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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征暴敛 汉武帝因何“有亡秦失而免亡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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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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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媒的威力实在了得,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播出,竟使许多人读《史记》、《汉书》,讨论起历史来了!西哲培根有言:读史可以明智。于休闲娱乐之中,了解和谈论一点历史,还是有益的。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动辄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轮台罪己诏”。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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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14: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的目的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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