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中国历史上十大驴友

三国文化博览

　　1、杜环
　　杜环是一万余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罗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游历、居住有十多年之久，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他不但发现那里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
　　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等阿拉伯帝国境内游历、居住了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人。公元762年，杜环结束了其游历生涯，随商船在广州登岸，回到了中国。
　　2、张骞
　　汉族，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他两次启程前往边远的西域，第一次在公元前138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年。在进行这些冒险行动时期，他在匈奴度过了几年囚犯生活;他观察了印度北部的生活状况;他注意到在大夏有中国货;他派代表远至粟特，甚至安息。
　　3、汪大渊
　　汪大渊生于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他自幼怀有大志，欲效法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祖国名山大川，考察风俗，记载物产。
　　至顺元年(1330)，年仅二十岁的汪大渊来到南方最大的商港福建泉州，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他首次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几十国，渡地中海出红海，横渡印度洋，前后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又进行第二次远航，历时两年回到泉州。
　　汪大渊广见博闻，沿途作有详细记录，并作古体诗百韵，至正九年(1349)整理编成《岛夷志》，为中国古代航海家亲历而手记之始。汪大渊回到南昌后改成《岛夷志略》印行。
　　《岛夷志略》分为一百条，涉及国家和地区二百二十多处，史料的真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超过历代官、私着述，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及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价值。西方许多学者研究此书，并译成多种文字。在汪大渊到澳洲近二百年之后，欧洲人才知道有这一大陆。
　　4、钱泳
　　钱泳原名鹤，字立群，号梅溪居士，无锡人。生于1759，卒于1844，享年85岁。钱泳出身于名门望族却不事科举，这到底是因为家里有钱，不用稻粱谋，还是因为个性使然，已无史料可查。这在今天也有点不可思议。这就像现在的孩子能考大学却执意不考。也许正因为如此，钱泳才会行万路里，读万卷书，不人云亦云，也才会年过八秩仍着述不辍，身后留名史册，为我们无锡人世代引以为骄傲。
　　说钱泳退隐归里，是指他年方弱冠即离家远行，长年游幕异乡，足迹遍及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五十年后才回归故里，过起隐居生活来。通常读书人所说的退隐，是指做官的年老多病，做不了官了，回家颐养天年;或者是耿直气盛，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自问胡不归;而钱泳的退隐与这些人不同，因为钱泳一辈子没做过官，甚至从未考过举人进士，故比之于做官的退出官场，更像武林人退出江湖。钱泳是清代着名学者，生前精通金石碑版之学，尤善篆书。即便到了二三百年后的今天，他的墨宝亦随处可见;如扬州的明月楼，常熟的钱牧斋墓，不一而足。
　　5、徐霞客
　　徐霞客是中国明代(公元1368-1641)末年的旅行家、地理学家。1587年1月5日，他出生于中国东部江苏省江阴市。当时中国的封建制度已趋衰弱，资本主义有了萌芽，探索自然、重视考察的风气开始兴起，徐霞客顺应时代的潮流，走上了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
　　徐霞客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喜好奇书。长大后，徐霞客一反传统，他不参加科举考试，不入仕途，不追求功名利禄，21岁开始出游，30多年间历经艰险，他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考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山川源流，风土文物。他在考察中坚持徒步，很少骑马和坐船，使他更能深入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和深山大野。考察时，他随时记录，描写。他的记录都是以日记的方式写下来的，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他每日的行程和观察所得，有时也包括他对一个地区特点的论述、评论。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更有不怕一切艰险的精神。有人描写说他攀援登高时象一只猴子，探索洞穴时象一条蛇。特别是他写得一手好的散文，描写自然景物逼真生动，富有感染力，记述各种地理现象，又有精确简明、刻画入微的特点。正是这个原因，他的野外考察记录，才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作为文学读物，争相传抄。他去世之后，人们把他的记录加以整理，编定成册，定名为《徐霞客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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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霞客游记》是部日记体裁的地理名着，后来逐渐发展成手抄本和刻印本30余种，共62万多字，包括名山游记、西南游记、专题论文和诗文，描述的内容涉及地貌、地质、水文、气候、动植物、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民族风俗等方面的知识，尤以地貌、水文、植物等内容为多，也是最富有地理价值的部分。它是世界上第一部广泛系统地记载和探索喀斯特地貌的巨着。
　　6、玄奘，鉴真
　　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宗教旅行，莫过于玄奘的西游和鉴真的东渡。他们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和东方，同时也把西方和东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玄奘于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经新疆、中亚、历经险阻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即现印度的西北部，他在那里游历佛教圣迹，调查中国的物产传进印度的经过。玄奘用5年时间研究佛学理论，钻研婆罗门教经典以及印度方言，于645年带着657部梵文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长安，完成了世界史上一次最伟大的宗教旅行。次年由其弟子笔录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以生动流畅的文笔，叙述了玄奘耳闻目睹的138个国家的风俗、信仰、生活情况。近百年来这部着作已被译成英、法、德、日等国文字，介绍到全世界。玄奘还把中国的《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到印度。在西安大雁塔大慈恩寺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玄奘遗像和他那些博大精深的译着作。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根据玄奘西行取经的史实演绎写成的。与玄奘相似的另一次宗教旅行是唐代高僧鉴真于天宝元年东渡日本，他把盛唐文化全面介绍给日本，对日本的佛学、建筑、雕塑、书法、工艺技术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鉴真曾参与了日本唐招提寺的规划兴建工作，该建筑结构精巧、气势宏伟，体现了唐朝的建筑风格。至今，唐招提寺不仅是中日友谊的象征，也是中外游客共同向往的地方。
　　7、司马迁
　　司马迁是汉代着名的历史学家，他的不朽历史巨着《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且“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能写出这么一本书与他一生游历有着密切关系。
　　司马迁出门旅游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也不像现在国内干部专拣风景名胜打着开会名义行游山玩水之实。他是实打实借着游历的机会做学问，在实地考察中检验书本上的知识正确与否，搜集历史材料着书立说。因此，他的旅游计划得到老爹司马谈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他在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开始了他的全国性大游历。
　　8、郑和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今天的澳大利亚。下‘西洋’的定义：明朝初期以婆罗(Borneo)/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郑和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外交通商使命，南洋等地的人民一直纪念这位和平友好的使者，在一些城市里，至今还保有纪念郑和的寺庙和胜迹。郑和七次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欧洲航海家哥伦布、华哥达·伽马的海上活动，都比郑和晚得多，他们几次航行，人数在100人左右，船只三、四艘，吨位最大的仅120吨。在航程、规模、组织等方面，郑和都超过这几个欧洲航海家。
　　9、乾隆
　　作为皇帝，纵有家国大事万千，亦六下江南，可见其对旅游的热衷，尤其是对江南文化的追慕，同时也正是这些旅途造就了清朝的康乾盛世!
　　说起乾隆南巡，从官方的史籍到民间的野史中，都有许多描述：或是说他修筑堤堰，功泽千秋;或说他把国家大事都扔给手下大臣，自己迷恋在江南美景中;或说他风流成性，挥霍无度……总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10、孔子
　　孔子周游列国，历史上早有记载，这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的旅游观念更是影响深远。
　　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是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儒家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远游的作用，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
　　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他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与孔子开创的注意道德价值的旅游观——“比德说”相左的，是老庄开创的注重个性情感的旅游观——“情感说”。与儒家同时代生衍，并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的消极出世态度书写了另一种逍遥自在的去追求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审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