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古代文人画士常有刻章明志的雅趣,唐伯虎也不例外。二十五岁那年,相继失去了五位亲人,他想,难道自己的名号“伯虎”和那象征灾难的“白虎星”有什么关联吗?他不相信命运,索性就自称“白虎”,还刻了一枚以“白虎”命名的印章,堂而皇之地盖在许多传世画作上。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他反叛性格的充分体现。此外,他的名号除“子畏”外,还有“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史”等,大都是一时一事的触动,兴之所至而为。当他锒铛入狱之后,浪迹江湖之时,他的才华,他的傲气,他的自嘲与玩世不恭,促使他刻一枚“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以宣泄心中的块垒,是完全可能的。
其三,“科场舞弊案”发生后,唐伯虎的功名仕途遭到了灭顶之灾。真个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沮丧、失望、屈辱、悲愤……本来就恃才狂放的唐伯虎,自然就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和生活方式,以寻求自我解脱。他开始浪迹江湖,佯狂不羁,出入于茶肆酒楼,流连于烟花柳巷,既然做“正统文人”无望,他的叛逆性足够支持他以“风流才子”自居。这既是一种宣泄,也是一种抗争,既嘲弄了当局,也在嘲弄自己。其《绮疏遗恨》之诗云:
月沈花谢事堪伤,春树红颜梦短长。
只有绣床针线在,残绒留得口脂香。(《绣床》)
三尺银擎隔帐燃,欢愉未了散姻缘。
愿教化作光明藏,照彻黄泉不晓天。(《灯擎》)
其“风流”之情跃然纸上。在古代,妓院承担着社交的职能,文人名士在妓院中厮混,是一种时尚。从明代的复社诸公,熟知的如侯公子,到民初的党国新贵,熟知的如蔡锷,都曾以妓院为背景,纵横捭阖。
《明史》载:祝枝山成名之后,“求文及书者踵至,多贿妓掩得之”。意思是,祝枝山常常留宿妓院,向他求文、求字的人成群结队,大多是通过贿赂妓女,采取突然袭击手段,才能得到。唐伯虎在《言怀》中缅怀往事时也说:“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又说:“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有人读到唐伯虎晚年言贫叹病的诗,就以为他冬烘、迂腐,并不风流,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至于是否会自署“第一”的问题,首先是,在“江南四大才子”的民间排名中,唐伯虎本来就是第一;其次是,唐伯虎也是一时激愤之作,不会考虑得那么仔细;第三,在“四大才子”中,长于唐伯虎十岁的祝枝山,是温厚长者,略小于唐伯虎的文徵明是谦谦君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本来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理解他的痛苦,理解“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宣泄力度,都希望他在佯狂自谑中解脱,而不会同他计较。
其四,唐伯虎不拘礼法,常有惊世骇俗之举,所以,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也很自然。《明史》载:“(子畏)性颖利,与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诸生业。”他们的另一个好友就是祝枝山。这三个人都以放浪不羁、恃才傲物闻名于世。《尧山堂外纪》记载:在一个下雪的日子,他们三人穿着破衣,装扮成乞丐,敲渔鼓,唱《莲花落》,挨家挨户讨钱,得钱后沽酒买肉,跑到荒郊野外的破庙中痛饮。口里还说,“这种快乐,可惜没让李白知道!”正是这种幽默、开朗、怪诞、荒唐、玩世不恭的行为,才给他留下了“风流才子”的美名。
其五,“风流才子”必备条件有三:一要有口笔双佳之才,二要有体态风流之貌,三要有流连风月之行。以“才”而论,在“江南四大才子”中,祝枝山以“书”名,文徵明以“画”名,徐祯卿以“诗”名;兼掩三家之长,号称诗、书、画“三绝”的,只有唐伯虎。以“貌”而论,祝枝山右手六指,故自号“枝指生”以自嘲,且在四人中年龄最长,比唐、文大十岁,比徐大十九岁,到徐祯卿比肩之日,他已老大不小了;而徐祯卿虽是年轻,但容貌丑恶,《明史》载,祯卿举进士后,曾备馆选,“以貌寝不与”。寝者,丑陋也。他自然也戴不上“风流才子”的桂冠。
至于那位文徵明,书、画均佳,不能说无才;但在科举道路上却很坎坷,从弘治乙卯(1495)二十六岁到嘉靖壬午(1522)五十三岁,十次应举均落第,直至五十四岁才受荐以贡生进京,待诏。也扛不起“风流才子”的大旗。
只有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唐伯虎,青春年少,才华横溢,特立独行,放荡不羁,才能担当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重任,成为明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大江南的形象代言人。
称唐伯虎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他是当之无愧的。
至于他到底刻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章没有,并不重要;他到底“点”过秋香没有,也不重要;他老了,哭穷叫苦了,也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高标傲世、风流儒雅、蔑视礼法、可爱可亲的形象,便把许多风流韵事异口同声地附会在他的身上。
编《明史》的张廷玉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个秘密。他在《唐伯虎传》后写道:“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增益而附丽”,使得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比现实中的唐伯虎更为生动,更加丰满,也更加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