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郭英德老师讲《三国》之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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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说有“三绝”：第一，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第二，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第三，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我觉得，若单就《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来说，罗贯中写得最有深度、最复杂，也最难理解的一个人物，就是曹操。下面我们先请郭教授给我们讲讲曹操何以被称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
　　自从1959年郭沫若、翦伯赞等历史学家“替曹操翻案”以后，说到历史上的曹操，人们大多交口赞誉，认为他是一位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但是说到《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乃至说到大量传统三国戏里的曹操，人们就褒贬不一了，有的人以褒扬为主，有的人以贬抑为主，有的则有褒有贬、既抑且扬。在这里我不准备一一梳理这些纷纭众说，只想根据小说文本的解读，谈谈我对小说里的曹操形象的主观感受。
　　这一主观感受，概括起来，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前人口头常谈而今人耳熟能详的两句话。一句是毛宗岗《读三国法》说的：曹操是“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一句是冥飞《古今小说评林》说的：“刘先主奸而不雄，孙伯符雄而不奸，兼之者独一曹操耳。”“奸雄”这个词有着强烈的道德判断色彩，我们不妨换成一个中性的说法，这就是：《三国志演义》里的曹操形象是一位驰骋在政治疆场上的风云人物。
　　举凡古今中外的政治斗争，大都具有尖锐性、复杂性和残酷性。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雄豪并起，割据一方，逐鹿中原。今天我跟你称兄道弟，明天我可能就跟你反目成仇；今天我把你尊为座上贵宾，明天我可能就将你视为眼中死敌；今天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你就可能置我于死地；而贯串于其中的，无非是政治权利的殊死争夺和重新分配。《三国志演义》小说里的曹操，就是东汉末年尖锐、复杂、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风云人物，是波翻浪卷、诡谲莫测的政治风浪中的弄潮儿。
　　曹操出身卑微，他的父亲曹嵩本姓夏侯氏，因成为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所以冒姓曹。陈琳撰写檄文，声讨曹操，就说他是“赘阉遗丑”。曹操既没有刘备那样高贵的血统，也没有孙权那样显贵的祖先，无非是一介平民，当然是攀附权贵的一介平民。这种特殊的平民出身，我认为，可以赋予曹操向往“发迹变泰”的志向，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处世粗野朴质的作风。
　　曹操一出场，小说叙事者就对他幼时的行为品性下了四句断语：“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嘉靖本作：“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机警，谓有机关而警省。权数，谓权谋术数。）游荡无度。”）这四句断语，前两句说的是一般纨裤子弟的习性，尚不足为奇；后两句却点明了曹操不同于一般纨裤子弟的独特的政治品性。
　　为了形象地说明曹操“有权谋，多机变”的政治品性，小说叙述了这么一个故事：曹操的叔父向曹嵩告状，说曹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曹嵩便责骂曹操。曹操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假装中风。叔父惊慌地告诉曹嵩，曹嵩急忙前来探视，曹操却安然无恙，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叔父诬陷他。从此以后，叔父再说曹操的坏话，曹嵩就都不相信了。因此曹操便得以恣意放荡，为所欲为。
　　古人讲究“知微见著”，从小时候的一件小事，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一生的作为；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也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品性。幼时的曹操竟然就能将叔父和父亲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确非同常人。这里既需要有知人善察的犀利眼光，也需要有审时度势的高超智力，更需要有敢做敢为的非凡能力。
　　正是因为讲究“知微见著”，小说引用了当时三位著名的“风鉴”人物对“有权谋，多机变”的曹操的评价。桥玄与何颙不约而同地认为：曹操实为“命世之才”，汉室将亡，安天下者，必为曹操。“命世”义同“名世”，“命世之才”即声名显赫于当世的人材，这显然含有褒扬的意思。而汝南许劭则当着曹操的面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原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一个人是“能臣”还是“奸雄”，并不取决于内在的个人道德品质，而取决于是外在的社会政治状况。曹操还是这个曹操，在“治世”他可以是个“能臣”，但在“乱世”他注定只能是个“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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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现在我们如果评价谁是奸雄，他肯定认为这是莫大的人身侮辱，要是当面这么说，不挨拳头才怪呢。可是当许劭称他为“奸雄”时，曹操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小说就写他“闻言大喜”（嘉靖本作“喜而谢之”）。可见古人的评价与现代人是大不一样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曹操一出场的时候就给他定下了“奸雄”的基调，在显性的层面上固然是对曹操形象的“定性”，有引导读者从“奸雄”的角度去评价曹操的意思；而从隐性的层面上，则预示了曹操形象有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在群雄争霸、逐鹿天下的汉末社会里，曹操将如何完成“奸雄”形象的自我塑造呢？
　　乱世不同于治世，更讲究法治，更讲究武力。所以紧接着小说就写了曹操的两件“政绩”：一件是在洛阳北部尉任上，敢于严惩豪贵；一件是在骑都尉任上，引兵大败黄巾军，斩首万余。但这两件事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自荐行刺董卓。董卓入洛阳后，执掌朝权，汉朝政权旦夕难保。司徒王允设宴后堂，商讨对策。酒至半酣，王允忽然掩面大哭，谈起董卓欺主弄权，一筹莫展，于是众官皆痛哭流涕。只有骁骑校尉曹操一人抚掌大笑，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王允责备“不思报国而反笑”，曹操回答说：“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毛本第四回）原来曹操多日来屈身以事董卓，取得了董卓的信任。这时他毛遂自荐，向王允借得家传七宝刀，决意入相府谋刺董卓，“虽死不恨”。曹操这一行刺行动，虽然果敢，但却鲁莽，结果未能得手。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以献宝刀为借口，瞒过了董卓，得以脱身。行刺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比起那些只知道掩面大哭而无所作为的众公卿来，曹操无疑显出有胆有识，有勇有谋，高出众人一筹。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让人反感的行为，是误杀吕伯奢。曹操行剌董卓不遂，仓皇逃跑，在中牟县被抓获后，得到县令陈宫的拯救。陈宫佩服他“真天下忠义之士”，弃官跟随曹操逃难。曹操到成皋地方，前往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吩咐家人杀猪，自己亲自骑驴出去沽酒。而曹操惊魂未定，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于是潜入后堂，听到有人说：“缚而杀之，何如？”就立即与陈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人。后来发现厨下缚着一只猪，欲杀未杀，才知道自己错杀好人。二人连忙逃走，途中遇见兴冲冲买酒归来的吕伯奢，曹操故意对吕说后面有人来，吕转过头去，曹操便一刀把他杀了。陈宫责备曹操“大不义”，他直言不讳地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觉得他是个“狼心之徒”，便弃他而去（第四回）。据《三国志》注引孙盛《杂语》，曹操杀了吕伯奢家人后，“凄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凄怆”二字传达出曹操杀人后的复杂心理。小说删去“凄怆”二字，还增添了“天下”的修饰语，成为对曹操的诛心之论。
　　“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曹操一生的人生准则，充分暴露出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揭示出封建时代政治野心家共同的人格特征。嘉靖本中叙事者评论道：“曹操说出这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而且曹操说到做到，一旦有人亏负了他，他便杀戒大开。例如徐州太守陶谦遣人护送曹嵩前往山东兖州见曹操，路上被护送的兵马杀死。曹操起兵攻徐州报仇，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山无树木，路绝行人。”（嘉靖本）如果说曹操有与众不同之处，那不过是他敢于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内在心理，而大多数政治野心家更善于遮遮掩掩罢了。这也就是托名李贽的评语所说的：“天下谁不有此心，谁复能开此口乎？”的确，曹操是“心口如一之小人”，这与刘备“外君子而内小人”是判然有别的。
　　在小说中，曹操第一次有影响的举动，是首倡讨伐董卓的义举。曹操潜归故里后，先发矫诏，招募义兵，招兵旗上大书“忠义”二字，会盟十七路诸侯，亲作檄文，讨伐董卓。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曹操身当乱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也是他第一次以一方诸侯的姿态，昂首挺胸地步入政治舞台。这次行动虽然由身为骁骑校尉的曹操发起，但他大会诸侯时，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他一面出谋画策，尽心尽职地辅佐袁绍，调遣各路诸侯；一面反对袁家兄弟只重名分、不重人才的偏见，促进了讨卓行动的进展。当董卓连战失利，从洛阳溃退长安之际，曹操当机决断，主张乘胜追歼残敌，希望“一战而天下定”。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终于坐失良机，讨卓行动从此夭折。“竖子不足与谋”，这是曹操从讨卓中取得的教训。袁绍等号称“四世三公”、“强盛莫敌”的大人物，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短视之徒。这更坚定了曹操在乱世中独竖一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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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卓败后，曹操奉献之命讨伐青州黄巾，威名日重。在战略上，曹操首先重视建立和经营自己的实力和根据地，以山东兖州为中心，招贤纳士，征剿黄巾余党，平定山东，多行“顺天之事”，受到汉献帝的重视。
　　汉献帝刘协，九岁即皇帝位，立即成为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抢夺的对象，因为他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权力，谁要是掌握了他，谁就可以“奉天子以令不臣”。先是董卓带重兵到洛阳，焚烧宫室，强行把献帝裹胁到长安，自为太师，号曰“尚父”，大封亲信，诛伐异己。三年后，司徒王允假手吕布，消灭了董卓，把皇帝控制在自己手上。但很快董卓旧部李傕、郭汜又杀进长安，诛灭王允，抢走献帝。
　　不久，杨奉、董承、韩暹等人控制了长安，献帝被控制在他们手上。这时，袁绍的谋士沮授向他献策说：“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袁绍却听取谋士郭图、淳于琼的意见，没有采取行动。
　　当献帝迁都洛阳后，即下诏宣曹操入朝，以辅王室。这时荀彧进言说：“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嘉靖本：“今车驾旋转，东京荒芜，诚因此时奉主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拔扶仁义以致英雄，大德也。四言虽有进节之臣，其何能为也？若不早定，使英雄生心，后须为虐，亦无及矣。”）于是曹操不失时机地派专使进京上表，声称要辅佐王室，以“勤王”名义发兵保驾。当献帝与百官被李傕、郭汜领兵追逼时，“但见尘头蔽日，金鼓喧天，无限人马来到”，这是曹操派夏侯惇为先锋，引上将十员，精兵五万，前来保驾。随后曹操又差曹洪、李典、乐进等上将率步兵数万，倍道前来协助。曹操则亲率大队兵马，于次日到来。献帝不禁称赞道：“曹将军真社稷臣也！”随即，他以洛阳宫殿残破，没有粮食为由，把国都搬到许昌，并击败了杨奉。
　　“洛阳保驾”的故事，生动地描写了曹操的威仪不凡、调度有方，显示出曹操具有超越其他军阀的雄才大略。虽然当时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但是从战略全局来看，利用天子的名义，或者去征伐其他诸侯，或以封官赐爵的方式分化瓦解敌对势力，不仅可以自立于有利的地位，而且会产生显著的权势效用。所以小说在写到曹操率兵勤王保驾时，做了刻意的渲染。接着，曹操又接受了董昭的建议，“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决意迁都许昌。此后，“赏功罚罪，并听曹操处置”，“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务，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14回）可以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中央政权，以便号令天下，这是曹操政治上最利害的一着棋，给他的称霸事业带来了重要的转机。
　　曹操早就怀有谋取霸业、统一全国的英雄抱负。他虽然也具有同董卓、袁术、袁绍等人相似的窃国、欺君、僭越、跋扈的一面，但又不同于董卓之流的昏愦无能，奸恶荒淫。毛宗岗说：“观董卓行事，是愚蠢强盗，不是权诈奸雄。奸雄心要结民心，奸雄心假行仁义。今焚宫室，发陵寝，杀百姓，掳赀财，不过如张角等所为。后人并称卓、操，孰知卓之不及操也远甚。”卓、操不可并称，这一点，从对待百姓的不同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董卓从来视百姓如草芥。他有一次带军出征，走到阳城地方。当时正是二月，百姓聚在一起举行迎神赛会。董卓命军士围住，大肆杀戮，掠夺妇女财物，装在车上，车下吊挂数千人头，居然还扬言说是杀贼大胜而回，在城门外焚烧人头，把妇女财物分发给众军。董卓的强盗理论是：“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但是在小说中，既描写了曹操的杀戮人民来暴露他的残忍本性，但又多次写他声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表现他的胸襟和抱负。曹操在征伐袁绍时，本可一举成功，但因秋禾待熟，曹操恐废民业，力主秋后进兵。众谋士皆劝曹操：“若恤其民，必误大事”，而曹操却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废民业，纵得空城，有何用哉？”当他打败袁绍后，在河边休息，一些长者对曹操说：袁绍重敛于民，老百姓都心怀怨恨。如今丞相兴仁义之兵，战败袁绍，老百姓从此可望太平了。于是曹操一面赏赐长者，一面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而“操亦心中暗喜”。李贽评道：“孟德虽国贼，犹然知民为邦本，不害禾稼。因知兴王定霸者，即假仁假义，亦须以民为念，方许干得些少事也。何故今之为民父母，代天子称牧民者，止知有妻子，不知有百姓，卒之男盗女娼，又何尤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第三十一回总评）。古人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这是任何一位志向远大的政治家都不可忽视的。
　　对于腐朽的东汉王朝和无能的献帝，曹操终未取代，并非出于道义的制约和纲常秩序的维护，起初是畏惧。议郎赵彦上疏劾曹操不奉帝旨、擅收大臣之罪，操大怒，即收赵彦杀之，于是百官无不悚惧。谋士程昱劝曹操：“何不乘此时行王霸之事？”曹操回答说：“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轻动。”（20回）他特意请献帝田猎，与献帝并马而行，只差一马头。当曹操用天子金鈚箭射中一只大鹿，群臣将校以为是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这种“欺君罔上”，“专国弄权，擅作威福”的行为，超越了君臣的名分，充分体现出曹操日益膨胀的权势欲。所以群臣敢怒不敢言，献帝也“每见之，背若芒刺”，认为他“早晚必有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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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有了十分残酷的“衣带诏”事件。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曹操杀戮七百余人，并捕杀董妃，后又杀死伏皇后。这是曹操直接威胁皇室的最明显的举动，但是这一举动并没有导致曹操篡夺皇位，而仅仅是曹操与献帝争夺权利的一场无硝烟的战争。“衣带诏”写道：“近日操贼弄权，欺压君父；连结党伍，败坏朝纲；敕赏封罚，不由朕主。”献帝大权旁落，所以要国舅董承等人“殄灭奸党，复安社稷”，说白了，就是要夺回失去的权力。曹操欲废却献帝，程昱谏曰：“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号令天下者，以奉汉家名号故也。今诸侯未平，遽行废立之事，必起兵端矣。”（嘉靖本作荀彧曰：“主公威镇四海，号令天下者，盖有汉家苗裔故也。征讨有名，赏罚有制；古往今来，以绝议论。”）
　　可见，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并不是真心为了扶持社稷，安抚百姓，而是出自于政治的考虑。一方面，从现实利益考虑，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使自己“征讨有名，赏罚有制”，更便于夺取权利，以充分满足自身的权势欲。例如，当献帝认刘备为皇叔时，曹操就说：“彼既认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20回）的确，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让献帝拥有天子的名分而无实权，而自己虽为丞相却操纵着天子的实权，这比起空有其名而又受到各方声讨的袁术“实惠”多了。另一方面，从历史利益考虑，他这么做也可以断绝古往今来的议论，使自己千秋万代不受骂名。许攸等人说袁绍兴兵攻曹操时宣称：“讨汉贼以扶王室”。袁绍陈琳草檄，声讨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摧挠栋梁，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话虽这么说，但皇帝毕竟在曹操掌握之中，他可以“以天子之诏”令天下诸侯，而其他诸侯则做不到。相比较之下，曹操不是更为名正言顺吗？当曹操兵下江南时，蒯越劝刘琮（刘表之次子）说：“夫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今曹操南征北讨，以朝廷为名，主公拒之，其名不顺。”（40回）
　　曹操“擒吕布于下邳，摧袁绍于官渡，逐刘备于陇右，破乌桓于白狼，枭除荡定者，不可胜计。”（40回）曹操自云：“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48回）这是曹操事业的顶点。
　　有史以来，任何识见超迈的宰相，都难以取得平庸皇帝的充分信赖。一生谨慎的诸葛亮，仍不免遭到刘禅的疑忌，细行不修的曹操，又怎能见容于献帝？正如翦伯赞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会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见《曹操论集》）从《白门曹操斩吕布》之后，献帝和曹操之间的对立就日趋尖锐和表面化了。曹操功绩愈大，权势愈重，王霸之志愈显，献帝的疑忌就愈深。对这一局势，曹操了如指掌，但却无意激流勇退。
　　建安十五年春，造铜雀台成，曹操大会文武于邺都，设宴庆贺。文臣进献诗章，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合当受天命，当皇帝。曹操却笑着回答说：“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墓道曰：‘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念自讨董卓、剿黄巾以来，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又复何望哉？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心。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孤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也。诸公必无知孤意旨者。”（56回《曹操大宴铜宴台》）
　　这段话实本自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在这里，既有现实功利关系的考虑，也有社会道义责任的标傍。曹操明言不能放弃兵权和宰相的职位，回到侯爵的封国，过那种虽有荣誉和物质享受却无权势的退休生活，这是实实在在的政治考虑。有人称赞这是“抽序心腹，慨当以慷”（张溥语）；有人则骂它是“奸雄欺人之语”（毛宗岗语）。这不得不令人感叹曹操“一生真伪有谁知”！这时的曹操头脑非常清醒，他既不畏人言，不惮风险，也不利令智昏，篡汉改元，这恰恰是其情商、智商、意志力超群绝伦之处。
　　曹操权势尽管不断扩大，但一不危及百姓衣食，二是阻碍社会进步，损伤的主要是奄奄待毙的刘汉末代王朝的体面。李贽《强臣论》说：“英君多能臣，而庸君多强臣也，故言强臣必先之以庸君也。”“使老瞒不遭汉献，岂少一匡之勋欤？设遇龙颜，则三杰矣。”（《续焚书》）正是因为有汉献帝的无能，才有曹操的专权。假如辅佐刘邦那样的创业之主，曹操便当然是汉初三杰那样的开国元勋了。
　　自从击败西凉马超以后，曹操傲睨得志，不可一世，诏命他“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汉相萧何故事”。傲慢遮蔽了他清醒的头脑，所以他会慢待西蜀刘璋的使者张松，失去了夺得西蜀的大好机会。刘璋的谋士张松，原有弃璋投曹、奉献西川之意。当他怀揣西川要图，千里迢迢求见曹操时，曹操一反常态，竟然以貌取人，待他异常骄横侮慢。结果摈友为敌，把送上门的西川白白丢给了刘备。东晋习凿齿评道：“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资治通鉴》卷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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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曹操的权势欲膨胀到极点，长史董昭又进言他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正中他的下怀。侍中荀彧阻止道：“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嘉靖本作：“秉忠贞之诚，守退谦之实。”）曹操竟然暗示荀彧自尽。其后，王粲等人又欲尊曹操为魏王，中书令荀攸以言阻止，曹操愤怒斥责，荀攸卧病而卒。
　　献帝与伏后忧惧曹操权势，召宦官穆顺入宫说：“操贼欲为魏王，早晚必行篡夺之事。”于是请伏后之父伏完设谋，事情泄露，曹操杀死伏后及其所生二子，并将伏完、穆顺宗族二百余口，皆斩于市。曹操在收伏后时说：“吾以诚心治天下，汝等反欲害我。我不杀汝，汝必杀我。”李贽说：“夫天下强国之臣，能强人之国而终身不谋自强，而甘岌岌以死者，固少也。”（《强臣论》）
　　建安二十年，立曹操女曹贵人为正宫皇后，汉朝政权完全掌握在曹操股掌之间了。曹操征西后，文武众官又再次议立曹操为魏王。尚书崔琰独持异议，并骂曹操是“欺君奸贼，被曹操杖杀。终于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册立为魏王。但即使如此，他仍然未取献帝而代之。“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资治通鉴》卷66）各地诸侯纷纷而起，各霸一方，“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刘备打下汉中后，立即称王；两年之后，又自立为帝。称王称帝，其速度之快，真有点史无前例。陶宗仪说：“盖其帝蜀之心，已定于草庐一见之时矣。”（《南村辍耕录》卷25《论秦蜀》条）能者为王，胜者为王，这是三国时代普遍现象，无须责难。而孙权继承父史基业，不是也想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吗（《三国志·鲁肃传》）？
　　待魏、吴合兵，大败关羽以后，孙权深恐蜀国报仇，于是上书曹操说：“臣孙权久知天命已归王上，伏望早正大位，遣将剿灭刘备，扫平西川，臣即率群下纳土归降矣。”曹操看了以后大笑说：“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这句话是双关语。因为汉是所谓“火德”，居火之上，就是取代汉朝，自己做皇帝。曹操名义上拥戴汉王朝，实际上大权独揽，一旦自己直接做皇帝，可能引起更多的反对。所以他心里明白，孙权表面上的奉承话，却包藏着险恶的用心，是要把自己放在炉火上烧烤。所以他说：“吾事汉朝多年，虽有功德及民，然位至于王，名爵已极，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这既是对自身政治角色的现实定位，也是对自身道义角色的历史定位。曹操在世时决不做篡逆之事，这在表面上显然是“忠君”的举动，是符合传统的政治道德的。因此，连深恶曹操的毛宗岗，也不得不称道：“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读三国法》）。
　　曹操不是不想当皇帝，更不是不能当皇帝，可是他却始终没有当皇帝，他的个人意志力（即雄才大略）的确是惊人的，是令人赞叹的。对曹操内在心理的刻画和揭示，小说着眼点纯然是现实的功利关系。因为虽已衰败的汉室仍有强大的象征力，民众官吏情感上尊刘崇汉的惯性还是巨大的，袁绍兄弟登基称帝的迅速失败也是前车之鉴。后之论者对此慷慨激扬，褒者誉之同周文，贬者斥之类王莽，如果我们从行动和效果的统一中，即从作为出发点的功利关系与行为产生的社会道义关系的统一中，探讨曹操性格这方面的价值，较之单纯的伦理判断要全面得多，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