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点评三国主要人物系列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郭嘉
    1959年，伴随着“大跃进”狂澜，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年春天，毛泽东一度潜心研读《三国志》，试图从中获取经验。他结合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评点三国人物，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曹操的谋士郭嘉。
    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详细介绍了郭嘉，几乎把《郭嘉传》里描写郭嘉为曹操谋划的史实都复述了一遍。他说：三国时，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27岁到曹操那里当参谋，38岁就死了。赤壁之战时，曹操说这个人如果在，就不会使我处于这种困难境地。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郭嘉建议先打吕布，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如果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同时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挪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起来了。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德州），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袁尚本人跑到辽东去了，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就在这个时候，郭嘉得病，38岁就死了。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时候大谈郭嘉呢？他明确指出：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说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
     同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中共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工作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7月11日晚，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被搞乱了，紧接着说：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
   其实，《郭嘉传》中并没有这句话，是毛泽东记错了。不过由此可以推想毛泽东当时的心态。郭嘉是曹操身边的重要谋士，被曹操称为“奇佐”。有郭嘉在，曹操就不会犯错误。经济计划之所以乱了，是因为没让陈云这样的“奇佐”管经济，所以他又想起陈云来了。
    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话题再次集中到郭嘉身上。他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做“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曹丕与曹植
    对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毛泽东认为其政绩一般，但文才非凡。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徐州。登上云龙山，他感慨地对随同人员说，徐州籍竟有１０个开国皇帝，其中就有曹丕。
    195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闲谈，说起曹操父子。他说：曹丕也是他儿子，也有些才华，但远不如曹操。曹丕在政治上也平庸，可他后来做了皇帝，是魏文帝。历史上所称的“建安文学”，实际就是集中于他们父子的周围。一家两代人都有才华、有名气，在历史上也不多见哪！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时，也指出：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祖德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
    对曹操的另一个儿子曹植，毛泽东也极为关注。
    毛泽东非常爱读曹植的诗，曾圈点过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七哀》等诗。1953年3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病重，毛泽东心事重重地对李银桥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这里引用的就是曹植《野田黄雀行》中的诗句，其下句是：“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1954年，毛泽东和保健医生徐涛谈到曹植，说曹植是曹操的儿子，很有才华，作品有自己的风格。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视察，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也谈论过曹植。舒同介绍说：东阿还有曹子建的墓。毛泽东说：那不对。曹植
先封东阿王，后封鄄城王，后封陈王。你们山东人就要抢曹子建。舒同说：有证据的。他这个墓在５０年代挖出来，挖出曹子建的佩剑来了。那个剑送到北京去了。毛泽东回答：陈王是后封的，我记得的。也许我记错了。那个《月赋》头一句就是他：“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言下之意，曹植在陈王封号上时，应（玚）、刘（桢）就病死了。应、刘都是“建安七子”，也都死于建安十七年。此事，不是东阿王时。直到1973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高级将领，得知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是东阿人时，禁不住问他：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可见，毛泽东对曹植的兴趣一直未减。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周瑜
    周瑜是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青年将领，文武兼备、风流倜傥。三十三岁时担任吴军统帅，火攻曹营，取得赤壁大捷，一举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政权建立了丰功伟绩。
    建国后，百废待举，特别是人才极其缺乏。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突出强调要提拔青年干部。因此，多次提到三国时具有超人才干的周瑜。
    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以三国故事为例说：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鲁肃四十岁，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在此，毛泽东是把周瑜作为青年干部的典型加以肯定的。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跟他们谈到要多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他说：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他还说：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周瑜显然是毛泽东这一判断的历史根据。
    1957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及提拔青年干部时，又以周瑜为例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他接着说：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破除迷信”问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周瑜、孔明都是青年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
    毛泽东还认为周瑜很有战略眼光，他曾经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周瑜是政治家，程普开始不顺从，他是老将军，同当右军都督。你为何不能容纳这些元帅？无非乱中求治。接着，他又说：没有周瑜那种气概，年龄比周瑜大，经验也多。其他元帅经验不见得比你少，也没有程普那么老。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吕蒙
    东吴将领吕蒙出身行伍。自接受孙权劝告后，发愤读书，学识提高很快，才略大进，见解独到，为许多老儒所不及。鲁肃曾称其“学识渊博，非复吴下阿蒙”。
    在毛泽东看来，吕蒙苦读书、善用兵，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典型。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号召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张治中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专列上，毛泽东谈到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记口述，很感不便。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倥偬没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的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说到此，毛泽东建议说：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以后才受到教育的，他们不可不看《吕蒙传》。毛泽东又对他们说了吕蒙取荆州的故事：关羽攻曹军手上的樊城，吕蒙用计骗关羽把全军开到前方，然后轻骑疾趋南郡（江陵），南郡太守麋芳投降。关羽将士家眷留在南郡，吕蒙进城办法很好，对他们不但不加损害，还特加照顾，对年老的慰问，对患有疾病的给医药，对饥寒的给衣服粮食，对关羽的财产丝毫不动。对关羽派来的人很优待，使他和将士家属相会，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关羽的将士知道了，军心涣散，士无斗志，使得关羽不得不败走麦城。毛泽东要求罗瑞卿和公安战线上的干部读《吕蒙传》，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关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第三版）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联系赤壁之战说：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吕蒙肯认真读书的事不止一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他曾多次读《吕蒙传》，赞赏孙权论吕蒙的“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并且在陈寿评“吕蒙勇而有谋”的六个字旁加了密密麻麻的旁圈。
    1972年，毛泽东曾就大字本《吕蒙传》注释、点校时再次指出：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他又举了吕蒙读书的例子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陆逊
    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位战功卓著的将领，毛泽东对他赞赏有加。
    彝陵之战是孙、刘两集团之间的决战。陆逊是这次大战东吴方面的指挥官，指挥若定，大败刘备。毛泽东曾经批评刘备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他当然不是陆逊的对手。他说：最初陆逊是吕蒙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以后继吕蒙当了统帅。陆逊知己知彼，很会打仗，毛泽东认为，陆逊指挥的彝陵之战和汉楚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曹袁官渡之战等一样，都是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就刘备的错误，说到了陆逊。他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
    毛泽东读《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时，在不少地方作了批注。
    陆逊在彝陵大战前奉行以逸待劳的方针，东吴诸将不理解，十分激愤。但陆逊不为所动，甚至以军令训诫：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批注：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大战胜利后，陆逊没有听从徐盛等人乘胜追击捉拿刘备的建议。对此，史家多数给予肯定。清代学者何焯认为，陆逊深思熟虑，“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毛泽东认为何焯的评价中肯，写下了“何评有理”的批语。可见，他对陆逊在彝陵之战后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充分肯定的。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夏侯渊与刘晔
    夏侯渊是曹操手下一员悍将，勇猛果敢，但却常常轻敌。曹操曾经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毛泽东非常欣赏曹操的这句“为将当有怯弱时”，几次在谈话中提到这句话。这表明毛泽东是同意曹操对夏侯渊的批评的。
    1971年10月，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即将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毛泽东专门谈了防止骄傲的问题。他举《后出师表》中说曹操“几败北山”为例，说：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你们看看《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刘晔是曹魏重臣，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计，后又辅佐曹丕和曹叡，是曹魏的三朝元老。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先后向干部推荐读《三国志》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刘晔传》。毛泽东熟读《刘晔传》以及裴松之的注，并对裴所注《傅子》中的一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傅子》曰：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
    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作了如下批语：“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刘晔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应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谈论曹操缺点的同时，也赞扬了刘晔。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袁绍
    毛泽东评价袁绍，集中于1959年，主要是出于鉴戒的目的，他多次把袁绍作为反面人物来教育干部和群众。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举反面事例时提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旨在说明对新事物要敏锐，要及时作出正确判断。
    不久，在杭州西湖刘庄，毛泽东和秘书林克聊天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兵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他还引用了曹操批评袁绍的话：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事也。
    同年6月，毛泽东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时又提到袁绍。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是多谋善断。他强调：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言，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7月11日晚上，毛泽东在庐山与周小舟、李锐、胡乔木等谈话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不会用将。《三国志》里《曹操传》（应为《武帝纪》）、《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
    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显然是针对“大跃进”、“共产风”等错误而言，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以袁绍为戒，善于谋划、果断决策、知人善任。
    1971年11月8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人。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紧接着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对酒当歌

毛泽东看刘表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刘表是一个虚有其表，徒有其名的人。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魏书·刘表传》中这样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在读到此处时，写了四个字的批注“虚有其表”。这表明，在毛泽东看来，刘表外貌伟岸，骨子里却优柔寡断。
    实际上，毛泽东在评价刘表时，是拿曹操作参照的。他在读《刘表传》时还作了一些旁批，多把刘表和曹操作比较，称赞曹操，批评刘表。
    裴松之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进行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这里，在“皆斩之”三字旁画了很粗的线，在天头上批注：“杀降不详，孟德所不为也。”

muyang

毛主席曾说过：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哈哈

对酒当歌

muyang 发表于 2014-4-28 08:56
毛主席曾说过：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哈哈

有人说读懂三国演义，就是半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