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卖官鬻爵用意之深非常人所能解

三国文化博览

　　通观各朝的卖官鬻爵制度，可以发现各朝都不认为这是正常的制度。对于卖官鬻爵败坏吏治，各朝皇帝其实对此深有感触。到了清朝，道光皇帝干脆说凡是买官的都要回本，哪能指望他们清廉，所以不能重用。但是皇帝又说，我财政紧张，不卖官没有经费。
　　这段话似乎有理。无论哪个朝代，其卖官鬻爵在表面上的主要目的都是弥补财政不足。卖官鬻爵理论上来说都是临时性措施例，一旦财政回复就要停止。如汉景帝发布卖爵令，主要原因是遭遇大旱，而当时税收为三十税一，财政收入不足，于是开捐弥补收入。赎罪钱之类的东西也一同出炉。所谓挖肉补疮，虽然有害，但也不得不用来救急。
　　清朝的捐班也是如此。一般开捐都是在财政紧急，或有战乱，或有大灾时。一旦财政回复便停止。虽然这个政策到王朝末期随着危机日重，几乎无一日没有财政窟窿，而不得不成为常例而形成恶性循环，但至少在表面上还是要屡屡停办，然后再找借口恢复的。
　　那么，是不是除了卖官鬻爵，历代王朝就没有其他财源了呢？非也。例如汉朝解决财政问题的有力措施之一是开始盐铁专卖。此后各朝无不照搬。到宋朝，专卖之多几为历朝之冠。但宋朝卖官鬻爵也是常态，自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就成为定制。各级官吏明码标价，最低捐一千石就可以当本州助教、文学，加一倍就可以算科举出身。捐一万石就可以当大理寺丞。
　　而清朝到末期财政收入主要不靠捐班。据《清史稿》，“光绪初，议者谓乾隆间常例，每岁贡监封典、杂职捐收，约三百万。今捐例折减，岁入转不及百五十万。名器重，虽虚衔亦觉其荣，多费而有所不惜。名器轻，则实职不难骤获，减数而未必乐输。所得无几，所伤实多。停捐为便。”
　　也就是说，在光绪时期卖官只能每年得150万。而当时光盐税收入就有2400万两。即使是乾隆时期，卖官每年也不过300万两。如此对比，似乎性价比很差。于是到光绪五年就停止捐班。但这次停办像历史上的历次停办一样，不过几年时间就又恢复。到光绪十年，因中法战争就又再次开捐。
　　那么既然卖官鬻爵收不到多少钱，又似乎是吏治败坏的重要原因之一，皇帝也知道这些人买官是要回本的。那么为啥历朝皇帝却对卖官鬻爵乐此不疲呢？
　　中国官员的正规选拔途径，隋唐之前是举荐选拔制，隋唐开始科举制。举荐科举之外则有荫补制。
　　举荐选拔制要求各地推荐贤良方正、忠臣孝子。但这个制度的缺点是太容易为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把持，于是到最后朝廷里充斥各种势力，皇帝很容易被架空。
　　科举制度是对举荐选拔制的反动。科举从理论上来说杜绝了地方豪强和世家大族的操纵，或至少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并且为平民打开了一条凭文化技能水平的上升通道。但是这个通道是如此狭窄，每年录取的那区区几百进士对于帝国的巨大人口基数来说无异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并不是读书好，人的本领就高强。高分低能的书呆子哪个朝代都不在少数。而很多有本领的人，仅仅因为读书不好，却会被这两种制度排除在外。
　　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如果有大量有本事的人被排除在体制外，那么这些人必然成为政治不稳定因素。有本事的人大多不甘寂寞。所谓“锥置囊中，必颖脱而出”。大多数人最终都会取得一定的社会财富。这些人的后代亲族，虽然未必也有本领，但拥有一定财富后，由于马太效应，财富会越滚越大。
　　有了财富就必然会要求政治地位。如果政权不能赋予其相应的政治地位，又不能将其财富剥夺，那么这些财富的占有者就会要求改朝换代。历来造反成功者，天时地利人和。而人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财政支持。
　　这一点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的西方贵族阶层对权力死不放手。对新兴资产阶级只会打击，却又无法消灭。最后此消彼长，发生革命。
　　而中国历代皇帝则深刻得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不能宣诸于口，但行动上却是必须把政权向富有者敞开。举荐、科举还有定额。卖官鬻爵却没有定额。卖官鬻爵大多数是卖虚衔，不过一个荣誉职位。但这个荣誉职位却代表了政权对富有者社会地位的肯定。于是通过这一纽带，政权能在最大范围内把全国的统治阶级团结在一起，并形成对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认同，不会去另起炉灶或加入对立集团。
　　这才是为什么卖官鬻爵在历朝屡停屡开，虽然弊端重重却长久不息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