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是如何导致三国历史开场的：四肢发达与头脑不简单的一次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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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董卓的出场与乱政
　　三国历史，是在东汉皇权内部孕育生发出来的。三国历史的开场，以董卓进京乱政为发端。
　　东汉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里的一大奇观，就是没有产生一名成年后继任大位的皇帝。由于皇帝多短寿（记得黎东方先生认为是因为后妃太多，待考），有的死时皇子年幼，由幼子继位，有的皇帝死时皇子早夭，或干脆还没来得及生皇子，只得从外藩（刘姓皇族封于外地为王、侯者）中挑选继大位者，成为太后的原皇后为了专权，也是专挑幼儿。总之都是幼儿继皇位，太后成了实际掌权者，太后又毫无悬念地将大权交到娘家人（外戚）手里，任命其父或兄为大将军，总揽朝庭军政大权。
　　在皇权核心地带，还生存着一帮寄生虫，这就是最接近太后与皇帝的宦官。宦官既为太后所驱驶，又会成为少数长大成人的皇帝的心腹，太后一死，宦官便会和皇帝一起密谋除掉外戚，夺回权力。长期宫庭权斗中，宦官在太后与皇帝之间见风使舵，投机取巧，逐渐形成了一个左右朝政、贪赃枉法的恶势力团伙。
　　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使得本来政治能量巨大的士人集团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不少官僚或投靠外戚，或受宦官勒索，与之同流合污，这样一来，朝政日趋腐败，正派的士大夫官僚和士人往往壮志难酬，有劲用不上。
　　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时期，宦官擅权更加严重，朝政也更加腐败，“察举制”选拔人才的方式几乎被公开的买官卖官取代了。同时，由于边疆许多少数民族贵族叛乱，朝庭连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加上自然灾害、农民起义，东汉王朝的统治汲汲可危。
　　在这个危机时刻，士大夫官僚中的“清流派”（清廉正派之士）挺身而出，他们先是冒死上书皇上，直批时弊，矛头直接对准权宦，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捕杀不法宦官及其亲朋党羽，他们的这种“激进”行为遭到了皇帝的反感与权宦的打击。于是这些清流派士大夫（同时也多是“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的士族、名士）振臂一呼，人数众多的太学生与郡国生徒群起而应，闹起了“学潮”。那时侯“闹学潮”，主要不是游行示威，而是大兴“清议”之风，就是四处串联，大肆制造舆论，抨击时蔽、声讨权宦，品评朝中公卿百官，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士人运动。由于这些士人推举领袖，形成组织，所以又被称为党人。
　　士人的政治运动遭到了皇帝与权宦的疯狂反击，在桓帝和灵帝时期，各发生了一次对士人（党人）的大规模镇压，史称两次“党锢之祸”（终生禁锢党人及其亲族、门生子弟为官）。
　　公元189年（汉灵帝中平六年），汉灵帝死，虚岁十七的皇子刘辩继位，太后的娘家兄长何进任大将军，成为朝庭中的实际掌权者。何进虽然只是被士人轻视的“屠家子”，却在外有边患、黄巾大起义，内部朝政荒废的形势下，主动向士人靠拢，大量召征名士入府，并在袁绍为核心的名士的怂恿下，试图铲除宦官集团，但何太后不准，袁绍又怂恿何进召驻守边地的四方猛将带兵入京，想以此向何太后“示威”，强迫她同意铲除宦官。随后便是西北悍将董卓进京乱政，士大夫官僚于州、郡起兵讨董卓，三国历史由此开场。
　　董卓本为西北边地凉州陇西郡人，其父为武官，官至县尉。东汉后期，西部羌人的反汉叛乱形成严重的边患，董卓年少从军，其人力大体壮，又熟悉边地人情地理，在边地与西羌的战斗中逐渐强大，公元184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冬，凉州又发生了羌族贵族势力与边章、韩遂等汉人的联合叛乱，董卓在平叛中表现出众，被破格提升为前将军。
　　董卓虽然在战场上表现勇猛，但他生在边地，缺乏经学熏陶，忠君意识与组织纪律观念均浅薄，有了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便表现出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一面。汉朝廷试图解除他的兵权，调他入京做少府，他以部下舍不得他走为由，拒命。汉皇权此时已是混日子，拒命就拒命了。朝廷考虑到董卓可能不想进京受约束，就让他到并州当军政首长（州牧）。董卓倒是做出了赴任的样子，不过还带上了自己的嫡系部队一一三千名久经沙场的亲兵。所以董卓以后不管走到哪，他的嫡系部队都可以称作“凉州兵”。
　　何进要召外军进京杀宦官，宦官们也不是吃闲饭的。他们来了个不动声色的大动作，把堂堂外戚大将军骗到宫里杀了。袁绍这时成了京城的领袖，他指挥军队一举将逃出宫门的宦官全歼，据说士兵追击宦官时，见了没长胡须的成年男子就杀，以至于有的人赶紧脱了裤子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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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董卓率领他的凉州兵（还是三千人）来了。董卓看京城乱作一团，顿生混水摸鱼之念。但他手上只有三千人，京城本来有许多守军，加上原并州刺史丁原带着他的并州军团已先期到达，丁原被拜为执金吾，董卓觉得有必要给自己壮壮胆，于是来了个虚张声势，晚上偷偷把自己的人马调出城外，白天大张旗鼓地再进城，如此往复，人们误以为凉州军多的无穷尽了。再加上董卓的人马是久经沙场的“野战军”，京城守军（袁绍等人还有私募武装）为“和平兵”，董卓不久就以武力威慑控制了京城的众多大人物，并引诱丁原的部下吕布杀了丁原，吕布与并州兵也投靠了董卓。再往后，京城的“中央军”也被董卓收编了。就这样，堂堂东汉王朝的心赃和大脑被一个西北边地的武夫和他的三千人马所控制了。
　　董卓进京时，有人对袁绍说：“董卓拥有强兵，怀有二心，现在不趁早除掉他，你将被他挟制，趁他刚到，人困马乏，现在下手就能活捉他”。袁绍身为京城政坛领袖，对董卓的“野战军”也十分畏惧，不敢下手。或许袁绍认为，以他在京城的威望和地位，既使董卓将来做大了，也得给他几分面子，顶多两人形成合作关系，没必要拼命。
　　董卓控制京城以后，一开始也确实对士大夫采取了拉拢策略，释放出了充分的“善意”，但这种“善意”并不是这些京城士大夫所想要的。董卓以为，给这些书生一点儿甜头，他们就为感恩了，为自己所用了。然而董卓必竟是武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刚站住脚时，就开始废立皇帝，独揽大权，这样的要价显然太高，超出了士大夫们的心理底线。
　　董卓并不知道，京城的水其实很深。
　　他的武力威慑虽然一时得逞，但这帮士大夫四肢不够发达，头脑却很不简单。经过桓、灵之际的士人政治运动，京城士人已经成为了一个斗争经验丰富、政治目标远大的集团势力。这帮人岂能甘心任由一个边地武人胡乱操作朝政（在士人看来，武人原则上属于头脑简单，只会受人驱使在一线干活卖命的群体）。
　　于是，一场开启三国历史的大规模冲突悄然来临。
　　2、董卓的自做聪明与京城士大夫的因利乘便
　　董卓轻易得手京城，野心进一步膨胀，于是来了个大干快上。董卓首先要做的是废立皇帝。
　　汉灵帝死时，有两个儿子，继任皇位的是17岁（一说14岁）的刘辩（少帝），另一个是9岁的刘协。
　　或许东汉中后期在朝中擅权的人都希望皇帝年龄再小一点儿，于是，董卓便找出少帝刘辩才德不足等种种理由，强行废了少帝刘辩，立9岁的刘协为帝（即为后来与三国历史‘同甘共苦’几十年的汉献帝）。
　　董卓废少立献，还牵扯到一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刘辩为汉灵帝的何皇后所生，刘协为王美人所生。为了争宠，何皇后害死了王美人，年幼的刘协就由灵帝的母亲（董太后）代为抚养。灵帝死后，何后（也变成太后了）自然力挺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董太后也不甘寂寞，试图让自己抚养的刘协继位。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何后与刘辩一组胜出，董后受到压迫，不久忧愤而死。
　　董卓废立皇帝，便在这桩“家务事”上做起了文章。董卓以何太后对婆婆（即董太后）不孝为由，要为董太后打抱不平，杀了何太后。董卓只所以这么起劲儿，是因为一个巧合，董太后与他同姓（这完全仅仅是个巧合），董卓装扮起董太后的“娘家人”了。
　　与董太后扯上了本家，董卓就不光是一个来自西北方的武夫了，还成外戚了。几番折腾，董卓基本上模拟了东汉中后期以后皇权运行中的老套路：小皇帝当傀儡，外戚掌权（当然，太后死了，宦官也被杀光了，凑不全了）。董卓这个外戚水份太大，他也没当大将军，而是当了相国，并享受“入朝不趋（趋，意为小步快走、以示对皇帝的尊崇）、剑履上殿”的待遇。
　　改造完皇帝，董卓开始改造“政府机构”了。看来，东汉王朝他是要通吃了。
　　董卓作为一介武夫，又初来乍到，就算用武力镇住了京城，也不能耍光杆司令不是。于是，老董也玩起了收买人心，拉拢京城士大夫的技巧。而且看上去（也顶多是看上去了）还玩的有模有样。
　　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董卓首先为在桓、灵时代的士人（党人）运动中受迫害的名士、党人平反昭雪，对于“英勇就义”的士人领袖，则为其“恢复名誉”，提拔其子孙，对于被禁锢的名士，则重新启用，委以显职。
　　当然，董卓人生地不熟的，做这些工作还得依靠京城里的“老人儿”，董卓所主要依靠的，是尚书周毖和城门校尉伍琼两个人。在此二人的主持下，董卓不仅提拔了一批原党人、名士入朝为官，还将一批士大夫、名士外派到地方担任州、郡首长，这些外派的领导至少包括：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骑都尉张邈为陈留太守，孔伷为豫州刺史，张咨为南阳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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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对于董卓的一手硬，一手软，这帮京城士大夫是什么态度呢？分两种，一种是有官就当，先干上再说，另一种是逃出京城，与老董划清界线。
　　有官就当的，并不代表支持董卓，更象是一种权宜之计，必竟，当官好办事嘛！逃出京城的，有的直接回老家、退居二线了，但至少有三个人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董卓曾极力拉拢的实力型人物：袁绍、袁术和曹操。
　　当董卓起初将废立皇帝的想法告诉袁绍时，袁绍假装要回家和他的叔父，太傅（为不常设的一个高于丞相级的荣誉官职，多为德高望众者任之）袁隗商量商量，一扭脸就逃出京城了。随后，袁术、曹操也撒丫子走人了。
　　袁绍一走，老董估计他要跑到外面闹事，就想收拾他。此时，董卓所倚重的京城士大夫周毖、伍琼、还有一个叫何颙的一起说话了，他仨对老董说：“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担当的，袁绍不识大体，心理负担太重才出走的，并没有其他图谋……不如赦免了他，给他一个郡守的官职，袁绍对于免罪感到高兴，肯定不会再生祸患了”。这段话有点长，我用省略号代表了部分内容，总之是把老董绕晕了，就照办了。
　　董卓先立了个皇帝，又在朝中封了许多官，外面封了许多官，便觉得OK了，等着别人对他感恩了，等着别人给他“抬轿”了。
　　可是我前面说过，董卓并不知道，京城的水其实很深。
　　原来，周毖、伍琼、何颙这帮人，明着是和董卓一伙的，暗中却是和袁绍一伙的。用《三国志》里文雅的说法，“卓信之，而阴为绍”。袁绍在搞政治运动时，曾组织过一个6人的密秘团伙，史称“奔走之友”。何颙就是成员之一，还有一个叫伍孚的成员，史家认为可能伍琼就是，还有上面提到过被董卓外派到陈留郡当太守的张邈，也是其成员之一。当然，这只是有据可论的，京城士大夫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其他京城士大夫，许多也是和袁绍穿一条裤子的。至少，他们多数不会和董卓穿一条裤子。
　　留在朝中做官的，没办法，只得暂时给老董“抬轿”了；那些被董卓“好心好意”外派到地方担任军政首长的，所回敬给老董的，不是感恩，而是一顿“群殴”。
　　
　　3、关东联盟讨董卓中“不单纯”的一面
　　当董卓基本完成对皇帝的改造和对“政府机构”的改造时，京城士大夫也基本上完成了他们在地方州、郡的另一套人事布局。公元190年（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一哄而起，要“群殴”董卓了。（关东，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大约指函谷关以东，长江以北，长城以南的泛中原地区，也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地带）。
　　这一帮人结成了联盟，袁绍被推举为盟主。我上面提过的董卓外派到地方的京城士大夫几乎都到齐了，只有南阳太守张咨没来，他本来也想参加的，却被孙坚杀了（下有详述）。
　　此外参加联盟的还有：
　　河内太守王匡，曾经是大将军何进的属官；
　　济北相（侯国相，相当于郡太守）鲍信，就是董卓刚进京时向袁绍建议给董卓来个先下手为强的那个人；
　　广陵太守张超，是袁绍的“奔走之友”之一的张邈的弟弟；
　　东郡太守桥瑁，是大官僚兼大名士桥玄的宗族子弟，《三国志》头一篇中提到桥玄抬举过青年时代的曹操；
　　山阳太守袁遗，本是袁绍的堂兄；
　　袁绍同父异母的兄弟袁术，顶着董卓给的“后将军”头衔（后来又当上了南阳太守）也来了；
　　曹操，逃出京城后跑到了兖州的陈留郡，在陈留太守张邈的协助下，自己招兵买马，组建了一只“游击队”，也上阵了，得了个代理奋武将军的头衔。
　　总之，清一色的京城士人、士大夫官僚背景。
　　也许为了不使讨董卓大军的成份太过单纯，远在荆州南部的长沙太守孙坚（孙权的父亲）也举兵响应袁绍，千里迢迢地往北赶。孙坚的阶级出身与董卓是一路货（武人），作风也与董卓有相同之处。在北上的路上，孙坚先杀了平时轻视他的上级领导：荆州刺史，又杀了荆州北部的南阳太守张咨。可能孙坚比董卓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在京城士大夫面前矮了些，便把张咨空出的太守位子让给了逃到这里的袁术。从此孙坚也“挂靠”到袁术的门下了。
　　（汉朝本来是郡、县制，‘州’不是一级政权，只是纪检监察部门划分的责任区，州刺史原本是个级别不高的纪检干部。可能那时的官员都是底儿潮，纪检干部逐渐成了一州的实际掌权者。东汉末，朝廷在一些州设了最高领导“牧”的官职，使‘州’正式成为一级政权了。没设州牧的州，刺史也算最高领导了，但刺史的权威还是比牧低一些）。
　　人已到齐，开始“群殴”董卓了。然而这场“群殴”可能要让看官们失望了，可能远没有看官们预期的那样精采。原来，这些京城背景的领导们搞个权谋还可以，但最擅长的还是高谈阔论，“嘘枯吹生（把死的说活过来）”，真要和董卓动粗的，都成了光摆架势不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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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对这些领导们的委缩不前很生气，带着他新组建的“游击队”要率先动手。半路上便在荥阳附近遇上了董卓的“野战军”一部，曹操果然非同凡响，与对方激战一天，曹操光荣负伤，马也负伤了，其族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他才活着撤出了战斗。但这一仗也把董卓的“野战军”镇住了，他们想一支“游击队”倒是够英勇顽强的，后面的“正规军”岂不更厉害，咱们也撤吧！
　　要说真正能跟董卓玩粗的，只有武将出身的孙坚。孙坚可能也想急着在京城士大夫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强项，便从鲁阳一路北上，很快打到了洛阳附近。董卓看孙坚来势凶猛，便托人找孙坚拉关系，要和孙坚结姻亲，又许诺孙坚可以任用其子弟为官（必竟，董卓掌握着皇帝的嘛！），孙坚倒是坚持原则，严词拒绝。董卓看孙坚够勇猛，关东联盟的架势摆的也够大，再加上身后的“白波军（黄巾起义军的一部分）”闹的历害，董卓害怕腹背受敌，就把汉献帝迁到函谷关以西的长安了，他也且战且退，不久也退到了长安。
　　由于孙坚还是我以后另一专题里的主角之一，这里暂不详述，那么，单纯的“群殴”董卓就这么草草结束了。然而，这里面的事儿并不算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单纯的“群殴”。
　　京城士大夫是读着儒经长大的，思想意识中的君臣名份观念极重。关东联盟讨董卓，最大的理由是讨伐这个擅自废立皇帝的乱臣贼子，潜在的意思是“拨乱返正”，恢复废少帝的大位。董卓看到了这一点儿，就派人送给了刘辩一杯毒酒，结果了他的性命。这下关东联盟虽然更恼了，但却没什么指望了。况且，献帝刘协也是灵帝的皇子，此时具备了唯一性。
　　关东联盟因此似乎失去了方向感，于是董卓就派了五名正部级朝廷大员分头找盟军首领招安。考验关东联盟的时刻到了，是效忠具备了“唯一性”的新皇帝，还是有别的想法，这时就能看出来了。结果盟主袁绍一声令下，这五位朝廷大员有四位先后被杀，只有一个叫韩融的大鸿胪（主管外交和司礼的部长）据说是因为德望太高才保住性命的。
　　袁绍杀董卓派的人，董卓也杀了袁绍的人，也是董卓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干的又一件蠢事：他把袁绍在京城的全家族的人全杀了，这其中还包括了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德高望众的太傅袁隗。这下关东盟军全气坏了，炸了锅了。由于袁家“四世三公（三公是三个丞相级的官职的总称）”，“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门生故吏是要对提拔他的领导报以忠孝的，这个我在第二篇导言中有详述），这下关东盟军有了新方向，就是要为给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政治生命的老袁家报仇。于是，袁绍的声势得以进一步壮大，“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没有不打着袁绍的名号的）”。
　　董卓杀袁家人，自然与他的武夫品性相符，袁绍杀前来招安的京城士大夫，就显得过份了。被杀的这些朝廷大员，都不是董卓的嫡系，而是京城中的“老人儿”，他们劝降盟军，只是奉命行事。留在京城里的士大夫自然（至少是表面上）要听董卓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内心里也愿听董卓的，因为董卓控制着皇帝，他们感觉自己是在为皇帝办事。
　　难道仅仅因为奉命行事就该杀吗？问题没那么简单，袁绍的做法似乎是在做一种宣示：他要和新皇帝及被董卓控制的朝中大臣彻底切割了。
　　以袁绍为代表的这帮“激进型”士大夫，在汉末反宦官的政治斗争中，逐渐树立了远大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抱负一方面希望向皇帝要权，用自己的才能报效国家，拯救风雨飘摇的皇权，另一方面又看到东汉皇权腐朽没落之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因此这帮士大夫内心是充满矛盾的。
　　当黄巾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大厦的根基，一个西北武夫又将他们心中最神圣的皇帝大位变成了掌中玩物之时，这帮士大夫心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真正是儒经中讲的可尊崇的东西了，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了,大家都隐隐地感到一种新的可能或者新的欲望在内心生长。
　　他们会因自己的新身份和心理应变能力的不同而对内心生长的“新的可能”或者“新的欲望”做出了不同的阐释。这些士大夫已不再是声讨权宦、搞政治运动时同仇敌忾、生死与共的战友。他们要或先或后、或急或缓地向着“新的可能”或者“新的欲望”扬帆启航。与董卓新立的小皇帝及受董卓驱使的朝中大臣彻底切割，似乎预示着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起兵者除了讨伐董卓外还有更大的目标。
　　4、董卓之死与士大夫能量的再次爆发
　　迫于形势，董卓退出了关东。临走之际，他先杀了曾是他最为倚重的两个人：伍琼与周毖，直接原因是，他俩站出来顽固地反对迁都。更深层原因是老董回过神儿了，感觉自己被人涮了，说：“我董卓刚入朝堂（人生地不熟的），你俩劝我提拔任用士大夫、名士，我照办了，而诸位到官后，立即起兵讨伐我。是你俩把我出卖了吧……”。
　　其实反对迁都的不仅是这两人，而是绝大多数的京城士大夫官僚。董卓废少立献、杀废少帝和何太后，他们也不曾如此“激动”。由于刘协原本就是皇位候选人之一，他们还可以设法“安慰”自己。一说要背景离乡，西迁关外，就等于说让他们离开累世经营的“沃土”，将要沦为政治流浪汉。董卓用伍琼与周毖的脑袋，又一次慑服了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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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董卓必竟需要士大夫官僚的装点才能专擅皇权，所以董卓没有必要再和朝臣进一步撕破脸皮，他装作杀后悔了，在表面上释放出要和被他以暴力慑服的朝臣和解的意思。在这种恐怖的平静中，董卓将洛阳城抢掠一空（连皇陵也挖出来取其珍宝），驱赶着京城附近的百姓（那时人少，人口也是统治者的一项财富），来到了长安。
　　尽管长安离董卓经营已久的凉州还有一段距离，但必竟与关东有了一关之隔，加上董卓此前已摆平了关中（关中平原因四面环山，四面有‘关’而得名，长安在其中）主要将领皇甫嵩等，长安实际上已完全掌控在董卓手中。离开了士大夫累世经营的洛阳，就基本上到了董卓的一亩三分地。
　　这下董卓的神气自不用说。他已不当相国，改任太师了，位在诸王之上。其亲族子弟皆鸡犬升天，各任显职。董卓在郿县修建了一个与长安城等高的坞（防御性城堡），号称“万岁坞”，在内面屯积了可吃三十年的粮食，这里成了董卓的安乐窝。
　　董卓是安乐了，可苦了关中百姓，由于董卓的搜刮盘剥，百姓生活难以维系，造成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同时，董卓在朝中也更加专橫和残暴，朝中大臣敢有不顺从者，即会成为被杀戮的对象。总之，到了关中，董卓更像是一个肆意妄为的山大王。
　　董卓可能认为，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些被他从洛阳掠来的士大夫可能闹不出什么大动静了。但他还是要用这些人“抬轿”的。这一次，司徒（理论上相当于丞相）王允是他比较倚重的人，王允的司徒官位就是他给的，他觉得不能都是伍琼、周毖吧！
　　但前面说过，董卓与京城士大夫是本质上大不相同的两类人，两者的矛盾冲突不是哪个人的事，在董卓认为最不可能的时候，士大夫的能量又一次爆发了：王允与同僚经过周密计划，并成功地策反了投靠董卓的武将吕布，要了董卓的脑袋（关于吕布杀董卓，以后还要讲）。
　　董卓一死，似乎迎来了士大夫的重生。不仅凉州武夫的淫威似乎被解除了，士人在东汉后期以来前仆后继，苦苦寻觅的行政权力似乎也到手了。然而时过境迁，当王允踌躇满志了一阵子之后，心里又生出一丝凄凉，他和他的士大夫同僚，以及一个从儒经上讲算是合法和神圣的皇上，不过是一帮逃难者，而在汉末政治运动中他的另一些同党，已在他们的“老家”（关东）成为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没有人真的在意他们了。
　　既使掌握长安城中的这点儿权力，王允也没有发挥好。同为大名士的蔡邕（才女蔡文姬的父亲），曾受董卓抬举，在董卓被杀后，据说蔡邕发出了叹惜之声，王允就以与董卓同伙的罪名把他杀了。权力到了士人手里，竟也这个熊样。
　　王允最大的败笔，是在对董卓的凉州兵的处理上。董卓入朝以后，其军队交由女婿牛辅代理，牛辅率凉州军主力驻扎在长安城以东的陕县一带。董卓被杀后，吕布派他的并州军攻打牛辅，被凉州军打败。但董卓之死又使牛辅乱了阵角，试图携金银潜逃，被部下杀了。牛辅一死，王允认为凉州军完了。凉州兵试图向王允讨一张特赦令时，王允不明不白的说，你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罪过，何来特赦？凉州兵心里自然还不踏实，在一个叫贾诩的谋士建议下，凉州军由李榷、郭汜等将领的率领攻打长安，吕布败走，王允被杀，凉州武夫对东汉皇权进行了又一轮践踏。
　　后来李榷、郭汜又闹起了内讧，相互攻伐杀戮，东汉小皇帝乘机几番相求，被凉州军允许返回洛阳，途中凉州兵又反悔追击，朝中大臣大半被杀，回到被破败不堪的旧都洛阳时，这帮君臣已形同乞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