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演变 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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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引

　　话题从一块旧碑开始，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碑阳部分二千余字，碑阴部分三千五百余字，限于篇幅不迻录。雍正十三年纂辑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
　　唯系节要，未窥全豹，其中还将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伐交趾两事混为一谈，是一误焉。该碑全文载中华书局《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下称《辑考》），据介绍：
　　该碑为北宋现存三通舞楼碑刻之一，非常珍贵。碑高120厘米，广76厘米，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字。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
　　作者李汉杰，乡贡进士（举人）。书丹者王汝翼，进士，入乾隆《沁州志·选举》卷。其余生平无考。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一、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言：“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
　　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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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
　　二、征南将士中的关羽崇拜

　　该碑引人注目的第二点，是首先揭示出征南将士的崇关习俗。这要从狄青征侬智高说起。碑言：
　　皇祐中，侬贼陷邕州，祷是庙，妄求福助，掷杯不应，怒而焚之。狄丞相破智高，乞再完。仁宗赐额，以旌灵贶。
　　按侬智高起事于皇祐四年（1052），屡败宋军。而狄青是于次年（1053）以枢密副使身份，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一万五千步骑启行，南下征讨的。这场战争也和北宋其他战事一样，依然是在“半人半神”的状态下进行的。《宋史·狄青传》说他“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颇有几分天神鬼魅的模样。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载，侬智高攻广州，亦“使勇士数十人，以青黛涂面，跳跃上岸，广州兵皆奔溃”。则狄青之“临敌被发，带铜面具”，或亦有“以傩制傩”的心理威慑功用。主要战役“大战昆仑关”的经过详载于史，不赘。此一战役最有名的遗存，就是题刻于桂林的《三将平蛮碑》，至今仍在。可知桂林才是宋军出战的大本营。
　　侬智高与狄青两军都曾拜祷关庙，可知有着大致相同的信仰。有趣的是，鉴于宋兵劳师远征，狄青鼓舞士气的手段也颇诡异：
　　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武襄遂为驻节，而祷之焉。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且与神约：“果大捷，则投此，期尽钱面也。”左右或谏止：“一倘不如意，恐沮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挥手倏一掷，则百钱尽面矣。于是举兵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钉帖之，加诸青纱笼覆，手自封焉。曰：“苟凯归，当偿谢神，始赎取钱。”其后破昆仑关，败智高，平邕管。及师还，如言赎取钱。与群幕府士大夫共视之，乃两字钱也。诏封庙曰“灵顺”。吾道过时梦甚异，又得其事于其父老云。
　　“祷神”亦且用计作弊，可知宋兵于巫觋染习之深，亦犹宋真宗赵恒假借“天书降神”，实立“神道设教”之机心。故狄青取胜之后，要求复新被侬智高毁坏的关羽庙宇，也就不奇怪了。这里提到皇祐年间关羽庙宇已蒙仁宗赐额，应为宋廷崇封关庙之始。一般以《宋史》及《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认为宋代崇封关羽始于哲宗、徽宗两朝，此记可补史料记载之阙失，惟不知狄青所祷之神为谁何。按“灵顺”为南宋加于婺源五显神之祠封，笔者已在《“周将军”考补正》中考探，此不赘。且广西地处边远，又无关羽及蜀汉遗迹，何以竟然先有关庙？是一疑问，下文再探。
　　宋廷第二次在广西用兵，是抗御交趾入侵。这就是碑文所述“向也交趾入寇廉、白，熙宁九年（1076）今上矜恻下民，诏元戎举兵问罪”。这次是派宣徽南院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赵?副之，“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主要战役是大战富良江。但由于主副两帅不和，还因“与贼隔一水不得进，乃班师。（郭逵）坐贬左卫将军，西京安置，屏处十年”。碑记所说“元戎”，应即郭逵。
　　郭逵亦出身行伍，与狄青同样受到范仲淹的赏识。邵伯温尝言：
　　郭宣徽逵少时，人物已魁伟。日怀二饼，读《汉书》于京师州西酒楼上。饥则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酒家异之。
　　《宋史·郭逵传》复言：“康定中，兄遵死于敌，录逵为三班奉职，隶陕西范仲淹麾下。仲淹勉以问学。”以善兵知名，尤擅阵法，“慷慨喜兵学，神宗尝访八阵遗法，对曰：‘兵无常形，是特奇正相生之一法尔。’因为帝论其详。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逵择诸校习金鼓屯营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队，顷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阅按之，故临阵皆尽其技”。《宋史》列传将狄青、郭逵踵接而立，其论赞言：
　　论曰：宋至仁宗时，承平百年，武夫鸷卒遭时致位者虽有之，起健卒至政府，隐然为时名将，惟青与逵两人尔。青在边境凡二十五战，无大胜，亦无大败，最后昆仑一举，颇著奇隽。考其识量，亦过人远矣。逵料葛怀敏之败，如烛照龟卜，一时最为知兵。虽南征无功，用违其长，又何尤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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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蔡东藩《宋史演义》第三十四回也注意到“《宋史》中，狄青与郭逵列传，先后相继，隐然以郭比狄”。所以郭逵部属踵继狄青，膜拜关羽神庙，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惩于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宋军兵制相当繁复。即使经过熙宁变法，裁汰老弱，但仍然是以募兵方式，驱使北方兵夫冒着盛暑远征岭南。这次在沁县神虎第七军募集的将士，即碑文所言“?捷应募者，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他们参拜了狄青修复的关庙，并发“军誓：假威灵平蛮得俊，长歌示喜，高蹑太行，而北归旧里，当为将军构饰祠宇。复请木刀绘马，执为前驱，入践贼界”。这里的“木刀绘马”大约是奉为神灵仪仗的意思。他们相信的确得到了神佑，在一次遭遇战中，本来势均力敌，“俄有阴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人顾望，惴恐而败。精诚所召，助顺之灵。暴风夜至，阴兵昼见，神以符效”。结果是大团圆，富良江一战“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任真、贾信、董宁并指挥使，以功之高下，递补有差”。于是“归而建庙以享祀，答神之休。庙制一新，高堂峻庑，雕焕森严。费逾千计，出于众心悦助”。
　　史载由于北方将士民夫不适应岭南暑热，“时兵夫三十万人，冒暑涉瘴地，死者过半”，损失也很惨重。相比之下，这支队伍的确很幸运，值得在乡里立庙，以感神庥。值得注意的是，碑阴说明“神虎第七指挥，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至熙宁十年三月，内回到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至当年六月内到军，立庙元初□□”，则新庙刀马是在桂林市区南面的荔浦县“本祠”请到的，看上去似乎与碑文所述狄青完新之关庙颇有分别。
　　按桂林尚存有刊于北宋至和二年（1055，即狄青征伐侬智高取得胜利之后的第三年）之《义缘龙隐岩造像记》，其言：
　　城里崇明寺住持棋僧义缘，谨用斋资，命匠者镌庄就天台教主智者大师，擎天得胜关将军，檀越关三郎。相仪圆具，在龙隐岩释伽寺开光斋僧，上报四恩，下资三友。
　　至和二年乙未九月五日谨题小师法巽、法稳、法衮金符书匠人易任端，刻石卢迁。
　　可知中国化后的佛教不但摒弃了“沙门不拜君亲”的天竺原教旨，反而主动为国家请求护佑，而关羽也作为“擎天得胜”之神受到崇奉。据说宋仁宗看到慈云遵式所著《金光明护国仪》中的发愿文中“诸天威神护持我国圣帝仁王，慈临无际”之语时，曾经感慨：
　　抚几叹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洽。”
　　此事距狄青征侬事不远，却仍然保留着唐人传说中佛教托迹关羽显圣的故事，而“擎天得胜”之说，也保持着由佛教护法战神毗沙门天王演变而来的痕迹。这也许就是宋军将士祈祷关公护佑的真实原因。
　　荔浦位于今之桂林市区南面，该县城城西旧有关帝庙一座，现已撤毁。方志记载，亦只言“宋绍兴间建”，可知曾经失传。若按蔡□“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偶一大庙，人谓其庙甚神灵”的记述，或者“本祠”就是狄青祷神的荔浦县之关羽祠庙。碑文中有“精诚所召，助顺之灵”一语，疑即仁宗赐额“灵顺”之山水。而南宋时周将军庙亦额“灵顺”，或者就是其混杂入关庙的原因。且细玩文意，“侬贼陷邕州”一语，似为道明侬氏势力最张之时，而非其祷庙之地。而神虎军之“到是庙”，即是“桂州南荔蒲县，去本祠下请到刀马”之祠宇，亦即侬智高祷请毁坏、狄青完新之关庙。《宋史·地理六》“桂州”条下注明：“荔浦，望。……熙宁四年废修仁县为镇，入荔浦。元丰元年复……唐丰水县。熙宁四年废为镇，入荔浦。元祐元年复。”可知荔浦作为当地的“望”郡繁邑，熙宁初年正在不断扩大中。
　　又桂林市区东面的恭城瑶族自治县，至今仍然保存有一座大型关庙，占地面积较当地孔庙大约一倍。据介绍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为目前广西保存得最好、最大的关帝庙。这种情况颇不寻常。据方志记载，恭城置县始于隋末大业十四年（618），另《宋史·地理六》在“昭州”条下有“恭城。下。太平兴国元年（976）徙治于北乡龙渚市。景定五年（1264）复旧”，可见桂林地区崇祀关羽之风习，犹存留至近世不衰，亦为旁证可也。
　　人贬谪，常以岭南为流放地。柳宗元以“八司马”案被贬谪柳州，曾在《送李渭赴京师序》中说：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蒲。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
　　应是身履亲历的感慨之言。但也把中原风俗带至岭南。晚唐人莫休符唐昭宗光化二年（899）即撰有《桂林风土记》三卷（今存一卷），已备述“舜祠”、“尧山”、“伏波庙”、“张天师道陵宅”等名胜。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范成大曾出知静江府（今桂林市），又在《桂海虞衡志》中逐一描述桂林山水之胜，风物之奇，民俗之异。永嘉人周去非淳熙（1174—1189）中官桂林通判，著有《岭外代答》，以记载海外诸国闻名，四库全书辑为十卷，但两书都未叙及祠宇庙祀。周去非惟于第三卷中谈及“僧道”，略谓“南中州县有寺观而无僧道，人贫，不能得度牒”，可知其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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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立碑将领与北宋兵制

　　据《辑考》考述者统计，沁县关庙署名之立碑人达到780多人，恐怕是现存关庙碑刻中人数最多的。只是对立碑人的身份检索无多，仅以“其余生平无考”概言之，是一憾焉。其实立碑人中官衔最高的一位，即“左麒麟副使兼?门通事舍人，知威胜军兼管内劝农事，及管本军驻泊军马公事王文郁”者，《宋史》列传第一百九就有他的传记。据载：“王文郁，字周卿，麟州新秦人。以供奉官为府州巡检。韩琦荐其材，加?门祗候、麟府驻泊都监。”他与前述狄青、郭逵同样，也是西夏前线行伍出身，勇谋兼备的骁将：
　　熙宁讨夏国，文郁败之吐浑河。其将香崖夜遣使以剑为信，欲举众降，许之。旦而至，与偕行，众情忽变，噪以出。文郁击之，追奔二十里。据险大战，矢下如雨，文郁徐引度河，谓吏士曰：“前追强敌，后背天险，韩信驱市人且破赵，况尔曹皆百战骁勇邪？”士感奋进击，夏人大溃，降其众二千。迁通事舍人。夏人逾屈野河，掠塞上，文郁追至长城坂，尽夺所掠而还。又《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七》：
　　（元丰六年）二月丁未朔，夏人围兰州，数十万众奄至，已据两关，李浩闭城距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及夜，集死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贼惊溃，争渡河，溺死者甚众。丙辰，以夏人犯兰州，贬李宪为经略安抚都总管。以王文郁为西上?门使，代李浩知兰州。
　　他最后积军功位至御前都虞候、观察使。立碑时的主要职务就是威胜军的主管。倒是他的这个职务不见于史传，可以补其阙失。其余信众主要涉及到两支成建制的部队，一个是“先于熙宁九年五月内选募，往安南道战蛮”，参加了实际作战，并“基钱一伯（百）七十三贯文，并是安南道回人出办。所有殿宇，系众合营修盖”的神虎第七指挥；另一个是前来赞襄，“愿舍俸财，装塑大王尊像，及合满殿平棋、暖阁装漆并完，并累集钱修盖在庙殿宇，具合上石”的宣毅第二十五指挥。据《宋史》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言：
　　概有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神虎军属于厢军升为禁军的，“（咸平四年）六月，以河东州兵为神锐二十四指挥、神虎十指挥……景德四年，诏河东广锐、神锐、神虎军以见存为定额，缺则补之”，隶属禁军侍卫步军司。宣毅军亦然：“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兵……又京东西、河北、河东、江、淮、荆湖、两浙、福建路各募宣毅，大州二营，小州一营，凡二百八十八。”“（治平）三年，京师置雄武第三军。时宣毅仅有存者，然数诏诸路选厢军壮勇者补禁卫，而退其老弱焉。”在宋军的“诸军资次相压”即排序上，神虎军居于81位，宣毅军居于94位，都属于“下军”之列。后世演为小说《三遂平妖传》的原型人物，曾在庆历年间借弥勒教在贝州（今河北邢台市南宫县）起事的小校王则，就是属于宣毅军的。
　　《宋史·兵四》言，河北、河东，咸平三年诏：“五百人为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据《中国军事史·兵制》言：
　　指挥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北宋以五百人为一指挥，以指挥使和副指挥使统领之。计算禁兵兵力时，不以厢、军、都为计算单位，而是以指挥为计算单位，也就是固定的编制单位。在屯戍和调动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隶属编制系统，而以指挥作基本单位临时编组……至于每指挥实有人员，经常不满五百之数，原因之一是各指挥情况不同，一是宋军普遍缺员。
　　以此观之，则此次奉祀关羽的神虎、宣毅两指挥的人员，就是神虎军“由任真而下，凡二百三十七人，隶于左第一军前锋之列”，包括“安南道回”与“在营”两个部分，以及宣毅军的指挥编制“二百八十八人”，共计五百二十五人，占立碑总人数的三分之二。其列职务除了指挥使、正副都头和节级之外，尚有北宋实授军职十将、将虞候、承局、押局，此外还有孔目官、勾押官、开坼官、正勾覆官、副勾覆官、上名押司官、次名押司官、下名押司、前行、后行、攒司、军司、勾当人、军头、旗头、教头、曹司、急脚等名衔职务，远较《宋史·兵制》所记为详。史谓宋制多吏，此亦见证之一。由于此碑将北宋一个指挥的建制部队职官名衔囊括一尽，也是难得的古代兵制资料，幸望留意。又“安南道回”的神虎军人员具有官衔职务者，明显多于“在营”及宣毅军人员，显为碑文所言“既捷，荣雄受爵赏者二十六人”的结果。
　　立碑人中还有“在军都仓”和“军城马铺节级”、“近铺节级”，应当是威胜军的后勤管理部门。职务有斗级、节级。还有外地供奉人如“宪州斗子节级杜稹等一十五人，元丰二年三月，内献朱漆杆锯刀一口”，亦为后勤官吏。按娄烦县（今属山西忻州市）唐时为静乐县，五代宋置宪州，是专门为皇帝饲养军马的行政特区。此外地方官吏则有铜鞮县之上押、下押、手分等。另有乡里平民若干，亦可见出平民中尊奉关羽的普及程度。或者可以说，正是普通将士对于关羽的崇拜，才逐渐影响到士大夫及上层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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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北宋军队中的关羽崇拜

　　至于关羽崇拜的风俗为什么会在西夏前线出现，也有踪迹可寻。我曾写了一篇《宋代的二郎神崇拜》，比较了《宋大诏令集》关于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围困延州，并俘获赴援宋将刘平、石元孙，导致宋军在西夏前线的第一次重大失利，在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解救了宋军之厄之后，宋廷曾有几次诏书封神。据《宋会要辑稿》，最初同年五月的《封嘉岭山神诏》，说是“范雍祷嘉岭山神，其夜天大雪，又城上若鬼神被甲之状，贼遂惊而退”。其夹注言：
　　唐天成二年正月，唐刺史高万金因祈雨有应立庙，赵元昊入寇，刘平战殁，围城将陷，范雍祷于神，夜大雪，城上有巨人被甲之状，虏惊引去。元丰五年王师西讨，盛冬无烈风大雪，米脂之战，军大克捷。
　　而在后来的《昭惠显灵王封真人赐中书门下诏》中，这次战役侥幸不败的原因，已被描述为：
　　门下：天下有道，聿多助顺之体；圣人成能，斯极感神之妙。昭惠显灵王英明夙降，变化无方。治水救民，本上穹之所命；纪功载德，有往牒之具存。肇自祖宗，间兴师旅。能施云雨，复济阴兵。致殄羌戎，备昭灵迹。比濯征于夏寇，乃克相于天威：雷霆声震于敌城，人物飙驰于空际。荡平巢穴，肃静疆陲。矧兹京邑之繁，尤被福禧之广。册封王爵，血食庙廷，尚仍祀典之常，昌侈天真之贶。宜更显号，以示钦崇。可改封昭惠显灵真人。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降临之神已非延州土神，而是赫赫有名的西蜀灌口二郎，其神功则俨然唐人描述的密宗战神毗沙门天王，或后世的中国战神关羽了。随后又传播各地，《东京梦华录》卷八曾有“（六月）二十四日川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的大段记叙，可以参看。至于关羽崇拜与毗沙门、二郎神的关系，笔者另有《金代关羽神像考释》一文详细考订。事实上沁县关庙立碑之后不久，张商英在《关三郎庙记》把关羽父子与李冰父子连类而及：
　　李冰治水患，庙食于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云长死国事，神凭于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异著者。
　　此即前线关羽信仰向内地传播的一个信号。靖康金兵南下西进时，西夏前线的宋军曾抽调精兵猛将，或者鏖战于河东，或者“勤王”于京畿，结果镇洮军节度使种师道兵败病卒，麟环庆路的多年经营亦一旦归于瓦解。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辽故将小呼鲁攻破麟州，知建宁寨杨震死之。”“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金人破陕州，武经郎、权知州事种广死之，统领军马刘逵战死。”其中的勤王将士南渡后又成为抗金主力，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条，列举南宋诸帅如张俊为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刘钅奇德顺军人，吴蚧、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又刘光世保光军人，曾为鄜延副总管；杨沂（存）中即麟州死难守将杨震之子，郭浩曾为环庆路第五将部将。他们又把关羽崇拜扩展开来。唯其如此，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兵挟踏破汴梁之势，正在蹂躏京畿，包围长安之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应当就是出自这些由西夏前线赶来“勤王”，且又崇尚关公之戍边将士之手。此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也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这些将士还把西夏前线的祠庙一直带到临安，《咸淳临安志》言：
　　旌忠庙：在丰乐坊，俗谓“三圣庙”。按神一姓高，名永能，绥州人；一姓景，名恩谊，晋州人；一姓程，名博古，河南府人（程氏子孙今有居饶州者）。元丰元年同为统军，力战于银川，挺身抗寇以没，始配食于凤翔府和尚原。宣和间方腊寇睦，讨捕者祷于神，凯还。奏闻，始封侯。中兴初，屡以助顺讨贼功，赐庙曰“旌忠”，加封六字王。嘉泰初以平潮着灵，加王八字：一曰忠惠顺应福佑善利庙，旧在清冷桥北。绍兴十九年杨殿帅存中申请，以“旌忠”赐为观额。后因德寿宫门拓，徙建今处，即觉苑寺废址也。自嘉泰辛酉至淳?壬子，观凡三毁，惟庙岿然独存。
　　也属于“肉身成神”，激励后人的榜样，类同当时的关羽崇拜，不过后世不传罢了。与此同时，西夏前线战事与“关羽显圣”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元人同恕《榘庵集》卷三的巩昌府《关侯庙记》，其中提到：
　　相传金大定间，西兵潜寇，城几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见若武安状者，率兵由此山出，贼骇异退走。随即其地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独此邦用是日，答神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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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安”是宋徽宗加于关羽之封号，金代仍之。说明金兵也沿袭了宋与西夏作战每以“降神助阵”，夸言胜利的做法。大定是金章宗的年号，此前由于完颜亮征发数十万大军南下伐宋，北方兵力空虚，故武势正张之金兵，亦须借宋兵之神护佑一方。盖缘西夏宋军前线崩溃后，宋军也有降金或西夏者，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五、北宋军队的关羽崇拜与“说三分”起源

　　沁县崇建关羽庙宇的碑刻，已把北宋西夏前线的三位高级将领狄青、郭逵及王文郁联系在一起，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军中的崇拜风习呢？值得思考。笔者再加一层考探，这就是治文学史及小说史经常引用的苏轼《东坡志林》中耳熟能详的一段话，以塞其实：
　　王彭尝曰：“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自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此而来，尚未见到学者认真考证此语究竟叙述的是何时、何地的现象，讲述者王彭又是何等样人物。往往一言蔽之，当作汴京市并所见景象。这不但模糊了话本及说话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含糊了关羽崇拜在北宋的形成和扩展过程，故不能不为之一辨。
　　首先需要查实的，是苏轼究于何时何地，结识了这位叫做“王彭”的人物，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苏轼文集中。《东坡全集》卷九十一《王大年哀词》：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独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恺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宁，博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潞公、文魏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
　　也就是说，王彭为宋朝开国时奉命征蜀之大将王全斌的嫡系后人，苏轼密友王诜实为其侄，著《唐语林》的王谠则为其子。其父王恺所管武胜军为秦凤路重镇，治所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正是对西夏作战或者进行茶马贸易的冲要之地。这里早已是民族聚合纷争之地，故唐时即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歌。说来王恺（凯）也是个人物。曾巩《隆平集》卷十六《王全斌传》附传：
　　曾孙凯，字胜之。其祖审钧，全斌子也。审钧以击贼而死，其子遂徒居京兆。家富于财，凯日散施结客，与少年驰猎南山下，或逾月不归。民有讼其践田苗者，收至府。寇准守京兆，见而奇之，乃言于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审钧复死，于忠义当录其后，遂除凯三班奉职，累擢?门祗候，镇定、邢、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徙监麟州兵，以功迁至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节度使，谥庄恪。子缄、彭。
　　《宋史·王全斌传》亦附恺（凯）传，备记他长年征战西夏前线的经历。则王彭“少时从父讨贼”事，当在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以后；“为将自试于边”，蒙韩琦、文彦博赏识，则应在康定至嘉祐（1040—1058）韩琦、文彦博相继主掌兵权之际。此后即任凤翔“监府诸军”军职。可知他一生经历尽在边关风尘，年资应较狄青稍后，而与郭逵相若。
　　此外苏轼友朋记载独多，如范纯礼、张耒、李?等都于三国故事包括关羽事迹的流传都有描述，但不仅时间上较苏轼为后，亦且可能受到他回京后转述王彭讲述情况的影响。前述李汉杰元丰碑文虽也说及“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的说法，但亦未言“说三分”风气，也显非出自京师习俗。此当沿袭唐代当阳玉泉寺佛教崇拜而来，笔者已有另文论述，不赘。
　　按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条尝言：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四库本《事物纪原》馆臣提要，曾据赵希弁《读书附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言，高承为元丰时开封人，于是论者每以高说为汴京之市井形态。其实高承虽与苏轼同时，但生平未详。南宋陈振孙已言明“《中兴书目》作十卷……凡二百十七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云云”。四库辑录时还注意到：
　　今检此书凡一千七百六十五事，较振孙所见更倍之，而仍作十卷，又无项彬原序，与陈、赵两家之言俱不合。盖后来又已有所增并，非复宋本之旧矣！其书向为抄本，明正统间南昌贡生简敬始以付梓印行。
　　现存《事物纪原》本屡引《宋朝会要》言事，即是后人广益的明证。按宋朝曾设置“会要所”专司其职，而且前后重修续修《会要》达十余次，成书二千二百余卷，但并未刊行。元灭宋后稿本北运。始诏阿鲁图、欧阳玄、张起严等总裁编撰《宋史》，其资料亦取于宋纪《会要》。明代修撰《永乐大典》也曾将《宋会要》中史事“别来列于各韵”。故可推断这部分条目应当出于宋后。何况《事物纪原》此则言“宋仁宗时”而非“我朝”或“仁宗时”如何如何，显非北宋人的口吻，而“谈三国志，或异其说”等说法，也有可能系南宋甚至元人的追溯，自不如苏轼纪事来得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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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是于嘉祐六年（1061）因考制策，列为三等，由汴梁分发，出任陕西凤翔府判官的，时年二十五岁。如果“途巷薄劣小儿”喜听三国事，果然出自汴京市井，何劳王彭转述，而苏轼居然也大惊小怪，作为异闻，载诸笔端？其次是北宋边关虽以堡寨为主，尤其是各路指挥机关所在地常年驻守，军官家属渐成聚落，居民数量也日渐增多。我们该记得《水浒传》开首写九纹龙史进“夜走华阴道”想去延安府投奔王教头时，路过华阴县，“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并在这里遇见了小种经略府的提辖鲁达，以及卖艺为生的开山师傅打虎将李忠，结拜兄弟，从而引出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据李焘《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秦凤路提举保甲司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有研究者据此推断说：“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三位妇女，其户口则（每家）多有十人左右者。”可知在前线地带也有居民家庭，确有可能出现“途巷薄劣小儿”及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又《宋史·儒林二·何涉传》载：“（涉）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实际上是以《左传》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戏曲的滥觞。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行状》中也说：“先生七岁时，凛然处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司马光虽非“薄劣”，但当时总还是“小儿”，喜听故事，且从中学习明辨是非。三国故事最初也是以擅长兵法战例而为士卒小儿喜爱，以此观之，其以“说三分”成为宋人讲史演义之始作俑者，也不是偶然的了。至于此后苏轼正统观念由“帝魏”转为“尊刘”的过程，以及其友朋对当时关羽崇拜记叙独多的情况，另文已叙，不赘。
　　按嘉祐年号共计八年（1056—1063），苏轼转叙王彭述“说三分”事在“嘉祐末”，这个时段正好亘贯在皇祐四年（1052）狄青“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征侬氏，与熙宁九年（1076）郭逵“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伐交趾两事之间。此后三国故事进一步在前线地区传扬，政和七年（1117）永兴军《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亦言及“王（按指关羽）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其中就包括“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溃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实际上已经概括后世三国故事中关羽事迹的轮廓。考虑到树碑者亦多为当地弓级捕盗等准军事人员，无疑是军队信仰的延伸。
　　归纳以上意见，我认为宋代关羽崇拜及“说三分”，最早应当出于宋军西夏前线，戍守之将士及其子女是其最早的听众群。宋徽宗时代汴梁“说三分”的风气，如同二郎神信仰一样，也是由边关传播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