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熙宁变法”背后的利益之争

三国文化博览

　　公元1067年，在位不足四年的宋英宗赵曙因病去世，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年轻的宋神宗有感于大宋长期积贫积弱的尴尬窘境，颇想有一番作为，意欲力挽狂澜，重振泱泱帝国昔日之声威。这时，一直积极倡导、鼓吹改革新法的王安石进入了他的视野，几番交流、沟通，君臣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变法”可谓水到渠成。王安石的改革建议被神宗全盘采纳，一场来势迅猛的“变法”运动如火如荼、至上而下的在帝国广袤的疆域内铺陈开来，彼时适逢宋神宗熙宁元年，所以史称“熙宁变法”。
　　王安石的鼎鼎大名，只要稍通文墨的中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他是中国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大文学家、政治家、法家。早在宋神宗重用他之前，就以横溢的才名享誉神州，可谓妇孺皆知的奇才。史载此公“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行文动笔如飞”，活脱脱一个才调绝伦，文思泉涌、卓尔不群的奇男子。王安石的文学成就和绝世才华无人能够否定，他在文坛中的尊崇地位更毋庸置疑、难以撼动。他的一首看似信手拈来的绝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似神来之笔，让人拍手叫绝，击节赞叹。王公这一问，不光问得千古文坛黯然失色，更是引发后人无数考据与赏析的文字，一时传为士林佳话。王安石在诗、词、赋上均有极高建树，开江西派之先河，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尊位，其人大才古今早有定论，不必多费口舌。王安石的文学天赋与成就广为人知，那么，同样身为著名政治家、法家的他，其政治理念与才干究竟如何呢？
　　早已名满天下的王安石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之所以被宋神宗重用，缘于他富国强兵的提议甚合君心，可谓搔着了神宗的痒处。获得神宗力挺的王安石发起的“熙宁变法”无疑是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古往今来，其知名度与受关注程度之高，可与秦孝公时“商鞅变法”比肩，理念之新，步调之大，手段之霹雳，为古今所罕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王安石的改革举措被人为拔高，有意无意包装、溢美成了一位划时代的标杆人物。那位被普天之下无数劳苦大众视为革命导师的列宁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伟大导师如此赞赏这位900年前的古人，王安石的形象在国人眼里顿时伟岸起来，高大得必须仰视。然而，自北宋神宗年间伊始直至今天，围绕着王安石变法功过是非的猛烈抨击、诘问质疑从未平息过，甚至一些和他同处一个时代，同样优秀的人物也卷了进来，成为他的政敌。比如同样位列文化思想巨人的司马光、苏轼、苏辙、程颐、文彦博、曾巩、黄庭坚等等都加入反对变法的阵营。这场引起当时乃至后世无数口诛笔伐的改革究竟是什么性质与内核，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然而，抽丝剥茧，还是能找出一些事件背后的真相、端倪。
　　北宋自建立伊始，一直苦于辽国、西夏的不断骚扰，连年用兵，却鲜有胜迹，被区区蕞尔小国戏弄、欺辱，常被打得狼狈不堪，割地赔款，且钱粮耗费甚大，事倍功半。北宋冗官、冗兵人数庞大，效率却很低，养这么多只关饷不作为的人，导致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加上每年按时“赏赐”给辽国、西夏赎买平安的绸缎银两，雅称“岁币”，导致国库长期匮乏，一贫如洗，钱不够花，沉重的经济压力和战败之耻让新上位的宋神宗很伤脑筋。恰在此时，王安石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可谓一场久旱后降下的及时雨，听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似乎只要奉行新法，大宋一扫颓势，民富国强，恢复汉家威仪指日可待，年轻的宋神宗如何能不动心？如何能拒绝？
　　王安石的主张，很有诱惑力，令人难以辩驳。有学者指出，王安石变法的观点和措施，在理论上似乎无懈可击，而实际操作起来，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却走了样，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自古以来，不增加民间税赋，而能使政府财政收入猛增的办法有很多，即便以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看，加快资金周转和利用效率，改良生产技术、生产条件以促进产能提升、提高竞争力、刺激民间消费都是立竿见影的妙法。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内容青苗法也是一个相当高明的办法，此理念也算天才之举，先人一步，和今天的经济学家心有灵犀，可谓独具慧眼。据说，王安石在担任宁波下属的一个小县县令时，就曾经试行过青苗法，发现此法很有效，颇受农民欢迎，既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又使粮食产量有了保障，于是他说服神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实施。
　　史料显示，如今在温州、神木、鄂尔多斯乃至于全国各地大行其道的民间借贷，是北宋人早已玩剩的玩意。在北宋时这种地下经济方式早已驾轻就熟，借款方式、操作手法和今天如出一辙。当时，在北宋帝国的广大乡村早已盛行高利贷，滚雪球般利滚利产生的利息之高，让人瞠目结舌。许多小自耕农因此破产，土地被放贷者兼并，广大农民被迫卖儿卖女，四处流亡。高利贷如下山猛虎，吞噬着经济活力，已成了影响帝国稳定的一大隐患，对北宋社稷的危害不言而喻。青苗法的横空出世似乎是想消弭这种隐忧，此法规定，当季节更替，青黄不接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以应不时之需，农民以田中青苗为抵押保证，官府收取半年20%的利息，粮食作物收获后连本带利归还即可。
　　王安石的出发点不缺善意，官府放款可解农民燃眉之急，同时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可谓两全其美。而对朴实憨厚、目光并不远大的农夫们来说，此借与彼借只是债主不同而已，放高利贷者由民间金主换成了官府。按今天的眼光来看，20%的半年利率也是很高的，但据说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高达60%甚至100%，官府放贷只有民间利息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也许不算畸高，尚属皇恩浩荡，体恤小民，貌似不失厚道的双赢之举。然而，对于千千万万看天吃饭的脆弱小农来说，收获后那点微薄的利润来偿还本钱和这20%的利息，还必须是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相比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此借贷之举无异于一场豪赌，猪借虎债，犹如饮鸩止渴，借钱易，如何偿还却有心无力。
　　用青苗法扶助农桑，本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农业，振兴帝国经济大有裨益。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的在于他的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所谓的‘新法’不外乎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早在900余年前，王安石就懂得通过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用同一税率也可加速周转以达到增加财税收入的奇效”。如此看来，王安石是一位深谙经济学奥秘的理财高手和思维慎密的智商奇高之人，兼具法家特有的犀利与冷酷，亦是世人普遍昏睡时最早醒来的政经干吏、集大成者。“熙宁变法”的其他有关经济改革的条例还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设置三司条例、市易法、免行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其基本思路和做法大体和青苗法类似。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刺激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就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精髓，可谓远远早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因此，赞赏这种做法的学者们都认为王安石具有先知先觉的超人智慧，高瞻远瞩的运筹谋划，如商人一般灵敏的嗅觉。那么，王安石变法取得的效果和回馈以及社会反响到底怎么样呢？
　　历史大家黄仁宇认为“承认私人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和垄断，不仅要司法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开。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官僚主义体系内，政府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综上所述，“熙宁变法”声势浩大的展开后，似乎并不招人待见，反对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反对者涵盖居庙堂之高和处江湖以远者，反对的声音虽屡遭打压却一直不曾停歇。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变法反对派，虽然缺乏王安石那般精于算计的商人素质，少了一点锱铢必较的经济眼光，但是他的反对意见建立在对中华漫长历史治乱兴衰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上，知道权力与民争食的祸害和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这使他以及他的支持者们的主张更接地气，拥有了更为雄厚的基础和无可辩驳的精神力量。
　　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了司马光等人的正确，“熙宁变法”细则实施出台后，马上出现并应证了司马光和他的支持者们所担忧的后果：大宋国库瞬间充实起来，贯朽粟陈，财货堆积如山，“变法”成了权力分肥的狂欢，民间经济活力却迅速灭活、萎缩。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财政税收政策迅速打造出一大批官员富豪，大宋官员成了财富之海的弄潮儿，也成了社会上最为富裕的阶层。财富的快速积累不过满足了帝王、高官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和辛苦创造这些财富的升斗小民没有一毛钱关系。“宋史”记载，新政雷厉风行实施后，巨室大户财富大幅缩水，中等商贾（民营中小企业）大批破产，更遑论星星点点散居于山野草泽间的广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脆弱小农了。
　　比如平准法实施后，由国家在各地设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和价格，贱买贵卖，使一般商家根本无法牟利，必须打通关节通过官府恩准才能图利存活。官府将铸钱、制贩盐、酒类、冶铁等赚钱行当全数收归国有，实行专卖，大钱、小钱一概笑纳，照单全收。世代依赖这些行业过活的商贾民户一夜之间发现他们甚至连货源都找不到，只好去官家那高价进货，消费者以高出平时几倍的价格买单，只有事无巨细都插手的官府笑到最后。受此压榨，商户和民家只能干瞪眼，敢怒不敢言。
　　王安石新法还祭出一个阴招——算缗、告缗制度。所谓算缗就是强征商家的财产税，告缗则是以霹雳、戾狠手段严厉打击商贾不据实申报偷税漏税的一种苛法，也就是鼓励告密的一种奖惩方法。商人经人举报一旦查实，没收其全部财产，并处以充军、流放的惩罚，毫无通融。为鼓励告发，奖励提供线索者罚没财产的一半。史料记载，受此刺激，一时间“告缗者遍天下”。奖励告缗对社情民风的的恶劣影响不容小觑，足当引以为鉴。
　　只有那些急功近利，鼠目寸光，有贪婪、蔑视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恶性竞争陋习、引车卖浆之流出身，又急于讨好皇上的人才会出此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阴毒损招。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文采风流今尚存的文章伯王安石，不由得让人心生幻灭之感。
　　从古至今，不论身处何时、何地，国家机器一旦开动，依靠行政权力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丝毫不费力气、只赚不赔的轻松愉快的事情，可谓无往而不胜。前提是“专门利己”、“脸厚心黑”，不怕窒息民间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不怕阻碍、损害社会公平进步，经济繁荣，不怕因“国进民退”而引发文化、经济的动荡与破坏。王安石理想中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之理念一刹那化为泡影，成了没有根基、一厢情愿的空中楼阁。
　　经小面积实验获得不错效果的青苗法一旦在全国推广，立马形成灾难性的后果。难以预测、不可抗的天灾人祸，让收成前景、收获预期变得晦暗不明，风险巨大，农民无力或根本不敢贷款。借贷风险基本全在农户身上，官府则旱涝保收，赢者通吃。哪怕年成不好，天气不给力，遇到水、旱、蝗、冰灾颗粒无收，时候一到，如狼似虎的官差就会不请自来，接下来的遭遇不难想象——耕牛、农具被拉走抵债，田地撂荒，无人耕种，人民流离失所，官家维稳吃紧。这种单赢的局面，演变成彻头彻尾的害民之举。均输法、市易法则蜕化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定价权、批发甚至零售全由官员操控，好似一手遮天，民户想分一杯羹基本无望，端的是水泼不进。各级官吏乘机侵渔商贾，巧取豪夺，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大小商贾仰人鼻息，吃些官府瞧不上的残羹剩饭聊以度日，生存日益艰难，曾经活力十足的城市工商业开始凋敝、冷落、半死不活。《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繁荣场景早已是昨日黄花、浮生旧梦。
　　宁做鸡头不做豹尾，自视甚高的王安石也算干成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悲催后果也是他始料未及的。新政实施后，藏富于官的现实和来自民间的呻呤声不绝于耳，荡涤着这位才子的心胸，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场景，这绝不是他发起这场变革的初衷。这场“国进民退”、官府与民争利的饕餮晚宴刚吃了一半，无数农户倾家荡产，或卖儿卖女，或卖身为奴，或铤而走险，亡命天涯。富裕之家则成了官府觊觎、任意勒索的对象，或放下自尊依附投靠，或被打“土豪”，眼睁睁看着家财被充公，或被以偷漏税为名充军、流放，或破产，或逃亡，眼前一幕幕人间惨剧轮番上演，秉性正直的王安石内心之纠结、矛盾、挣扎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熙宁变法”已经演变成“损人不利己”的灾难性后果，事态严重，但覆水难收，巨网一撒开，早已非王安石的力量所能挽回。
　　这场历时17年之久的“变法”运动，期间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斗争之激烈，一言难尽。到后来，更少了和谐之气，多了一份戾气。最后由君子之辩、文人间的笔墨官司演绎成了不得人心的残酷朋党之争。俗话说，猛兽易伏，人心难降；溪壑易填，人心难满。中国人数千年来也没有找到良性办法，驯服权力这头猛兽，将之关进笼子，趋利而避害。中华历史循环往复，没有约束的权力破坏惊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已为古今中外活生生的经验教训屡屡验证，无需辩驳。回望历史，不能不令人唏嘘感慨，展望未来，希翼与忐忑之感并存。
　　公元1100年，宋徽宗登基后，为顺应民意，安抚臣心，废除了王安石变法新政，曾经呼风唤雨、令出必行的王安石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他的反对者们或死或贬，遍体鳞伤，“熙宁变法”堰息旗鼓后，遍地哀鸿，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所有主动或被动参与的人都是输家。王安石的私德与操守无疑是高尚的，他为官清廉，生活简朴，严格约束家人子弟，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身后留有廉声，早已有史为证。然而，在皇上的心目中，既然连天下都是自己的，那么，将子民们口袋里的财富弄来花花有何不可？制度使然，只考虑充实国库，不考虑藏富于民，各级官吏聚敛搜刮在所难免。光盯着百姓口袋的变法一定不会获得广泛拥戴，制度有病，王安石好心也会办坏事，孰功孰过，自有人来评说。形势比人强，制度比人强，制度的弊病不能让一个人来背，即使聪明英睿如王安石者也难以超越他所处的空间与时代。
　　时光疾如箭，岁月似飞刀，经过一番反反复复，风云激荡，潮起潮落，每折腾一次，北宋的元气便削减几分，直到沉疴泛起，病入膏肓，最终折戟沉沙，抱残守缺。多年积累的财富被金人掳获一空，望着江北大片沦陷于金人之手的锦绣河山，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