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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文化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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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正规的军队一般编制及隶属系统系《周礼·夏官·小司马》所称的“军、师、旅、卒、两、伍”的六级编制。在当时，晋国的军队编制可谓是这种“六级”编制的典型代表。齐国的情况则不同，据《国语·齐语》以及《管子》相关篇章的记载，齐国军队实行的是“五级编制”，其成建制的军事单位为“军、旅、卒、小戎、伍”，“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国语·齐语》）。即“军”至“伍”五级编制，分别辖有万人、二千人、二百人、五十人和五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既不同于晋国，也不同于齐国，而有其独特的体制编制结构。以现存的文献考察，其军队的基本编制当为四级，即“军”、“旅”、“卒”、“伍”。其中“伍”为五人，卒为百人，“陈士卒百人，以为彻行百行”；“旅”为千人，“十行为一嬖大夫”；“军”为万人，“十旌为一将军……万人以为方阵”（《国语·吴语》、《左传·哀公十三年》）。这一点恰好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得到颇具说服力的证明，《孙子兵法·谋攻篇》云：“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而《孙子兵法》所涉及的编制不以晋国的“六级”编制或齐国的“五级”编制为基本对象，却与吴国的四级建制相一致，这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说明了《孙子兵法》的吴文化属性。
　　其次，表现为《孙子兵法》所记述的“地形”、“相敌之法”等内容，恰好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等典籍所描述的南方地区地形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相吻合。
　　《禹贡》称吴国所在的扬州之地的特点是“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史记·货殖列传》所云东楚，就地理范围言，即春秋时期吴国疆域之所在，“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地之特点之一，为有“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湿”；而《汉书·地理志》则同样称：“吴东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江南卑湿，丈夫多夭”。由此可见，吴地的地形地理环境的主要特征是卑湿泥泞，江河湖泊纵横，草木茂盛，等等，观于《孙子兵法》，其所描述的大部分地理环境，正好与史籍所载的吴地地理环境相同，如“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行军篇》）；“众草多障者，疑也”（同上）；“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九地篇》）云云，正是吴地卑湿泥泞，多江河湖泊，杂草丛生、乔木森森之地形地理环境的形象写照。而孙子有关“处山之军”、“处水上之军”以及“处斥泽之军”的行军屯驻要领，也恰恰是基于吴地特定作战地理条件的具体产物。总之，《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作战地理对象，与齐地地理环境多不相类，而近于史籍所载的吴地地理环境的特征。这同样是《孙子兵法》立足于吴地自然条件、文化特色的一个有力内证。
　　其三，表现为《孙子兵法》所倡导的诡诈作战指导原则，与中原地区所流行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之“军礼”传统相对立，与所谓“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偏战”战法相区别，而体现了深厚的南方兵学文化的历史渊源。
　　先秦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治。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韧于南方地区，泓水之战前夕，宋国司马子鱼指出楚人狡诈多变即是例证。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求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战争指导提供必要的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是其热衷的命题与追求的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
　　以此为参照系数，考察《孙子兵法》的时代精神与文化特征，我们必须承认它与南方兵学文化的风格一致，而与提倡“纵绥不及，逐奔不远”，“不鼓不成列”原则的《司马法》为代表的中原以及齐地兵学之风格迥异其趣。《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者诡道”，宣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云云，很显然是南方兵学风格的集中体现，是对旧的中原“军礼”兵学传统的全面否定。这多少也透露出《孙子兵法》的地域文化特征与吴地文化相一致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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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现存的《孙子兵法》近六千言之中，曾多次提及“吴、越”之争，“越人之兵”云云，将越国视为吴国主要的假想敌之一，这也表明它是立足于南方战争形势与战备格局基础之上的，是有关南方地区军事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与思想升华。
　　《孙子兵法·虚实篇》云：“以吾度之，越之人之兵虽多，亦受益于胜败哉！”《九地篇》则云：“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这里，孙子处处以越人为吴的主要对手，总是站在吴越争战的角度来阐说自己兵法的重要作战原理，应该说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恰恰是春秋争霸战争具体形势的写照。众所周知，晋、楚争霸是春秋战略格局演变发展的一条主线。他们之间的长期争霸，直接制约与影响着吴、越诸国的战略选择与形势变化。当时，晋国曾拉拢吴国以求从侧后牵制打击楚国，楚国也如法炮制，利用越国来抗衡吴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越两国之间多年征战不已，两国遂为世仇。孙子为吴王阖闾论兵，自然要以越国为吴国的主要假想作战对象了。不过这样一来，又恰好反映了孙子作《孙子兵法》主要是在其流寓吴地期间，《孙子兵法》书中所体现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是吴地文化而不是大家所惯常认为的齐地文化。
　　当然，我们肯定《孙子兵法》具有鲜明的吴文化特点，并不等于是要否定其中同样富有齐文化之因子的基本事实。而只是想强调指出，《孙子兵法》的成书是一个融合贯通中国早期兵学的历史过程，因此综合性、博容性是其书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与之相联系，其书所打上的地域文化特征乃是一个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的现象。而在这中间，吴文化在它身上所留下的深刻烙印与广泛影响不应该被忽视，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全面认识《孙子兵法》一书的意蕴及其不朽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