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的帝国：清朝不知英美是两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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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当中，美国不算是个迟到的国家。1784年8月28日，一艘小小的美国木帆商船就来到中国广州黄埔港——这是美国船只对中国的首航，也是美国人首次踏上中国领土。美国商人为商船起了很好听的名字——“中国皇后”号。
　　此时美国建国刚刚8年。一个才8岁的年轻西方国家，主动与一个已有5000岁的东方古国直接交往。对双方而言，都应该说开个好头。
　　但是，在18世纪末，晚清中国对外面世界普遍缺乏了解的晚清官员，相对熟悉在广州做生意的英国人，对素无渊源的美国认识模糊，甚至连其方位所在也一知半解，再加上他们相貌语言与英国人极为相仿，所以美国在当时中国成为一个被混淆的国家，中国商人与官员一致把“美夷”当做“英夷”。
　　晚清的史官对美国的来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当时被称为“一代硕学”的阮元在撰写《广州通志》时，还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对于闻所未闻的美国政治制度，晚清人更是不可理解。
　　两广总督蒋攸铦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含混说道：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阉轮充，四年一换。”
　　身为晚清大员，竟把新生民主国家视作一个未曾开化的原始部落，理由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国王”，选举议员即为“抓阄当官”。
　　 蒋攸铦对美国的误读也影响到他的后任林则徐那里。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给道光的奏折中也转述了对美利坚同样的“认识”。
　　大英帝国当时是“世界老总”地位。英国商人十分恼火，他们向当时的两广总督长麟严正交涉，要求“不要把我们和他们混在一起”。而美国人对此混淆也毫不领情，他们强调自己是个独立国家，要求清政府不仅仅从“旗号”上分清两国。
　　在美国人眼里，自己是个“优生儿”，虽然整体国力与大英帝国无法相提并论，但至少有两个“软件”方面的优势一出生就走在大英帝国之前。
　　其一，政治制度。宪政是17世纪英格兰人的发明，而18世纪末叶出生的美国一下子就把它提到“三权分立”的高度。如果说发明宪政的英国是“高中水平”，那么美国的宪政，一亮相，就是“大学本科”。
　　18世纪末，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美国是个新世界。而每个美国人都几乎具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与“血统”、人种无关，而是源自国家政治制度的高起点。
　　其二，领导人。在美国人眼里，英国女王是无法与他们的国父华盛顿总统相提并论的。缔造美国的第一人华盛顿，在美国被视为“圣人”崇拜，他主动辞官、不做国王的高风亮节，是终身制的女王无法比拟的。
　　当然也有一部分中国商人隐约感觉到，这群“英夷”与那些“老英夷”不同，他们更温和，更友善。所以称之为“新人”。但他们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印象，并没有探究更深的不同。
　　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是一回事，他们是新生事物。对于这一点，晚清中国，并非一个明白人都没有。徐继畲，这位大清闽浙总督，就比他的同僚有眼光，对美国的认识，明显高出一筹。
　　 徐继畲在他的学术名著《瀛环志略》里，把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看成是“一世之雄”，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甚至于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的形象：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比较魏源的《海国图志》 ，徐继畲《瀛环志略》的见识更有深度。《瀛环志略》之长在“开眼看世界”，称得上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历史地理书。《瀛环志略》介绍并推崇美国民主制度和领袖人物，这在当时来说，确系首创，给予中国当时的知识界以重大影响。
　　打下来江山，不传子孙，自己也主动辞官、权力交由国民公选。“华盛顿神话”，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从头到脚都是“新鲜事”。 徐继畲敏锐地看到了华盛顿之伟大，毫不吝惜对这位异国总统的赞美。
　　1811年，美国政府为纪念开国总统华盛顿，开始筹建华盛顿纪念碑。在建碑过程中，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广征纪念物。徐继畲所在的浙江宁波府向美国赠送了一块花岗岩石碑，用中文刻有徐书中赞美华盛顿总统的上述两段按语。
　　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后发表，使徐继畲的言论在美国不胫而走。尤其是徐继畲对华盛顿的赞誉言论，使美国朝野上下大为感动，引起很大反响。为了表达对这位中国官员的崇敬，1867年10月21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美国政府将一幅华盛顿像赠送给了徐继畲。《纽约时报》称徐继畲为“东方伽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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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当时的清朝，徐继畲的“亲美言论”无异于晴空惊雷。保守派们强烈攻击徐继畲“称颂夷人，献媚夷酋”，就连思想开放曾经称赞徐继畲为“天下奇才”的曾国藩，也认为 “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更有甚者采取断章摘句的手法，弹劾《瀛环志略》“轻重失伦，尤伤国体”，主张将它销毁，欲置徐于死地。    　
　　其间，发生了徐继畲管辖的福州租给洋人房的“神光寺事件”。 在福州养病在籍的原云贵总督林则徐对徐继畲的“张大英夷”的做法素怀不满，连同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告其“对夷人一味畏惧，偏袒夷人维护汉奸，不理士绅丧失民心，是何居心”，上书弹劾徐继畲。
　　虽然当时的咸丰皇帝对徐继畲比较欣赏，但三人成虎，何况是遭到百官的“群殴”，在“亲美言论”与“偏袒夷人”的双重罪名下，徐终遭革职。
　　徐继畲与包括林则徐、曾国藩在内的晚清百官之分歧在哪里呢？
　　不是简单或深刻地认识厘清英美，而是对外面世界采取的根本态度。在天朝上国观念的支配下，清朝官员普遍缺乏了解外面世界的热情。对发生在“洋面”的事情借口“无从查考”、敷衍了事是为常态。即便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等官员，也是抱着“厚中薄外”的先入为主固见。说“美夷”的“头人”境界比大清皇帝高，其伟大超过中国尧舜，古今人物都应该以其为榜样，这是“大逆不道”。
　　——满朝“求道”，唯徐继畲一人“求真”，故不见容于当世矣。  
　　清朝真正深刻认识到英美两国的不同，是在徐继畲被革职的半个多世纪之后。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清廷再次以巨额赔款“灭火”。而美国的做法与英俄诸国趁火打劫大相径庭，将所得赔款一部分退回中国，一部分用在了中国教育上。
　　至于徐继畲赞美的华盛顿传奇故事，也对后来中国的进步青年颇有启示。
　　华盛顿的最初理想是当个英国军队的正式军官，但是他始终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在造反前只是个殖民地的“民兵队长”，遂揭竿而起，成为一代开国功勋。
　　晚清进步青年孙中山，因为上书李鸿章未果，一气之下，效仿华盛顿，造反革命，并在革命成功之后，表现出与华盛顿同样的高风亮节。
　　美利坚合众国之国父，与中华民国国父的道路，相似乃尔。这里，莫不有徐继畲《瀛环志略》“赞美”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