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汉奸们”：为清朝打下九成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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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崇祯冤杀的大将袁崇焕

　　在袁督师被带走后，崇祯立刻下令由山海关总兵满桂替代袁崇焕，担任全部勤王部队的统帅，由山西总兵马世龙和祖大寿两人为他的副手。然后崇祯又派出了宫中的得力太监车天祥带着犒军物资，去关宁大营中安抚祖大寿、吴三桂等辽东将兵。
　　然而祖大寿等人和数万关宁铁骑，最后却还是击破山海关回到了关外，向老家锦州奔去。
　　对辽东的这五十多名辽将和关宁铁骑，时人风评是“明用之善，则为后金之劲敌；用之不善，则为明朝之叛将”，此说点评得极是。这五十多员辽将和关宁铁骑，无论忠奸，在整个明清易代过程中，都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寿、祖可法、左良玉、黄得功、吴三桂、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刘泽清、何可纲、张存仁、刘肇基等人，可说没有一个人是易与之辈，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和才干，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波，而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确实如此。
　　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的心情应该是极复杂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一群非常标准的职业军人，同时也是一群血性男儿。
　　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完全不同于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特点。他们有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尺，那是一种更加近似于绿林豪杰的价值观和判断标准，直截而简单明了。在袁督师下狱后，当时的状况，有无数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揣测以及事端，去支持他们作出种种不利于大明朝和崇祯皇帝的举动。譬如怒袁督师之忠贞被诬，感崇祯之刚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龌龊卑鄙，惧崇祯及包括满桂在内的各派朝臣会乘机将辽东系将领赶尽杀绝，甚至北京当地军民对他们恶劣的态度……
　　即使不说这些身在官场的辽将，就是一般辽兵也失望之极。时人杨士聪在《五堂荟记》中就记载辽兵们的议论道：“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
　　《明史》记旧辽东大帅孙承宗令都司贾登科、游击石柱国带其手书劝慰祖大寿及辽东将士，劝关宁铁骑回援。
　　而祖大寿则对贾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连战俱捷，冀得厚赏。城上人群詈为贼，投石击死数人。所遣逻卒，指为间谍而杀之。劳而见罪，是以奔还。当出捣朵颜（蒙古察哈尔部），然后束身归命。”辽东军的士兵们则“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师既戮，又将以大炮击毙我军，故至此。’”
　　可见在袁督师下狱后，关宁铁骑已经被北京的那些人视为“贼”和“间谍”，更有士兵因此被无辜击杀。
　　辽东将士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师日后一样的待遇。
　　这群血性汉子，他们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赶来，抛头颅洒热血，在为关内百姓和大明朝奋战不息。然而他们保护的百姓和城市，现在却杀死了他们的战友。
　　这又怎么叫他们不心寒？又怎么叫他们不离开这个伤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们更无法预料的是，日后这些杀死他们战友的人们，还会剐掉、吃掉他们景仰的袁督师。
　　辽东系的将领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师死后，才开始频繁出现将领率整支部队倒戈的现象。此前只有极少数的小股人马投降叛变，即使在袁督师斩杀辽东豪帅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数万部下也只有极少数人出于不满、恐惧等原因而降清，如数年后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阶低、人数少，不过带去数百随从家眷，官不过参将、游击，连一个普通分守总兵、副总兵级的将领都没有，更不用说如后来降清的辽东总兵祖大寿这样的将军、总镇级总兵了，是以几乎没什么政治影响。
　　但是，当时清廷却给予这些降将极高的封赏，这与他们的身份及整个事件的影响都非常不相称。差不多降将个个封王，待遇之厚、规格之高，令人瞠目结舌。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正是由于此前明军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吸引辽东的明军将士投诚。可惜，这一手在当时作用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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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自袁督师身亡，一直到松锦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内，整个辽东系的将领、士兵，除吴三桂所部外，已几乎全为清军所用，这五十余员辽将成为清军南下的利器。日后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几乎个个都成了一镇大将、封疆大吏，甚至成为深通政务、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宁远副将张存仁，在大凌河一战中随祖大寿降清。此人因官阶较低，故在明并无什么事迹，但降清后却敢对皇太极屡屡犯颜直谏乃至当廷争论，纯粹只以事迹论，为人极是刚正。在争取录用汉人奴仆为官一事中，皇太极甚至大怒，指责他和祖可法二人“尔等但爱汉人，不知惜满洲有功将士及见易而为奴者也！”，由此可见当时争执情况之激烈。顺治元年，张存仁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浙江、福建。顺治六年，授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直隶、山东、河南三行省，巡抚保定诸府，提督紫金诸关，兼领海防。顺治九年卒，追赠太子太保，谥忠勤，由于他为官期间名声极佳政绩斐然，故准祀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对此种现象，《明史》的《张存仁传》最后这样评说：
　　张存仁通达公方，洞达政本。二人（作者注：另一人指孟乔芳）皆明将。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而二人建树顾如此。资格固不足以限人欤，抑所遭之时异也。
　　张廷玉等人此论可说极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一句，可谓道出了明季之败的一大症结。
　　原本一镇边将，只要不是泛泛之辈，像张存仁、孟乔芳等，对其所在防地的军事和民生都是极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个巡抚之类当远比普通文吏来得得心应手，尤其当此乱世之时。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节钺者”，是以文归文，武归武，且武官永无出头之日，饶你再能征惯战，即如杜松杜太师、刘铤刘大刀等悍将、猛将，最终也只能在杨镐这样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统帅指挥下作战，以至于裹尸沙场。而大明朝则不断因此丧师失地，使得猛将悍卒几乎伤亡殆尽，故谓此乃明末败亡的症结之一。
　　再待到后来李自成逼反了吴三桂，中原地区不但失去了对清最有威胁和作战经验的最后一支雄师，也切断了袁督师一手培植的关宁铁骑与中原相连的最后一缕血脉。
　　日后，关宁铁骑的身影，以关外清军的身份横扫整个中国。几乎可以这样说，清朝的江山是汉人的关宁铁骑替满人打下来的，单只吴三桂一人，就扫平了陕西、山西、四川、两湖、云贵、广西等差不多半个中国，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刘泽清等人的话，那就等于是他们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国土。若是袁督师在，安能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