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皇帝为什么却能够开启文物盛世？

三国文化博览

　　宋太祖赵匡胤遭当代巨人毛泽东讥评为“稍逊风骚”，似是活该——谁叫搞军事政变做了皇帝的他，不曾写出入得了文学史家法眼、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呢？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他却是冤哉枉也。虽然他本人在文化艺术方面说不上有什么造诣，但是，他开创的宋王朝，却是数千年华夏文明史的巅峰所在。而且，这巅峰的形成，跟他制定的宋朝治国方略，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我认为，赵匡胤在文化上的贡献，比起那些本身略有文采、不逊风骚但所开创的王朝却万马齐喑、近乎文化沙漠的帝王们来，要伟大得多。
　　宋代是华夏文明史的巅峰所在，这不是笔者发明的观点，而是众多文史学者的共识。宋人朱熹认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史尧弼说，“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亦说，“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倘若只有宋人这样说，或许有自吹自擂之嫌。但是，后代也有不少人作如是评说。元人脱脱等说，“…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宋史·太祖本纪》）近人王国维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当代学者邓广铭也说，“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宋代之所以能在华夏历史上占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固然有文明史本身规律的作用，即汉唐两朝的积累，为宋代文明的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观的起点。但是，前朝的基础，有可能成为后代的废墟；前朝的高度，也可能成为后代下滑的起点。宋朝之所以能在文化建树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跟它的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了保护文人士大夫的誓约，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
　　旧题陆游撰《避暑漫抄》（也有说是宋叶梦得撰的）记载：登基第三年，赵匡胤秘密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夹室中，称之为誓碑。誓碑用黄金幔覆盖着，平时门户紧闭，任何人不得入内。命令有关官员，打那以后，只有祭祀和新天子即位，拜谒太庙礼仪完毕之时，才让皇帝恭敬诵读誓词。诵读之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贴身随从，其他人都远远站立。皇帝到了碑前，再拜下跪默诵完毕，又再拜之后退出。大臣侍从，都不知道誓词的内容。后来，每任皇帝都循例行事。靖康之变，室门洞开，人人皆可入内观看。这才知道，石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誓词共三行。一行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槽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行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磔之。”
　　对于誓碑的真实性，有若干现代学者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的意见。质疑和否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宋代皇帝并非如誓词所约不杀大士大夫，实际上是杀了不少大臣的；二是那样的誓词公布之后更加有利于赵宋王朝，没有秘藏太庙的必要。我认为，这两点理由都有扞格难通之处，都不足以否定誓碑的存在。
　　先说第二点。那样的誓词，今人看来，好像是有利于赵宋王朝统治的，但放在赵匡胤登基之初，则显然不利于赵氏政权。道理很简单，让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的主要力量是军人，不是士大夫；军人们刚刚被“杯酒释兵权”，心里难免有怨气。那种情况下公布向士大夫倾斜的立场，很容易进一步激起军人们的不满情绪，酿成灾难。嘱咐继位者对柴氏子孙法内开恩，是赵匡胤的处事分寸，是低调方式。将这种“恩典”公诸于世的高调方式，除了不利于树立赵宋王朝刑律的威严，还可能招致拥戴赵匡胤登基的军人们的反对。
　　再说第一点。宋代皇帝包括赵匡胤，的确杀了不少大臣。但论身份，这些大臣基本上都不是“士大夫”——有一定声望的知识分子。《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所杀大臣中，基本上都是贪赃、谋反者，无一知名文人。终宋一朝，似乎也没有一位较为有名的知识分子是被朝廷处死了的。苏轼被诬犯上，被罗织成“乌台诗案”，仍获脱身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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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乾德（963—968）改元之前，赵匡胤告诉宰相们，年号须选择前代没有用过的。乾德三年，平定后蜀，赵匡胤见没入后宫的宫女所用铜镜背面镌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的，召集宰相窦仪等咨询，窦仪回答说：“这一定是蜀国的东西，蜀主曾经用过这年号。”赵匡胤听后，很高兴，说：“做宰相，就应该是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可见，赵匡胤是欣赏读书人价值的。
　　赵匡胤亲近读书人，疏远军人，自有他切身经验的缘故：他的皇帝宝座就是自己“陈桥兵变”得来的。对于军人，他有充分的防范理由。他的这条切身经验，后果利弊兼有。利，上文已经说过，使得宋朝臻于文化巅峰；弊，便是使得宋朝在军事上一直强大不起来，饱受北面游牧民族的侵凌之苦，大多数时间里，金瓯残缺。害得爱国人士陆游，临终之际仍在梦想有“王师北定中原”的那一天。
　　赵匡胤立于太庙密室的誓碑，第二条中的“不得杀士大夫”，相当于宋朝文人学者的保护伞。它保证了文人学者的人身安全，也就等于给宋朝300余年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宽松的环境。试想，倘若像秦始皇那样批量坑杀儒生、烧掉百家著作，像朱元璋那样动不动腰斩不听使唤的文人，像满清皇帝那样喜欢弄文字狱，像当代这样有一搞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宋代是决不可能出现诗词的全面繁荣局面，涌现欧阳修、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等众多文学巨星，诞生程朱理学、永嘉学派等学术流派的！
　　其实，古书里也有一则记载：赵匡胤发迹之前，做过一首题为《日》的诗：“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国史馆的专家们觉得这诗文辞不够典雅，收录进国史的时候，就将前两句修改为“未离海峤千山黑，才到天心万国明”。正如古人所指出的，修改后的诗句，反而文气卑弱，不如原作。由此可见，“稍逊风骚”的赵匡胤，也还是懂一点儿诗歌艺术的。至少，他对诗歌艺术的理解能力，不在一般御用文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