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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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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14: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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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崇年
  简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名誉馆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燕史集》、《燕步集》、《袁崇焕研究论集》等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正说清朝十二帝》、《康熙大帝》等十六部。
  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点燃战火,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南明最后象征--延平郡王台湾郑克塽归清,时间跨度,整整百年。这一百年间,君王与民众、官员与百姓、贵族与平民、地主与农民、业主与工匠、士绅与商人,他们在痛苦、磨难、战乱、灾荒之后,最需要什么呢?是国家统一,民生富裕,文化融合,天下太平。康熙帝就是在国际与国内既有利又挑战的历史条件下,面临"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历史与现实的课题。而"坐天下"又经历"乱世"、"治世"、"盛世"的艰难历程。康熙帝驾驶大清帝国的航船,在汹涌波涛的海洋上,从"乱世"--"治世"--"盛世"的过程,经过半个世纪航行,驶向康熙盛世的局面,留下盛世历史的思考。
  三种评价
  对康熙帝的历史评价,近世以来,众说纷纭。
  三种观点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黑暗的时期;第二,康熙朝的历史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盛世的时期;第三,康熙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一次落日的辉煌。
  先说第一种观点,界定康熙“黑暗”说的观点,主要论点说康熙朝是“封建专制”。封建君主专制从秦始皇算,到宣统帝,其间300多位君主,不可一概而论,不可不加分析。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洪宣之治”等,也都是“封建专制”。因此,以“封建专制”作为否定“康熙盛世”的观点值得商榷。
  次说第三种观点。论者认同康熙朝是“辉煌”,但是落日的辉煌。这个提法很有道理。日出的辉煌与日没的辉煌,就“辉煌”这一点来说,都是辉煌。其实,康熙朝也好,大清朝也好,其他朝也好,都像日出日没,月升月落一样,既要观察其是日出或月升,日没或月落;更要观察日出月升时,是被乌云遮蔽,还是光亮天下。本文讨论的是学术界存在的两种观点。
  再说第二种观点。我赞成“康熙盛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呢?我想,康熙盛世有五种景象。
  五种景象
  在历史的天平上,康熙朝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概括说来,主要有五点——中华版图奠定、民族关系稳定、中华文化承续、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序安定。
  第一,中华版图奠定。我们打开中国地图和东亚地图,看看当时的清朝疆域:
  在东南,统一台湾,金瓯一统。明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十二月十三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奉南明正朔(即承认南明的正统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抓住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年幼、部属内讧、政局不稳的时机,率军统一了台湾。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并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东北,抵御外侵,缔结和约。黑龙江地域在皇太极时已经归属清朝。清军入关后,沙俄东进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地区。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调派军队进行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同俄国在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格尔毕齐河、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外兴安岭以南,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土地,归中国所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同外国签订的平等条约,表明康熙帝独立自主外交的胜利。
  在正北,多伦会盟,善治蒙古。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解决了漠南蒙古问题,康熙帝则进一步解决漠北蒙古、初步解决漠西蒙古的问题。从秦汉匈奴到明朝蒙古两千年古代历史上的北疆难题,到康熙帝时才算真正得解。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康熙之后,蒙古是中华各个民族防御沙俄南进的长城。
  在西北,三次亲征,败噶尔丹。康熙帝先后三次亲征,遏制噶尔丹势力东犯,不仅稳定漠北喀尔喀蒙古局面,也稳定漠南内蒙古的社会,更有利于中原地区的社会安定。
  在西南,进兵高原,安定西藏。清初,顺治帝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西藏已经完全归属于清朝。康熙帝又派兵平定西部蒙古势力对西藏的扰犯,维护西藏的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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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民族关系稳定。在东北,打败俄国的侵略,解决并巩固了自辽河到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问题,东北的广大地域,前代所谓的“边徼”之野,清朝则成为“龙兴之地”。在北方,中国自秦、汉以来,匈奴一直是中央王朝北部的边患。明代的蒙古问题,始终未获彻底解决。己巳与庚戌,蒙古军队两次攻打京师,明英宗甚至成为蒙古瓦剌的俘虏。清朝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完全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的做法,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先后绥服了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敻越汉唐”。在西北,对南北疆统一。在西南,进兵安藏,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后乾隆《钦定西藏章程》设驻藏大臣、在西藏驻军、册封达赖和班禅、设立金奔巴瓶制度,西南云贵川的苗、瑶、彝等,改土归流,加强了对这个地区民族的管理,清朝实现了中国皇朝史上多民族国家新的和谐。
  第三,中华文化承续。清朝帝王为了钳制知识分子的思想、镇压异端、打击政敌,实行文字狱。这是应当批评的。在文化方面,康熙帝主要有几件事情:其一,兴文重教,编纂典籍。他重视文化教育,主持纂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律历渊源》、《全唐诗》、《清文鉴》、《皇舆全览图》等,总计六十余种,两万余卷。其二,移天缩地,兴建园林。康熙帝先后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等,雍正、乾隆又大兴“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圆、万寿山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和圆明园等,将中国古典园林艺术推向高峰。其三,引进西学,学习科技等。
  中华文明在清朝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延续活力。
  第四,经济恢复发展。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重视耕织,恢复生产。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培育新的稻种,取得很大成绩。康熙朝强调藏富于民,普免天下钱粮共达545次之多,其中普免全国钱粮三次,计银一亿五千万两。
  第五,社会秩序安定。我说康熙朝社会安定,主要是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之后,虽然社会
  矛盾也有,民族纠纷也有,但没有大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康熙帝很有幸,他生命的后40年,中国社会处于由乱到治、由动到静的历史时期。原有的社会冲突已经释放,新的社会冲突还没有积聚起来。康熙朝的社会安定,我举三个例子:
  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中原地区41年间,没有大的厮杀争战,没有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大的社会危机。在中国两千年皇朝史上,统一王朝皇帝在位40年以上的,有汉武帝(天汉民变)、唐玄宗(安史之乱)、明世宗(庚戌之变)、明神宗(萨尔浒大战)、清圣祖和清高宗(王伦起义)六位,而中原地区连续40多年无战争的只有康熙朝。
  秋决死刑数字比较少。秋决死刑的案件,康熙十二年(1673年),“死犯共有八十余名”,(《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后来“决一年之罪犯,减至二三十人”。(《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四十五年十二月)康熙十六年(1677年),终岁决断死刑,“不过十数人焉”!对于一个上亿人口大国来说,一年死刑十余人,死刑数字,算是很少。这就说明:当时社会,相当安定。
  康熙帝多次四方出巡。他三次东巡、六次南巡、五次西巡、三次北征,还48次去木兰秋狝、53次到避暑山庄。试想:如果社会动荡,康熙四方出巡,这是不可能的。
  “盛世”的“盛”是指强盛、繁盛、兴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40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确是一个相对强、繁、兴的局面——“强”,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帝国;“繁”,当时是比欧洲国家繁荣的帝国;“兴”,当时是东亚兴隆的帝国。康熙帝国有内在矛盾吗?有潜存危机吗?有。
  五项缺憾
  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但归纳来说,主要在五项制度方面有缺失。
  清朝开国“二祖一宗”就是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世祖福临(还有多尔衮),他们在建国时、在入主中原后,于制度的设计,存在严重缺失。康熙帝在位时间久、皇权威望高,他应当、也可能对其弊端做出重大改革。然而康熙朝没有对自己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做一个整体的认识,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回应。最后清朝灭亡正是下述新问题交织的结果。
  第一,八旗制度没有彻底改革。八旗制度在打天下时起过积极作用,但对治天下呢?这就表现出清朝“二祖一宗”(还有多尔衮)在八旗制度的设计上有严重的缺失。当时只考虑到旗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而埋下隐患。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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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在政治上,旗人贵族特权。如权力决策层核心的“五大”——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领侍卫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议政大臣(满洲贵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雍正设),主要是满洲贵族。如大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满洲大学士中除觉罗勒德洪外,全是满洲正黄旗。康熙朝大学士48人,其中满洲22人,汉军4人,汉人22人,旗人占55%,汉人占45%。康熙朝12位河道总督,旗人占了10位。
  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八旗群体生计由国家包下来,旗人缺乏创业与谋生的机制,从而腐蚀了整个八旗群体。
  其三,在社会上,旗民矛盾难题。旗人与民人、满洲贵族与汉族平民,分城居住,同罪不同罚,同刑不同法,享有特权,终世不变。
  康熙帝对八旗制度缺乏原创性的改革和创新(八旗制度是他碰到的极少无法从前人那里学习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只是解决了一些枝节问题。八旗贵族集团在清政权巩固之后,其保守性大于进取性,顽固性大于创新性,安逸性大于勤奋性,寄生性大于谋生性,因此,这是一个拒绝分割部分利益给平民的集团,拒绝改革的保守集团。
  旗民矛盾,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结。要进行八旗制度改革,根本一点就是割掉一部分旗人利益,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分给民人。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旗民矛盾提到了政治高度。
  这个难题,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并不突出;顺治时期,已经突出,但顺治帝年轻、在位时间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时间长、政治上成熟、威望也很高,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修正或加以解决。但他没有这样做。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大帝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改革家。尔后,雍正帝在位时间短,乾隆帝缺乏魄力,也都没有解决这道难题。再往后,内忧外患,矛盾丛生,失去解决的机会。
  第二,皇位继承没有建立章法。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明朝的“嫡长制”。它在清太祖、太宗朝是“贵族共推制”。顺治朝用的是皇帝临终“皇帝遗命制”。康熙帝则采取“立皇太子制”。他将两岁的胤礽册立为皇太子,就是皇位的接班人。事与愿违,康熙帝对太子“两立两废”,闹得朝廷纷争,个人健康受损。英国在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发生“光荣革命”,走向君主与议会共同统治的历史。清朝却在“家天下”的圈子里转悠。其结果,雍正帝实行“秘密立储制”,慈禧太后实行“懿旨确定制”,路子越走越窄,最后走向亡朝。
  第三,吸纳西学没有进行推广。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既了解西方科学文化,又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封建君主。他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音律学、医药学、解剖学、测绘学等,还建立蒙养斋,被西方称为“皇家科学院”。但康熙帝仅仅局限在个人兴趣、个别皇子、个别官员的研修,没有成为政府政策,也没有形成国家行为。
  第四,人口发展没有长远之见。康熙朝的人口,随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开始较快地增长。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规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这个规定的积极意义是,减免新生人丁的“人头税”;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过快增长,乾隆时达到三亿,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全国人口达到4亿人。人口猛增,解决的一个方法是奖励垦荒,而大量垦荒又破坏生态平衡。一项重大政策的制定,要考虑长远的后果。
  第五,文化差异没有根本协调。康熙帝为了解决满汉之间的文化冲突,采取许多措施,做了很多事情。弱化议政王大臣的权力,就是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的一个措施。康熙朝有过两起文字狱,皆因民族问题而起。清朝最后还是在民族问题,特别是八旗群体特殊化、八旗贵族掌控朝纲的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清朝的近三百年间,在竞赛中黯然落后,而欧美则因技术创新和工业革命而卓然崛起,最终改变了全球格局。总起来说,康熙帝有功有过,有对有错,有成就也有缺憾。
  盛世宝鉴
  康熙盛世出现,主要原因有五:一是,国际环境有利,恰好处于西方大国两次崛起高潮之间;二是,周边国家协和,如果周边环境不好,清朝也难以独善其身;三是,国内有利因素,处在两次社会大动荡之间相对平静的时期;四是,满洲民族新兴,满洲民族共同体是一个上升的、有朝气的族群;五是,康熙个人素养。
  康熙盛世出现的诸因素中,我着重探讨康熙帝的个人因素,特别是探讨康熙帝的个人素养。康熙帝个人素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一”——“一以贯之”。
  康熙帝修身“一以贯之”,其表现,举四例——知敬、知仁、知止、知学。
  知敬:一以贯之。康熙帝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事、敬己,要有敬畏之心。皇帝地位至高,权力至上,怎样约束自己?作为皇帝的“敬”,就是对自己的约束。敬,不要时断时续,而要“一以贯之”。总之,康熙帝认为“敬”就是“正”,他说:“念念敬,斯念念正;时时敬,斯时时正;事事敬,斯事事正。君子无在而不敬,故无在而不正。”(《康熙庭训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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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仁:一以贯之。知仁,就是重视仁爱。他说:“己逸而必念人之劳,己安而必思人之苦。”康熙帝主张君子五戒:“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康熙庭训格言》)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对人就会比较宽容。他对臣下宽和、善待:“人生于世,最要者惟行善。”(《康熙庭训格言》)知止:一以贯之。人既要知进知变,又要知足知止。康熙帝说:“世人衣不过被体,而衣千金之裘,犹以为不足,不知鹑衣袍缊者固自若也;食不过充肠,罗万钱之食,犹以为不足,不知簞食瓢饮者固自乐也!朕念及于此,恒自知足。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康熙庭训格言》)康熙帝知足知止。他拒绝大臣请求为他立碑记功。大臣们曾经八次奏请上尊号,均被康熙辞绝。康熙帝之文治武功,之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确实是罕见的。康熙一贯坚拒别人的赞誉、恭维,更是难能可贵的。
  知学:一以贯之。“知学”就是重视读书学习。康熙帝立志高远。他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一言。”凡人、俗人与贤人、圣人的区别在哪里?在于读书学习。坚持之心,持之以恒。康熙帝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能念诵120遍、背诵120遍,直至老年,还能背诵。他自己还有《御制文集》、《御制诗集》和《几暇格物编》。康熙帝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也是一位学者型的皇帝。
  总之,康熙帝的这些素养,不是一曝十寒,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以贯之”。用康熙帝的话来说,就是“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但是,康熙帝突出“一”字,又产生了“僵”字。这个“僵”字的连带影响,则是“五项缺憾”。
  千古一帝
  康熙帝的一生,历史怎样评价?自我评价康熙帝晚年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然平生未尝妄杀一人,平定三藩,扫清漠北,皆出一心运筹。户部帑金,非用师赈饥,未敢妄费,谓此皆小民脂膏故也。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缋,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尚不及百分之一。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又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那么,《清史稿·圣祖本纪》如何评价康熙帝的呢?
  历史评价《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
  康熙朝版图,东濒大海,南极曾母暗沙,西接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达外兴安岭,东北至库页岛,总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军事最为强盛、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帝国。康熙大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文化营养。这为他展现雄才大略、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陶冶了性格,开阔了视野,蓄聚了智慧,奠定了基础。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
  他确是应该占有历史伟人地位的,难怪当时在清朝宫廷里的西洋传教士们,也有赞誉他是“人世间无与伦比的帝王”。李约瑟博士称其为“科学的皇帝”。
  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主。但他也有另一面,如他对成年儿子几乎都革过爵,或圈禁过;对有的大臣“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这就是他专制君主的狰狞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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