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监狱里骇人听闻的“躲猫猫”“冲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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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清代，监狱里的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当时叫做“庾毙”，曾经当过四川按察使（主管政法的副省长）的清人张集馨在其自撰年谱中说：“前此通省庾毙者，每年不下一二千人。”一个省每年非正常死亡的在押人员，竟高达一两千号人。
　　之所以有这种超高的致死率，直接原因是清代监狱的生存条件高度恶化，犯人受到非人对待，但归根结底，弊根在于监狱管理者的权力恶性膨胀。
　　评估一个管理者的权力值，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判断，一是纵向的，看他在权力金字塔结构中处于什么层级；一是横向的，看他的管辖半径有多长，比如以前的县令，处于帝国行政序列的下端，所辖不过一县，权力似乎不大。不过，我们还可以引入另外一个维度来衡量权力值：权力的强度。
　　古人常常用“威福”来指称权力，意思是说，权力就是一种能够作威作福的力量，这种“威福”的力量可以发挥到什么程度，是生死予夺，还是无损人毫发，决定着权力的最高值。旧时有所谓的“灭门的知县”之说，可以想见，知县的权力是非常厉害的。
　　以前监狱管理者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应该从这一维度来评估。当时看守监犯的叫做“禁卒”、“胥卒”，顾名思义，这不是“官”，而是社会地位非常低贱的差役，照理说，他们并无多大的权力，然而，监狱之内，天昏地暗，潜规则横行，隐权力暗生，狱吏如刀俎，监犯如鱼肉。狱吏的举手之劳，可以决定监犯的祸福乃至生死，借用清人的话来说，“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总之，他们可以用来“威福”的隐权力极大。
　　清代的文学家、桐城派祖师爷方苞曾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因为受一起文字狱的牵连，被关进了刑部大牢。狱中禁卒为所欲为、鱼肉在押人员的丑恶现象给方苞留下了深刻印象，出狱后，他写了一篇《狱中杂记》。这篇杂记，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清代监狱刀俎格局的窗口。
　　二
　　方苞说，他在刑部大牢中看到“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每天都有三四个“庾毙”的犯人被从墙洞里抬出去，觉得不可思议。同狱中有一位姓杜的监友原是洪洞县知县，见多识广，他告诉方苞：“现在气候顺正，死者尚稀，往年这时候，每日也有病死数十人的。”
　　为什么病死的犯人会这么多？杜知县说，这刑部大牢有四所老监，每所老监有五个牢房，禁卒住在中间一间，墙有窗户，屋顶也开了天窗，可以透气通风；其余四间，则不开窗户，两百多号犯人便溺、饮食、睡觉全在里面。加之冬天，贫苦的犯人席地而卧，到了春季，地气变化，很少有不生病的，而且监狱夜里又不开锁，常常人死了，活人还得跟他挤在一起睡，“无可旋避”，所以受瘟疫传染的人很多。更奇的是，牢中的大盗恶犯，由于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染病的很少；病死者，多是那些罪轻的，或者是受牵连的、给案件作证的无辜之人（根据清代司法制度，涉案的人证，也要暂时收押，结案后才释放）。
　　除了上述四所老监，刑部大牢里还有五间板屋，生活条件相对“人道”一点，叫做“现监”，即临时羁押所的意思，按旧典，这是用来关押犯事官员、轻罪犯人及涉案证人的。但是现在，犯下重罪的大盗，反倒住进现监，罪轻的穷人则关入老监。与方苞同案的朱翁、余生罪皆不应重罚，却都在老监里“庾毙”了，此中黑幕太多，“可细诘哉”！
　　“细诘”之后，方苞发现这刑部大牢内外，寄生着一个以监犯膏血为食的权力集团，主要由刑部郎中、员外郎（正副司长）中的好事之辈、书吏、狱官、禁卒、狱霸等组成。大体上，这些人可以分为三个层级：郎中、员外郎是朝廷命官；书吏、狱官、禁卒等则属于身份低贱的吏役；至于狱霸，本身就是囚犯中一员。但不管身份贵践，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对犯人作威作福的正式权力或隐权力。
　　狱官狱吏视监狱为利薮，将犯人当成了肥肉，但凡有犯人落入他们的手中，不问有罪无罪一概铐上枷锁铁链，先投入老监，然后又做囚犯的思想工作：你是想继续待在这老监，还是交笔钱出来，换个牢房，或者取保候审？钱的数目通常视囚犯的家境而定，收到手后，由禁卒与相关官员瓜分。
　　面对禁卒这种赤裸裸的勒索，已在老监中尝尽苦头的倒霉蛋们，略有家产的都竭尽财力找中人保释；掏不出那么多钱的，也想去掉刑具换到现监中，费用也要数十两银子。身无分文的穷人只能披枷戴锁待在老监中慢慢消受，不少人就这样在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又满腔忿恨之下“庾毙”了。“庾毙”实际上是一个“万能死因”，不管是真的因病不治，还是其他非正常死亡都可以称为“庾毙”，更重要的是，如此官府不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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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狱权力集团擅作威福、吞剥囚犯的手段，晚清作家李伯元在其小说《活地狱》中讲述得更细致：有个叫黄升的冤大头，原是山西阳高县黄员外的总管，无辜受牵连入了狱。县衙的快班总头史湘泉先将他锁在尿缸旁大半天，然后来跟他谈生意：“你想舒服却也容易，里边屋里，有高铺有桌子，要吃什么有什么，但先花五十吊，方许进这屋；再花三十吊，去掉链子；再花二十吊，可以地下打铺；要高铺又得三十吊；倘若吃鸦片烟，你自己带来也好，我们代办也好，开一回灯，五吊。如果天天开，拿一百吊包掉也好。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长包也好，吃一顿算一顿也好。”但黄升身上没有带钱，结果被狱吏推入犯人堆，被众犯打了个半死，又被罚站了一夜。
　　史湘泉要黄升掏的这笔钱，与肉票交给绑匪的赎金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绑匪凭恃的是血淋淋的黑色暴力，监狱权力集团倚仗的是白中带黑的权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力赎金”。
　　讲述到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对于囚犯，监狱权力集团作威作福的力量很强大：威之，可叫囚犯生不如死；福之，则可使囚犯少受些痛苦。第二，那些阶下囚当中，尽管不乏像方苞那样的名流、杜知县那样的前官员，但他们的隐权力到了高墙之内几乎完全失效，只能任由监狱权力集团宰割。第三，快班总头、禁卒之流对于囚犯的生杀大权，其实并无合法性授权，而是建立在暗盘操作的隐权力上，但他们通过利益分肥，却能获得上司的默许与庇护。第四，监狱权力集团在鱼肉囚犯的时候，不用考虑任何后果，即使将犯人弄死了，也可以用“庾毙”一词搪塞过去。
　　这就是监狱的“刀俎—鱼肉”关系格局，监狱权力集团利用这一关系建立起一种特殊的交易模型：囚犯支付权力赎金，购买免受折磨的待遇。
　　三
　　我们跟着方苞的笔触，继续来观察刀俎格局下的交易模型。
　　囚犯的命运，除了被关押，还要受审受刑。古时，对犯人的审讯与处罚之权掌握在具有司法资格的主审官手里，胥吏杂役之类是无权自作主意的，但老奸巨猾的监狱隐权力者，却能够上下其手、擅作威福，借此敲诈犯人。
　　方苞了解到，在刑部大牢内，那些专管给犯人上枷锁、打板子的皂隶，会暗地里向犯人索贿，如果犯人交了钱，他们在用刑时就会暗做手脚，减轻犯人的创伤，否则就会让犯人大吃苦头。有三个与方苞同案的人，被捕后都曾被主审官刑讯逼供过，其中一人送了吏役30两银子，结果骨头微伤，病了一个月才能走路；另一人给了60两银子，只伤及皮肉，20天左右就痊愈了；还有一人，出手最大方，送了一百多两，当晚就“行步如平常”。
　　方苞向狱中老胥打听，囚犯富贫不均，既然都交钱了，又为什么要以交钱多少区别对待？知情人说：“如果不区别对待，那谁还愿意多交钱？”方苞无词以对，只能感叹：仁人君子可千万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职业啊！据李伯元《活地狱》介绍： “此（打板子）是天下当皂隶的通病。除非废去小板子不用，如若留着小板子，他们这个权柄是有的，老爷纵然明知道，也无可奈何他的。”
　　在监狱的刀俎格局中，即使是那些死到临头的死囚，也难逃被狱吏敲骨吸髓的命运。方苞说，凡有死刑案报上去，刽子手就早早来到监狱外，支使与他有勾结的禁卒向死囚索要财物，这笔钱当时有个名目，叫做“撕掳”，大概就是“张罗费”的意思。
　　那么，死刑犯还需要“张罗”什么呢？原来，对于被判凌迟处死的人，行刑人就告诉他：“给不给钱，给钱就先刺心脏，让你死个痛快；不给，就千刀万剐，四肢割完，人还死不了，活受罪。”对于要绞刑的死囚，则告诉他：“交钱，绞一次就断气，不交钱，绞三次再加上其他刑具，才死得了，这钱你掏不掏？”
　　就为了死得痛快一点，有钱的死囚不得不在生命快走到尽头的时候，掏出几十、上百两银子；没有钱的，也要典当衣物，换点钱行贿刽子手。
　　方苞无法理解这种连死囚都不放过的行径。他问一名老胥：“狱吏跟那些囚犯，并无什么仇恨，只是想索取一点财物而已，有人真的拿不出来钱，不如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这不正是积德的事吗？”
　　老胥一听，马上就知道方苞这个人“很傻很天真”：这是大牢里的规矩！万万不可破例，否则，人人都会心存侥幸，那岂不是乱了套？
　　老胥的说法其实也有道理。在刀俎格局中，“刀俎”不仅要宰割“鱼肉”，而且还要将宰割游戏“规范化”，这样，才能使整个刀俎格局的利益分配不会因个人意志而发生改变。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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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的是，那大牢内又有一些奸诈、凶狠的囚徒，慢慢适应了刀俎格局，从“鱼肉”的角色变成“刀俎”的角色，或者更准确地说，当上了“刀俎”宰割“鱼肉”的权力代理与帮凶，并从中分一杯羹。这类角色，叫做“牢头”。
　　方苞在文章中提到一个李姓牢头的故事：李是山阴县人氏，因为杀人蹲了监狱，每年都能从监狱中捞到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皇上大赦，李某被放了出来，在家呆了几个月，却无聊得发慌。同乡有人失手伤了人命，李某居然出来给那同乡顶罪，目的就是为了回到监狱中。按清律，过失杀人并非死罪，只需长期关押，这正合李某之意。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李某获减刑，发配边远地区戍守。清代的惯例是，谪戍者要转至顺天府监狱暂时羁押，等候遣送。恰好遇上冬天，朝廷照例应暂停遣发犯人，李某便写好呈文，请求留在刑部大牢中等候来年春天再行遣送，申请了好几次，都未得到批准，最后他非常失落地被转走了。
　　如果不了解牢头在监狱刀俎格局中的角色与收益，恐怕很难理解山阴李某的行为。方苞没有细说那个李某是如何参与刀俎格局的分肥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的记述中找到参考：
　　四川资州有个叫周鸣同的人，因推跌父亲致死，被判了终身监禁，坐监日久，成了牢头。牢头是监狱里的一刀子，凡有新囚入监，必须向他孝敬钱物，不然就会受到种种凌虐，周鸣同虐待新囚很有一套，带着其他缓决犯人将新囚吊在木柱上，用水桶盛水挂在背上，再用竹签拷打逼赃，“赃不如数，拷逼不已”，甚至迫着犯人用嘴吹尿壶。平日，周鸣同还在监狱内聚众赌博、做典当生意、放高利贷，“重利滚剥”犯人。—这当然不会是平等、自愿的交易，而是建立在刀俎—鱼肉关系上的霸王买卖。顺便说一下，任何存在着霸王买卖模型的地方，不管是不是监狱，必可发现刀俎格局的影子。
　　周牢头之所以能在监狱里呼风唤雨、一手遮天，除了因为他够心狠手辣，手下有一班亡命之徒听他使唤，更离不开狱官狱吏的庇护与纵容。当时主管监狱的资州吏目姜淳每月接受周鸣同的规礼，所以对周从不过问，任其胡为。有一回，邻县一名官差押解犯人进省，路过资州，寄宿在监狱内，也遭受周鸣同吊打逼赃。这名官差忍受不了羞辱，跑到资州衙门喊冤告状。知州舒翼问明情由，下令将周鸣同枷号，周竟鼓动众犯鸣锣击鼓，放火烧监，舒翼生怕事情闹大，竟不敢再深究，释放了周鸣同。一个服刑的牢头居然有着如此横行霸道的隐权力，简直匪夷所思。
　　不过周鸣同最后还是受到了查处，被判秋后处死，资州吏目姜淳也被判了绞刑，这是因为周所得罪的那名官差不依不挠，跑到省里控告，惊动了省政府。周的致命错误在于他过于狂妄自大，忘记了掂量自己的斤两，将不是刀俎格局内的官差也当成了鱼肉对象，而他的保护伞又覆盖不到省城，所以从刀俎变成了一条落网的鱼。如果他只是在监狱这个小天地内对囚犯们作威作福，恐怕还将继续逍遥法外。
　　监狱这地方，自古就盛开着各种奇异的恶之花，其土壤便是那个刀俎格局。蹲过大牢、见识过监狱恶之花的方苞期待“圣上好生之德”，能够改善监狱的生存条件；与他同监的杜知县则认为，再造一所管理人性化的监狱，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而在我看来，只要监狱里的刀俎格局不改观，不管是圣上“推恩”，还是另建监狱，都阻止不了狱官狱吏、牢头狱霸等正式、非正式的监狱权力集团鱼肉囚犯，阻止不了“躲猫猫”、“冲凉死”等荒诞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