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臣魏征的“成功学”标本：谏太宗十思疏

三国文化博览

　　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种理想而经典的君臣关系——臣子竭诚进谏，皇帝虚心接纳。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事双方小心翼翼制造出来的假象。
　　孤立地看，《谏太宗十思疏》的“语言感觉”和“问题意识”皆为一流：魏征从朝堂的政治生活和宫廷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最有可能和最高统治者迎面相逢的十种形态，进而提出了应对之策，即“十思”。这是一篇不朽的文献，似乎为大唐盛世的到来吹响了号角。但如果将这篇文献放在特定的历史空间来思考，我们却会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概言之，“十思疏”包含着魏征的血泪和辛酸，堪称是魏征“成功学”的一个标本。
　　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结合魏征个人的成长和遭遇。
　　魏征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隋末，魏征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后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随李密降唐。后，魏征为窦建德俘，窦败后，魏征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玄武门之变”以后，魏征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监察御史。贞观七年，被封为郑国公，死后，赐谥号曰文贞。
　　唐太宗的朝堂之上可谓群星闪烁，人才济济：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尉迟敬德、秦叔宝……他们要么是李世民的创业班底，要么是李世民的长期合作伙伴，要么和李世民有姻亲关系，和他们相比，魏征无法不自惭形秽。
　　虽然唐代并不十分讲究门第出身，但出身名门望族依然是可以傲视他人的原始资本。当然一个人的出身无法选择，退而求其次，那就要看一个人的“立场”，也就是看一个人的政治身份。所谓“英雄不问出处”，那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作贼心虚之时的自我安慰。所以，一个人要想在风云变幻的朝廷之上站稳脚跟，需要同时具备良好的家庭出身和政治立场，至少要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但是，魏征既无良好的家庭出身也无过硬的政治立场。甚至在和李世民相遇之前，魏征的个人信用几乎丧失殆尽。
　　魏征出身河北巨鹿魏氏，要说也算是北齐的名门望族，其父曾任北齐屯留令。只是魏征时乖运蹇，在距他出生还有三年时，北齐就被北周给消灭了。在他刚满一周岁之时，北周又被杨坚的隋朝给取代了。连续的改朝换代，连续的政治洗牌，把原本勉强称得上望族的魏氏给弄成寒门。因而，对魏征来说，所谓的“名门望族”只是可供自己精神胜利的一个温暖回忆而已，他从来没有从中得到过一丝一毫的实惠。反而是因为家贫，年纪轻轻的魏征很早就“出道”了——出家做了道士。
　　魏征亲身感受到了离乱之苦，所以他说“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对此，魏征算是有了深切体会。后来里尔克总结道：“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挺住、挺住、再挺住，是魏征的生活信条。在这一信念支撑下，魏征先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改换了五次主人：先投举兵反隋的武阳郡丞元宝藏；后服侍瓦岗寨首领李密；后随李密降唐效力于李渊；不久因被俘开始效命于另一个义军首领窦建德；窦兵败后，魏征开始作为主要谋士奔走于李建成的鞍前马后，在此期间，他曾为李建成献上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在这一系列的跳槽过程中，魏征经常遇到外界巨大的压力，冷嘲热讽、挖苦打击，好在魏征总是以自己的机智从容化解。魏征为太子李建成做事的时候，眼见李世民一天天坐大，曾多次建议李建成先行下手，除掉李世民以消后患。只是谁也没有想到，率先发起斩首行动的居然是李世民。
　　辛苦了几十年，连个稳定的靠山都没有找到，每一次押宝都押错了地方，这就是魏征在遇见李世民之前所有的政治履历。家庭出身就不用说了，这样的政治履历让魏征对自己的政治立场也无法说得清楚。可以这样说，在唐太宗的基本团队之中，像魏征这样几易其主，数跳其槽的人并不多见。我们无法想象魏征将如何面对世人、面对唐太宗。
　　李世民干净利落地干掉李建成之后，所有的人都认为魏征这次真的玩完了。果然，李世民刚坐稳位子，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你个垃圾，当年为何明目张胆离间我兄弟情感？”（新旧《唐书》对此的记载稍有差池，但基本意思一样。《旧唐书》上的原文为“汝离间我兄弟，何也？”《新唐书》上的原文为：“尔阋吾兄弟，奈何？”）朝堂之上，一片寂静，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心跳。可以想见，当时的场景多么恐怖——秋后算账的时间到了，魏征似乎已万劫不复！
　　作为站错了队的魏征此时有三种选择：一是跪地求饶，悔不当初，向李世民忏悔，骂自己当初瞎了狗眼，跟错了人，以求得李世民的宽恕；二是检举揭发，积极举报别人的罪恶，以求戴罪立功；三是死硬到底，永不忏悔。很明显，前两种选择可能是生路，第三种选择可能是死路。
　　大家都在等待魏征的态度。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魏征丝毫没给李世民面子，而是针尖对麦芒，死硬到底。只听他声若洪钟、语带轻蔑、不卑不亢、慷慨自若地说道：“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对此，新旧《唐书》记载亦不尽相同，《旧唐书》上的原文为：“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新唐书》上的原文为：“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看来他要负隅顽抗到底，天堂有路他不走，地狱无路他偏行！面对作为胜利者出现的李世民，魏征居然连一点悔过的表示都没有，反而在公共场合大放厥词，岂有此理！看来魏征这孙子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面对死不悔改的魏征，李世民眼中的杀气一点点褪去，李世民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温和的神采。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最后，唐太宗居然“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对此，《旧唐书》给出的解释是：“太宗素器之。”意思是李世民向来器重魏征的才能，所以，魏征得以活命。《新唐书》给出的解释是：“王器其直，无恨意。”意思是李世民被魏征的直率秉性所打动，因此放过了魏征。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戏剧化的场景，魏征之所以能够躲过一劫，难道真的是因为“王器其直”，或者是“太宗素器之”？事情也许并不这么简单。
　　要探究其中的奥妙，我们必须重回当时特定的历史场景。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干掉了自己最大的政敌——太子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他毫无悬念地被父亲李渊立为太子。之后，李世民又使出浑身解数，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自己得以荣登大宝。虽然，后来的李世民成为了一个好皇帝，但是在他刚刚即位之时，没有人能够别具慧眼，精准地预测到这将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雄才大略的统治者。当时大家看到的李世民，只是一个杀兄害弟的刽子手，一个逼父退位的不肖子，一个踏着兄弟鲜血走上皇位的残忍罪犯。因此，被后世奉为皇帝楷模的李世民当初却背负原罪——无论李世民阵营的人们愿不愿意承认。也因此，被后世奉为皇帝楷模的李世民潜意识中一定在等待一个人，这个人能洗刷他的原罪，解脱他的枷锁，让他在新的起点重新出发！
　　这个人在哪里啊，他不可能在李世民的阵营内部，自己手下的任何解释只能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这个人也不可能在民间，民间人士不可能洞悉宫廷政变的血雨腥风。过尽千帆皆不是啊！望眼欲穿，这个人终于出现了，这个人就是魏征！
　　为什么是魏征？因为魏征带来了一把金钥匙。这把金钥匙就是他的那句话：“当日皇太子若听从我的劝告，哪会遭逢今日之祸？”这句话的魅力何在？它的魅力在于，通过一个来自敌人阵营重要成员的口揭示了一个事实——李建成、李元吉咎由自取！李建成他们同样也在磨刀霍霍，同样也在紧锣密鼓，只是下手太慢，仅此而已。既然这样，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就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李世民功劳卓著，李建成却动了嫉妒心，动了杀心，这岂不正好说明了李建成的邪恶吗？面对邪恶，李世民当机立断，岂不正好证明了李世民的英明神武吗？
　　因此，魏征的一句话，说出了一个事实，而正是这个事实，证明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的必要性，证明了“玄武门之变”的合法性。“玄武门之变”既然必要而且合法，那么李世民身上的原罪也就一洗了之，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只有通过魏征说出来才可信，才有含金量，才有价值，因为魏征本人是李建成的重要谋士，他本身就是邪恶的参与者、邪恶的见证者。
　　因此，魏征必须活！魏征将以自己的存活，给李世民一个公道。对于世人来说，魏征就是一个反面教材，他将天然地证明李建成的卑鄙、下流、邪恶，李世民的伟大、光荣、正确。因此，魏征的回答看似狂傲、扯淡，却是当时情景之下他的唯一活路。他如果痛哭流涕地忏悔，或者无原则地自我贬低，反而会让唐太宗满怀厌恶地将他杀掉。相反，他的反其道而行之，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同时又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的邪恶本质，反而一下子为自己打开了一条生存的康庄大道。所以，《新唐书》上说“王器其直”是一种皮相之见，“王器”的不是魏征的“直”，而是魏征的“值”——魏征身上的附加值。魏征的“直”，也不是真正的“直”，而是佯“直”，以“直”为幌子，来展示自己的“值”——自己的附加“值”。
　　很明显，这是唐朝初年，两个智商超群的优质男人在过招，“对方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一个眼神瞟过，一句话语说出，就达到了皆大欢喜的境界。语言是一门艺术，魏征的遭遇不正说明了这句话是真理吗？
　　其实，魏征还有更大的附加值。当李世民坐稳了皇位，除了他需要清洗原罪之外，他还需要尽快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表现自己的宽容和胸怀，而宽宥敌方的重要谋士无疑是最简捷的一种方式。因此，魏征必须活！魏征的“活”，将宣告一种和解，阐释一种“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姿态。连魏征都被宽容了，原来潜在的对手也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动容的一个场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魏征作为一个纵横家的本色。《旧唐书》在“魏征传”的开头曾这样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显然，《旧唐书》深谙“春秋笔法”，《旧唐书》的作者在看似无意之间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也表明了一种态度。重要信息是，魏征曾经钻研过“纵横之说”；一种态度是，作者对于魏征颇有微词。
　　为什么这样说，这就需要了解何谓“纵横之说”。
　　“纵横之说”在秦汉之际又称“长短说”，是一种善于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观点去说服对方的方法。纵横家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抱持一种主张或观点，而是根据实际定其取舍，故忽而用儒，忽而用道，忽而儒道合用。构成了所谓的可纵可横、亦纵亦横的局面。因此，纵横家以长于游说权谋著称，并且以此为主要特征。纵横家往往“无特操”，随时可能改变观点，所以纵横之术在后世很少为人所称扬，学者耻言“纵横”。
　　面对唐太宗的盛气凌人，背负原罪的魏征只好拿出自己曾下过功夫的“纵横之说”来应对，瞬间就化解了杀机，并赢得了主动。即使如此，魏征仍然不时遭人非议，时人曾经骂魏征“有奶便是娘”。李世民面前的第一红人，朝臣中的当权派长孙无忌曾语带讥刺地对魏征说：“当年您可是李建成的心腹大将，和我们势不两立，没有想到今日居然同席饮酒。”可以想象，魏征当年背负多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虽然魏征靠“纵横之说”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如果不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他的人头仍然随时会被那帮虎视眈眈的前政敌们给砍掉当夜壶用。和那些自恃功勋卓著的同僚相比，魏征的唯一优势就是“纵横之说”，否则他将被那些根正苗红的变态同事给挤兑得无立足之地。怎么办？要知道此时的魏征除了“纵横之说”外，几乎一无所有。既然一无所有，魏征也只好一条道走到黑，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将“纵横之说”推演至极致。
　　挺住！除了挺住还是挺住，才是魏征能够成功的所有秘诀。魏征将挺住发展成为自己的信念和生活信条，坚持了终生，并将之发展为一种为官艺术。
　　魏征先声夺人，他充分利用李世民对他刚建立起来的好感，利用自己的纵横特长，大大方方地和李世民来了个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方面的词义辨析——“忠臣”与“良臣”的本质差别：能让自己获得美名，辅助君主获得尊贵的声誉，子孙相传，福禄无疆的臣子是“良臣”；而自身遭受杀戮之祸，又让君主背上陷害忠臣的恶名，使“小家”和“大家”都遭受损失，只留下空名的臣子是“忠臣”。这是中国古人最擅长的“正名”。魏征以其精到的词义辨析，给李世民下了一个大套——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启动“纵横”程序——尽情进谏。因此，我的脑袋随时有可能搬家，你如果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忠臣”；你如果不杀我呢，就是让我成为“良臣”。让我成“良臣”，咱们双赢；让我成“忠臣”，咱们双输。魏征这一定位很可怕，他将自己置于了道德高地之上，从而让唐太宗处于了守势。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如果还想笑着走进历史，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魏征的“进谏”。
　　之后，他更上一层楼。魏征巧妙地说：“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你看，魏征的应对总是如此得体！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巧言令色吗？
　　这就是《谏太宗十思疏》出世的背景。
　　在这个意义上回看这篇“疏”，我们会从其中觉察到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语言特征。“三思”也好，“十思”也好，乃至“百思”、“万思”，其实都是魏征的一种生存技巧。说穿了，也就是魏征的纵横术。
　　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魏征以其纵横术开始了纵横驰骋。他把整个朝廷变成了自己唱独脚戏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而《谏太宗十思疏》则是这一切的证明。
　　后妃越礼，他犯颜直谏；太子越礼，他犯颜直谏；皇上想去泰山封禅，他依然犯颜直谏……“直谏”成了魏征生存的武器，成了邀宠的法宝，以致李世民有一天就情不自禁地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其妩媚。”魏征终于以其“纵横之术”赢得了巨大的成功。李世民总结说，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玄武门之变”后，才开始效忠唐太宗的魏征，终于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唐太宗以皇帝的身份总结道：“我当皇帝前，功劳最大的是房玄龄，而我做了皇帝之后，功劳最大的非魏征莫属。”魏征终于可以在同僚面前挺直腰板了。
　　几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魏征说老就老了，“纵横”终生的魏征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魏征生命垂危，唐太宗前去探望，面对皇帝关切的目光，魏征再次显出纵横家本色，他对身后之事没提任何要求，只是气若游丝般地说出了：“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
　　此话怎讲？翻成现代汉语就是，寡妇不在意自己织布的进度和质量，而担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此话何来？这句话不是魏征的原创，而是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因其中洋溢着强烈的“宏大叙事”色彩，这句话也经常被儒家引用。
　　魏征临终前的这一句话让唐太宗声泪俱下、百感交集。其前，唐太宗就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魏征的儿子，只是尚未正式举行大婚仪式，当唐太宗听到魏征这句话后，他马上将自己的女儿，魏征尚未过门的儿媳妇召到了魏征的病榻前，唐太宗感伤地对魏征说：“亲家翁，请你最后看一眼你未来的儿媳妇吧！”只是此时的魏征虚弱得连感谢皇上的话都无法说出了。皇上前脚刚刚离开，魏征就驾鹤西游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一改惯例，亲临魏府向魏征遗体告别。在魏征的追悼会上，唐太宗即席发表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魏征的一生，他将魏征定位为伟大的忠君者、伟大的批评者，称赞他是帝国的骄傲，认为魏征的死是帝国不可弥补的损失。官方所公布的唐太宗对魏征的评价如下：“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魏征可谓备享生荣死哀。
　　然而，一个人不可能将所有的一切做得尽善尽美。
　　魏征生前，曾经力荐过杜正伦和侯君集，认为他们有宰相之才。因为魏征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魏征死后，他们俩人都因牵连到太子“承乾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
　　荐人失当，魏征难辞其咎，世人甚至推测，魏征此举有暗结同党之嫌。魏征在唐太宗心中的高大形象，第一次打了折扣。让李世民更郁闷的还在后面，有人作证，魏征谏诤唐太宗的奏章，都自己偷偷地录下副本，交给了史官褚遂良，以求录之国史。《谏太宗十思疏》是否靠着这样的手段得以流传我们不知，但魏征用过这样的小手段却不容置疑。只顾自己名扬千载，却不顾此举会给君主抹黑。魏征的形象因之轰然倒塌。盛怒之下的唐太宗不但令人毁掉了自己给魏征题写的碑文，而且还废止了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为妻的允诺。
　　这对以独到的深刻关系而著称的著名君臣，其最终的结局不过如此。
　　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都被视为一种理想而经典的君臣关系——臣子竭诚进谏，皇帝虚心接纳。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事双方小心翼翼制造出来的假象。由于特殊的身份、特殊的背景，我们有理由怀疑魏征选择进谏的真正动机。而李世民怒砸魏征碑，则将二人之间温情脉脉的面纱尽情揭去。唐太宗的冲冠一怒再次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所谓的君臣一体从来都是幻想。君臣之间的关系充其量只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是驾驭与被驾驭的关系。因此，二者之间的平衡就显得异常重要。这种平衡既有力量方面的平衡，也有智力方面的平衡。
　　君臣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之时，中国历史上的好戏就该上演了：当君主一方的力量占据主动之时，比干的心肝就被掏出来了；当臣下的力量占据主动之时，汉献帝就被曹操所挟“以令诸侯”了。而当二者暂时处于平衡之时，忠良之臣就被批量生产出来了——譬如李世民的“盛唐时代”。但一部中国历史，不平衡的时候居多，所以，打开史书，后人随处可以见到礼崩乐坏的场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居然成了一种幻想。
　　因此，尽管有太多不足与外人道的隐情，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关系仍然显得难能可贵。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明君，臣成了良臣，为万恶的封建专制抹上了一丝“民主”的断霞散彩，为盛唐之盛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魏征是指标性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中手上的鲜血，平衡了唐太宗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世民在砸过魏征的墓碑不久，就找了个机会予以重修。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国家的长治久安，都要大于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这样的道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当然了然于心。
　　附
　　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量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复舟，所宜深慎。
　　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此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