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曾遭受过下流刑罚的几个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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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

中国古代史上统治者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莫过于对女性施以裸刑了。在“穿衣文化”的世界观形成后，中国人便开始以裸体为耻了，裸形处决在夺去犯人生命的同时也在贬低他的身份，侮辱他的人格，尤其是把女犯的衣服剥光后处刑，除了贬低其身份之外还额外起了一个羞辱的作用。

中国妇女的地位一向低微，犯下死罪的女人更为世人所不齿，因此将她们裸身处决不但不会认为有伤风化，反而往往为官方和民间所接受。北魏孝文帝第一次在刑法中明令禁止“裸形处决”，可惜传统的力量总是可怕的，这条尊重人权的法规在孝文帝死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纸空文，之后历代王朝仍然使用去衣裸刑。

中国古代统治者为何喜欢施女犯裸刑？其实对于一般刑事罪的女犯，如何处死她们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其实是不太关心的，甚至有时也会发点善心避免其受辱，但当他们面对的是对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女犯的时候就另当别论了。在妇女地位一向低下的中国，能够对统治集团构成威胁的女性，肯定都是在政治上具备极强号召力的或者是在军事上具有卓越领导才能的人，而且她们在百姓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单纯将她们处死，并不能影响其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搞不好甚至还会激发人们对她们的同情。因此，对统治集团来说，如何消除这类女犯在百姓心目中的这种影响才是决定对她们施以何种刑罚的核心，施以裸刑，牵扯到中国人下意识里最忌讳的那个“性”字，无疑是从根本上摧毁其人格形象乃至精神影响的最佳捷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女领袖被俘后，几乎无一幸免。隋末巾帼女杰陈硕贞于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十月率众起义，自封为“文佳皇帝”。陈硕真是当地百姓的崇拜对象，崔义玄在处死她之时将其当众凌辱后才行肢解刑，无非是想摧毁她的形象。(刑肢解时要剥光衣物，对女性要割去双乳，这对于陈硕真来说当然是极大的侮辱)。清嘉庆时南笼布依族起事反清的领袖王囊仙以宗教形式组织布依族人民起义，民间称为囊仙(布依语，意为仙姑)。于嘉庆二年正月 (1797年)起事，被凌迟处死时年仅二十岁。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中的黄莲圣母林黑儿被俘后，传说欧美人稀奇一介女流如何能够有如此之大的本领迷惑众人，都想亲眼目睹其真面目，于是他们将黄莲圣母处死，然后用药水浸泡尸体，再运往欧美各州，当成玩物，放在博物馆中任人观赏。(此事缺少佐证，恐是中国统治者虚构之)。

中国古代统治者而且还经常会对她们进行“性侮蔑”，这在一些无聊文艺中常见之，比如有关王聪儿，污蔑她在正与部下淫媾时被砍断了脚；在《平妖传》中，胡永儿被捕时正与王则“在床上行那云雨快活之事”；王囊仙被捕时也在同男性同房，所以不及穿衣，赤身出战被擒；黄莲圣母林黑儿说她是“土娼”，称她“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为女匪头目”，甚至具体点出她是“天津侯家后之妓女”等等。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长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对非合乎礼教的性行为深恶痛绝，在性问题上的丝毫偏差，就足以使“英雄”在其他方面的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这一点，对于女性尤甚，足以使其名誉扫地。

中国古代统治者显然深谙此道，能够使女犯被社会普遍耻笑的办法，在自商代就已经形成“穿衣文化”的中国，还有什么比让女犯暴露身体更能降低其社会评价度的呢？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代的女义军首领、绿林的女匪首、甚至近现代的女革命者被处刑时要被剥光衣服施以裸刑了。其实，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尽管中国古代统治者的裸刑花样日新月异，但农民暴动照样是风起云涌。那些参与暴动的妇女连死都不怕，裸体示众又怎能吓倒她们呢，正是 “女不畏裸，奈何以裸惧之。”这种最卑劣最下流的刑罚，除了说明统治者作为屠夫的卑劣和无耻，还能说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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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裸刑也造就了整整一批猥琐的无聊看客，“裸形处决”本意是统治阶级用于恐吓人民的，事实上反而为无聊看客增加了茶余饭后聊资，对于此类人来说，这些女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处死她们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欣赏到女人肉体，而且他们在主观上对裸刑倾向于无所不用其极，并且更加热衷于满足自己在性方面的渴望和满足好奇心。《周作人传》中记载了天津数万人围观两个女革命者被斩首示众的内容，突出形象地描写了小市民们对“裸形处决”的心态。农民起义女首领廖观音被处决时，不少好事者认定像廖这种大反贼必定会处以凌迟刑，于是便早早的前去围观，但当看见被押出的廖观音还穿着条裤子时，竟无不失望。</p>    民国建立后，中国正式结束了封建时代，曾被称为是文明污点的“裸形处决”也一度销声匿迹，但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国政府不但重新搬出已废除的斩首刑，“裸形处决”也重新浮出水面，不少女性革命者被脱光了衣服砍头示众，而且个别的手段比老祖宗还残忍，刽子手先用刀割去女革命者的乳房，然后才砍下她们的头(详见《近现代女烈小资料》)。虽然“裸形处决”对妇女来说也是难堪之辱，但毕竟可以“一死了之”，但统治者还有更卑劣的手段——杖刑，杖刑不是死刑(也有活活打死的情况)，妇女还不得不继续忍受来自周围的冷眼和嘲笑，这对她们的伤害甚至比凌迟所造成的痛楚还要深。
   
    无赖子弟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嬉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解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过这样的侮辱。于是县衙公堂就成了很多无聊闲汉们聚集的场所，尤其是当听到有妇女被杖刑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会突地一紧，如同一个重大节日的到来。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给了这些人一个精彩的速写：“事实上，那天这群人聚在一起似乎仅仅是为了某种喜庆的目的。他们真的是快活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相互间开着玩笑，并且就罪犯被捕获一事而相互祝贺。”
   
    晚清的俞樾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妇女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奸情，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女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俞樾还记述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因奸情东窗事发后，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一丝不挂，重杖四十，之后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夺衣，不让她穿，此女只得裸身回家。裸刑的这一结果，比施行裸刑本身更为可怕，因为它玷污和摧毁了一些原本善良的灵魂，使常人堕落为魔鬼。
   
    更可悲的是因这种裸刑的施行，不仅“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若干代的看客，而且使这些看客的余孽直至今天都尚未绝迹。如今从统治层面来说，早已失去了施行裸刑的基础，如果现在还有谁倡导裸刑，一定会遭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唾弃。然而在现今社会小环境里，我们却还经常看到或听到这样的实例：某地某女，或因失贞、或因偷窃、或因其他什么大逆不道之事，被社会无赖、地痞流氓——古代看客在今天的余孽们，剥光衣服，大肆羞辱，余兴难尽；尤其令人震撼的是从事此道者，还往往就是女性，她们似乎最了解作为女性最怕的是什么，不把被施暴对象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剥去绝不罢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欣赏人体美的传统。无论男女,自身裸体被人窥看通常被视为羞耻之事,女性的裸体当然更忌暴露。于是我们的国情是,女性的裸体并非被当作一种人体美去欣赏,而是被当作一种性对象去窥视、消费和发泄。强迫女性裸露的这些场面传达了女性没有尊严、不知羞耻、对其身体没有任何主权、其身体不过是男性把玩的物品和泄欲的对象等信息，包括了更深刻的对妇女歧视、压迫和贬损的意义。中国古代统治者施行裸刑之初，也绝没想到还会对今天的社会心理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现代的社会顽逆心理，造就了一批批裸刑看客的现代余孽，一代代心理变态者的无知和无良！
   
    悲哉也夫！无耻的屠夫，无聊的看客，无良的余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