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陆小曼：1949年后足不出户也未能避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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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至1956年间，我在初中读书时，我的绘画师父钱方轼先生（曾任民国政府财政部盐务总署署长，北京哈佛同学会会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从上海去美国与妻儿团聚，父亲张罗着替我重找一位教画的老师。我的金石篆刻师父陈巨来先生说，“我介绍你去跟小曼学学吧。”
　　父亲和我喜出望外。父亲是专治文学的。我也已经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小小年纪的我，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朱湘等的诗作已熟诵不少，对徐志摩陆小曼的爱情故事早从《志摩日记》、《爱眉小札》、《小曼日记》等书中知之甚详。如今能有这样的难得机会，我心中对第一次的拜见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巨来老师带领我从他的富民路寓所走出，到延安中路拐弯，不几分钟，到了静安公园对面的延安新村。那就是陆家的所在了。
　　陆小曼女士住在二楼。巨来老师一边走上楼梯，一边叫唤：“小曼，学生来了！”我听得房中有答声传出，“请上来！”
　　那时，上海人家居处都不宽舒。陆小曼被安排在上海中国画院当画师，月工资八十元。所住是原来的旧居，楼下已是别姓人家。她的房间虽不算小，但会客，作画，寝息均在其中。
　　室内光线不甚明亮，原来窗帘未拉开。时值四五月份，但一个铸铁火炉仍然燃着煤块，一个已经沸滚的水壶，壶盖一掀一掀地。火炉旁边，蜷卧着一个慵懒的老猫。
　　陆小曼女士靠坐在一个大藤椅上，并未起身。陈老师向着尾随在后的我招手：“来，向陆老师鞠躬！”
　　我略带生怯地上前，站定，正面向陆，恭敬鞠了一躬，站直，再行第二躬时，陆老师开口了：“好了！可以了。”
　　我迟疑地举头看陈老师。他说：“再鞠两个。”他对着陆老师说：“方晦拜我为师时三鞠躬。今天拜你，怎可只鞠一躬？”
　　陆老师笑着说：“你是大名家。我是三脚猫。拜你三鞠躬，拜我一鞠躬够了！”
　　我思忖一下，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二躬。
　　陆老师说：“方晦，坐吧。坐吧。”她用着一种静定的眼光注视着我。我知道这一注视会决定她对我的全部观感和印象。我虽杌陧，但无惧色，因为陆老师的态度异常亲切，她的语音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她的眼神会扫除陌生来客的一切拘谨。
　　那时陆老师只不过五十岁出头，但却瘦弱苍老，颊萎腮瘪，口中只剩一二余齿，跟我心目中的陆小曼女士的形象反差实在太大。十三四岁的我，顿时为岁月对人之磨蚀感到无比悲凉。但是，随意问答闲谈一会之后，那表象的视觉渐渐冲淡，那当年使得诗人志摩深为陶醉，使得胡适等一班众名流深感吸引的特质和魅力，就在她的温婉语音与和蔼神情中渐显渐现了。
　　陆老师对我说，她没有收过徒弟，没有教画经验，自己也不用功，画得不好。你以后就常来玩玩，谈谈，看看我画画，做个朋友吧。当时我如何作答，已记不起来了，无非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接受而已。陈老师说：“我也只教了他一个钟头。教他怎样篆稿，怎样翻印到图章上去，再怎样刻。就这样。接下来，就让他看我刻图章。陪我聊天。”
　　陈老师先行告辞。陆老师的表妹吴锦女士端来茶水和糖果。陆老师叫她“阿锦”，我就叫她“阿锦阿姨”。她自丈夫过世后一直住在陆家照顾表姐的生活起居，陆老师吸中华牌香烟，每支只吸一半，直立揿灭，排列在烟缸里，一式长短，纤毫无差。我诧异这些烟蒂为何这样留着，后来才知，那后半支中华牌香烟将由阿锦阿姨继续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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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我便成了陆老师的小朋友和家中常客。陆老师生性随和，脾气特好。宽厚仁恕是她的最大特点。她对任何来客一概欢迎，家中常有京剧戏友和国画院同事以及文史馆的各业人士来访，倒也常常高朋满座。那时，跟她一起生活的除了吴锦，还有同居多年的翁瑞午和翁在外私生的小女儿“毛毛头”，（陆老师将其抚养在家视为己出）。另有一个名叫“桃桃”的女佣。“毛毛头”的生母“小宝”常来访视，翁的其它成年子女也来探望，吴锦在扬州读书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比我大几岁）也常来省亲，因此，陆老师家也就时有济济一堂的热闹景象。三十年后的八十年代，见到郁达夫夫人王映霞女士记述陆小曼的文章称，小曼对她说：“……翁瑞午另有新欢了，我又没有生男育女，孤苦零仃，形单影只，出门一个人，进门一个人，真是海一般的凄凉和孤独……”觉得这段描述与我所见的事实大相径庭。不禁深信某些回忆文章不免失实，仅将“想当然耳”的内容写成亲历的见闻，实在是有负读者的。
　　1959年某日，我去陆老师家，只见好些陌生人围在一个小房间内，我挤进去一看，翁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不能言。我叫一声“翁先生”，他似有反应，眼珠朝我略一转动。这时，曼师在卧室里闻声唤我了。她独坐在大藤椅里，异常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脸上，似乎并无什么永别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推拿医生出身，曾经官至海军部军需处长，虽属常熟翁家大户，却不是翁同龢的嫡裔。1949年后无业在家，靠变卖旧藏书画维持与陆老师的共同生活。他精于弹词说唱，并收徒授课。他告诉我，当时上海很有名气的美丽女弹词艺人张维桢是他的门生；对此，我将信将疑，但陈巨来老师与许多弹词艺人亦有深广交往，却从未否定过这一说法，又似证实翁并未吹牛。那时翁已六十多岁，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谈兴极浓，常常手舞足蹈地对我谈古论今，甚至竟说：“人称陆小曼是海陆空。指她的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王赓是陆军出身，我是海军出身，徐志摩则死于空难。”对于这话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这人非常无聊，你不要理他。但我如何能够不理他呢？后来，陆老师私下也曾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套。别受他的坏影响。”此后，我对翁就守着一条界限了。由此也知道，他实际上不是陆老师的倾心而相称的伴侣，至少在那时已经不是。
　　陆老师对我，始终亲切，但也严肃。我去上课，她必先飨以水果，糖食，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所谓教画，也只是叫我在旁看她作画，或擎笔在纸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更是兴至挥毫，兴尽搁笔，所以半途而废的作品特别多。尽管她的画作在数十年前即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讃扬，但她绝不自视为成熟的画家。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好好用功过。你不要临摩我的东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学我，是学不到本领的。”但是，我所见她的《庐山飞瀑图》以及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几幅较大的杜诗意境作品（中国画院的官方任务），确实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显露出来的那种清纯灵秀的神采与风姿，是许多技法娴熟的职业画家表现不出的。
　　由于我从小爱好文学，同时随着渐渐长大，已开始留意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我与曼师的关系，不可能不由绘画的师生转化成谈诗论文，密议时局的挚友。曼师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最令她念念不忘的当然唯有志摩一人而已。她谈志摩（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也谈胡适（温雅有礼，关爱他人的），闻一多（头发乱蓬蓬衣服脏兮兮的），沈从文（当过警察。曾在她与志摩的家里住过），泰戈尔（慈爱得像上帝），孙大雨（非常自傲，但不狂妄）；也谈林徽音（高雅美丽，与志摩极其相配。当年梁思成也追求林，为了替林买桔子，梁骑摩托出门，车祸伤腿，林不忍离弃腿残的梁，才舍志摩而取梁……这是陆老师当时的说法。时至今日，我明白事情远远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她谈丁玲（很有才气。当年胡也频出事，是她推动志摩去向邵洵美借钱，以资助沈从文陪伴丁玲潜逃）。有一次，她精神很好，又谈志摩的诗，她即兴用悦耳动听的曲子吟唱志摩的名篇《沙扬娜拉》，使我对音韵声律之于诗歌的诠释有了特别深刻的领会。
　　1957年，《诗刊》杂志创刊，登载了诗人陈梦家谈及徐志摩的文章，这使她极为振奋。出版徐志摩全集的意愿在她心底死灰复燃。但与有关人士通了几次信后，方知当局对徐志摩的仇视仍极深刻，她不得不又断了此念。
　　我还记得陆老师对发表在《诗刊》创刊号上冯至的一首诗赞不绝口，说：“这才是真正的诗！”但老实说，我虽尊敬冯至，但对那首除了节奏明显、音韵铿锵、格律严谨之外没有什么动人意境的诗，实在感觉不到有什么引人入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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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羞怯地拿出一本我与两位同窗朋友的三人诗作合集抄本请求陆老师题签，她即刻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下秀丽工整的楷书“岁寒集一九五九年陆小曼题”。可惜的是五年之后的1964年9月，我与一批同学以“反革命集团”案被捕时，这本《岁寒集》与第二本《朝露集》第三本《契阔集》一起“落入了三道头之流”之手，直到我们平反出狱乃至今日，那几本诗集再也没有归还给我们。
　　陆小曼老师并非如世间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连舞榭歌台，耽于逸乐享受的风月女性。实际上她非常敏感，对所处时代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她关心时局，对日甚一日的思想禁锢十分忧惧，对文化被政治所扼杀更感到绝望。她认真地看报纸，看《参考消息》，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大小政治动态，随时跟我讨论分析。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方晦啊，这是一个不可随便说话的时代。最最要紧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千万不能公开乱讲啊。”
　　1960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骨节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与胡适的关系，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嘛。也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嘛。胡适是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人嘛。等等。我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曼师说，当局的统战工作可谓无孔不入。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胡当选还是不当选“总统”，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这说明，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能吹风到那边去的细小机会，以影响那边政治人物对他们的感觉。
　　1949年以后，为了避祸，陆老师基本上足不出户，息交绝游。熟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但是政治运动是逃不脱避不开的。反右运动之前，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当时画院的画师无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书画金石艺术家。陈巨来老师把存录自己历年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年以后的作品。“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故宫博物馆珍藏之印”，“梅兰芳印”等等，等等，已经够风光够显赫了，但是他老人家还不过瘾，在布置会场之后，又悄悄把那长卷拉开一段，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之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就暴露无遗了。结果，当然，陈老师被“揪出”。事情未完，“反右”开场，他的这一“现行反革命罪行”加上一连串的“反动言论”被痛批一阵之后，他便被押送劳动教养去也。陆小曼是陈巨来的三十年老友，同事，还是近邻，过从密切，陆小曼不发言批判陈巨来是怎么样也“滑不过去的”。于是，几年之后，陈老师“解教”（解除教养）归来，他与陆老师遂成陌路，还有深怨。那时，我刚从（随同父母流放的）西北荒漠回沪，觉得这两位于我情同父母的师长竟被政治高压弄成了“冤家”，心中极为难过。我对巨师说：“陆老师倘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说：“怎么可以为保护自己，牺牲朋友？”我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那一套的厉害？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他不做声了。过了一会，他又说：“别人揭我批我不关痛痒。小曼揭发批判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脏上。你不知道，她揭发我十八条！十八条哪！”我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他想了一会，说：“那倒是没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枪毙加上活埋还不够哩！”我说：“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我又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他问：“陆老师还说过什么？”我说：“她是明白人，不说废话。她是记挂你的。”这时，陈老师泪花涌动，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我与巨师走到曼师家里，还在楼梯上，巨来老师就大声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俩虽未抱头痛哭，却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1960年之后，曼师健康每况愈下。之前，她还能梳妆打扮一番，去画院开会，步履尚算轻健，后来，可怕的气喘发作频仍，往往坐在床上，由阿锦阿姨在背后抱持着，伸直脖子，上气不接下气，喉间“呕呕”巨响，要大半小时方能平复，但已筋疲力尽，不复能言了。由于那要命的哮喘必须用“可的因”来抑制，而该药又只有少数几家医院的住院部才有处方权，所以，自1960年后，曼师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1960年4月，我家继父母先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逮捕和开除公职之后，再次大难临头：被动员去西北沙漠开荒。我向陆老师告别。她除了泪眼汪汪之外，说不出一个字来。十八岁的我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不认为会与小曼老师暌别长久。我惊异于她脸上的惧怖之色，觉得是病弱使她经受不起任何波折。两年后我回到上海，有了使得曼师和巨师重归于好的一幕。那时以为灾难已经过去，往日的生活又会回来，至少我又回到两位恩师身边，虽然我在那期间已经永远失去了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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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尽管曼师千叮万嘱，我仍然不免以言贾祸。1964年9月，我与几位常在一起畅叙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遭逮捕。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不判不放地“闷关”四年之后，于1968年的某日，在囚室里巧遇翻译家、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教授。若干时日之后，大雨先生偷偷告诉我，两年多前他路遇吴锦，知悉小曼已去世了。每当入晚，我只有躲在被窝里无声哭泣的份儿。
　　在监狱服刑十六年零三个月之后的1980年12月，我被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告撤销“无期徒刑”的原判，改判“无罪释放”。回沪后，我重访曼师旧居，却是不相识的人出来应门，一问三不知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年愈古稀的阿锦阿姨和曼师的侄女陆宗麟女士，知道当年我的被捕使曼师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她忧忿惊惧过度，时常哭泣，遂至不起。阿锦阿姨还说，“文革”中沪上公墓悉遭破坏，曼师的小小墓丘早被捣毁无遗，现在连祭祀一下和献一束鲜花的所在也没有了。
　　1988年，我与某友合作撰写了三十万字的《飞去的诗人——徐志摩传记小说》，请历劫生还、年愈八旬的孙大雨先生题写了封面，由中国河南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曼师生前的最大心愿，她曾嘱咐我协助她实现的心愿。我与合作伙伴克服了种种阻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
　　我在心里用这本书来祭奠曼师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