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瑞的另一面：哗众取宠其实迂阔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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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疏前已备好一口棺材
　　公元1587年，即大明万历十五年，这一年在历史上很是平淡无奇。后来史学家黄仁宇偏偏从这最平淡的一年入手，写成了名著《万历十五年》，这一年也就从此广为人知了。
　　这一年，天下除了京师干旱并地震，黄河小有决堤外，偌大的中国的确没有多少大事。这一年，却有两个人几乎同时去世，而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影响，显然要比当时的皇帝万历还更大些。这两人一文一武，文者是海瑞，武者是戚继光，均是当时名动天下的人物。甚至三百多年后，海瑞还做过共和国政治斗争的工具。
　　戚继光晚岁凄凉，当时他已因张居正去世而失去靠山被罢官闲居，和他来往的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海瑞则不然，他死时是南京右佥都御史，品级为二品，算得上当朝大员。但两人身后之事同样凄凉：他们都是家无储粮，两袖清风，甚至连下葬的费用也得靠朋友们筹措。不同的是，戚继光在生前叱咤风云，平定了为患东南多年的倭寇，并留下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一批至今还不乏研究和参考价值的兵书。如果不是晚岁过于凄凉，戚继光的人生也算得上美满了。海瑞却不一样，他死时人们发现他用的是葛布帐子和破木箱，“有寒士所不堪也”。这虽然为他赢得了清官的称赞，但终其一生，他基本没有多少实现了的政治理想。除了一部《海瑞集》，他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海瑞集》究竟有多大价值，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值得怀疑。
　　海瑞为后人所称道的是他的清廉和刚直，这没错。先说清廉，海瑞死时无余资可供丧葬，这对一个高级官员，尤其是明季几乎无官不贪的大环境下的高级官员而言，可谓异数。海瑞任淳安知县时，穿布衣吃糙米，连所食的蔬菜也由他和家中唯一的老仆人亲自耕种，把县衙的后花园当成了垦荒的南泥湾。他的母亲过生日，海瑞破天荒地买了两斤肉祝寿，连他的上司胡宗宪也把这当做一个笑话讲给别人听：“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再说刚直。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驿吏大约招待不周，胡公子勃然大怒，把驿吏倒吊在树上抽打。海瑞闻讯，派人扣留了胡公子，并将他随身带的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公，然后向胡宗宪汇报说：“以前胡公您老人家巡视时，从来都是命令路过的地方不许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如此之盛，威风如此之大，一定不是胡公子。”胡宗宪吃了个哑巴亏，发作不得，但想必不会对海瑞没有意见的。
　　海瑞升任户部主事时，针对嘉靖帝“享国日久，不视朝，深居西苑，专意斋醮。督抚大吏争上符瑞，礼官辄表贺”而导致“无敢言时政者”的状况，上疏对嘉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奏折中，海瑞毫不客气地指出嘉靖是一个虚伪、残忍、自私和自以为是的君主，并认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也就是说，天下人早就看不起你老了。如此尖刻的批评甚至嘲讽，不要说嘉靖要生气，恐怕就是善于纳谏的唐太宗也会七窍生烟的。
　　果然，嘉靖看罢奏章，大怒，掷之于地，并顾左右说：“快去把这该死的家伙抓来，不要让他跑了。”一个叫黄锦的宦官回答说：“这个人素有痴名，听说他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已经买了一口棺材，告别了妻子等死，他家的僮仆也早就全都跑完了，他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了，默然无言，将奏章捡起来，又读了几遍。
　　时间过了几个月，嘉靖终究难平胸中那口恶气，还是下令锦衣卫将海瑞抓到东厂。刑部草拟的处理办法是按照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幸好绞刑还来不及批下来，嘉靖就一命呜呼。海瑞侥幸捡得一条小命。
　　有钱人大量逃往他乡
　　三年后，海瑞时来运转，被隆庆帝看上，任命他做了南直隶巡抚。作为一个方面大员，他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在他到达南直隶政府所在地苏州之前，一些自忖不能见容于海瑞的官员纷纷辞职；豪强人家的门大抵是漆成不合礼法的红色的，虽然多年来无人过问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但当他们听说海瑞要来时，吓得都把红色刷成黑色；哪怕是为皇帝管理苏州纺织的宦官，也把八人大轿改为四人小轿。总之，这些情况表明，海瑞就要到来的消息使整个南直隶为之惊恐不安，人们实在不晓得这位自号“刚峰”的古怪清官到底要干出些什么耸人听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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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瑞甫一上任，率先推出了他的督抚条约，这条约凡三十款，向他所管辖的各府县公布。这些条约中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也应立即再嫁，不许再溺杀婴儿；他在出巡各地时，各地的地方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也就是海瑞本人——可以随时深入民间传唤父老以了解民情；巡抚在各府县视察，不许大吃大喝，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到三钱；辖区内的公文，从今后一律采用廉价的纸张；以前的公文习惯在文后留有较大的空白，为节约起见，一律废止；辖区内不得生产奢侈品，这些奢侈品包括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和甜食。
　　总之，海瑞的这道相当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条约，全是些极其细屑的小节，却反映了他一心重农、力追往古的一贯精神。他认为：“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他无法说服皇上在全国实行这样的政策，但在他的辖区内他愿意这么干就这么干，坚决不管别人怎么看。因为他是“刚峰”，是连皇帝也敢批评的大清官。他连死都不怕还怕别人的白眼么？
　　传统戏剧里，海瑞是一等的好人和清官，与包青天齐名，人称海青天。他任南直隶巡抚期间，的确力图做一个青天，但他的青天标准并不是忠实地依据法律，而是过分坚定地站在了穷人、长辈和弱者的立场。他并不是他的所有子民的青天，只是其中他认为需要他特别加以庇护的那一部分人的青天。他在后来自编的文集里总结他判决民间纷争的标准时不无自得地说：“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意即凡是在官司中遇到疑惑不能断的地方，与其委屈做兄长的，不如委屈做弟弟的；与其委屈做叔伯的，不如委屈做子侄的；与其委屈穷人，不如委屈富人；与其委屈忠厚的，不如委屈刁钻的。
　　也就是说，海青天行事是按照一种古老的道德标准或者说是人为的道德标准。正如他在著作中一再强调的那样，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纳入善与恶两个阵营里，而这个直觉所依凭的就是简单的道德标准。用黄仁宇的话说：“这位正直的官员，他毕生精神之所寄，在于按照圣先贤的训示，以全部的精力为国尽忠和为公众服务。”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作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作出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事实确实如此。海瑞努力用手中的权力抑制豪强，贫民的土地被富室兼并者，“率夺还之”，这本是逆历史潮流之事，海瑞却看做是上古的美德。那些被他尽力保护的贫民并不都是些省油的灯，看到海青天为他们带来的好处后，“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明有被诬负屈者”。这虽然与海瑞认定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的是非标准相合，却造成不少冤假错案，以至于“豪有力者至窜他郡以避”。设若为了革故鼎新而不惜得罪富豪，那固然无可非议，但海瑞却是无端地为了某种自以为是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而不惜与富人为敌，造成他的辖区内有钱人大量逃往他乡如避瘟神，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就值得深思了。这不但无济于海瑞的政治理想，反而使他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境。加上海瑞过于节俭，裁撤了不少驿站，来往的官员们自然大是不便，没法不对海瑞颇有看法，“由是怨颇兴”。结果，海瑞在巡抚任上仅半年就被罢免了。他一下台，除了他带领民工清浚的吴淞等水利工程还在外，其他政绩一夜间化为乌有。
　　一个可怕的老怪物
　　海瑞的吹毛求疵，过分注重小节使他在仕途上结怨颇多，当他下台归乡时，竟然没有人替他说几句公道话。一直过了十五年，当海瑞七十二岁时，才又一次被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这一次，海瑞变得更加偏激。在南京右佥都御史的任命正式下达之前，他上疏给万历帝说，陛下虽然励精图治，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在于对贪官的处分太轻了。他举例说，当年太祖皇帝的时候，法律十分严峻，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人敢贪污。为此，海瑞建议万历重新施行这一两百年前的残酷法律。这一提议自然犯了众怒，就像他十五年前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指责“举朝之士，皆夫人也”一样，整个文官集团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一个可怕的老怪物。连万历也不得不下旨批评说：“海瑞……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旨优容。”也就是说，海瑞的建议不仅违背政体，而且迂腐无用，只是皇上念他老，不追究他的责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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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即，海瑞到了南京任上。到任后，他突然令木匠制作了两只大红板凳，对他手下的御史们宣布，凡是“不法的”，都要剥了裤子趴在红板凳上打屁股。这一举动，令全国“一时震骇，以为未有之怪事”。但海瑞的红板凳不知为何一直没派上用场，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沈德符猜测，海瑞是想用这红板凳来显示他的特立独行与“欲姑示威风，以厉台纲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作秀，作威严秀。
　　明朝首都自永乐时迁往北京后，南京仍有一套政府机构，不过处于闲职状态。官员们向来无所事事，懒闲惯了。偏偏这在海瑞看来又是极不正常的，为此，他“以身矫之”。当时，有一个御史偶然请了一个戏班子在家中唱戏，海瑞听说后，宣称要对该御史按照太祖的法例施以杖责。这种迂阔的做法，不但根本没有人响应，而且遭到绝大多数同事的嫉恨。明史评价说，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看来是比较到位的。
　　海瑞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就像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一样，跃跃欲试地向整个腐败没落的王朝挑战。但在这挑战中，他既没有正确的方法，甚至也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更不用说有效的手段了。海瑞的一生总是处于失意和这种失意所带来的愤世嫉俗中，总之，他就是万历年间的愤青。天下几乎没有他看得惯的事情，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感到愤怒，愤怒到了极点，他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也就到了戛然而止的时候。
　　这个愤青空有一腔报效国家忠于君主的理想，却在现实的大地上撞得头破血流。理想没法实现，本人的所作所为也被认为是异类，不但遭到世俗的耻笑，还造成了他的家庭和人生的极不幸福。按照明朝的惯例，海瑞这种高级官员，照例可以通过其上司向皇帝呈请，给他的母亲请得节妇的称号，但海瑞的母亲最终只得到了四品夫人的头衔，没被旌表为节妇，这在当时显然是没有面子的事。
　　海瑞结过三次婚，另外还有两个妾。他的第一任夫人生了两个女儿后因婆媳不和被休；第二任夫人结婚仅一个月，也因同样原因被休；第三任夫人和一个妾则上吊自杀，死因暧昧不明。海瑞的政敌为此攻击他，暗示两个可怜女人的死是海瑞下的手。在我们看来，海瑞虽然迂阔，但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是绝对不会做的。
　　政坛人生双重失意
　　与海瑞同时的戚继光同样是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人，他和海瑞的性格不同，从而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戚继光深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的支持。为此，他努力改善和张居正的关系，甚至不惜多次向张居正送礼，言必称晚生，结果他果然得到了张的信任。凡是和戚继光不团结的将领，悉数被张居正调走。张居正以国家总理的身份对戚继光这个军区司令的抗倭事业大力支持，戚继光最终才平定了海疆。
　　我们也许可能会觉得戚继光的人格不如海瑞，但是，海瑞的人格最终换得了什么呢？是事业的失败、人生的失落和家庭的失和。在人格上和道义上，海瑞是可敬的，而在事业和人生价值上，海瑞却并不值得效仿。大学者王世贞在评价海瑞时一针见血地说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总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乃是一个正直的官员最起码的道德要求，而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却可能带来致命的硬伤。海瑞的悲剧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几年前，我曾写过另一篇关于海瑞的小文，观点与本文大约相仿，不过，好像更尖刻一些，录之于后，供读者参阅：
　　可怕的海瑞
　　刚读完一位长者的回忆录，书中有不少篇幅说到当年因《海瑞罢官》这部戏所引发的巨大风波。余生也晚，未能一睹其盛，对此也就没有多少切肤之感，但关于海瑞，却有些话想要说。查查《辞海》，里面有关姓海的或者音译的第一个汉字是海的名人，介绍了海涅、海顿、海堡，以及成吉思汗的后裔海都等数人而已，其中自然也有海瑞，可见他还是颇有些知名度的。我手边没有《明史》，不知海瑞在正史中的地位和评价如何，倒是有其他一些资料，大致可验证本人对他的印象：可怕的海瑞！
　　首先是美国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在这本非常优秀的大历史著作中，他选取并分析的明朝万历十五年中不多的六个代表性人物里，便有海瑞。
　　黄仁宇写海瑞那一章，从标题上便不难看出他对海瑞的调侃和反讽：《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员》。大致说来，在明季大部分高级官员都过着奢侈生活之时，身居二品的海瑞最令人称道之处便是他的清廉：他官至南京右都御史，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还不够为他老人家办丧事，不可谓不廉也。但是，并不是只要廉就可以自视为天下一等的好官。且除了廉而外，海瑞是一个彻头彻尾非常失败的高级官员，他也想有所作为，以他的“纪检”身份，“欲为圣朝除弊事”。但他那迂阔而不切实际、刚愎而不近人情，甚至有些故作惊人语的作风，注定他只能郁郁而终。在此不妨或举两例：刚上任时，有感于官员的贪污，海瑞曾向皇帝进了一本，建议恢复洪武年代的酷刑——只要贪污八十贯就必须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这种重刑，在洪武初定国时或许可行，但万历年间根本就不可能行得通。因此这一不切实际的提案除了为海瑞凭空招来文官集团的仇视外，恐怕难有其他效果。另一件事则是，有一位也是御史的同事只不过在家里请了几个戏子唱戏，海瑞却认为这种做法有坏风俗人心而加以反对，建议皇上对这位同事处以杖责。皇上置之不理，海瑞却又一次被大众看成是胶柱鼓瑟，迂阔无能。
　　如果说这两件事尚可以用求治太急来为海瑞解释的话，那另一件事就无法开脱了。据舒芜先生在《串味读书》中所引的周作人文章说：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看到她在吃饼子，就问是哪个给她的。女儿说是某家僮给的。海瑞大怒，“女子怎么能随便接受男人的东西呢？你不是我的女儿！你要是现在立即饿死，那才配做我的女儿。”那个五岁的小女孩为了配做他的女儿，真的不吃不喝，不管家里人如何劝解都一律拒绝，结果七天之后真的饿死了。
　　海瑞的一生大约常处于极度失落中，怀才不遇肯定是他经常感喟的主题。原因也就在于他无法将他的司风化的职责更为广泛地推行。万历十五年，海瑞再一次以他平生自负的刚烈触怒皇上，不得不上书请求辞职。万历不知出于何种心态，既已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将海瑞大大指责一通，令他名声扫地，却又坚决不许他辞职。也就在该年年底，海瑞在困苦中病逝。按黄仁宇的说法：“他的死讯，无疑使北京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是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