质。他还养了一批叫做校事、察战的人，来监视文武官吏，滥施纠举，诬陷无辜，动辄加罪惨杀。他最宠信的是中书典校吕壹。吕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孙登屡次劝谏，孙权都不听，一般大臣更是畏罪“莫敢言”了。

　　孙权称帝后，原来繁重的赋役状况也未减轻。在孙权暴政面前，人们被迫举行起义。孙权则下令各郡县修城郭，起谯楼，挖堑壕，以备“盗贼”，还是不肯减轻人民的负担。直到他病得要死时，才下了一道“省徭役，减征赋，除民所患苦”的命令。

　　公元252年，孙权病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互相攻杀事件不断发生，政治越来越腐败。孙皓是三国时期突出的暴君。在他统治时期，“法禁转苛，赋调益烦”，政治更加腐败不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使东吴的统治动摇了，为西晋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温县司马懿

第二节 中央官制

一、曹魏

　　三国的职官，基本上是东汉政府的缩影，但也有许多变化。这一历史时期的官制，以曹魏较为完整，改革变化也较多。因此，我们将对曹魏的官制作较多的叙述。

　　曹操对东汉的官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以丞相为首的外戚台阁制，消除了中央权移宦官、外戚，地方权移州牧的弊端。《宋书·百官志上》说：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复置丞相”，以曹操为之。当时协助丞相办事的人极少。《晋书·百官志》说：“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长史而已。”丞相之下，据《魏书》的记载，有东曹、西曹（后省）、法曹等。东曹掌选官（见《魏书》毛玠、崔琰等传），相当于东汉尚书吏部曹、选部曹尚书。丞相之下各曹的设置，是列曹尚书由内廷转到外朝，由少府属下转为丞相属下的开端。这是中央官制中的重要改革。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魏国初建，始置尚书、侍中以及六卿。而丞相之职未废。曹操以魏公兼丞相，尚书是丞相的属官。“尚书省”真正成立，应该说是在曹操的时候。这时，中央的军事权也归丞相掌握，曹操设置了两种军职，以掌握内外诸军。一种是中领军和中护军，掌禁兵。《晋书·职官志》称中领军为“魏官”，说是“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可见中领、中护都是丞相府的属官。它们分掌禁兵，有效地防止了东汉内廷事变的重演；另一种是四征将军（即征东、征西、征南、征北），皆掌征伐。《宋书·百官志上》说：“鱼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而“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曹操提高了偏裨杂号将军的地位，分掌四个方面的征伐大权，直属于丞相。从此，大将军之号虽在，但名同虚设。

　　曹丕当魏王，改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为延康之年，以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同年即位后，又改为黄初元年，改“相国”为“司徒”。再设置中书监、令，以掌机密，不另设丞相。以后再设大丞相，品第一。官分品级，自曹魏始，但有时仍沿用汉代禄秩制，如光禄勋为第三品，秩中二千石。待中为第三品，秩比二千石，中书监、中书令均第三品，秩千石，给事黄门侍郎为第五品，秩六百石等。高贵乡公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复置相国、下有诸曹掾多至三十人，自文帝以后，相国、丞相废置无常。

　　魏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但都不担任实际职务，也不参加朝政。《三国志·高柔传》载，高柔上奏说：

　　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讲论得失，博尽事情，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

　　可见三公只在每月初一、十五特诏入殿廷，议论得失。按东汉旧制，凡拜为三公，皆可参加朝会，魏废其制。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六月有日蚀，有司奏免太尉。文帝命以后再有天变，勿劾三公。汉以三公顶替天变之咎的制度，至是作罢。太尉属官有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正、行参军、东、西曹掾属、舍人，又有营军刺奸、帐下都督、令史等。

　　曹丕称帝以后，深感东汉尚书台权力太大，便另设中书省，首长称中书监，第三品，掌管机要，起草和发布诏令，逐渐成了实际上的宰相府。尚书省设尚书令一人，第三品，尚书左、右仆射各一人，第三品。但这时的尚书省权力大减。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已，由于事务繁忙，开始分五曹（即吏曹、左民、客曹、五兵、度支等）治事，每曹设尚书1人，第三品。还有侍郎、郎中等官，综理各曹工作。

　　东汉尚书台的职权扩大，而九卿职权范围大为缩小，到魏晋时有了显著的变化。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魏王国初置六卿，曹丕称帝，备置九卿，其官称均沿汉代，但建置略有变革，如在太常中增置博士4人，第六品，掌引导乘舆，议定谥号，也叫太常博士。黄初五年（公元224年）又置《谷梁》、《周易》、《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氏解》诸经博士，称为太常博士，第五品。又置协律都尉，第六品，太乐令，第七品，太乐丞，第九品。杜夔当过太乐令，也当过协律都尉。又如光禄勋，汉时居禁中，所属武职有三署郎将及虎贲、羽林，文职有大夫、谒者、奉车、驸马等。曹魏把光录勋出于禁外，文职诸官均脱离光禄勋，职权范围大为缩减。建安中，曹丕当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踞於九卿之上。即帝位后，废去五官中郎将，只留左右中郎将。《通典》说：魏无三署郎，而书中有中郎、郎中，似应属于左右中郎将。虎贲、羽林中郎将皆第五品，多由外戚荣任。魏明帝以甄后之侄甄像为虎贲中郎将，毛后弟毛曾当过羽林虎贲中郎将。光禄勋的属官还有守宫令、丞，黄门令、丞，掖庭令、丞，清商令、丞，暴室令，华林令等。再如大司农，魏专置属官太仓令，主受漕谷，导官令，主舂御米及作干■。各有丞一人。曹操大力推行屯田积谷，用以征伐四方。凡屯田部民皆在郡县管辖之外，置典农中郎将，第六品，统一指挥，典农校尉第六品，典农都尉第七品，主郡县屯田。元帝咸熙元年（公元264年）罢屯田官，诸典农官皆为郡太守，都尉皆为县令长。属吏有司马、功曹、纲纪、上计吏等。黄初中置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皆第六品，度支都尉，第七品，掌诸军屯田。除九卿之外，还有宫卿。太后有卫尉、少府、太仆三卿。汉代是以太后所居宫室为卿号，位在正卿之上，而魏把太后三卿置于正卿之下。

　　曹魏时侍中地位提高了，尚书脱离少府而独立，而又另设中书监。这个设置对后世的影响很大。须特加说明。

　　侍中寺，汉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置，以侍中与给事黄门侍郎俱掌门下诸事。魏晋时期，侍中地位越加尊贵，成为门下的主官，第三品。魏置4人，资历深的一人为祭酒，此外，作为加官的，无定员，侍中掌规谏。车驾出，正值侍中负玺陪乘，次值侍中护驾，其余皆随从车辇。皇帝登殿，侍中与散骑常侍左右扶持，以备顾问。因侍中接近皇帝，故凡加侍中衔的，均以为尊贵。魏文帝时，苏则当侍中，他的友人吉茂讥笑他说：“仕进不止，执虎子（尿壶）。”可见侍中要侍候皇帝的起居生活。

　　散骑常侍，第三品。东汉不设散骑，而用宦官作为中常侍，黄初时，合散骑与中常侍为一官，以士人为之，称散骑常侍。置四员，年资深的为祭酒。也有用为加官的。掌规谏，若皇帝车驾出，则骑从车舆。还有员外散骑常侍，无定额。散骑常侍、侍郎、侍中、黄门侍郎皆评议尚书奏章。《三国志·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说：

　　歆有三子，表字伟容，年二十余为散骑侍郎。时同僚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並兼厉锋气，要名誉。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出，即入深文论駮。惟表不然，事来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后共奏议。

　　给事中，第五品。西汉用为加官，掌顾问应对，位在中常侍下；东汉废，至曹魏复置，或为正员，或为加官，无定员。

　　奉车都尉，掌乘舆车驾。驸马都尉，掌副马。骑都尉，掌羽林从骑，皆第六品。这三都尉在汉时均属光禄勋，曹魏却是加官。汉武帝时以驸马加于功臣或外戚，凡尚公主的，必拜驸马都尉，曹魏因袭。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诸文职侍从，皆第七品。魏时均脱离光禄勋，改隶侍中，掌顾问应对。

　　宦官系统中的小黄门、黄门诸署长、黄门署丞、中黄门皆第七品。黄门从官，第八品。魏文帝时作了限制，规定他们居官不得超过诸署令。

　　中书监，中书令，第三品。曹操为魏王时，初置秘书令、丞，管理尚书奏事。曹丕称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中书监，并掌机密，称为中书省。尚书掌例行公事，若有密诏下州郡和边将，辄由中书发诏书。例如司马懿出征公孙渊，时明帝病危，中书监、令刘放、孙资就发诏书催促司马懿回朝受顾命。属官有通事郎，第五品，后改为中书侍郎（或作中书郎），掌起草诏命。诏令起草后，先由黄门郎署名，然后通事郎署名，最后送呈皇帝御批“可”，才发出去。草拟诏书原归尚书职掌，自置中书监、令后，尚书权夺。

　　秘书监，第三品。魏王曹操置秘书，掌图书秘记、并典尚书奏事。魏文帝置秘书监，掌艺文图籍，初属少府，后独立，下设秘书丞，第六品，文帝欲以何祯为丞，遂增设右丞。又有秘书郎，校书郎，俱第八品。

　　二、蜀汉

　　蜀汉有“三公”名号，但基本上是功勋大臣的虚衔，《三国会要·职官》载：“先主为汉中王，以许靖为太傅，后无考。”又云：“建兴元年（公元252年），以诸葛恪为太傅。”

　　蜀汉也设丞相，章武元年以诸葛亮为丞相。《三国会要·职官》云：“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以诸葛亮为之……（亮）自贬三等，以右将军行宰相事，旋复官，及薨遂不复置。”丞相开府治事，《出师表》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丞相府属官有军师祭酒、前、后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参军、行参军。还有东曹掾属、西曹掾、仓曹掾、令史，记室、门下督、长史、参军，均由朝廷任命。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丞相亮上言，请太尉告宗庙。《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云：上官胜仕蜀为太尉，可见蜀有太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以许靖为司徒，但西蜀不置司空官。

　　建兴十三年（235年），以蒋琬为大将军，其官属有司马、参军、东曹掾及主簿。延熙二年（239年）蒋琬由大将军进位大司马，其官属有主簿、东曹掾，余无考。

　　太常，刘备为汉中王时，置太常，有博士，但不分专经。后主刘禅时，在太常增广声乐，谯调曾疏请减少乐官。

　　光禄勋有五官，左、右中郎将，领三署郎。有虎贲、羽林中郎将。王梁、糜威曾当过虎贲中郎将；诸葛瞻尚公主，拜羽林中郎将。还有羽林右部督、虎步监、虎骑监。

　　卫尉、太仆、大鸿胪、大司农、少府等的设置与汉魏相同，惟有廷尉和宗正两卿不见记载。可知蜀无完整的九卿体系。

　　蜀汉的宫官除大长秋一人外，还有中庶子、庶子、洗马、舍人等。《华阳国志》云：“延熙元年（公元238）立太子，慎选名宿以为宫僚。”

　　蜀国的散骑常侍，中常侍均以宦官为之（如黄皓），这是沿汉旧制，而魏则以士人为之。

　　蜀有尚书台的组织，但尚书仆射不分左右，也不见尚书分曹治事的记载，可能与东汉相同。尚书属下的郎中，也只见吏部、选曹、左选、右选、度支等，其余不见记载，而魏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工、定科，共23郎。青龙二年（234年）有军事，又增置都官，骑兵2郎，合25郎。

　　蜀武职官有中领军、领军、前领军、行领军，又有中护军，前后左右护军、护军、行护军，还有中监军，前监军，右监军，中典军，后典军。例如王平由参军迁典军，迁护军，又迁监军，这是递升的次序。《三国会要·职官》引《通鉴》注说：“中监军即中护军之任，蜀置前、后、中监军，位三军师之下。”

　　骠骑将军（分左、右）、车骑将军（分左、右）、卫将军，均有长史、司马等官。开府则置东西阁祭酒、掾、属，后主景耀初，以胡济为右骠骑将军，又有抚军将军、镇军大将军、辅国大将军。魏有四征将军，但蜀只有征南、征西、征北将军而无征东，四镇将军则同于曹魏。

　三、孙吴

　　孙吴于黄武中置丞相，以孙邵、顾雍相继任之。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分置左右丞相，不久，复置一丞相，不分左、右。属官有军师、长史、掾等。

　　建衡三年（公元271年）置太尉。宝鼎三年（公元268年）以丁固为司徒。孙休时，不置司空，置左右御史大夫，孙皓时复置司空，宝鼎三年（公元268年），以孟仁为司空。

　　黄武七年（公元228年）置大司马。赤乌九年（公元346年）分置左、右司马，并置上大将军、大将军两官。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以陆逊为上大将军，诸葛瑾为大将军。《通典·职官》载：“至吴景帝（孙休）为大将军，亦受非常之任，后以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后，位次三司下，后复旧，在三司上。”可见大将军在中枢机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三国会要·职官》云：“吴初亦六卿，孙休永安二年（公元259年），始备九卿”。可知孙吴前期无九卿之称。

　　孙权初置奉常，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始改称太常，在太常中置博士，但不分经专治。吴初置郎中令，后改称光禄勋，有三署中郎将、领三署郎，还有羽林督，绕帐督、帐下右部督，皆领卫兵。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少府诸卿建置均与魏、蜀同。吴在屯田各郡，置典农都尉，统辖属县，职如太守。例如陆逊就当过海昌屯田都尉，并领海昌县事。华■当典农都尉，掌管军粮，不属于大司农。这不同于魏制。孙权初年设左节度，专掌军粮会计。

　　宫官有大长秋，设置略如魏制。又有太子太傅、少傅，诸葛恪当过太傅。黄龙元年（公元229年）置左辅、右弼、辅正、翼正等都尉，为太子四友。又有太子宾客及率更令、中庶子、庶子、辅义都尉、右部督等。

　　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设置略与魏同。

　　尚书分有选曹、户曹、左曹、贼曹等四曹。自尚书分曹掌事，九卿事务渐轻，诸曹郎或称郎中，或叫侍郎，或叫某曹郎，或直称尚书郎。

　　在中书监中设中书令、仆射、丞、郎、令史等。

　　在御史台中设御史中丞，督军粮御史及监农御史，又置中执法，左右执法各一人。在殿中察举违法行为，也称侍御史。

　　武职官有领军将军，左、右领军；中、左、右护军，护军；中、左、右三典军。张休以羽林都督平三典军事。又有中垒将军，掌宿卫兵。还有抚军将军、征南、征西、征北将军，无征东将军；有平南、平西、平北将军，无平东将军。

温县司马懿

第三节 地方官制

三国时期，中央官员之职权日见剥夺，而地方官的权力反而日见膨胀。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 　　自汉献帝置司州，以司隶校尉统领，并察举百官及京师近郡违法者。司州包括三辅、三河及弘农七郡。先设治所于弘农，后移治洛阳，魏因其制。属官有参军、都官从事、功曹从事、诸曹从事、部郡从事、武猛从事、督军从事、主簿、录事、门下书佐、省事、记室书佐、诸曹书佐等。 　　魏在各州置刺史，或称州牧（第五品），掌治州事。凡无将军号，不持节者，称单车刺史。外州刺史往往被加上“使持节督某州军事”，或“假持节都督某州军事”的头衔。凡加“督”则进一品，“都督”进二品。若有加“将军”的，那权势就更大了。《通典·职官》云：“魏晋为刺史，任重者为使持节都督，轻者为使持节”。又云：“魏文帝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又上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假黄钺，则总统内外诸军矣……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公元255年），司马文王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 　　魏置十三州，刺史巡行所部郡国，每岁遣计吏到京师奏事。缘边诸州，刺史之外，并置领兵都督。内地如兖、豫、青、并诸州，但置刺史；梁州、益州不在版图以内，也置刺史遥领之。属官有治中从事、别驾从事、功曹从事、簿曹从事、兵曹从事、郡国从事、文学从事、武猛从事、督邮、主簿、帐下督、门亭长、书佐、计吏等。此外，还有大中正一人，掌品评人物。 　　魏定都洛阳，故河南置尹，第三品，有丞。又有廪牺令、丞，以供祭祀。还有五官掾、功曹史等属吏。 　　各郡置太守，第五品。太守若领兵的，加“将军”名号。郡丞，第八品。边郡丞叫长史，兼郡中正。都尉1人，第五品，掌兵事。大郡置都尉2人，司马1人，第八品。都尉所属掾史与太守略同。如功曹掾，五官掾、上计掾、门下掾、文学掾、文学祭酒、督邮、主簿、主记、门下书佐、纲纪、循行，多者二百余人。 　　郡下置县，大县置令，第六品。丞1人，第八品。尉2人，第九品。次等县也置令，第七品。有县丞、尉各1人，皆第九品。小县置长，第八品，也有丞、尉各1人，第九品。 　　县有掾、史，与郡制略同。又有校官掾、师友祭酒、决疑祭酒。 　　县之下置乡，乡置有秩，三老，第八品。小乡置啬夫，第九品。 　　王国置相，第五品，职如太守。属官有都尉、傅、保、友，并第六品。长史、郎中令、中尉、大农，并第七品。常侍、侍郎、家令、诸杂署令，并第八品。谒者、大夫、诸杂署丞，并第九品。王太妃有家令，第八品。仆、丞皆第九品。 　　公国制度如王国。侯国置相，第八品，职如县令。属官也有家令、家丞、傅、监国谒者、庶子、文学等。 　　三国之时，也有封爵，魏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定制，分封诸侯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县侯、乡侯（都乡侯）、亭侯（都亭侯）、关内侯共九等。虚封爵号之制，自曹魏开始。《大唐六典》说：“魏氏五等，皆以乡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都乡指城市附近的乡，都亭指城市近郊的亭。所以都乡侯也就是乡侯，都亭侯也就是亭侯。魏氏五等爵（除王爵外），皆以乡亭为名，空有邑名，并不食租本邑。 　　蜀有盖州、凉州。置司隶校尉，督察京畿，不典益州事。益州置牧（二千石），以诸葛亮为之。亮死，置刺史（六百石）。又于建宁郡置■降都督，镇守南中。《蜀书·张翼传》载，翼曾任■降都督。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吴蜀相约，预分天下，魏境之兖、冀、并、凉四州分属于蜀，也置刺史遥领之。荆州、雍州有时也置刺史。益州刺史的属官有治中从事、别驾从事、功曹从事、议曹从事、劝学从事、典学从事、部郡从事、督军从事，前、后、左、右部司马、主簿、书佐等。 　　郡置太守、都尉。犍为有属国都尉，牂柯置五部都尉，阴平有关都尉，巴东置江关都尉。郡吏可考者有功曹掾、史、五官掾、师友祭酒、督军从事、门下书佐、主簿等。 　　郡下置县，县下置乡，官吏设置，略如魏制。 　　蜀也有封爵，除封王外，也封侯爵。如封诸葛亮为“武乡侯”，赵云为“永昌亭侯”，姜维为“平襄侯”等。 　　吴有扬、荆、交、广四州。不置司隶校尉领司州，而置州牧或刺史。黄龙元年（公元229年）与蜀约分天下，以魏境豫、青、徐、幽四州分与吴。吴也置刺史遥领之。州之属官见于文献记载的，仅有部郡从事、师友从事，其他当与魏蜀所置大致相同。也设有大中正。 　　郡设太守、都尉，所属有功曹掾、门下书佐、门下循行等。

延陵季子裔

司马兄的论证文总是一如既往的给力！先慢慢看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