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退位：被低估与被遗忘的历史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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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大业中的清帝退位剧照

　　一百年前的今天，清帝宣布退位。一百年过去了，没有了皇帝的中国，它改变了什么？推翻了皇权专制压迫的中国人，他们的肩上是否感到了一丝的轻松？This is a question。问题只有一个，一千人或许有一千种答案，我这里只讲述一段历史。
　　公元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宣统三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养心殿里举行了清王朝也是中国传统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式。这一天清晨，内阁大臣们仍像往常一样头戴翎顶、冠带一新地早早来到乾清宫东南角上的廊子里候旨。
　　不久，一个小太监的通报声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太后已到，请各位大臣上殿！”
　　大臣们听后纷纷起身，他们习惯性的整了整冠帽朝服，随后在外务部大臣胡惟德的率领下走向养心殿。在那里，内务府大臣世续和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早早的在殿中等候。那些带刀的侍卫也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依旧威风凛凛。
　　片刻之后，殿外传来太监的通报声：“太后驾到！”
　　各大臣齐齐转身，只见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的引领下，牵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进了殿，慢慢的走向了宝座。因为是最后一次朝见，也就不按以前的规矩，隆裕太后不垂帘，大臣们也不必向皇帝三叩九拜，只是由胡惟德领着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三鞠躬，就算是行大礼了。
　　待隆裕太后和小皇帝在宝座上坐定后，胡惟德上前启奏：“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因病不能上朝，特委托臣等前来向皇上和皇太后请安。”隆裕太后听后点点头，说：“袁世凯为国家鞠躬尽瘁，为皇室出力不少。他能为皇室争取到如此优待条件，也实在不容易。今天我就按南北议和的条件颁布诏书，实行退位，让袁世凯去做好善后事宜。”
　　说到“退位”二字，隆裕太后还是忍不住眼圈一红，几乎要掉下泪来。底下的大臣们心有戚戚，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群人局促地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尴尬异常。
　　好在此时御前太监将早已准备好的退位诏书捧至御案，隆裕太后拿起诏书看了数行，泪水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顾不得太后的体面，终于当众抽泣起来。隆裕太后满怀悲痛，心想祖宗这二两六十多年的江山，最终在自己手里断送，日后如何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想到这里，隆裕太后由抽泣变成嚎啕大哭，嘴里还喊着：“祖宗啊祖宗……”
　　看到这里，底下的大臣们也被感染，好几个人开始用朝服的袖子抹泪。作为领班大臣的胡惟德干哭了几声，见大家老这么惺惺作态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好假装哽咽的对已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太后说：“太后，如今大局已经如此，还望太后保重。太后英明睿智，顾全天下百姓，保全皇室上下，臣等深感太后恩德，一定不会辜负太后和百姓的期望。如今优待条件已定，还请太后放宽心，安心退养。”
　　隆裕太后听到这里，反而哭得更加伤心了，她将退位诏书紧紧的攥在手里，泪珠儿几乎就要把诏书给打湿。这时，胡惟德想起他袖里还有一份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发来的电报，于是急忙从袖中取出，故作惊慌的奏道：“太后，你先别哭，我这里还有南方革命党发来的一份紧急电文，要向太后奏报！”
　　隆裕太后一听“革命党”三个字，忍不住又打了个冷战，慌忙止住哭声，她带着哭腔问：“电报里说什么，是不是革命党又要变卦？”
　　胡惟德心里一乐，便故作镇静展开电报念道：“万急。南方伍廷芳代表电：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之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
　　隆裕太后听后也顾不上抹泪了，便慌忙将退位诏书交出，命世续和徐世昌赶紧用御玺用印，生怕晚了真的要收回优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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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盖好印后，胡惟德捧起清帝退位诏书，大声念道：“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遴员与民军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高辍于途，士露于野。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恶因一姓之尊荣，拂万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欠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诏书文笔典雅清婉，据说出于前状元张謇之手笔。
　　在念完诏书后，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仪式便宣告结束，胡惟德拿着诏书，领着各大臣向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再次三鞠躬，随后便退出殿外，从此就不再是清朝的大臣了。
　　隆裕太后愣愣的看着这些人走出殿外，而身边的小皇帝溥仪仍旧像往常一样懵懵懂懂的，他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后，溥仪便也要急着跳下宝座，想走出这阴森的大殿出去玩耍。隆裕太后见后，急忙将小皇帝抱下，不料刚才哭得过于伤心，两人差点摔倒在地，好在太监们急忙赶过来扶住。在太监们的扶掖着，隆裕太后和小皇帝溥仪随后怆然还宫。
　　千秋万代终是梦，俱往矣，换了人间。清朝二百六十八年，入关后从摄政王多尔衮定都燕京开基，最后也是以摄政王结束，莫非也是天数所致。
　　1913年2月22日，隆裕太后因痰症发作而去世，当时离清帝退位仅一年零十天。隆裕太后弥留之际，对九岁的溥仪说：“汝生帝王家，一事未喻而国亡，而母故茫然不知也”，随后，又对旁边侍立的太保世续说：“孤儿寡母，千古伤心”，其语凄惨悲凉，为世人所知。
　　辛亥之役中，仅凭革命党的实力实不足以颠覆清王朝，但在这场多方角力的竞赛中，结果却是“清室完败，民党虚赢，地方军事实力派坐收全功”。论局势，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对北方有利，山西的阎锡山已经被北洋军赶出了太原跑到晋西北打游击；陕西的革命军也已被前陕甘总督率大军围困，西安城破指日可待；革命首义地武汉，汉口、汉阳相继沦陷，武昌危在旦夕，唯独值得安慰的是，江浙联军攻下南京，如果南京被破，南方恐怕是传檄而定（就像1913年的“二次革命”一样）。
　　但运气很好的是，袁世凯下令不打了。因为他没有钱，新政后靠赤字财政维持的清廷也没有钱，列强严守中立，拒绝给任何一方贷款。大战是天底下最花钱的，没有钱就不能打仗，除非你像流寇和军阀一样不守规矩。革命党也同样没钱，他们也无法维持数量庞大而毫无作用的革命军，谈判成了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选择。
　　伍廷芳与唐绍仪主持的南北和谈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国体问题”（即共和还是君宪），但孙中山海外归来后（1911年12月25日抵上海），其坚决反对国民大会而抢先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宣布实行共和。
　　袁世凯未必热爱清廷，“以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问题”也是为了避免欺凌“孤儿寡母”之讥，同时也为清廷倒台提供了台阶（同时尚可优待清帝及皇族）。但事与愿违的是，南方革命党在共和问题的决绝态度及南方“另立中央”的既定事实令其无所适从，回旋余地减无可减，在“战既无饷，和又无策”的局势下，袁世凯也只能与南方继续周旋下去，以求最终的解决之道。
　　在与南方代表反复争辩谈判后，双方最终在一桩幕后的交易上达成默契:那就是牺牲清廷并由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在全国归于共和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于袁世凯，由袁世凯出面组织民国政府。就事论事，这也是当时中外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
　　1月17、18、19日，隆裕太后连续召开了三次御前会议，讨论清帝退位与优待事宜。在会上，部分年少亲贵（如恭亲王溥伟等）极力反对，但真正能说上话的两个人，庆亲王奕劻已是年老力衰，无力再争，而摄政王载沣则性格柔弱，无意再争，两人对大局均感悲观失望，自觉回天乏术，因而清帝退位之事即成定局。
　　由于溥伟、良弼“宗社党”的阻扰，发布退位诏书的时间一再延后，直到彭家珍炸死良弼，而同一日，湖北前线的北洋军主将段祺瑞领衔发布共和通电，其中威胁要“率全体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挥泪登车，昧死上达”，文中杀气腾腾，虎狼之师已成反噬之势。北洋军的倒戈，最终令清廷残存的抵抗势力土崩瓦解。
　　无论是摄政王载沣还是隆裕太后，他们治国或许无方，但从人品上看都不是什么坏人，至少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首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谈判和平移交政权的先例，这也使得国家免于分裂对立、人民免于兵燹浩劫。这种姿态与举动，无疑是识大体的，不应抹杀更不应贬低。相比于六、七年后沙皇或德皇的遭遇，清帝的退位还不能算一出悲剧。在一战进行中或结束后，奥匈帝国、德国、俄国、土耳其帝国的皇帝们都陆续步清帝之后尘而走下皇位，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或许是一种世界历史的必然而不是简单的一场国内革命。
　　遗憾的是，历史在选择袁世凯的同时，也选择了武力与军阀。辛亥革命是一场合理化运动，但未必能导致一个更完美的结果，正如朱宗震先生在《真假共和》中说的，“如果谁到现在还看不懂民初政治的本质，也许他只是一个共和概念的拜物教徒，只要看到‘共和’两个字，就要顶礼膜拜，完全不顾幕后的尊神长得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