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政治家、史学家如何拔高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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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五个原因，使诸葛亮的忠臣形象已树立起来，其一，刘备永安宫托孤时曾明确表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这类诏书是历史上难得一见或绝无仅有的。有此诏书在，诸葛亮已有了取刘禅而代之的口实。其二，刘备病逝后，诸葛亮已掌握了政治，财政等大权，通过南征，又将李严兵马大元帅（统内外军事）这一至关重要的权力拿了过来，集军、政、才、文于一身，成了没有皇帝名号的皇帝，皇帝刘禅只剩下一具招牌。“政在葛氏，祭则寡人”的“最高指示”，成了这位皇帝的自我奚落。其三《出师表》中那句“此诚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的表白,虽在政治上愚昧可笑，但很符合普通中国人知恩图报的美德标准。其实,愚忠与报恩之间有严格区别，普通人之间的报恩，是以牺牲自己利益为前提；假如因回报而牺牲社会或他人利益，刚为法律所不容。政治家手握国家权力，回报私恩时，常会以民众利益作礼品，当然就没有了可取之处。倒相反，很多政治家只所以受到后世的称赞，常常是因维护国家民众利益而敢于蔑视私恩的缘故。其四，病死五大原的悲剧结局，原是诸葛亮追求人格完善的策略，借以掩盖五次失败的责任。后世不察，从而使他获得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殊荣。其五，陈寿在本人传记中有意隐瞒了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倡答“九锡”、“十锡”的内容，就连南征回来后,已经接受五锡这一重大事件也只字未提,隐瞒使忠臣形象高大突出。
　　忠君思想是一个陈腐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逐渐变成一堆垃圾。中国历代的最高统治者总强调忠君，帝王遂成为几千年衡量臣下的最高标准。这时候，中国专制政治文化也进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将商汤推翻夏桀周武推翻殷纣统称为汤武革命；另一方面，又把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称为奸贼，把曹丕，司马炎等称为“篡汉”、“篡魏”。
　　诸葛亮有贤相、廉吏的资质，陈寿又将其拔高为最高统治者十分器重的不贰忠臣，三者一体的身份十分罕见。纵观三国之前的中国历史，权臣异化走向反面的，有赵高、王莽、董卓等，春秋时更多不胜数。周公辅成王而不曾篡位，这是有口皆碑的，但后世将他视为圣人，而且是儒家始祖，圣人是可以学习而不能比拟的，已被高悬了起来。霍光辅政时，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且曾有废立皇帝的惊天之举，却没有取而代之的萌动，应该说，他是旷古少有的不贰之臣。遗憾的是，他的子孙不争气，不仅招来了杀身之祸，连其亲属也成为失火城头之下的池鱼，并给霍光形象蒙上了一层厚重的污垢。管仲是春秋时大权在握、出将入相的重臣形象，并使齐国成就了九合诸侯的伟业，但国君齐桓公是一道难窥就里的铁幕，管仲受制于铁幕。相比之下，诸葛亮是圣人周公最好的学生。
　　刘禅是一位玉玺皇帝，军权异化为皇权不仅已有了可能，刘备的临终遗嘱，又成为诸葛亮顺理成章登上皇帝宝座的铺路石。然而，由于受派系矛盾的制约，更由于民众对蜀汉王朝的依附心理，诸葛亮不敢贸然行事，而是谨慎地，隐蔽地逐渐推进。凑巧的是，取代意图尚未彰显，他已命终五丈原，从而完善了自己的人格。这在封建社会中既是难能的，又是整个社会所最需要的，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篡权往往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而社会需要安定与祥和。
　　再与同时代人曹丕、司马炎相比，当他们握有军政大权后，就立即使军权异化并最终篡位。其先祖曹操、司马懿、司马昭等虽持重一些，也都有逼宫、杀弑及宫廷政变，这使诸葛亮完善人格的魅力更相得益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虽出自张俨的伪作《后出师表》，但确实符合世人对他表层认识。
　　在忠贞标准上，诸葛亮几成完人，而其子孙亦无瑕疵，其子诸葛瞻虽然不是将帅才具，率兵到涪城抵御邓艾时，不能采纳黄崇依山拒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的正确意见，致使邓艾部长驱直入包围了绵竹，但是这只是才具。更重要的是，他继承了乃父的“忠贞”衣钵，曾经拒绝了邓艾表封“琅邪王”等高官厚禄的引诱，斩了来使以示决绝，并为蜀国战死于绵竹，以壮烈成仁为先父名节划上了完满句号。其孙诸葛尚是带着负罪心情踏上战场的，临出发时感叹道：“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于是“乃驰赴魏军而死”。诸葛尚之死，又为祖父“忠贞”名节锦上添花。有如是不贰忠臣及后代，后世当然要大加推崇。所以，诸葛亮就成为统治阶级标榜推崇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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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炮制《隆中对》并游说孙权，终造成国家重新分裂的罪责，统治者是以“各为其主”解释的。历代统治者都是这样，对发生在本朝本代的分裂活动严惩不贷，十恶不赦之罪中，首恶就是谋逆罪，是要夷其三族以至九族的。而对发生在前朝前代的分裂活动，都可以忽略不提或加以肯定。表面看来，这已是人格分裂，是道德二元化。之所以产生如此矛盾的标准，是他们始终坚持了实用主义的利益原则。对本朝本代的分裂者残酷镇压，是为了确保皇位不发生动摇。对之前的分裂者加以肯定，是取其对主人的“忠诚”。他们希望臣下都能像诸葛亮忠于刘姓皇帝那样忠于自己。所以自古以来，大都把降官降将列入贰臣，尽管他们对夺取江山做出过巨大贡献。对不肯投降的前朝文臣将领，虽然得杀掉，但还要厚葬并隆重祭奠。更由于统治者视民众为草芥，是整正数后边的一串零，独立存在时没有意义。所以对因分裂国家，或因穷兵黩武给民众带来灾难的行径，都是视而不见的，都忽略不提。
　　然而，陈寿写《诸葛亮传》时，虽有拔高之虞，仍将传主作凡人看待。所以也写了缺失，在评及诸葛亮的才能时，曾写了“于治戍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是对五次北伐的考评，唯见其轻，不见其过。在论及其子诸葛瞻时，也有瞻工书画，名过其实的判词，这也是有根据的。然而，统治阶级既然要高举诸葛亮这面旗帜。就必须洗刷掉旗帜上面的污点；要洗污点，就得推翻陈寿的结论。陈寿的结论也不是那么好推翻的，他毕竟是位严肃的史家，结论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如果就事论事，尽管陈寿已经作古，但有白纸黑字的史实作抵垫，结论当然难以推翻。深谙官场尔虞我诈鬼域伎俩的唐代名相房玄令，避实击虚发一支“奇兵”，从陈寿人品入手进行否定，在他监编（相当于今天的主编）的《晋书·陈寿传》中，以道听途说作依据记述了两件事情，其一是，丁仪、丁异（带广字头）有盛名于魏，陈寿对他们儿子说：“送千斛米过来，我会为你父亲写一个很好的传记。”因为其子不给，所以未给二人写传记。其二是，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斩了，其父受株连被处以剃掉头发的刑罚；更加之诸葛瞻看不起陈寿，所以在为诸葛亮父子立传时，就写下诋毁的结论。以一代名相身份“诛杀”文化人陈寿，犹如以鎯头砸蚂蚁；又是从人品入手的，更具说服力。中国人历来把人品操守放在第一位，人品丧失了，还有啥脸面说话！即令所说的都是凿凿有据的事实，谁也不敢再相信。房玄令何人？他的唾沫星溅在墙上，也像钉子钉在木板上牢固。自索米说见诸《晋史》后，当时甚有影响的史学家刘元济、刘知几都深信不疑。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陈寿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宋代史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也说：“乞米作佳传，以私憾毁诸葛亮父子，难乎免物议矣。”
　　此后，虽有众多的史学家如崔浩、朱彝尊、钱大晰，赵翼等为陈寿辩巫，且证据充分有力，但仅限于被动地洗刷其罪名，已无力也没有胆量再次确认诸葛亮的缺失了。房玄令及其他史学家、政治家树立这面忠臣旗帜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