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邓艾-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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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将之殇——漫谈邓艾

引言
三国之时，有不少盛产英雄的地方。颖川与义阳，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义阳，现信阳市，原属荆州南阳郡。赤壁之战后，为曹操获取。魏政权建立，文帝曹丕分荆州南阳郡置义阳郡、安昌县、随县等分隶于义阳。西晋初，置义阳国，治于新野。传至宋代，因避太宗赵匡义之讳，改义阳县为信阳。
义阳和颖川一样，属于中原南部。南北经济文化交汇的地方，自然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所不同的是，伴随着郭嘉、荀彧、陈群等人的横空出世，清丽的颖川迅速成为了名士的摇篮。而从义阳里走出的人物，少有文士，多半且文且武，性情孤傲固执。
义阳，无疑是个出英雄辈出的地方。然而，大多数却是悲剧英雄。
于是，陈寿的笔下便有了忠义刚烈的魏延蒙受不白之冤，骁勇善战的傅肜、傅佥父子裹尸沙场这样的故事。
不知算是一种幸运还是宿命。邓艾，这位后三国时期魏国第一名将，便是地道的义阳人。

期期艾艾
东汉一朝，曾是邓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时期。以汉司徒邓禹为代表的邓氏族人世代显贵，为南阳郡之大族。
然而，作为与邓禹同乡的邓氏族人，邓艾的身世却远没有那么响亮和幸运。
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即现在新野县东。
邓艾自幼丧父，是个孤儿，年幼的他一直与母亲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曹操兵败赤壁后，部分荆州民众开始北迁。不久，邓艾母子二人也随之迁徙至汝南。
贫雇农的出身，加上替雇主放牛的生活，邓艾随之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苦命孩子。
生活的困苦，对于邓艾这个年纪自然是难以承受的。
但是，这却无法磨灭邓艾胸中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从邓艾本人的角度来讲，邓艾其实并不欣赏自己名字中的“艾”与“载”这两个字眼。
于是，邓艾便欲借前颍川太丘长陈寔的碑文替自己改名。
昔汉人蔡邕有云：“颖川陈君，绝世超伦”。
对于陈寔，年少的邓艾无疑是顶礼膜拜的。
邓范，字士则——这就是邓艾借陈寔的碑文为自己起的新名字。
“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这就是邓艾胸中的远大理想和抱负。
那一年，邓艾只有十二岁。
作为传统，古人向来对名和字颇为讲究。
“邓范，字士则”，这样出色的名和字，自然不会落入穷苦的邓艾口袋中。
“后宗族有同者，故改焉”。寒门出身的邓艾没有与同宗中的富户高门叫板的实力，于是，邓艾继续沿用着先前的名字。
在世人的眼中，邓艾始终是个平凡普通的孩子。不过，邓艾却有个惹眼的生理缺陷——口吃。
因为自己的口吃，邓艾常被伙伴们戏称为邓吃。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娇儿诗》中所提到的“邓艾吃”，既是指邓艾口吃的毛病。
三国之时，邓艾的文才武略称得上是出类拔萃者。
同样，邓艾的口吃也是中华历史上的表表者。
汉初，有个大臣叫周昌，沛县人。周昌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但却时有口吃。
当时，汉高祖刘邦曾想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如意为太子。
周昌对此坚决反对，并向刘邦提出劝谏。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因为周昌的口吃，在说上述话时，把本不需重叠的“期”字说成了“期期”。
邓艾的口吃，是绝不亚于周昌的。
邓艾在自称名字时，常常连说：“艾……艾”。
这个毛病似乎当他成为将军时还没有好，以至于后来有一次司马昭拿他开玩笑。
“卿云艾艾,定是几艾？”
机敏的邓艾借《论语》里的“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巧妙对答，他说的意思自然只有一个“艾”。
千百年之后，为了纪念周昌和邓艾这两位历史上著名的口吃将军。于是，字典中出现了如今的这个流芳千古的成语——期期艾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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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归司马氏

生活的贫穷和苦难，对凡人来讲，无疑是堕落的理由和毒药。但对于天才来说，却又是锻炼的契机和炉火。

义阳，是个出人物的地方。所以，胸怀大志的邓艾是不会甘于寂寞的。

出身的卑微加上口齿的不伶俐，让年少的邓艾失去了不少童年的玩伴与乐趣。然而，生活的困苦和窘迫，同样也使邓艾收获了坚强的意志和良好的学识。
在屯田民中，有才学的人并不多见。
于是，背负着年少的满腔热血与济世的抱负，邓艾被众人推举为“都尉学士”。

邓艾的口吃，是妇孺皆知的。
负责的官员在思量之下，最终没有接纳邓艾为“都尉学士”。
作为一种补偿政策，失意的邓艾成为了“稻田守丛草吏”—— 一个近似管理农田的小官吏。

按照魏国的官制，“稻田守丛草吏”属于典农都尉的下级官吏，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职务。
没什么前途的官职，自然不会有飞黄腾达的机遇。
所以，邓艾母子依旧过着一贫如洗般的生活。

若干年后，勤奋的邓艾升为“典农纲纪”，随后又做了“上计吏”。
也就是在那年，邓艾遇见了自己后半生所仰仗并信赖的司马懿。

古语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作为寒门出身的邓艾，司马懿的知遇之恩是他一生所不能够忘记的。

按照魏制，身为“上计吏”的邓艾代表典农中郎将去中央回报政绩。
在历史的戏剧性和偶然因素下，幸运的邓艾得到了司马懿的赏识，并“辟之为掾，迁尚书郎。”

历史上，魏晋时期是处于“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中，魏国的用人制度是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九品中正制”， 即是在各州、各郡设立“中正”，依据家世、道德、才能对士人作出高下的品定，并将士人将划分成上上、上中、上下到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然后依照品级给官。

出身卑微的邓艾，没有像同为义阳人的邓芝那样享有“汉司徒（邓）禹之后”如此响亮的招牌和家世。所以，即便是才华横溢，但如果没有司马懿的出现，名不见经传的邓艾是注定无法达到日后的高度并奢求名垂青史的。

士为知己者死。从这层意义上讲，这就是为什么在日后动荡的政局中，邓艾始终坚定不移的站在了司马氏一边；为什么当司马昭下旨意逮捕邓艾的那一刻，兵权在握的邓艾没有举兵造反，而是选择了“束身就缚，不敢顾望”。

三国之时，诸葛亮对刘氏的忠心常被后世所津津乐道。然而，邓艾之于司马氏的“心怀至忠”，是绝不逊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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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能臣

东汉末年，朝纲紊乱，群雄并起。自董卓之乱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的高频率，农业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于是，军粮的匮乏成为了诸多军阀们最为头疼的问题。

作为一种补给政策，曹魏方面一直十分注重屯田的兴办。三国局面形成后，曹魏于吴、蜀交界地区屯驻重兵。由于军队数量的过于庞大，造成了民屯已无法满足当时的需求。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为了解决粮草的补给，时任军司马的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将“二十余万”“不耕者”且耕且守。自此，曹魏的军屯便应运而生。

在曹魏军屯的历史上，若要说司马懿是军屯的提倡者，那么，深受司马懿器中的邓艾便是军屯的力行者。屯田民的出身，加上先后出任过“稻田守丛草吏”、“典农纲纪”的履历，邓艾在农垦方面的经验和能力是无人可以比拟的。

正始元年（公元240年），作为司马懿钦点的人选，邓艾携带着“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的指示来到了幅员辽阔的淮南、淮北地区。经过仔细的实地调查，邓艾提出了“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的建议。为了将计划叙述的周详，邓艾特意写了一篇《济河论》呈交于司马懿。

在完成开凿河渠，兴修水利的工作后，邓艾随即便展开了在淮南和淮北区域实行大规模军屯的构想。邓艾认为当初曹操之所以能够击破黄巾军，很大的原因在于“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作为目前要与东吴交战的情况，若是从许都运送军粮物资，不仅路途遥远，且“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根据考察，“陈、蔡之间，土下田良”，无疑是曹魏军屯和减少运输耗费的最佳位置。因此，如果“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并采用“十二分休制”，即“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那么，当“水丰常收三倍于西”时，去除各种成本费用后，每年就可以积累到五百万斛粮食。六七的年时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而这些，便是十万将士五年之食。

邓艾的建议，最终被司马懿采纳并推广，淮南和淮北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久，为了颂扬邓艾这场三国时期最具规模屯田的成就，史书上便留下了这样的记录——“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伴随着司马炎的一声大喝，晋王朝踏上了伐吴的最后征途。孙吴，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厄运。在司马炎登上大一统王位的那刻，时离邓艾遇害已过十余年。作为邓艾而言，邓艾的战功无疑是在于破蜀。然而，邓艾对伐吴同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兴屯使魏国能在淮河流域屯积了大量粮食，而水路的修通也给运送兵粮器械带来很大的方便。“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因此，邓艾对三国的统一有着独特的贡献。

“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一切，正如邓艾生前所料

三国时期，邓艾引河水灌溉两淮地区,在两淮大规模兴修水利，广种水稻,并引进北方比较先进的农业技术,这对以后两淮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若是生在治世，那么，在中华历史的良相录上，或许便会多了邓艾这个陌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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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文且武

在众多从义阳里走出的杰出之士中，邓艾是个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正始年间，邓艾多是扮演满腹经纶，治国安邦的文士。然而，作为在生活在乱世的男儿志向，邓艾的骨子里，依旧是个充满血性的义阳汉子。

自古英雄出少年，年幼时的邓艾对金戈铁马、马革裏尸无疑是渴求并神往的。“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贫寒的出身和口吃的毛病，使邓艾的遭受了如同当初陈胜的“苟富贵，勿相忘”一般的待遇。在世人的眼中，邓艾的济世抱负不幸成为了笑柄。

当然，胸怀大志的邓艾并不会在意舆论的嘲笑与讥讽。毕竟，陈胜也曾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司马懿的赏识，赋予了邓艾一展所学的机会。屯田的成功，使邓艾“出参征西军事，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过后，司马家族成为了曹魏政权中的主导者。司马懿派雍州刺史郭淮取代了夏侯玄军事长官的职务，这一举动引起右将军夏侯霸的疑惧。素与郭淮有隙的夏侯霸逃奔蜀国，自此，邓艾便被推向了魏、蜀两国战争的前线。

作为发迹的首站，邓艾率领着大军浩浩荡荡开往了白水。在这里，邓艾遇到了此次战事乃至其日后戎马生涯中最大的竞争敌手——天水冀县人，姜维。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秋，邓艾率兵进围麹城，切断了交通及水源，蜀军困窘不堪。姜维引兵救援，却为坚守牛头山的陈泰与进逼洮水的郭淮所阻，姜维被迫撤回。郭淮率军西击羌人各部，邓艾进言：“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邓艾被留守驻扎在白水北侧以防蜀军反攻。不出三日，姜维果然率领廖化回马一枪。姜维看到白水对面有魏军驻守，便遣廖化以修桥为幌子，自己出奇兵奔袭同在白水之北六十里外的洮城。然而，与姜维迢遥相对的邓艾却从廖化的作桥上看出了破绽。

按照常理，蜀军数量多于魏军，且魏主将郭淮又领军在外，蜀军应该采取强渡的速战，而不应该是在那里修桥。邓艾主动回师洮城据守，将来偷袭的姜维档在城外。姜维见魏军已抢占洮城，遂撤军退走，魏兵得以不败。邓艾因功被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又迁升城阳太守。

嘉平三年(251年)八月，司马懿病死。其子司马师袭位，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主管zhèng fǔ机要。

同年，并州右贤王刘豹统一了当地的匈奴族人，邓艾随即上书进言。如果让匈奴这个外族团结一致则可能产生叛乱。邓艾历数了前朝的经验，最后指出应该扶植一些反对刘豹的势力，使其分治二地，这样匈奴便无法危害中原。

大将军司马师新出任辅佐政事，故对邓艾的建议多所采纳实行。邓艾的仕途很顺利，先是衣锦还乡到汝南当太守，继而是兖州太守。

历经考验的邓艾是把军政的好手，邓艾每到一地，便大力提倡开垦荒田，重视农业生产发展。于是，陈寿的笔下便有了“艾所在，军民并丰”这样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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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雄会

在中国传统的棋局中，棋手们常常将某些特殊的群体称之为“苦手”。所谓“苦手”，即是指与自身实力相当且十分难以应付的敌手。唐代著名诗人杜荀鹤在《观棋》曾提到：“有时逢敌手，对局到深更。”因此，这便造就了后世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的说法。

战争如棋。三国之时，若要说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对决称得上棋逢对手。那么，作为深得诸葛孔明真传姜维的“苦手”，莫过于司马氏嫡系的邓艾。

后三国时期，姜维与邓艾的巅峰对决，是绝不亚于诸葛亮和司马懿的。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另立高乡公曹髦为帝。正元二年（公元255年），魏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假称受太后诏书于寿春起兵作乱。邓艾随即率军平叛。邓艾一路势如破竹，大败敌军。先是奔赴乐嘉城建造浮桥，后又追文钦至丘头，并在不久后击退东吴大将军孙峻的入侵。

邓艾的骁勇善战让司马师倍感宽慰，艾因功被封为方城乡侯，代行安西将军职务。自此，邓艾以司马家族死党的身份与姜维的军事对话开始正式提上了日程。

七月，大将军司马师病亡。蜀卫将军姜维督车骑将军夏侯霸、征西大将军张翼等数万人攻魏。八月，到达枹罕，遂向狄道进军。征西将军陈泰命雍州刺史王经率所部进驻狄道，待他率主力自陈仓到达后，再夹击蜀军。王经不等陈泰军至即擅击蜀军，先后败于故关、洮西，大部伤亡或逃亡，残部万人还保狄道，姜维乘胜围狄道城。

大将军司马昭命邓艾出任安西将军，与陈泰并力抗击蜀军，并遣太尉司马孚为后援。陈泰与邓艾军会合后，分三路进至陇西，避开蜀军，出其不意地绕过高城岭，进至狄道东南山上，燃火击鼓与城内联络，守军见援军至，士气大振。姜维督军沿山进攻，被魏军击退。陈泰扬言截断蜀军退路，蜀军震恐，遂赶忙撤军退走钟堤，狄道之围解。不久，朝廷任命邓艾为安西将军，假节，兼任护东羌校尉。

狄道一役后，魏军者多以为姜维力已竭，“未能更出”。然而，力挽狂澜的邓艾却不以为然。邓艾认为，“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

相对于姜维的激情，邓艾显然多了几分隐忍和狡黠。于是，邓艾在祁山厉兵秣马等着同的姜维再次相遇。

甘露元年(256年)六月，蜀大将军姜维与镇西将军胡济约于上邦会合。七月，姜维果然再出祁山。邓艾的严阵以待使姜维无奈回师董亭，转进南安。邓艾闻之随即迅速率领军到南安附近的武城山据险而守，蜀军攻险不克。姜维错失战机，只得再次移师东行。蜀军连夜渡过渭水，沿山路奔袭上邽。邓艾又出奇兵，于上邽南面的段谷截击姜维。段谷之战，蜀将胡济失期未至，姜维独木难支，邓艾大破蜀军。蜀军士卒溃散，受到了歼灭性打击。

同年，魏帝下诏褒奖邓艾，邓艾因功封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在邓艾封侯拜相的同时，作为对手的姜维却因段谷挫败引起了“众庶由是怨讟”以及“陇已西亦骚动不宁”的尴尬局面。蜀国内部的保守派随之开始借机强力抨击排挤姜维，维谢过引负，自请降职后将军。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五月，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联合东吴起兵于淮南，司马昭急调分关中兵东下讨之，姜维借机再次北伐。十二月，姜维率兵数万出骆谷，到达沈岭。时魏军在长城积存大量军粮，且防守薄弱，邓艾和征西将军司马望恐姜维袭夺长城，立即合军据守。姜维军进至芒水，依山为营。邓艾、司马望率军近水筑寨。蜀军多次挑战，邓艾、司马望坚守不出，两军长期对峙。次年三、四月间，诸葛诞败亡，并夷三族。姜维见大势已去，无功而返。邓艾因功升任征西将军，前后共增食邑六千六百户。

景元三年(262年)十月，大将军姜维起兵再度伐魏，攻入洮阳境，邓艾率兵迎战。蜀军悬师远征，战线长，给养困难，难以持久。邓艾乘机率先抢占有利地势，在洮阳以东侯和设阵，以逸待劳，阻击蜀军。双方几番激战，魏军发起反攻，蜀军大败，死伤甚众。姜维无奈再次饮恨。

作为“苦手”，邓艾在与贵为蜀汉大将军姜维的一系列斗智中每每占的上风。蜀国的佞臣们没有放过这样大肆渲染的机会。于是，蜀国国内舆论再度因姜维引起了一片哗然。

侯和之败后，失意的姜维意外的没有返回成都。姜维本非蜀人，托身蜀国，且“累年攻战，功绩不立”，故此颇遭非议。加之蜀国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宫廷内外皆由宦官黄皓专权，为所欲为。“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

蜀国后院的渐渐起火，使本已瞻前顾后的姜维失去了像邓艾那般的泰然自若。惊恐不安的他遂起疑心，不再回成都，率军前往沓中驻扎屯田避祸。

自此，失去了姜维这支前线战斗力的蜀国成为了强弩之末，转主攻之势为被动防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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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蜀奇谋

自司马昭接手魏国政事、权倾朝野后，对于姜维这位屡次侵扰魏国边境的原魏人，司马昭向来颇为忌惮，以至于后来在魏国朝臣中竟有人提出派遣刺客入蜀行刺姜维之策。然而，就当义阳人邓艾在侯和彻底击退将姜维后，大喜过望的司马昭竟出人意料的提出了伐蜀的计划。

伐蜀大计的贸然而至，引发了京城“朝臣多以为不可”的局面。而远在千里的邓艾，自然也认为蜀国未有间隙，不宜加兵。连连上疏，屡陈异议。

群臣与邓艾的大唱反调让司马昭颇为不满，但邓艾毕竟是伐蜀不可或缺的将领。于是，司马昭便派遣大将军府主簿师纂去向其“开导”。结果“胳膊拧不过大腿”，邓艾只能奉命。为了监视邓艾的行动，师纂在朝廷的安排下顺理成章的成为其军中司马。

按照常理，此番伐蜀大军的主力部队统帅，本以邓艾为最佳人选。但由于邓艾常年的领兵在外以及伐蜀之时的“违逆上意”，生性多疑的司马昭遂起猜忌之心。于是，伐蜀主帅的头衔最终意外的落在了巧妙“逢迎上意”的钟会身上。

当然，对于钟会这位“时人谓之子房”且素有异志的名门之后，司马昭同样少不了戒备之心。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秋，随着大将军司马昭一声令下，带着对胜利的憧憬，十八万魏军浩浩荡荡的踏上了灭蜀的最后征途。

魏军兵分三路。征西将军邓艾率兵三万余人，由狄道进军，以牵制蜀大将军姜维驻守沓中的主力；雍州刺史诸葛绪率三万余人，进攻武都，以切断姜维退路；钟会率主力十余万人，欲乘虚取汉中，然后直趋成都。

魏军举兵伐蜀的消息很快便传入成都，后主大梦方醒，慌忙调兵遣将迎敌。蜀军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往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等前往阳安关口拒守。令汉中诸将放弃汉中外围据点，收缩兵力退保汉城、乐城。

蜀军对外围据点的放弃防守，使钟会的进军并没有遇到太大障碍。钟会率军直入汉中，留二万人围汉、乐二城，自率主力直下阳安关。阳安关守将蒋舒主动投诚，关中都督傅佥力战而亡。钟会遂继克关城，长驱南下。

邓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营地，令陇西太守牵弘等人邀击姜维的前部，命金城太守杨欣进击甘松。姜维闻钟会等部已入汉中，知汉中难保，急摆脱邓艾，退往阴平。杨欣等人追击，直到疆川口，双方大战，姜维败退。蜀军一路东行，眼看桥头在望，却为抢先占桥头的诸葛绪所阻。姜维从孔函谷向北欲绕道而东，佯作出兵攻击诸葛绪后部。诸葛绪果然上当，后退三十里，意欲阻击蜀军。姜维一闻诸葛绪北上，立即乘机迅速通过桥头，与廖化、张翼等合兵。诸葛绪还师阻截，蜀军却早已通过桥头。

邓艾进至阴平，欲与诸葛绪从汉德阳入江由、左儋道诣绵竹，直取成都。诸葛绪以“本受节度邀姜维，西行非本诏”，遂领军前往白水向钟会靠拢。诸葛绪与钟会合兵，“会欲专军势”，诬告诸葛绪畏敌不前，将其押回治罪。钟会统领大军南下，却被姜维回师阻于剑阁。剑阁险峻，自古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姜维凭险据守，钟会攻剑阁不下。时魏军因军粮不继，钟会无计可施，便欲退兵。

面对天险，魏军前路渺茫，眼看司马昭的伐蜀大计将要夭折之时，身为西线最高长官的邓艾随即上书朝廷。

“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十月，邓艾率军自阴平沿景谷道东向南转进，南出剑阁两百多里。邓艾率军攀登小道，凿山开路，修栈架桥，一路之上“山高谷深，至为艰险”，魏军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途中，粮运不继，数次陷入危殆。大军行至马阁山，道路断绝，一时进退不得，邓艾身先士卒，自以毛毡裹身滚下山坡。将士见主帅尚且如此，自然奋命向前，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魏军途经重重磨难，跌跌撞撞来到了江由。

邓艾命护军田续攻打江由，可其竟然畏惧不进。身负监军之职的田续行径让邓艾大为光火，盛怒之下本欲按军法处置，但最终还是放其一条生路。战局再次面临困境，邓艾清楚，江由若不下，魏军寸步难行。面对着江由这座与剑阁齐名的天险，邓艾始终一筹莫展。然而，战事却在此时出人意料的迎来了转机。

江由的守将马邈与关城的蒋舒同样是个软骨头。魏军尚未发动总攻，马邈便早已在担心是否会被关下不足两万且“频於危殆”的魏军取了项上人头。百般思量之下，马邈未曾悟出破敌良策，反倒借蒋舒的“前车之鉴”，做了个“后车之师”。马邈的主动投诚，使魏军凭空拣了一个比钟会下关城更大的便宜。邓艾遂率军入城补充休整，重振士气。

按照蜀军的布防，其实自邓艾自阴平进入景谷旁道后，成都方面便令行都护卫将军诸葛瞻督率诸军拒敌。此前，蜀军本有机会进军江由，据险而守，以此来阻止邓艾的进军。然而，蜀将诸葛瞻却莫名其妙的令蜀军止于涪城不前。尚书郎黄崇屡次进言“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但这终究无法阻挡诸葛瞻那魔鬼附体般的固执，蜀汉丧失了扭转败局的战机。

十一月，邓艾军进入俊俏险狭的左儋道。左儋道位于江由南涪水边，傍江背山，“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右肩”，故此得名左儋道。经历了先前的阴平险径，邓艾有惊无险的通过了并无蜀军把守的左儋道，继续率军进发。魏军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先是大败蜀将诸葛瞻的先头部队，随即又轻松拿下涪关。蜀将诸葛瞻闻讯大惊，慌忙撤军至绵竹，列阵迎击邓艾。

魏蜀两军战于绵竹。如梦初醒的诸葛瞻意识到自己在战略已铸成大错，遂率蜀军“埋人脚步而战”，黄崇也“帅厉军士，期於必死”。蜀军上下，皆已抱定宁死勿退的信念。面对着数万蜀汉死士，不足两万的魏军无疑是背水一战。

邓艾“若降者必表为琅邪王”的降书被诸葛瞻扯得粉碎。硬拼无益，但邓艾终究得一战。邓艾派邓忠攻打诸葛瞻的右翼，令司马师纂攻其左翼。邓忠、师纂不是已杀红眼了蜀军的对手，二人大败而回。二人向邓艾进言，“贼未可击。”邓艾厉声斥责道：“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盛怒之下，邓艾差点将自己的儿子也送上了断头台。被迫无奈，邓、师只得率军再战。

绵竹血战，蜀军的兵力依旧大大优于魏军，但“盛名之下，其实那副”的诸葛瞻却没有将优势转换为胜利。邓艾亲临督战，不足两万的魏军被激发出最大战斗力。战事的结果出人意料，进退无门的魏军最终击败了同样背水一战且兵力优于自己的蜀军。

“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伴随着诸葛尚临终前的悲情绝唱，诸葛瞻父子、黄崇、尚书张遵等人裹尸沙场，蜀汉失去了最后的屏障。

正是：“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

带着胜利者的微笑，邓艾攻陷绵竹，继续向成都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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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成都

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冬，诸葛瞻战死，绵竹失陷，蜀主刘禅迎来在成都的最后一个冬天。

诸葛瞻败亡之迅速，是剑阁姜维始料不及的；邓艾的临近，同样让后主刘禅坐立不安。自司马昭八月勒令兴兵伐蜀，在短短的两月之间，蜀汉政权几近行之将木。成都上下顿时乱作一团，谣言四起。

值此危机，姜维的死守剑阁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据守雒城、保卫成都成为了当务之急。姜维等人“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遂“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

姜维的撤军，解放了与其对峙的钟会，魏军顺利通过剑阁。与此同时，经过了短暂的修整，邓艾也率领着不足两万的死士向雒城逼近。姜维、钟会、邓艾这三位后三国时期的杰出之士，近乎同时的踏上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征途。

自邓艾迫近成都后，蜀主刘禅每日的朝堂议事便成了欣赏朝中的群臣们分成两派并争得你死我活。刘禅是个平庸而近似昏庸的主子，面对着群臣们固守、入吴、南逃的建议，刘禅始终没有自己的主张。

在众多群臣之中有一位叫谯周的光禄大夫，他称得上是蜀中的一位大儒。满朝文武之中，他不归属于任何一派，也没有参与两派的争论。然而，这却并不影响他自成一门去搅这趟浑水。

谯周进言刘禅主动请降，这一番大逆不道的言论在当时却只引来了北地王刘谌以及少部分大臣们的同仇敌忾。谯周是一位学者、大儒，自然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其巧动如簧之舌说以厉害后，刘禅及众臣们竟不约而同的用沉默表达了一种默许。

谯周：“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適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
刘谌：“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

在刘谌与谯周两者之中，刘禅最终战战兢兢的选择了后者。

四十九年前，同样在这座孤城，同样是一位暗弱的汉家宗亲。被称为“守户之犬”刘璋，在大军兵临城下之时守城数十日方才出降。反观此刻的成都，魏军虽已兵入平地，但姜维等蜀汉主力部队尚在周边关隘驻守，蜀军完全可放手奋力一战。然而，懦弱的刘禅最终放弃了这拼死一搏。

刘禅之降，盖不会是因心存满城百姓性命为首的念头。
刘禅本不愿降，“亡国之君”的帽子扣到任何人的头上都是一种巨大的耻辱。但是，相对于“国君死社稷”这种无形的崇高的理念，“赏爵封土”较之更为诱惑。所以，他绝对不会像北地王刘谌那般“疯狂”。

一切，终究在那句“愿陛下早为之图，可获爵土”之中开始灰飞烟灭。

蜀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十一月，蜀主刘禅宣布放弃抵抗，主动请降。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拿着印缓前往雒城来通告邓艾。

成都的降书交到了邓艾的手里，刘禅的请降，对于毫不知情的邓艾无疑是一道晴天霹雳。

自八月起兵以来，邓艾率军“束马悬车，自投死地”，以不满二万之兵，不战而下江油、过左儋、破诸葛。魏军本打算仗着这股锐气，怀着死战之心进军雒城，继而攻入成都。当魏军上下都以为会是一场血战在即时，谁又可曾想到恭候他们的竟是此番光景。

霹雳过后，邓艾仰天放声狂笑不矣。

邓艾叫张绍、邓良将回信赶忙带往成都，信中自然对刘禅大肆褒扬。刘禅见信更是对谯周的“金玉良言”深信不疑，遂派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去邓艾处受节度，命太仆蒋显去勒令姜维投降，同时令尚书郎李虎送上士民簿。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

邓艾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士民簿。
这些数字背后，将承载着他那封侯拜相、名垂青史的锦绣前程。

邓艾来到了成都城北，后主刘禅乘着骡车，“舆榇自缚”，并率太子、诸王以及群臣六十余人至于魏军营门前。“（邓）艾解缚焚榇，延请相见”。至此，蜀汉彻底宣告灭亡，前后共得血食四十二年。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刘禅还清了之前的欠债，然而，对于蜀国上下来说，他似乎又欠下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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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非非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一月末，邓艾进驻成都，开始对蜀汉政权进行接收工作。

邓艾是个聪明人，成都刚下不久，民心未定。既然暂时做了成都的新主子，自然要先摆出一副“贤君”之姿，抚军安民。类似赤眉军那样，烧杀掳掠、大掠西京之事是万万干不得。

一入城，邓艾便“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
邓艾这一手很漂亮，效果也是明显的。于是，“蜀人称焉”，成都内外一片叫好。

邓艾满意的点了点头。不过，他似乎依旧不满足于现状。
邓艾开始若有所思。

昔光武中兴，曾有一将，在入关后借天子之命，承制封授大批官吏。然“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

三国之时，曾有一人，权倾朝野，震慑朝纲。汉献帝以此人“典任于外，临事之赏，或宜速疾”，乃命其得承制。

对于这样两位功勋卓著、地位显赫的名将和权臣，邓艾始终是无法忘却的。
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
汉末枭雄第一人——曹孟德。

蜀中新降，民心不定。“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
骨子里，邓艾其实也很想享受“承制封拜”这种特殊待遇。
于是，邓艾决定圆了自己这个梦。

邓艾“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刘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而蜀汉群臣也各随职务高低，或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邓艾又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分领蜀中诸郡。“使於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

看着眼前唯唯诺诺的刘禅，以及众多一味附和的蜀汉群臣，邓艾再次的放声狂笑。
这一次，他笑的竟是如此的肆无忌惮。

但凡常人，面对如此巨大的成就，多少会有些把持不住、头脑发热。
邓艾虽是魏之名将，可终究是个凡人。所以，他未能免俗。
邓艾出身于义阳，在他的身上，与那个“性情高傲”的魏延以及“年老狂勃”的来敏同样流淌着义阳血脉。昔晋人段灼曾云：“艾性刚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协同朋类，轻犯雅俗”。
所以，邓艾之狂妄又更甚于凡人。

“姜维自一时雄兒也，与某相值，故穷耳。”
“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

自大的邓艾无情的嘲笑了昔日沙场之上的劲敌。同时，故作聪明的他还不忘借机向蜀臣们展现自己的“仁慈”。尽管，蜀臣们最终没有买他的帐。

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光武重臣吴汉在蜀地击败了公孙述，顺利攻陷成都。随后，吴汉便在成都展开大肆杀戮。

昔入蜀之时，邓艾仅率领着不足两万的疲惫之军入主成都。若不是幸而碰上刘禅这个懦弱不堪的主子，且不论邓艾能否率领两万残师去完成吴汉之“伟业”，单是成都之归属便尚存变数。成都不入，一切又将从何和谈起。

邓艾显然有些得意忘形了，他的“胡话”成为了蜀人茶余饭后的聊资。

邓艾在成都抓住了宦官黄皓。黄皓之恶名远播，即便是魏人也有所耳闻。
思量之下，邓艾本欲一刀结果了此公性命。但谁知黄皓破财消灾，用自己多年来在蜀国积攒的家当自上而下的将邓艾所有亲信一道买通，以至于最后竟连邓艾也赫然在列。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拜倒在金元攻势之下的邓艾最终放了黄皓一条生路。

在邓艾放走黄皓的一刻，蜀人出人意料没有对邓艾咬牙切齿，他们不怒反“喜”。

蜀中“有识者”笑了，这是一种轻蔑的笑，因为邓艾的轻狂和无知，
魏国也有人笑了，这是一种阴险的笑，因为他找到了种种置邓艾于死地的口实。

还是十一月末。晋公司马昭得到了蜀地悉平的消息，自然兴奋异常。既然大功已成，后续之事免不了一番加官进爵。在司马昭绞尽脑汁的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相国总百揆”的名号后，苦苦守候在成都的邓艾也终于收到了朝廷下来的褒奖诏书。

“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

伐蜀之时，邓艾官拜征西将军，本有封邑六千六百户。加此次之“增邑二万户”，前后共计二万六千六百户。在魏国的封制中，这样的天文数字是绝无仅有的。

邓艾自正始年间拜于司马一门，以一屯田掌犊之身而转战沙场二十年有余。如今，位列三公之首的邓艾可谓功成名就、人臣已极。按照常理，年近古稀的邓艾自当效仿汉之张良，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然而，邓艾之心尚不知足，随即又向司马昭提出了“得蜀望吴”的想法。

邓艾的洋洋洒洒的伐吴阔论最终被司马昭毫不犹豫的否决了。
他的理由是让人难以承受的：没有理由。
司马昭很不给邓艾面子，甚至连一封回信都不愿动手。只是让监军卫瓘送给了邓艾冰冷冷的八个大字——“事当须报，不宜辄行”。
至此，明眼人都看得出，邓艾的行径让司马昭大为不满。
魏人曾云：司马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成都城内，监军卫瓘操着十足的官腔向邓艾转告了司马昭对于伐吴的态度。
忠心耿耿的邓艾对此很是不解。
自己一心筹画的伐吴之策，就这样被司马昭毫无缘由的一票否决。
比起邓艾杰出的军政才能，邓艾的政治敏感度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于是，愚蠢的邓艾再次上书司马昭。

“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

这次，邓艾的上书被气急败坏的司马昭扯得粉碎。
但是，这依旧不能化解他心头之恨。
“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
“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
这样的张狂之词，与司马昭那句“事当须报，不宜辄行”无疑是针尖对麦芒。邓艾明摆着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谁又能耐我何”的样子。
司马昭终于忍无可忍，不过，他却没有立即爆发。

昔人有云：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无知的邓艾始终没有察觉，当他一步步登上拜将台顶峰时，同时也把自己送上了国家的祭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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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尽弓藏 国破臣亡

自邓艾入主成都后，“无家可归”的姜维便按照刘禅之意降了钟会。
当接到刘禅诏书的刹那，姜维的心几乎是停止的。

率领着数万蜀军，一脸迎风“迎奉之意”的姜维终于走向了钟会的大营。
那一刻，勇敢的姜维决定用自己的生命为汉家谱写这最后一段血泪史。

钟会很高兴，因为姜维的归顺使自己如虎添翼，现在的他已完全有资格去构造自己的王朝。
然而，野心勃勃的钟会却没有发现姜维仅仅是在虚以委蛇。

因为破蜀，钟会增邑万户并进封司徒与邓艾同列三公之位。
论职位，邓艾列三公之首，满朝文武无人可出其右。
论实力，邓艾坐守成都，军力也不可小视。
若要成就一番伟业，钟会无论如何都要除掉邓艾这个碍眼的角色，并借机将其势力化为己有。

钟会是个文人，所以，他拿起了笔杆子，奋笔疾书。
钟会很会耍小聪明，他借邓艾“承制专事”，联合胡烈、师纂上书对邓艾的“叛国之行”添油加醋的大肆渲染了一番。

看着钟会的上书，司马昭出人意料的没有大发雷霆。
司马昭知道，邓艾虽屡有犯上之事，但罪终不至叛国；钟会看似冠冕堂皇，却是有“贼喊捉贼”之嫌。
然而，孰是孰非、孰对孰错，这些终究不会影响司马昭对他们的“一概而论”。

邓艾是必须死的，因为在未来的司马王朝中，是绝不可能存在有如韩信、周亚夫般的重臣。
钟会同样是必须死的，因为他心怀二志、必不肯久居人下，这是任何国君都不可容忍的。
邓艾未除，钟会依旧有利用价值。邓艾之事，除钟会再无其他人选。
毕竟，诛杀功臣的名号不是在向脸上贴金，司马昭是不会脏了自己的手。
朝堂之上，狡猾的司马昭突然笑了，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笑。

京城内，装模作样的司马昭表面上按照“钟会之意”，派遣钟会及监军卫瓘一并前往成都“诏书槛车徵艾”。背地里却自起大兵，并派遣中护军贾充暗中监视钟会，伺机而动。
司马昭的奸诈完美的被隐藏在这天衣无缝的“一石二鸟”的计划之中。
至于世人，却皆以为是钟会和卫瓘背地里无情的摆了邓艾这位魏之名将一刀。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成都城外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钟会是清醒的，成都之行，司马昭没安什么好心。
抓捕邓艾是份极具危险性的苦差事。硬拼于自己无益，所以，钟会也决定假他人之手。
聪明的钟会找了个借口，将仅率军千人的卫瓘推向困难的第一线。

监军卫瓘同样不是善茬，他自然明白钟会的借刀杀人之意。
但邓艾始终是要逮捕的，于是，无奈的卫瓘只有硬着头皮戴上了“刽子手”的帽子。

“奉诏收艾，其余一无所问；若来赴官军，爵赏如先；敢有不出，诛及三族！”
监军卫瓘终究是到了，他带着司马昭的手笔令宣喻邓艾军。
对于政治斗争，士兵们是弱小的群体。他们没有能力改变什么，也不愿去趟这滩浑水。
次日鸡鸣之时，邓艾的部下近乎全部跑到了卫瓘帐下，但主将邓艾却犹不知情。

平旦开门，卫瓘乘着使者车，“径入至成都殿前”。
卫瓘来到了邓艾的住处，邓艾尚高卧未醒。
面对位居三公之首的邓艾，身为监军的卫瓘没有手软。

卫瓘令人从床上揪起年近古稀的邓艾，狠狠的摁到了地上。
邓艾是无助的，因为此时的他依旧毫不知情。
气势汹汹的卫瓘转述了朝廷之意。卫瓘的义正词严让于大梦初醒的邓艾瞠目结舌。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邓艾始终认为那个进封自己为太尉的司马昭不会让心怀至忠的他蒙受不白之冤。
于是，愚蠢的邓艾放弃了争辩和抵抗，束手就缚。
那一天，成都城内数万魏军亲眼见证了邓艾这位昔日破蜀名将的落寞。

天真的邓艾，用自己编织的谎言愚弄了自己，坐上了通往京城的第一班囚车。然而，他却未能到达最后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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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魏咸熙元（公元264年）年一月十五日，钟会率军到到达了成都，而监军卫瓘则押着可怜的邓艾走出了成都的大门。

当邓艾被押走的那一刻，野心勃勃的钟会仿佛见到了自己梦中构建的那个王朝。
然而，无知的他却始终没有看到自己那副良弓走狗谋臣相。

司马昭来了，他率领着十万大军屯在了长安。这是钟会所不愿面对的人和事。
司马昭此行目的，自然不会是像信中所言那样帮助钟会捉拿“反贼”邓艾。
该来的，终究是要来的。
钟会清楚，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司马家的“子房”。
而司马昭，也不再是自己的主子。

一月十六日，狂妄的钟会终于举起了造反的旗号，就像人们当初预料的那样。
淡定的司马昭对此没有表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
司马昭知道，一切都会有人帮他料理的。

在老辣的司马昭面前，稚嫩的钟会毕竟不是的对手。
还未等钟会将自己鲜明的旗帜在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挥舞几下，钟会自己便在瞬间颓然而倒。
这一次，主谋依旧是司马昭派去的监军卫瓘。

当钟会死后，邓艾的部下本有机会救出他们尚被囚禁的老上司。
然而，一切终究未能成行。
邓艾了是被仇杀的。
在卫瓘的教唆下，昔日那位不敢进军江由的征蜀护军田续犹如“吃了雄心豹子胆”一般。
两眼泛着血光的他迅速赶上了押送的车马，在三造亭这个地方一刀结果了邓艾父子二人。
那一刻，邓艾自知难逃厄运。他最后一次的笑了，但那却是充满着自嘲、凄凉的笑。

“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复见於今日矣。”

残忍的司马昭特意将邓艾的首级悬于马市，杀鸡儆猴。
满城军民“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

泰始三年(267年)，这是邓艾遇害后的第三个年头。
一天，邓艾的老部下段灼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呈交给了晋朝的皇帝。
司马炎看了议郎段灼上书，或许是良心发现，也或许是他的确被段灼书中所言而触动。
于是，司马家还了本应居功至伟的邓艾一个清白。

“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