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允许民间铸钱导致的严重后果

三国文化博览

　　汉初，经历秦末农民战争的国家到处疮痍。劳动力短缺、物资匮乏，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景象：
　　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
　　这样的景象是典型的生产力衰退后的景象，但汉朝的统治者似乎错误地将这种景象看做了通货紧缩。于是，为了应对这种经济状况，汉朝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进行了改革：
　　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
　　秦钱因为重量太重所以难用，这只怕是汉朝政府的托词。真正的目的是放开铸钱行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铸币行业”。而且改变了主要货币黄金的计量单位，由秦代的以“镒（即，溢，二十两或者二十四两）”为单位变为以“斤（十六两）”为单位。降低主要货币计量单位的数量，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货币幻觉。原来价值一镒的商品，如今的价格变为了一斤多，看起来似乎是涨价了。而让民间自行铸钱，更是增加了能投放到市场中的货币量。除此之外，就是减少政府的禁令，允许民间进入更多的行业。
　　几通手段下去，果然经济出现了虚假的繁荣。
　　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物踊腾粜”四个字，生动再现了当时物价和粮价飞涨的现实。但即便米价到了一石万钱，马价到了一匹百金的水平，这样的通货膨胀对一般老百姓乃至达官贵人的正常生活还是影响不大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毕竟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还停留在萌芽时期，物价飞涨，不过是对城市市民生活产生了影响，但帝国的多数人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而皇室和达官显贵们，则有自己“汤沐邑”的收入。
　　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虽然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大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影响，但这样的大商人毕竟是容易让社会舆论讨厌的，帝国处置他们的办法是禁止他们穿好的，不让他们坐车，收比较高的租税，和禁止他们的子孙进入仕途。换言之，你发财可以，炫富可不行。
　　到了文帝时期，市面上的“荚钱”越来越多。这种钱的得名很简单，来自于“榆荚”，也就是咱们通称的榆钱，非常轻，质量低劣。这种钱在社会上流通，非常容易扰乱物价，并产生劣币逐良币的效应。于是文帝下旨，新铸了重达四铢的钱，试图抵制由于荚钱泛滥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但文帝实在是不懂经济，一方面新铸货币，另一方面又重申民间可以自己铸钱。这种做法的经济后果自不必说，有能力自铸货币者，可以通过收铸币税的方式积累大量财富，比如当时的大夫邓通，至今仍然是有钱人的代名词。而政治后果则更严重，吴王刘濞国内有矿，他通过铸造货币积累了大量的财富，甚至比帝国中央还要富有，最后的结果则是汉初有名的“七王之乱”。
　　“七王之乱”时，诸侯王财力雄厚，而帝国中央则只是吃饭财政。所以平叛之战打得相当艰苦。但帝国面临的军事问题不但有内乱，还有外患。由于匈奴崛起，帝国在边境屯有大量军队。边境上的军队又要生产、又要戍边，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吃，就需要帝国购买后转运到边境。但帝国哪里有钱呢？于是帝国又下令，能将粮食运到边境给军队的人就会被封以爵位，最高能到大庶长。大庶长是秦汉二十等爵中的第十八级，再往上就是关内侯和彻侯了。仅仅是运送粮食，就能得到近似于封侯的奖赏，这几乎开了后世卖官鬻爵的滥觞。
　　到了景帝时，卖官鬻爵虽然没有被制度化，但已经成为帝国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途径。上郡遇到旱灾，帝国没钱没粮救灾，就修改制度，降低卖官的价格，吸引更多的人来购买，如果有罪犯被罚为官奴，也允许他们通过交纳粮食的方式得到减刑。帝国从这种方式里尝到了甜头，开始将这种创收方式扩大化。于是“宫室列观舆马益增脩矣”。
　　现在可以先做一个小结。汉初由于生产力受到战争破坏和内乱外患的作用，帝国政府采取了允许民间铸币、减少主要货币价值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卖官鬻爵增加财政收入的财政政策和减少禁令、鼓励民间投资的产业政策。这种政策组合一方面使汉初生产力快速恢复（其实和上述政策关系不大），另一方面，也使得帝国的财政问题和货币问题凸现出来。不过好在帝国还是一个自然经济统治的国家，这种政策组合对一般民众的生活影响不大，但对帝国平复内乱、抵御外患和赈灾济民则产生了较大影响。随着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被提上帝国的议事日程，这种经济政策也将被帝国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