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和莎士比亚映射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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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琴

文选自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王龙《天朝向左 世界向右》一书
原标题：莎士比亚为何比曹雪芹幸运？
　　曹雪芹和莎士比亚，这两位千秋辉映、雄峙中西的文豪巨匠，生前所经历的荣辱悲欢，映射出两个不同时代的悲喜命运。
　　从两个故事的对比，就能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
　　1601年，莎士比亚和他的剧团因为上演《理查三世》不幸被卷入了一场阴谋叛乱之中。不过，叛乱被平定以后，无论《理查三世》的作者还是演员和剧团，没有任何人因为撰写和演出这部戏剧受到任何惩罚。而据传在中国的清代，乾隆皇帝某日忽至皇八子永璇家，其时本人不在，乾隆在他书房里发现了一部小说叫做《石头记》。乾隆不声不响，挟走了其中一册回宫去了。永璇回家闻知此事简直吓坏了，赶忙请人设法连夜搞出一个“删削”的“洁本”，上呈皇帝，由此世上才出现了不完整的《石头记》抄本。《红楼梦》处境之艰危困厄由此可见。
　　莎士比亚实属幸运，他生活于以宽容之道治国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女王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包容之心，泽及文学艺术，特别是她对戏剧的扶持。女王本人就是莎士比亚剧院里的常客。当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上演时，女王就担心剧情会使观众联想到她本人，因为剧中篡夺理查三世王位的正是她的祖父亨利七世。但是伊丽莎白并没有将作者投入监狱或者禁演这部戏，她仅仅对她的大臣们埋怨说：“这部悲剧在剧场和剧院里已经演出40次了”。
　　1601年，莎士比亚的新剧《哈姆雷特》在伦敦上演——“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当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在舞台上说出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时，舞台对面的包厢里就坐着伊丽莎白女王。她若无其事地看戏，没有一丝不快。
　　在现代高科技领域，用运载火箭发射航天器，有特定的天气时段限制，叫做“发射窗口”。莎士比亚的激情和才华，无疑正好找到了这样一个千年难遇的“发射窗口”。在伊丽莎白时代之前，英格兰有血腥恐怖的“星法院”，以言犯禁者可被处以绞死、分尸、挖出内脏等酷刑。即使莎士比亚晚生几十年的话，碰上了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我们也只能在断头台上听他朗诵自己那伟大的作品了——因为克伦威尔掌权后发布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关闭伦敦一切剧场。在那个砍头好比风吹帽的年头，连查理一世的头都被砍了下来，莎士比亚那颗伟大的脑袋能不能保住就很难说了。
　　曹雪芹醉心写作《红楼梦》，被视为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不但遭到家族亲朋的笑骂唾弃，更有来自朝廷查禁的巨大风险。康熙皇帝晚年数次谕旨严禁“淫词小说”。其后的雍正、乾隆二帝不仅谨遵康熙帝定例，而且大兴“文字狱”，一不小心，士子文人便有可能招来横祸。《红楼梦》自诞生那天起，就是统治者眼中“诲淫诲盗”的标本典型，躲不过被禁毁的悲剧命运。针对曹雪芹及其书的侮辱诋毁、谩骂之词不绝于耳。《红楼梦》被专制文化卫道者视为大逆不道的“淫书”。晚清有一个叫毛庆臻的人，专门写了一本名叫《一亭考古杂记》的书来恶毒攻击曹雪芹和《红楼梦》。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令人笑掉大牙的建议：“莫若聚此淫书，移送海外，以答其鸦片流毒之意。”居然想得出把《红楼梦》当作中国的“毒品”移送海外，以报复洋人输入鸦片的罪恶的主意，简直是“太有才”了！
　　与一生困苦潦倒的曹雪芹相比，莎士比亚的个人生活也是幸运的。
　　1592年，年仅28岁的莎士比亚创作完成历史剧《亨利六世》，并在伦敦著名的玫瑰剧场上演。年轻的莎士比亚一鸣惊人，从此步入辉煌。他的《亨利四世》上演时，当时英国人描绘的演出盛况是：“只消福斯塔夫一出场，整个剧场挤满了人，再没你容身的地方。”从他收入的丰厚也可看出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1597年，他付款60镑，在家乡购置房产，俨然是当地最阔气的一座住宅。他去世前立下遗嘱，除了不动产，由继承人分配的现金，大约达35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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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当莎士比亚而立之年便已名满英伦风光无限时，曹雪芹却门前冷落车马球稀，苦雨凄风伴孤灯。他春蚕吐丝般呕心沥血地写作，《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只能停留在手稿上，除了二三位友好知己传阅外，不可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得不到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有力支持。《红楼梦》这样一部传世巨著，居然是曹雪芹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条件下，于废旧老黄历的册页上写成的。曹雪芹最后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地步，卧病不起，无钱医治，凄惨地死于万家灯火的除夕之夜，连埋葬的费用都是他几个好友资助的。一代文豪，抱恨而终，竟然落得个“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的下场！
　　一个艺术家的创作，不能脱离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社会主导精神。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人文主义思潮如雨后春笋，产生了许多开始思索人类命运的作家。在文艺复兴这片活土之下，莎士比亚尽情呼吸着自由新鲜的空气。他的创作直指生动丰富的人性自身，弥漫着精神人格充分舒展的时代气息。他借哈姆莱特之口这样热情地赞美人性：“人类是一件多以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伟大的力量，优美的仪表……人类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被誉为“继上帝之后，创作最多杰作的人”。他身材短小，却成为思想的巨人；他来自偏僻的乡村，却引领一个时代前行。
　　而曹雪芹所处的中国，虽然比莎士比亚晚了近150年，但仍然是一个闭关自守的老大帝国。日益强化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雍塞民智。走不出书本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封建贫瘠的国土上始终未能生根开花。即使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英国在哪儿，到底有多大？苦闷忧愤的曹雪芹找不到一条出路。在他身上体现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觉醒者，无路可走时的悲茫无依。他只能用自身的悲剧，去讲述一个时代的悲剧，借助疯疯巅巅的一僧一道，亦真亦幻的“假语村言”，去演绎一段“女娲补天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的盛世危言。
　　一个伟大的天才没有知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然而不管个人的境遇如何，他们总要揭穿皇帝新装的秘密。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个在东方没落的王朝中长夜独行，一个在西方的温柔富贵乡中苦苦思索。他们最终没有失去犀利和深刻，而他们天才的洞察，又让后人能清晰地看穿那个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