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襄阳古城名字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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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一本金庸小说去襄阳，也许还没等找到郭靖、黄蓉拼死守城的一鳞半爪，你就被这里混乱的地名弄晕了。
　　“襄樊”、“襄阳”、“襄城区”、“襄州区”，走在襄阳市的大街上，似乎满眼晃动的都是“襄”字。
　　争夺诸葛亮
　　当地媒体的同行们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复杂的地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行政区划上的多次调整——
　　建国之初，这里同时设有襄阳行政区专员公署和襄阳县政府两级行政机构；到了1950年，襄阳县里又独立出来一个小的县级市襄樊，都归专员公署管辖；“文革”后，襄樊市的管辖权被湖北省收走，但级别没变，仍然是县级市；直到1983年，地区一级的襄阳行政机构撤销，襄樊市才变成地级市，接管了包括襄阳县在内的周边几个县市；再后来，襄阳撤县建区，襄樊市里又增设了一个襄城区，整座城市才大致有了今天的轮廓。
　　这一次由襄樊更名为襄阳，似乎背景与以前几次有很大不同。
　　2010年12月2日，更名的消息刚一公布，与其相邻的河南南阳市就炸开了锅。在大河论坛的“今日南阳”板块，一天就涌现了上百条议论此事的帖子。
　　从明朝开始，襄阳和南阳就为争夺“智圣”诸葛亮闹得不可开交。清代官员顾嘉蘅还曾为此写下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到了近现代，两地之间的芥蒂积累得更深：1990年发行的《三国演义》特种邮票，其中有一张是“三顾茅庐”，襄樊和南阳争夺首发仪式举办权，邮政部门不得不在两地各举办了一场。前不久，新版电视剧《三国》热播，因为里面不提南阳，直接说诸葛亮居住在襄阳的隆中，据传惹得南阳一位市民怒砸电视机。
　　南阳人大多认为，襄阳改名，很大程度上是两个城市之间“战争”的延续。似乎是为了表达某种情绪，他们在大河论坛里提议，将“今日南阳”板块干脆也改成“躬耕南阳”，结果短短几天之内，就获得了超过半数网友的支持。
　　于是，2011年1月1日这天，与襄樊所有机关统一更名同步，互联网上的“今日南阳”改成了“躬耕南阳”。
　　但襄阳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跟南阳抢夺旅游资源。一位本地学者说，襄阳这边“投资招商占的比重更大”。
　　在襄阳，流传着这样一个与招商引资有关的小段子：几年前，一名本地政府官员前往日本公关。他向日企介绍了半天襄樊，结果对方还是不为所动，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城市”。彼时，日本正风行网络游戏“三国”，官员跟对方说，“襄樊就是以前的襄阳，诸葛亮读书学习的地方”，没想到，后来竟促成了合作。
　　不管是真是假，屹立在襄阳体育场旁边的诸葛亮铜像，都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距离铜像不远处，有一个新落成的大型商务广场，里面有万达影院、皇冠假日酒店和长长的室内步行街。这也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果。
　　据说，为了这个项目，当地的书记和市长曾几次游说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当地百姓也学着借起了诸葛亮的东风。一些贩卖旅游纪念品的小店，把诸葛连弩、孔明灯和鹅毛羽扇摆到了显眼位置。店主强力推销的还有一种叫做“孔明菜”的特产，就是切成细丝的、腌好的大头菜。据说这也是诸葛亮的发明。
　　华夏第一城池
　　相对于诸葛亮文化的妇孺皆知，“郭靖、黄蓉守城故事”，在襄阳却没怎么荡起涟漪。
　　在襄阳博物馆里，正在展出城市发展简史，里面必不可少地有宋元襄阳之战的内容——
　　公元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将围攻襄阳，南宋将领吕文焕退守城池苦等援军。作为“华夏第一城池”的襄阳古城，城高池深，元军奈何不得，只好切断所有物资通道，使襄阳沦为一座孤城。最终吕文焕弹尽粮绝，出城投降。
　　许多年以后，金庸正是在这一史实基础上，衍生出了充满侠骨柔肠和悲壮情怀的武侠故事——
　　《神雕侠侣》第22回，中年黄蓉在一片战火中产下一双儿女，因为身在襄阳，又与蒙古军队打仗，便分别为他们取名“郭襄”、“郭破虏”；第39回，郭靖黄蓉再次镇守襄阳城，这时，蒙古第一国师金轮法王绑架了已经长大成人的郭襄作人质，不料郭氏父女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依然杀强敌、卫黎民。
　　在这部书里，金庸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直到后来又出《倚天屠龙记》，人们才从灭绝师太口中约略知道：苦守多年之后，襄阳城破，郭靖夫妇和儿子郭破虏均自杀殉城，只有郭襄凭着父母锻造的倚天剑逃过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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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届七旬的城市规划师陈家驹这样看襄阳古城：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占尽了地形之利。另外，还有8.5米高的城墙，130-250米宽的护城河，和加设在城门口的瓮城，如果处在冷兵器时代，即便你骁勇善战，也很难攻进这样“固若金汤”的城池。
　　不仅城池坚固，襄阳城还有非常险要的军事地位。这里地处川陕荆豫交界地带，一条横亘在中部地区的“秦岭—桐柏山—大别山”阻塞了南北交通，唯有在襄阳和南阳之间留有一道小小的缺口。在古代，北方的军队想要南下，这里几乎成了必经之路。
　　一条从西北流向东南的汉江，从城市中间穿行而过，更增加了襄阳的地理优势。陈家驹说，军事割据时期，北方的军事物资可以经由这里向南方调运，在汉唐大一统的和平年代里，南方的贡赋则通过这里流向北方的都城，使这里成了历史上重要的转运港。
　　登上濒临汉江的临汉门城楼，大半个古城尽收眼底。一座座青砖瓦屋和包围它们的破旧城墙，显得苍凉沉郁。隔江对望的樊城区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把远处的高楼与近处的城头兵甬圈进同一张照片，顿时有种“不知今昔是何年”的错愕感。
　　在襄阳，一直流传着“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说法，大意是说，襄阳城虽然易守难攻，樊城却刚好相反，洪水一来，整个城都有可能会被淹掉。
　　外乡人不通这里的水性，来到这里往往因此吃大亏。在遥远的三国时代，曹军大将于禁和庞德就曾丧命于此——
　　公元219年，名将关羽率军攻打樊城，曹操派于禁、庞德率领七支大军增援。大军错误地把地势低洼的罾口川当成了驻军之地。时值秋八月连阴雨，汉江暴涨，罾口川很快被淹。关羽乘机发起进攻，活捉了于禁，斩杀了庞德。这就是历史上赫赫声名的“水淹七军”故事。
　　 除了这些热闹的战争段子，襄阳人喜欢提及的，还有这座城的雅致。
　　这里是“田园诗人”孟浩然和大书法家米芾的故乡，“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也曾在此逗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登楼赋》名篇。李白、李贺、张柬之等人也在这里写下了同题诗《大堤曲》，描述了古时襄阳的繁华。
　　襄阳人热爱他们。鹿门寺、米公祠、仲宣楼等旅游景点，早年就是为纪念这些文人雅士而建。
　　如今，走在襄阳大街上，能够看到各式各样的书画培训班；跟这里的年轻人聊天，他们也喜欢拿出自己写的诗给你看。
　　沿着宽阔平坦的沿江大道，可以找到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陈老巷，这是一条长约180米、宽约两三米的狭窄巷子，在港口繁荣的古时，曾汇聚过南来北往的万千商旅。60多岁的史阿伯住在这里有50多年了，他喜欢指着一间间破旧的老屋向人介绍，“这儿以前是染坊，那儿是颜料厂，旁边一家卖针头线脑，再往后是百货商行……”
　　小巷再往后，有一处雕梁画栋的残损戏楼，上面挂着的文保牌显示，那是明清时期的抚州会馆。根据陈家驹提供的文史资料，明清两代光建在这里的会馆，就有山陕、中州、黄州、抚州等近20家，另外还有数不清的大小店铺和手工作坊。
　　在著名的老街区“九街十八巷”，现在依然保留着它们当年的老名字：机纺街、油坊街、皮坊街、瓷器街、炮铺街、麻鞋湾、铜鞮巷……
　　 如果时间可以停留在汉唐，襄阳大约可以像今天的深圳一样，足以拥有重要经济中心的荣耀。
　　襄阳市社科联副主席陈新剑分析说，自南宋以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陆续向东或向北迁移，襄阳先是失去了军事战略优势，后来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发展，漕运上的地位也受到挑战。所以，尽管明清两代襄阳港依然兴盛，但整个城市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已经开始慢慢落后于苏杭。
　　到了近现代，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在襄阳设有战场，几乎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不光外地客商全部跑路，本地百姓也伤亡惨重，包括会馆在内的建筑、居民区，在战火中频频被摧毁。
　　1984年出版的《从零起步的襄樊》一书，描述了新中国初期当地遗留下来的惨状——“整个城市只有一台五千万的发电机，它的动力机还是襄阳军分区在解放战争中的缴获品……”
　　襄樊本土作家王伟举看到这则材料，第一反应是很吃惊，“这是那个文人雅士反复吟唱、留下无数动人诗篇的襄阳吗？”
　　“后来想想，那时候还真是穷。”1967年，少年王伟举罹患风湿病，父母带他到襄樊一家医院诊治，沿途景象十分破烂，“就像一个大菜场。”彼时，原本被称为“七省通衢”的水路商港襄阳，在大小报章的报道中常被描述成“偏远的鄂西北”。
　　后来，直到1970年汉丹、焦柳、襄渝等三条铁路相继建成通车，原本只靠水陆的交通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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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长一段时期里，襄樊给人留下的印象仍然是“土”。王伟举记得，1970年代他去武汉开会，中间不经意说了几句襄樊话，还会受到同省其他地方人的嘲笑。
　　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时候，一场由“三线建设”而引发的工业化浪潮在襄樊开始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美苏冷战和中苏关系恶化影响，国家开始把大型工业和军事工业向内地山区转移，襄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很快便成了“三线建设”投资的重点地区。一大批现代工业企业和科研机构相继落户襄樊。
　　1969年10月，国家号召大力发展民用电子工业。襄樊市就把几个只会修收音机的五金工人组织起来，扶持他们创办电子仪器厂。后来，国防科工委下属研究所的几个襄樊籍技术员，说服了市领导，决定生产电视机。结果，在1970年9月，还真生产出了湖北省第一台电视机。这比后来的四川长虹还早了好几年。
　　另一家由605地质大队家属创办的电容器厂，后来转型做计算机外部设备，他们花了好几年时间，研制出了一款宽行汉字打印机。1982年这款打印机被用于中共十二大选票处理，还受到了《人民日报》的点名表扬。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世纪沧桑》里，记录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盛极一时的辉煌——
　　 先是一大批与电子有关的新兴企业在当地兴建，然后随着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一大批科技型知识分子像倦鸟归巢一样来到襄樊。在“文革”还席卷全国、多数人忙于搞“斗争”的时候，襄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知识分子当成宝贝挖了过来。在这里，知识受到了尊重。
　　根据王伟举的讲述，当时有个叫曹野的市领导，不惜打破僵死的户籍限制，公然承诺“可以给引进的科技人才解决住房、职称、家属户口、子女工作等一系列问题”，一时间，把那些正在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们感动得直掉泪。
　　 一个叫雷成斌的干部曾经历过当时襄樊组织的进京招贤活动，他向王伟举描述说，“我们住在国务院第五招待所，每天都有大批科技人员主动找来，甚至还在招待所门前排起长队”，“这响动弄大了，中组部忙给湖北打招呼，让襄樊注意影响。省委才让工作组从北京撤回来。”
　　十年耕耘，一朝收获。1982年10月，全国科技授奖大会表彰了襄樊，“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上缴给国家的利税翻了一番多”。1984年，《中国式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的新兴城市》丛书出版，其中，《从零起步的襄樊》以第一本的姿态率先发行。襄樊很快与常州、苏州、佛山、沙市等一起，被媒体并称为“十大新型工业明星城市”。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襄樊人仿佛又重新获得了历史上的那份荣耀。
　　王伟举在他的报告文学里动情地写到，“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目中，襄樊是一座令人向往和尊重、一座令襄樊人自豪并骄傲的城市。”
　　明星城陨落
　　可惜的是，这份荣耀后来没能一直持续下来。
　　进入1990年代以后，整个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襄樊没有赶上这波潮流，很多传统企业迅速走向了没落。
　　襄樊电视机厂2004年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王伟举跑去探访破产的原因，时任公司总经理的李祖安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原来他在厂里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收条子”，厂领导通常都会开一个带有特殊标记的条子，让李祖安视情安排：一般来说，如果条子后面带一个点，就说明这是重要关系，得立刻给电视机；如果带两个点，关系就相对次要些，可以拖拖再发货；如果是一个点也没带，就纯粹是厂长碍于情面应付一下，可以不给。
　　王伟举感慨，“厂长的智慧都用在这方面，哪有心思去谋发展！”
　　有的企业甚至连市场经济都没等到，自己就先被自己困住了。那个生产宽行汉字打印机的计算机外部设备厂，消失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接原因是日本同类产品的冲击，背后却有资源调配、生产积极性和工作效率等诸多问题。
　　伟举曾找到这个厂的老厂长芦殿林。芦殿林跟他说，十二大之后不久，很多中央部门要求订购他们的打印机。可是，当时厂里没有生产模具，所有零件都得靠工人和技术员手工敲打，后来很多单位把钱打过来了，厂里却无法交货。
　　芦殿林曾几次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申请铸造模具的资金，但迟迟得不到批复。后来日本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做工精，价格低，厂子撑了没多久就倒了。
　　更糟糕的是，计划经济下的权力滥用还滋生了严重的腐败。
　　2003年10月17日，《襄樊日报》头版刊出了依法罢免孙楚寅市人大代表资格的消息，文中称孙“利用职权，在为他人提拔、调整职务中，受贿数额巨大，涉嫌犯罪，且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与多名女性发生两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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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楚寅，自1991年任襄樊市委副书记，后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任襄樊市委书记，直到2002年底案发被“双规”。根据媒体报道，孙楚寅案共牵扯到74名当地干部，其中在襄樊市相关单位及县市任职的“一把手”就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不少当地支柱国有企业，“在这次官场腐败中，几乎‘沦陷’。”
　　就这样，襄樊在最关键的经济转型期，错过了重要的“黄金十年”。到2003年，百强城市名单中，苏州和常州分别排在了第20和27的位置，而曾红极一时的襄樊，则榜上无名。更让当地人脸上无光的是，同为湖北省地级市的黄石和十堰，也都进入了百强城市之列。要知道，在湖北，襄樊一直是仅次于省会武汉的第二大城市，无论面积还是城市规模。
　　这时，襄樊市从官方到民间，无论公务员、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城市面临的尴尬。带有官媒性质的《襄樊日报》还专门为此推出了一组题为“对比与反思”的系列报道。
　　现实生活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襄樊的昙花一现，主要得益于开明的人才政策。现在，这座城市面临的尴尬，也正是人才问题。
　　它不再能够吸引青年才俊，甚至许多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读完大学后，也都不约而同地离开了。
　　30岁的聂海锋现在在西安一家房地产策划公司上班，他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1999年从襄阳一中毕业，然后到陕西读了大学，学成后基本上没做什么思想斗争，就决定留在西安工作了。
　　同样选择离开的还有王伟举的女儿，读完博士以后，她留在上海教书。“没想过要她回来，她也不想回来，回来好像也没有特别适合她的工作。”王伟举太太微笑着说。
　　这并不表示他们不爱自己的家乡。2009年2月，聂海锋把他的拳拳之情写成文字，匿名发表在“东湖社区”的襄樊论坛上，这则两万多字的长帖，里面援引了大量数据和图表，逐一分析了襄樊的不足。半个月后，襄樊市市长李新华看到了这则帖子，把它带进了市政府的办公会，建议“各部办委局的同志们都看一看”。
　　聂海锋很快出了名，襄樊市的大小媒体都来采访他。但带有官方性质的媒体则在采访后噤声。“后来有朋友悄悄告诉我，帖子里剖析不足的那部分，让一些老领导不高兴了。”
　　对这些客居异乡的襄阳人来说，他们大多支持城市改名为襄阳。原因大抵是，每次跟人介绍自己，说襄樊较少有人知道，说襄阳却众人皆知；而那些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年轻人，却大多抱“反对”或“无所谓”的态度。他们已经习惯了襄樊这个伴随他们成长的名字。
　　同意也罢，反对也罢，谁都无法抵挡一座城市进化的脚步。
　　2006年，80后青年李长风大学毕业，也像其他同龄人一样闯北京、闯深圳，折腾了一圈之后，他忽然发现，外面的节奏都太快了，人们脸上看不到任何快乐。于是，他又重新回到老家襄樊，过起悠然自在的小生活。
　　在这个城市最具休闲气息的人民广场上，有一天李长风触景生情，用方言重新填词唱起了襄樊版《吉祥三宝》。他归纳的“襄樊三宝”是面条、俩娃（女孩）和三轮儿，一个被高度具象化的经典生活场景是：男孩早晨起来，到街上要一碗油汪汪的牛杂面，吃完后喝一杯五毛钱的黄酒，然后心满意足地叫辆人力三轮车，拉到广场上去看女孩儿。
　　对于大多数的市民来说，那时的襄樊还是个十分安逸的城市：冬天不算太冷，夏天也不太热；东西不贵，吃一大碗面，也就三五块钱；市区集中，医院、学校、超市都近在咫尺，由家到单位，即使跨区，坐上半小时的公交车也就足够了。
　　如今，短短四五年的时间过去，这个城市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变高了，房价也翻了好几番；汽车多了，交通也开始变得拥堵；人们的心也不再平静如初，广场上看女孩的少年少了，“俩娃”们也在忙着兼职赚钱；街头的摊贩们看到外地人走来，会熟练地跟你套近乎，“老板，过来看看吧……”
　　和很多处于高速发展期的城市一样，襄阳在短暂迷失之后又走上了经济发展的新轨道。当地政府除了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以外，还抓住“东风汽车”生产基地等产业优势，建成了一些工业园。很多郊区的农村，现在也被圈进了城市的怀抱。
　　有人喜欢这样现代的城市，也有人怀念以前的安逸生活，复杂的情绪在空气中流淌、发酵，然后伴随着城市更名的消息一起，渐渐淹没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