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统治者如何反贪污贿赂

三国文化博览

　　贪污受贿，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古有之。由于它直接危害统治者的统治和国家稳定，受到封建王朝的重视，并从制度和法律上进行惩治。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比较严酷的时期，也是反贪污贿赂初步发展时期。就当时反贪赃立法的特征而官，已经由零散走向系统。具体表现在：第一，对贪污受贿有了明确的量刑规定。第二，有了明确的贪污受贿罪名，如监守自盗、挪用官物、行贿受贿、巧取豪夺等罪名，其中对行贿受贿有了更明确的划分。第三，对性质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如监守自盗、巧取豪夺、受贿枉法等则处以重刑。
　　秦朝统治严酷，对贪赃者奉行的是重典主义。秦始皇对官吏的要求就是“清洁正直，审悉毋私”，即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对贪污受贿的行为惩治有了初步规定。如“府中公金钱私货用之，与之同罪”。也就是挪用公款与盗窃同罪。对“居官菩取(即善于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等五失，都将受到“身及于死”的处罚。对行贿受贿罪，《法律答问>中规定行贿一钱即“黥城旦罪”，也就是要受到肉刑、徒刑之苦。对于利用职务便利进行商业活动也视为违法犯罪的行为，如《秦律杂抄)中就有“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的规定，意思是官吏利用为其配备的马匹和差役而进行贸易牟利活动，要处以流放的重刑。
　　汉代几朝皇帝对贪污受贿行为的查处比秦朝更严厉。汉代对贪污受贿行为处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锢、徒刑、弃市等。官吏犯赃者，三代禁锢，即官吏犯罪三代不得做官。汉文帝时有“更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的规定。到了汉景帝时期，曾下诏书告诫全国：百姓之所以饿饭，就是由于官吏以货赂为市，侵渔百姓。所以把贪污受贿同盗窃罪相提并论，予以严惩。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南北两朝对立、分而治之。为应付战乱，国家矛盾上升到主要矛盾，因此把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贿赂降到了次要位置。魏晋南北朝反贪污贿赂的最大特点是对贪贿罪的确定化，即有明确的罪名。南朝宋时，律令规定主守盗5匹即处大辟。文帝时因诸大臣认为这样处理太重，于是采纳大臣王弘的建议，改五匹为十匹。
　　北魏时就痛下决心对贪官污吏绳之以法。先是规定枉法赃十匹，义赃20匹大辟。后孝文帝觉得这样处理太宽，就改为义赃1匹，枉法赃无论多寡一律处死。献文帝时更进一步规定，监临之官受所监临羊1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行贿之人可以当从犯论处。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的成熟定型时期，也是反贪污贿赂最严厉的时期。特别是唐朝初、中期，由于皇帝清明，治吏有方，使天下太平，庶民富足，实现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唐代对贪污受贿罪处以重典，并予以量化，规定：受财枉法，1尺杖1000，1匹加一等，至15匹即处绞刑；不枉法，一尺杖90，1匹加一等，至30匹加役流；受所监临财物，l尺笞40，1匹加一等，8匹徒一年，至50匹流2000里；行贿者减监临罪五等，索取财物者加一等，以职权强行索取者，准枉法论；出使官吏，如在出使地接受馈送及乞取者，与受所监临财物论罪；借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即使是接受猪羊借馈及借奴婢、牛马、碾皑之类，也以坐赃论处；家人所属吏民馈送及借贷、役使、经商牟利等，减官人罪二等论处，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家人罪五等；执法官吏犯赃，从重处罪。武则天把官吏枉法受财、监临主守自盗同“十恶”相提并处，都划在不赦免之列。唐肃宗时，为加强惩治贪贿的效果，在《即位敕)中提出：官吏贪赃枉法者，将受到“终身不齿一永不叙用”的处罚。
　　由于唐代在反贪污贿赂的制度和法律上已相当完整和丰富，因此在宋辽金元时期基本上是沿传袭用，但在某些方面较以前则更进一步。一是对贪污受贿行为的防范和惩罚更加趋紧。宋朝对官吏率敛吏民财物一项，规定“以受监临财物论，加一等”。对“率敛财物有所枉曲，请以不枉法论，过五十匹者秦取敕裁。若不入己，转将行用，减二等，过一百匹者秦取敛裁。若率敛财物有所枉曲，及强串敛人钱物入已者，并以枉法论”。在对赃罪的防范和惩处上宋胜过唐。宋朝对赃官的量刑比唐朝严重。在唐朝．对官吏“内部放债”，仅以“坐赃”论处，而宋朝则规定凡是监临官在内部放债，都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处”，过100匹的，“秦取敛裁”。又如“重禄公人受乞财物”，唐朝的处罚是“一匹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匹加流役”；宋朝的处罚则是“一贯流二千里，十贯配广南，不以赦降原减”。(宋代确立一匹约值十贯钱)，辽、金基本沿用唐、宋作法。二是对贪赃枉法者实行连坐法。宋朝规定，贪污受贿的官吏不能任亲民官，不能得到举荐，而且还要连累荐举人和上司，并影响子孙仕途。金朝也强调，贪官污吏不能重用，原举荐者连坐。元代则对负有谏议责任的言官，如果对赃官不予弹劾，要治渎职之罪。
　　明代皇帝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深知民间疾苦，也最憎恶贪官污吏。因此在他取得皇位后，对赃吏的治理就更加严厉。<span class="b"style="display:inline-block;*display:inline;*zoom:1;"大明/span律}体现了明太祖用重典惩治的思想。《大明律>有：监守自盗，40贯绞，枉法赃，80贯绞；不枉法赃，120贯杖110，流3000里；恐吓取财，准资论加一等，不得财杖刑；私用民力，1名笞40，罪止木杖。此律颁布后，明太祖令后世子孙不得更改修订，故成为终身法典，历代沿传袭用。永乐之后，又增加了反贪赃条款。如《万历问刑条例)规定：文职官吏、监生、知印、承差，犯枉法赃该绞者，发近卫充军；但辽东、宣府、大同、宁夏等边关镇守、总兵至卫所官，犯此罪赃30两以上降一级，于原处带俸差操；100两以上降一级；改烟瘴之地带俸差操；200两以上充军；300两以上永远充军。
　　清朝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公物、敲诈勒索和介绍贿赂等罪行，都加大量刑的等级。其中，对监守自盗处分最为严厉，凡折银20两即处流刑，40两即处斩刑，同时严厉追赃，甚至倾家荡产，若犯人已死，在子女身上继续追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