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明清两朝海上走私为何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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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前文所说，即使在开禁时期，私人出海仍然受到一些限制，而在实行“海禁”期间限制就更多了。但是，就像清朝后期无法禁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一样，明朝和清朝前期对海上贸易的监控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无法有效地执行，正如王日根教授所说：
　　规定不能使用双桅大船，但人们可以在海岛上修造，或干脆在国外建成再开回国内；规定不能携带武器，可是搜查的官员往往无法彻底检查；规定什么船必须走什么路线，可船户说风向、天气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规定商船必须按商船挂牌，渔船必须按渔船挂牌，可有时有些船今天经商，明天就改成了捕鱼，也有相反的情况——事实确实是这样，经商和捕鱼往往都存在季节性；规定多少人乘船出洋，就要多少人准时回来，这实际上没有考虑人的生死因素和其他偶然因素；规定什么船出去，就得什么船回来，可是有的说遭风暴沉没了，有的说船陈旧改造了等，所有这些，令陆上的官员防不胜防，穷于应付而不逮。于是出现了“商民往返外洋，或人回而船不回，大船出而小船回及出口人多、进口人少者”的现象，有的甚至“出海昧心，故意沉失，遂致不服重整”；有的本该走东洋，却借口风使之去了西洋；还有的是钻官僚政治腐败的空子……53
　　参与这些非法海上走私贸易的，包括与豪门官宦有关系的海商、从事私通接济活动的沿海居民、以武装走私方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倭寇，以及知法犯法的沿海守御官兵等，各式各样的都有54。更有估计，在嘉靖时期横行的倭寇，有70%以上是来自中国，倭寇首领中有83%是中国人，而所谓倭船，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建造的船舶55。
　　嘉靖时期的浙江巡抚朱纨试图严格执行“海禁”，并鼓励民众揭发与海寇私通的豪门势家及地方官员。势家大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便勾结朝廷高官弹劾朱纨，终于迫使朝廷罢免他的职位，朱纨最后服毒自杀56。他的遭遇显示，当时抵制“海禁”的势力是多么强大。
　　正如今天我们对政府的政策经常出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不同意见，明清时也有不少“改革派”对“海禁”政策持有异议。最显著的有明朝的李贽、徐光启、许孚远、傅元初、陈子贞等，以及清朝的慕天颜、靳辅、李率泰、王来任、蓝鼎元等。他们大都主张开放“海禁”，准许公开贸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海寇，造福平民百姓，并能够增加政府税收57。也正因为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明清政府才多次放宽“海禁”，并没有认真执行“海禁”。
　　其实当时的走私活动很多已经是半公开或半合法的，而朝廷的政策也往往是充满矛盾的。比如，广州早在正德四年（1509年）就已开始准许非朝贡船只的进口贸易，后来还得到礼部的肯定，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基本原则58。
　　葡萄牙人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得到明朝的允许，在澳门定居和通商。他们把澳门作为与日本、菲律宾和印度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正是明朝与日本关系恶劣、倭患猖獗的时候，很多中日之间的贸易便经过葡萄牙人之手，在澳门进行59，而明朝对此亦不过问。
　　另一个回避明朝禁制的办法便是利用琉球的朝贡贸易。琉球在明初已成为明朝的朝贡国，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中断后，很多日本人便通过琉球，继续与明朝通商。即使到了17世纪初，琉球被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大名控制后，明朝仍然假装不知，继续允许琉球入贡60。这当中的原因就在于，明朝需要从日本输入白银，作为货币之用。由此可见，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其实从未中断过，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执行时是相当务实的。
　　我们可以从白银流入中国的程度，一睹明清对外贸易的兴旺。白银在明朝的中后期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因此对白银的需求非常大。但中国国内银矿甚少，所以白银必须依赖外国进口。明清时期世界的主要产银地区是新大陆（占全球产量的85%）和日本（占余下15%的大部分）。在明朝和清初，日本是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到了18世纪，新大陆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61。据估计，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内，日本和新大陆出产的白银，有1/3～1/2经国际贸易渠道直接或间接流入了中国62。即使这些估计可能过高，但我们知道在明末清初以及乾隆后期，中国的银价已经和世界的银价差不多63；况且，清初官员慕天颜和靳辅均提到过当时中国社会白银充裕的情况64。这说明在这两段时期，白银的输入已接近市场饱和，同时也间接显示出，明清的对外贸易虽然是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却仍然极为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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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另外还有对国民侨居海外的禁制。因为有倭患和郑成功的先例，明清政府不信任长期居留海外的中国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规定出海者在海外居留不能超过限期，却和其他规定一样难以执行，因为有很多像遇到风暴等理由，令出海者无法在限期内返国。也有明清官员明白这些规定是不合情理的，因而没有执行。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便曾准许过期未归的船只回国而不治罪65。到了清乾隆年间，清廷终于接受福建巡抚陈宏谋和两广总督杨锡的建议，撤销海外居留的三年期限66。
　　但不论有无对侨居海外的限制，自明朝以来，在东南亚和日本侨居的华人数目不断上升。早在1603年，马尼拉已有25000～30000华人，而西班牙人只有1000多名。后来，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侨居的华人比马尼拉的还要多，到1730年前后已超过10万人。到1618年，移居日本的华人则有两三万之多。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有一个“唐市”67，像今天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一样。
　　对侨居海外的禁制，似乎不包括对侨居欧洲的限制。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有不少洋人来到中国，但同期也有中国人在西欧居住。纽约大学教授卫周安在其《北京的六分仪》（TheSextantsofBeijing）一书中曾提及多名当时旅欧的华人，其中包括：在17世纪后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英法的沈福宗，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工作，后来死于返国途中；经罗马到巴黎的福建人黄嘉略，他曾于巴黎皇家图书馆工作，并多次与法国大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交谈，孟氏对中国的看法深受他的影响，黄嘉略后来在巴黎去世；天主教传教士范守义，曾奉康熙之命出使罗马教廷，回国后转告康熙很多有关欧洲风土人情的见闻；雅各布·李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意大利，就读于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在1793年跟随著名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返国，并担任翻译；杨德望和高磊斯于1751～1766年在法国居住，并加入耶稣会，二人曾学习物理、历史和化学等科目，后来返回中国，还代法王路易十五带了一些礼物给乾隆皇帝68。
　　最后有必要指出，不信任移居海外的国民，并不是明清政府独有的心态。美国在1776年脱离英国独立后，英国对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信任程度也开始下降，因此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英政府曾企图控制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数目69，虽然英国的人口压力令这些政策很难有效地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