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看史书：中国的历史源于山寨文化

三国文化博览

　　导读：中国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属于第一手资料的文书档案却被主动销毁。传世的史书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并大体操纵了人们的历史记忆。
　　近看史料《曹操集》，有两封书信很有意思。
　　一是《又遗孙权书》：“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还有一封《与诸葛亮书》：“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
　　老罗《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是个“宁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反动分子，乱世奸雄。吴宇森《赤壁》里的曹操，是个穿越到三国的香港黑帮老大。不过单就这三封书信，我们似乎能管窥到一个不一样的曹操。
　　他爱面子，好虚荣。“赤壁之役，赶上了部队里爆发急性传染病。老曹我自己烧了船（防疫？）撤退，白白的让周瑜这个竖子捡了便宜。”死鸭子嘴硬，明明失败了还偏要强词夺理，还要向对手致信辩白——并非我老曹无能，也不是共军太狡猾，实在是天不助我。像个摔倒了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的孩子，这样的曹操，可爱。
　　不由想起同道，易中天品三国里这样谈到曹操的遗嘱：“……我死了以后，我那个房子里放的那个香，就是熏香，香料，你们把它分掉，不要浪费了。我的那些小老婆，还有我那些歌女，她们一生都很辛苦，为我服务得很好，很到位，不要亏待她们，让她们继续住在铜雀台，不要把她们赶走了，这些人闲着也是闲着，没有事做，可以学习做什么呢，学习用丝带编草鞋，万一将来我们曹家破产了，可以拿这些鞋去卖换点饭吃。”由此可见，曹操是有收集各种香料的爱好的。至于他为什么要送五斤鸡舌香给诸葛亮？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倒是值得让穿越小说作者们好好琢磨琢磨。
　　同时，最近也翻看日本“战争史研究”，在《进入昭和时代的日本和日本海军（二）》一文中，讲到发生在1936年的日本“二二六兵变”时，有这么几段描述很有意思：
　　“5时05分，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的一伙人闯进了高桥藏相（藏相：即大藏大臣，也就是财政部长——本大师注）的官邸，中桥直冲入卧室，掀开被子，高呼‘天诛’，对着高桥连开三枪，其他人也用刺刀、军刀在他身上乱砍乱捅，高桥当场气绝身亡。凶手们随后彬彬有礼地对造成的混乱向高桥的家属道歉，说：‘真是打扰了。’”
　　“由坂井直中尉指挥的小分队负责刺杀内大臣斋藤实子爵。这位77岁的海军大将在头天晚上刚携妻子出席了美国大使格鲁举办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他还在酣睡之中。政变军人破门而入，被斋藤的妻子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妻子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们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凶手们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然后呼啸而去。”
　　最令人无语的还是“二二六兵变”之前，1935年8月12日发生的皇道派少壮军官刺杀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三少将的事件。当时，被永田铁三一纸调令发配到台湾去的相泽三郎中佐（中校）杀气腾腾地冲进永田的办公室，抽出军刀将这位地位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人物乱刀砍死。得手之后，相泽本来有机会脱身。可是这位爷却做了一件让人囧得无话可说的事——相泽三郎在刀劈永田铁三后，觉得后者的死相太难看，把自己的军帽脱下来盖在了永田的脸上。据萨苏在《山东的八路，鬼子和汉奸》中称，旧日本军队有条令：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可光头赤足，违者送军事法庭。这位刚刚在陆军省大楼里杀了人的刺客一下子想起了这条军规，于是竟然颠颠地跑到楼下小卖部打算买顶军帽戴上，结果被闻讯赶来的宪兵当场擒获。
　　一年后，相泽和“二二六兵变”的首犯十七名军官以及幕后煽动者西田税、日本法西斯思想之父北一辉一起被判处死刑。
　　由这些描述可见日本人是多么古怪而矛盾的一个民族。记得读过一本研究日本人民族性格的书，著书的老美对日本人有一段评价：日本人，坚信每一粒米中都有菩萨，却以大米为食；好洁成性，每天都要洗澡，却把盛着粪便的木桶摆在床头。彬彬有礼而又残暴嗜杀，崇尚纯爱却又耽于肉欲，而且个顶个的死心眼，一条路走到黑。《菊与刀》里有个例子，旧日本帝国陆军一次日常的军事演习中，一位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不经他同意不能喝水壶里的水。结果连续高强度的急行军之后，五名士兵死亡，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一看，里面的水却是一滴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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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中外比较，历史的细节，仔细品味，倒真有许多有趣之处。
　　回到中国，记得社科院历史所侯旭东谈及中国历史，用过这样一句话：“史书”出，“史料”亡。
　　确实是如此的，中国向以浩繁典籍称雄于世界，其中又有近三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这笔宝贵财富成为后人认识过去的基础，因而具有了重要价值。古代发达的史学也成为今人不断挖掘的宝藏，孔子、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左传》、《史记》、《史通》、《通典》与《资治通鉴》无不是其中夺目的明珠。也许是名家名著太多的缘故，前人的光辉笼罩着我们，总结大师名作的工作占据了我们太多的精力，几乎无暇细想光辉旁的黑影。其实，了解中国史学传统中的不足与开掘古人之成绩同等重要。唯有知不足才能改进，才能提高。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汉代以来，编撰前朝史书的传统绵延不绝，形成了二十四史外加《清史稿》的正史系列。还有《春秋》、《汉纪》与《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史系列。另有《通鉴纪事本末》一类纪事本末体史书。还有许多别史、杂史、史钞、传记、方志、实录、记载历代制度的政书等等，真可谓汗牛充栋。从史料价值上看，这些史书均不是第一手资料，而是经过史家或史臣剪裁加工过的著述。国人历来自诩重视历史，不过从现代史学的眼光来看，国人所重视的只是上述成形的“史书”，并非原始“史料”，且有销毁“史料”的传统。这种销毁不限于顾颉刚先生所说的新朝摧毁旧朝的东西，更多的是本朝的主动销毁。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历代的“档案”的处理。
　　不久前读到韦庆远的一篇札记，考证明代黄册的流散。文中说清初黄册已成废纸，由官府按斤低价售卖。170万册一朝散尽，残存至今者极少。孑遗的若干都成了宝贝。类似的事从古到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顾颉刚在《中国辨伪史要略》（《崔东璧遗书序》）“古人缺乏历史观念”一节中列举了从甲骨到民初卖八千麻袋内阁档案、蒙藏院档案售与贩子作包糖纸诸事，黄册散失又是一例。这些多属于新朝摧毁旧朝的遗物。
　　中国各朝代政权因统治形成过大量的各种簿册、文书，即今天所习称的“档案”，可谓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但通过正常途径保存至今的只有清代的内阁大库与个别地方官府的档案，且前者中的部分在民国初年还险遭变卖。残存的少量明代档案也是因修《明史》而幸存。如今见到的早期的文书档案或出自垃圾堆（如西北的汉晋简）、废弃品（里耶秦简、长沙三国吴简、敦煌文书），或因移作它用而遗存（吐鲁番文书），传世基本出于无意。有意放入墓葬中以求遗之后世的多为典籍（郭店楚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等）或实用手册（日书、历谱、律令摘抄等），文书档案极少（仅见凤凰山、尹湾汉简）。从汉代情况看，当时已有定期销毁文书的制度，除存档的“故事”外，绝大多数文书13年左右销毁一次，估计秦代就应有类似的制度，在秦都咸阳集中出土大量封泥就是存在此制的重要证据。唐代则规定“依令，文案不须常留者，每三年一拣除”。文书档案不同于图书典籍，后者数千年历经“十厄”，不少亡于变乱兵火；前者则多被主动销毁。
　　即便是残存到后代的档案，在史书编成后也无人问津，逐渐散毁，颇有得鱼忘筌之意。唐初保存前代文书档案仍有不少，如《隋书·经籍志二》所载的前代“起居注”、“故事”、“仪注”等，待诸史问世后，“价值”消失，束之高阁，存亡与否也就无人关心了。唐代修前代史书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这些档案也是令人怀疑的。明代朝廷档案同样惨遭此厄，能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率非完帙。地方文书早就化为灰烬或移作它用而消失了。
　　反映人们对档案态度的另一类事情是在前代档案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编写史书是否使用这些资料。应该说多数不重视档案，唐代官方编撰的《晋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唐太宗下诏重修《晋书》，具体由房玄龄等负责，当时唐廷保存的晋代档案相当不少，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就有晋代各朝的起居注数百卷，记录朝廷各种“品式章程”的“故事”百卷左右，还有各种仪注、法令、奏事、各朝的诏书等，其他文集、人物传等亦有许多。房玄龄等实际是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以当时尚存的诸家《晋书》作补充，兼采晋代文集小说，几乎没有利用朝廷保存的上述档案资料。这部《晋书》是官方修撰的，不存在利用档案上的障碍，史官们对档案的轻贱态度不难想象。
　　中国多数朝代是“史书”出，而“史料”亡。历代朝廷热衷于编史，意在“表征盛衰，殷鉴兴废”，道德评判的色彩浓重，“意识形态”的倾向明显，属于布洛赫所说的“有意的史料”，且体例基本固定，无法全面传达时代信息。时人与后人关心的是能否名垂青史，留的是美名还是恶名，对于“过去”的具体过程，反而不甚关怀。属于“无意史料”的文书档案却被主动销毁，或不加善管而散失，切断了后人真切地接触过去的重要途径。古人有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之说，传世的史书成为“过去”的主要载体，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并大体操纵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在实现编史的目的上，没有比这再好的办法了？
　　联想到中国国家主席胡绵涛访问日本给初中学生讲解李白的《静夜思》。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华裔初中生发现李白的《静夜思》在日本的版本与中国不同，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日本是原文，中国则是明朝以后为普及诗词而改写的山寨版。媒体还用“日本人为何不篡改李白《静夜思》”作了报道。
　　相比之下，西欧人在近代以前史学萧条，却更乐于保存“史料”。现在可以看到不少9-10世纪的折叠式登记册，修道院的奴隶清单等。几十年来西方新史学的成长，在资料上得益于斯者颇多。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西方汉学家较不少中国学者更重视“档案”，研究和利用明清、民国档案的西方学者要远多于国人，成果也每每反响强烈，如黄宗智、孔飞力的大作,这大概也是文化的遗传吧。一位常去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美国学者告诉我，那里的读者的确是外国学者多于中国学者。这种反差，以及这种反差背后的史学观念与历史意识差异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