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薄葬风俗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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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葬是中国古人生活中的大事,其厚与薄与伦理道德、政治经济状况、社会舆论、政府导向等因素密切相关。两汉时期,尽管多位皇帝提倡薄葬,但从皇帝到平民,厚葬仍然占据主流。到了三国时期,情况突变,薄葬成了丧葬风俗的主流。本文拟就这一变化的状况、原因、特征与影响略抒己见,冀求教于方家。

　　一、略述三国薄葬风俗

　　《礼记·中庸》曾言:“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儒家这种“事死如事生”的孝道思想,在两汉得到极度发扬,厚葬蔚然成风。虽有文帝、成帝、光武帝、明帝倡言薄葬之诏,但皇家厚葬之风依然很盛。西晋愍帝时,天下大乱,“时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数千家,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琳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索)琳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汉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1](《索琳传》)。唐朝名臣虞世南也曾言“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近者十余岁,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2](《虞世南传》),这些足见汉皇丧葬之奢侈。上行之,下效之,整个社会在丧葬问题上也是奢靡成风。汉明帝诏书中所言“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上。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3](《明帝纪》),说的是普通百姓;思想家王符所言“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缕玉,梓,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4](《浮侈篇》),说的则是达官贵人了。
　　世异时移,到了三国,丧葬风俗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家与达官贵人都热衷于薄葬了。这种风气在曹魏表现得特别明显,先说帝王。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平定冀州时,以天下战乱已久,民生凋敝,除减租赋外,“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5](《武帝纪》)。关于他自己的后事,他在建安二十三年下了如下一道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5](《武帝纪》)这道令,选定了自己寿陵所在地,讲出了“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初步打算。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曹操辞世之前又遗令道:“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5]（《武帝纪》）
　　关于“敛以时服”，《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说：“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
　　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即位后，针对曹操高陵上有司依汉制所立祭殿，于黄初三年下诏日：“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睦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1]（《礼志中》）曹丕不仅彻底完成了曹操薄葬的愿望，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于黄初三年冬十月，选定首阳山作为自己的葬身之所，作终制日：“……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台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对于父亲遗命不敢违抗，“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5]（《文帝纪》）。
　　曹睿的葬制，《三国志》中无明确记载，《晋书-礼志中》这样说：“明帝性虽崇奢，然未速营陵墓之制也。”可见，曹睿也是依照乃父乃祖的做法，实行薄葬的。至于曹魏此后三住少帝，或被废黜，或死于非命，或禅位，下场悲惨，史虽缺载，丧葬自然也不会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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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行之，下效之。曹魏的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也自觉不自觉地采取了薄葬以适应朝廷的要求，这在史籍中多有记载。魏文帝郭皇后的外甥孟武欲厚葬自己的母亲，郭后止之日：“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5]（《后妃传》）郭后崩，也仿照曹丕的葬制而薄葬于首阳陵西。曹操的儿子中山恭王曹衮，于文帝黄初三年病重之时，敕令属官薄葬：“吾寡德忝宠，大命将尽。吾既好俭，而圣朝著终诰之制，为天下法。吾气绝之日，自殡及葬，务奉诏书。”[5]（《武文世王公传》）
　　曹衮的哥哥、一代文豪陈思王曹植，也遗令薄葬。可见，曹操作薄葬“终制”的举动，已经成为“天下法”，对皇亲贵臣都有约束力。
　　曹魏的大臣中，史籍中载其力行薄葬者颇多。右将军徐晃病笃，“遗令敛以时服”[5]（《徐晃传》）。左仆射徐宣，“遗令布衣疏巾，敛以时服”[5]（《徐宣传》）。尚书令裴潜，“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5]（《裴潜传》）。司徒韩暨，“遗令敛以时服，葬为土藏”[5](《韩暨传》）。古仆射王观，“遗令藏足容棺，不设明嚣，不封不树”[5]（《王观传》）。曾任光禄勋的高堂隆，“遗令薄葬，敛以时服”[5]（《高堂隆传》）。
　　司马懿生时为曹魏政权中的权臣，为西晋代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被晋朝追尊为晋宣帝。魏齐王曹芳嘉平三年，司马懿临终之前，“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1]（《宣帝纪》）。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继掌曹魏国柄，在晋代被迫尊为晋景帝，不仅遵命埋葬了司马懿，自己临终前，也遗令仿效乃父薄葬，史载“丧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1]（《礼志中》），是也。
　　曾任济阴太守的沐并，“年六十余，自虑身无常，豫作终制，戒其于以俭葬……至嘉平中，病甚，临因，又敕豫掘培。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焰，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常林传·注引·魏略》）。沐并此举，可以说把薄葬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相对于曹魏而言，刘汉与孙吴两国关于丧葬的资料记载相对较少，这与鼎立之际战乱频繁，两国历史文献散佚过多有关。即使如此，所存史料中，关于薄葬的信息仍然不少。
　　先说刘汉。先主刘备在怒伐东吴而败归的途中，崩于永安官。临终，“托孤于丞相亮”。诸葛亮上奏刚即住的后主刘禅日：“……乃顾遗诏，事惟大宗，动容损益，百寮发丧，满三日除服，到葬期复如礼；其郡国太守、相、都尉、县令长，三日便除服。臣亮亲受敕戒，震畏神灵，不敢有违．臣请宣下奉行。”[5]（《先主传》）后主刘禅国亡而迁于魏都洛阳，晋武帝泰始七年死于洛阳，自然也不会厚葬。
　　一代名相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5]（《诸葛亮传》）。刘蜀的其他大臣，其丧葬资料皆无，然重臣中董和、费神等并效诸葛亮之俭约，想来也不全厚葬。
　　三国之中，孙吴丧葬的史料亦少。皇帝中，资料皆缺载。现翻检《三国志>，择吴臣之遣令薄葬者如下：
　　开国元勋之一张昭，“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5]（《张昭传》）。大将军诸葛瑾，“年六十八卒，遗命令素棺敛以时服，事执省约”（《诸葛瑾传》）。一代名将吕蒙，“未死时，所得金宝诸赐尽付府藏，敕主者命绝之日皆上还，丧事务约”[5]（《吕蒙传》）。大司马吕岱，“遗令殡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务从俭约”[5]（《吕岱传》）。尚书仆射是仪，“及寝疾，遗令素棺，敛以时服，务从省约”[5]（《是仪传》）。
　　值得注意的是，吴国曾明令禁止长吏奔丧。据《三国志》卷六十二《胡综传》言，孙权时，“以内外多事，特立科，长吏遭丧，皆不得去，而数有犯者。（孙）权患之，使朝臣下议。（胡）综议以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后必绝。遂用（胡）综言，由是奔丧乃断”。以大辟之刑禁绝奔丧，也可视为丧葬从俭的一种表现。
　　二、三国薄葬风俗的特征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三国时期开始兴起的薄葬之风，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其一，薄葬的范围遍及魏、蜀、吴三国，而以魏国推行得最彻底。这主要是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父子与在曹魏中后期执掌其国柄的司马懿、司马师父子的竭力提倡所致，而以曹氏父子的影响尤深。
　　其二，实行薄葬，已形之于律令。前引魏中山恭王曹衮曾言，“圣朝著终诰之制”，已经“为天下法”。《宋书》卷十五《礼志二》亦言：“汉以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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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id="fosi">　　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敞，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晨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孙权时，用大辟之刑以阻止文武之臣奔丧亦为明证。
　　其三，丧制变化明显。首先，抛弃了两汉间相当普遍的久丧之习．实行短丧。曹操遗令“丧毕，皆除服”，刘备遗令“百寮发丧，满三日除服”，沐并更下令“气绝，令二人举尸即蝠，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莫”，《宋书》卷
　　十五《礼志二》认为，“此则魏蜀丧制又并异于汉也”。其次，改革了奔丧制度。曹操遗令“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孙权甚至以大辟之刑阻止文武大臣奔父母之丧。再次，不以丧废乐。《宋书》卷十五《礼志二》言；“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设伎乐百戏，是魏不以丧废乐也。”
　　其四，墓葬规制上，崇尚土葬，不封不树，不立碑，不存祭殿，力求俭约。帝王中，以曹氏父子与司马氏父子为代表，皆遗令因山为陵，不封不树。名臣中，诸葛亮遗令葬于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余者不胜枚举。不准立碑，已见于曹操之令，至于祭殿，曹丕曾专门下令拆除曹操高陵上依汉制所建祭殿，“以从先帝位德之志”，他自己也下令死后陵上“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

　　其五，墓室内，棺材、殓服、明器十分朴素。棺材多为“素棺”，殓服多为“时服”，前引材料已充分说明，两汉之间那种“刻金缕玉”、“檽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崇侈上僭”的普遍现象已经基本绝迹。随莽明器，亦多选瓦器数具，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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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向圣贤学习，使逝者的“魂灵万载无危”，才是真正的忠臣孝子。这样强调，曹丕仍放不下心，又发下了如下毒誓：“若违今诏，妄有所变改造施，吾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伤。臣子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将不福汝。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
　　对那些不按要求薄葬自己的“不忠不孝”的“蔑死君父”之徒，曹丕不但发誓不保佑他们，还咬牙切齿地说要将他们“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伤”！为了薄葬而发出如此软硬兼施、不顾体面的诏书，并要“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以敦促臣子执行，毫无疑问，实在是出于对“焚如之刑”一般的掘墓之举的恐惧而为。
　　其次，经济的凋敝，也极大地促进了薄葬风气的形成。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最终导致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军阀逐鹿，战火纷飞，造成曹操诗歌《蒿里行》中所描述的“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那样的悲惨世界，人相食的恶讯不绝于耳。在这种生民凋敝、国用紧张的情况下，禁止对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浪费的厚葬则是必然趋势。曹操在终制中所言“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自是实情，前引《宋书·礼志二》所言“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更为明证。
　　其三，老庄追求自然思想的流行，也对薄葬风气的形成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东汉末的大动乱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再加上司马氏专权于魏而对异己力量的大肆打击，导致老庄思想在曹魏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玄学勃兴的局面形成了。玄学家们推崇的祖师爷庄子，就坚决反对弟子们厚葬自己。《庄子·列御寇》中载其反驳弟子们的理由为：“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
　　庄子这种力主薄葬以顺应自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西汉时的杨王孙，就是为了追求这种返朴归真的自然“道情”毅然“裸葬”的。他说：“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返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
　　‘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弊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于戏！吾不为也。”[6]（《杨王孙传》）
　　道家的这种思想，到了三国时期也被一些士人发扬光大，前述济阴太守沐并的薄葬之举，就是典型。沐并在前面所引终制中，认为当时流行的“阳虎玙璠，甚于暴骨，桓魅石椁，不如速朽”的薄葬理论，只是“儒学拨乱反正，呜鼓矫俗之大义也，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何为“实论”？沐并解释道：“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夫遭之为物，惟恍惟忽，寿为欺魄，夭为凫没，身沦有无，与神消息，含悦阴阳，甘梦太极。奚以棺椁为牢，衣裳为缠？尸系地下，长幽桎梏，岂不哀哉！”
　　这足以说明，沐并的薄葬思想，与庄子、杨王孙追求顺应自然的“道情”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曹魏中后期这种思想的逐步流行，促使更多有识之士欣然走上了薄葬之路。
　　其四，东汉末名士对专权跋扈的外戚宦官奢靡之风的反动，也对三国时期的薄葬风气产生了一定影响。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极端黑暗，厚葬也成了他们炫耀权势与财富的一种手段。处于被锢禁状态的名士们，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就纷纷采取薄葬的举动，以示对那些浊流的一种反抗。这个问题，时贤徐国荣先生发表于《东方论坛》2000年第4期的大作《东汉儒学名士薄葬之风和吊祭活动的文化蕴涵》已有详论，此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一部分名士，在三国中前期成为活跃在政坛的重要力量。他们这种思想，对三国
　　时期薄葬风气的形成，也有—定的促进作用。
　　三国时期形成的薄葬风气，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葬俗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两晋尤为明显，皇家与文武大臣多尚薄葬。晋朝的奠基者司马懿、司马师都遗令薄葬，前文已述及。两人的作法已为其子孙承袭。晋惠帝时，尚书裴頠在上表论及损坏皇陵应处的刑罚时透露了薄葬的信息：“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1]（《刑法志》）
　　可见，薄葬已成了有晋一代的制度，《晋书·礼志中》言“江左初，元、明崇俭，且百度草创，山陵奉终，省约备矣”可为佐证之一。东晋明帝临终下诏日：“自古有死，圣贤所同，寿夭穷达，归于一概，亦何足特痛哉！……不幸之日，敛以时服，一遵先度，务从简约，劳众崇饰，皆勿为也，”[1]（《明帝纪》）
　　所谓“先度”，先朝规矩也。不仅皇帝按“先度”提倡薄葬，两晋文武大臣遗令薄葬之举也屡现史籍，太保王祥、司徒石苞、镇南大将军杜预、车骑将军庾冰等为其代表。所可憾者，两晋奢靡之风甚于三国，薄葬之风也不及三国时普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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