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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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几乎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三国时期也不例外。三国时期作为我国的酒文化的发展时期，不论是技术，原料，还是种类等都有很大进步。除此之外，酒的作为一种三国时期最普遍的饮品，其作用与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想说说三国时期的酒文化。
　　个人认为，研究酒文化主要还是要研究三类问题：
　　酒本身的相关问题，比如酒类，酒量，酒风等，这是在研究酒“是什么”；酒引申出个人，人际，军政，社会等的问题，比如酒的应用等，这是在研究酒的“怎么办”；酒或者其引申问题的原因，比如酒风形成的原因，这是在研究酒的“为什么”。
　　故，自认为研究酒，就是在研究“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三国时期的酒，自然也不例外。这里仅取一些小点展开说明。
　　框架：
　　一，三国时期酒类
　　二，三国时期人的酒量
　　三，三国时期的酒风
　　四，三国时期酒风形成的原因
　　五，三国时期酒的应用
　　一，关于酒类
　　首先说三国时期的酒类。
　　一般来说，酒的分类可以有如下几种情况：
　　按酿制方法分类：可以分为发酵酒（三国时期的酒多为发酵酒），蒸馏酒（起于东汉，但在汉魏时期不是主流。王有鹏《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东汉说》），配制酒等；按酒精含量分类：４０度以上的酒为高度酒，２０～４０度之间的酒是中度酒，２０度以下的为低度酒（三国时期的酒多为低度酒）；按商品大类划分：可以分为白酒，黄酒，啤酒等。
　　而三国时期的酒是按原材料分类的。（《酒典集萃》）按原材料划分的话，三国时期的酒大致可分为几类：
　　（一）水果酒
　　三国时期有水果酒，以葡萄酒比较典型。
　　据《艺文类聚》记载，葡萄酒在汉朝就有了：
　　“大宛以蒲萄（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引《史记》）；“西王母常下．帝设蒲萄酒”（引《汉武内传》）；“炖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称凉州刺史。”（引《续汉书》）；“西域蒲萄酒，传云可至十年。”。
　　而葡萄也是在汉朝引入中原的。
　　“ 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引《博物志》）。
　　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齐民要术》）
　　所以说三国时期是有葡萄酒的。
　　“魏文帝诏群臣曰：且说蒲萄，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饣肙，酸而不脆，冷而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麴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艺文类聚》）
　　从上文可以看到，和葡萄与葡萄酒有关的记载几乎都和贵族有关，魏文帝更是对葡萄酒赞不绝口；而且东汉孟佗送张让“蒲萄酒一斗”用来走后门，就可以另张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可见葡萄酒在当时是很珍贵，很受贵族重视的。
　　还有甘蔗酒。甘蔗酒在当时也称为“金酒”。
　　《西京杂记》卷四引枚乘《柳赋》里提到：“爵献金浆之醪。”并解释说：“梁人做诸蔗酒，名金浆。”
　　以金来形容酒浆，可见甘蔗酒也是一种名贵的酒。
　　还有杏酒，它相对葡萄酒甘蔗酒来说感觉更“平民化”一点。此酒在汉代就有记载：
　　“分遣大夫谒者教民煮木为酪，注如淳曰：作杏酪之属也。”（班固《汉书，食货志》）
　　（二）粮食酒
　　有糯米酒，稷米酒，粟米酒。
　　明代人是这样形容它们的：“上尊者，糯米酒也；中尊者，稷米酒也；下尊者，粟米酒也。”（徐炬《酒谱》）。
　　三国时期按照部分粮食酒的原材料将其分为几个等级，也能体现当时就酒的原材料对酒分类的特点。
　　三国时期的粮食酒还有黍米酒等。只是由于酿造技术的原因，三国时期的粮食酒大多是发酵酒，度数比较低，无法达到高浓度的水平。
　　再说说自己对粮食酒中醴与酒的一点理解：
　　按酿制方法划分，三国时期主要是发酵酒。而就以粮食为原料的发酵酒主要的原材料是三样东西：酒曲（酒母），粮食，水。
　　不同的粮食，配不同的酒曲，酿出不同的酒。先不说粮食，单说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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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三国时期的酒曲主要有两种：曲（古体字为：麴，也读曲的字音）和蘖。这两种酒曲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商王武丁曾经提过曲和蘖：“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说命篇》）。而《齐民要术》中提到三国时期不同的发酵粮食酒的制法时，酒曲全部就是曲或蘖。（其实在当时蘖已经很少了，主要还是曲。）
　　用曲和蘖酿出的酒的命名是不一样的。以曲酿出的酒为酒，以蘖酿出的酒为醴。即“古来，曲造酒，蘖作醴。”（宋应星《天工开物•酒母》）
　　所以说，醴酒应该是发酵粮食酒的一种。
　　（三）乳酒
　　乳酒应该是古代的第一代人工酒。乳酒多为少数民族所产的酒。
　　比较典型的应是挏马酒。在汉代此类酒就十分受重视，甚至特地“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班固《汉书，礼乐志》）。当时朝廷甚至专门有人负责挏马酒。可见当时它是很受重视的。
　　还有就是乳酪（此外酪类还有米酪和果酪），乳酪也是一种乳酒，在西汉就有记载，记述酪酒：“以为醴酪”（《礼记，礼运》）。
　　（四）其他酒
　　除了以上的几种酒外，还有其他酒。
　　有以花椒为原料的椒酒。对于汉魏时期的椒酒有这样一段记载：“（元旦）子妇曾孙，个上椒酒于家长”（《初学记》）。可见在当时就有在节日用椒酒为长辈拜贺的习俗，说明椒酒在三国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节日用酒。
　　还有用柏树叶浸泡而成的柏酒。南朝梁人对于汉魏时期柏酒的记载：“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荆楚岁时记》）。所以说，柏酒也是可以用于节日拜贺的。
　　除此之外，还有桂花酒。早在先秦就有桂花酒了。《楚辞》的“尊桂酒兮椒浆。”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三国时期人的酒量
　　古人的计量酒量应该是以质量和体积计数的。关于周郎还有“三爵”的说法。我认为古人的酒量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恐怖。
　　（一），从度量衡角度看
　　古今度量衡是不同的。三国计量酒的量器就酒杯而言：“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胜（升），中雅受六胜，季雅受五胜。”（曹丕《典论，酒诲》）
　　上文所说三国比较典型的酒爵的规格是七升，六升，五升。
　　根据《中国历代度量衡考》度量衡的转换公式：
　　三国时期：1斛 = 10斗, 1斗 = 10升, 1升 = 10合
　　现代转换：1斛 =20000毫升, 1斗 = 2000毫升, 1升 = 200毫升，1合 = 20毫升, 1龠 = 10毫升, 1撮 = 2毫升, 1圭 = 0.5毫升
　　也就是说就酒杯而言规格大约是现在的1升到1.5升之间。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骇人听闻。
　　（二）从酒的浓度看
　　三国时酒大多是发酵酒，它的浓度不是非常高。
　　拿一种酒举例，九酝酒是三国时一种比较典型的酒。它的酿法是：“法用曲二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渍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渍……”(曹操《上九酝酒法奏》)；而对于这种酒，米的用量是“九斛”（贾思勰《齐民要术》）。
　　根据度量衡的转化公式：
　　质量：1石 = 4钧, 1钧 = 30斤，1斤 = 16两, 1两 = 24铢
　　现代转换：1石 = 26400克, 1钧 = 6600克，1斤 = 220克, 1两 = 13.8克, 1铢 = 0.57克
　　体积：1斛 = 10斗, 1斗 = 10升, 1升 = 10合
　　现代转换：1斛 =20000毫升, 1斗 = 2000毫升, 1升 = 200毫升，1合 = 20毫升, 1龠 = 10毫升, 1撮 = 2毫升, 1圭 = 0.5毫升
　　应该可以看出来曲与水的比例1：30，米与水的比例低于1：1（对于酿酒来说，这不是一个高浓度的值）由此推断酒的浓度不可能太高。
　　另：根据此酒的制法，学者推断三国时期的酒的浓度大概在三度到五度。类似于“软饮料”，即使稍微多饮也不会醉人的。
　　三，三国时期的酒风
　　三国时期的酒风总结起来应该是：“盛”。 “三国时饮酒之风颇盛，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陶元潜《三国食货志》）。
　　在我看来，“盛”可以分为两点来理解：酒风剽悍和嗜酒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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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酒风剽悍的理解是喝酒比较凶。不仅如此，感觉三国劝酒之风也颇盛，喝酒手段也比较激烈。
　　刘表宴请宾客时：“……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劖刺之，验其醉醒，是酷於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松当盛暑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於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湖有避暑之欲。”（《典论，酒诲》）
　　孙权一直给人很儒雅的感觉，但在喝酒方面却是很剽悍的：“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权使人以水洒重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张昭传》），喝酒要喝到从高台上掉下去……这样的劝酒方式实在是很凶。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剑欲击之。”（《虞翻传》）。虞翻因为装醉竟然惹得孙权想要杀了他，这样的喝法很激烈。
　　孙皓在喝酒劝酒方面都很激烈：“眼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传》）
　　曹操饮酒之剽悍也是不容忽视的：“太祖征荆州，至宛，张绣迎降。太祖甚悦，延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韦持大斧立后，刃径尺，太祖所至之前，韦辄举斧目之。竟酒，绣及其将帅莫敢仰视。”（《典韦传》）
　　嗜酒如命主要指的是喜好喝酒。
　　孔融好酒很典型，甚至不惜为酒和曹操产生矛盾：
　　“黄巾将至，融大饮醇酒，躬自上马，御之涞水之上。”
　　“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崔琰传》）
　　徐邈好酒，可以在曹操实行禁酒令时“违规操作”私下饮酒：
　　“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於沈醉……”（《异苑》）
　　王蕃丁冲都好酒，甚至为此丢了性命：
　　“甘露二年，丁忠使晋还，皓大会重臣，蕃沈醉顿伏，貉疑而不悦，轝蕃出外。顷之请还，酒亦不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斩之。”（《王蕃传》）。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后数来过诸将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郝浴罚?br>山涛，刘伶，周顗都好酒：
　　山涛字巨源，饮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试之，使人私默以记之，至量而醉。（《晋书》）。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遗形如此。
　　（《晋书》）。
　　周顗字伯仁，饮酒至量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恨无对。（《晋书》）
　　由上文可以说，三国时期的酒风是十分剽悍的。
　　四，三国时期酒风形成的原因
　　（一）经济原因
　　首先，还是觉得三国经济的发展是三国酒风形成的基础。三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应该主要是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发展自认为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农业工具的发展。
　　比如像是在三国时期刘备平定益州后“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三国志，吕乂传》）开始重视铁器。再或者是翻车的改进，“患无水而灌之，乃做翻车……其巧百倍于常”。还有比如说双长辕犁的出现，加工谷物的“八磨”的出现。农具的发展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第二是农业政策的变化。
　　最典型的还是曹操的屯田制。虽然三国时期也因自然灾害和军事原因禁过酒，但曹操的屯田制还是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的。曹操的屯田制，使三国北方由“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董卓传》）变为“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任峻传》）。使当时的农业由凋敝开始逐渐转向复兴也是农业发展的极大贡献。
　　第三是农产品种类的变化。
　　像以前提过的那样，三国时期的农作物种类增加了很多，这一点《齐民要术》就有记载。 “梁者，黍、稷之总名；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三谷各二十种，为六十；蔬、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种。故《诗》曰：‘播厥百谷’也。”（杨泉《物理论》）虽然粮食“百种”的确有虚构，而且很夸张，但农作物种类增加还是事实。
　　第四是南方农业的发展。
　　个人认为，三国的战争导致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是促成此类情况的重要原因。北方战乱，致使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高潮。“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三国志卫觊传》）应该就是十分真实的写照。人口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农业工具与农业技术，极大的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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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具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政策的应用利用调控使农业发展，农业产品种类的增加本身就是代表农业发展，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又带动了南方地区的农业发展。整个三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有极大提高的，就是农业经济的发展。虽不能说是空前鼎盛，但和汉末相比，已经是极大改观和进步了。酒风的形成要有酒，而就酒的繁荣存在要以经济发展较稳定做前提。而农业经济也恰恰是酒风发展的大前提。
　　三国时代酒文化考究
　　● 三国时代酒文化的底蕴：
　　三国是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在这个战争缤纷的年代出现无数的英雄楷模，至今仍被人深深记忆。在无数次的战争中，最后的战胜者占据了最终的地方割据，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三国鼎立。三国的酒文化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渐被人们认可和流传。笔者从历史结合现实的角度上仔细研究了三国的酒文化现象。
　　中国古典名著中的酒文化《三国演义》中的煮酒论英雄
　　我国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中所讲述的一则故事。东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候，势力大；刘备虽为皇叔，却势单力薄，为防曹操谋害，不得不在住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关云长和张飞蒙在鼓中，说刘备不留心天下大事，却学小人之事。
　　 一天，刘备正在浇菜，曹操派人请刘备，刘备只得胆战心惊地一同前往入府见曹操。曹操不动声色对刘备说，“在家做得大好事！”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这句话将刘备吓得面如土色，曹操又转口说，你学种菜，不容易，这才使刘备稍稍放心下来。曹操说，则才看见园内枝头上的梅子青青的，想起以前一件往事（即“望梅止渴”），今天见此梅，不可不赏，恰逢煮酒正熟，故邀你到小亭一会。刘备听后心神方定。随曹操来到小亭，只见已经摆好了各种酒器，盘内放置了青梅，于是就将青梅放在酒樽中煮起酒来了，二人对坐，开怀畅饮。酒至半酣，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将至，曹操大谈龙的品行，又将龙比作当世英雄，问刘备，请你说说当世英雄是谁，刘备装作胸无大志的样子，说了几个人，都被曹操否定。
　　曹操此时正想打听刘备的心里活动，看他是否想称雄于世，与是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英雄呢？曹操单刀直入地说：“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两个！刘备一听，吃了一惊，手中拿的筷子，也不知不觉地掉下地下。正巧突然下大雨，雷声大作，刘备灵机一动，从容地低下身拾起筷子，说是因为害怕打雷，才掉了筷子。曹操此时才放心地说，大丈夫也怕雷吗？刘备说，连圣人对迅雷烈风也会失态，我还能不怕吗？刘备经过这样的掩饰，使曹操认为自己是个胸无大志，胆小如鼠的庸人，曹操从此再也不疑刘备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酒文化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使用，生产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加上"宗庙之牺，为畎田之勤"，把用为祭祀的牛放去耕地；西门豹治漳水开十二渠以灌邺田，蜀太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四川成都平都，活野千里受于堰，等水利的兴修；农民"早出暮归，强乎耕稼树艺，多娶菽粟"，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使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物资财富大为增加。这就为酒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资基础。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对酒的记载很多：
　　《论语》："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诗经·幽风七月》："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诗经·小雅吉日》："以御宾客且以酌醴。"醴，酒的一种，系甜酒。
　　《诗经·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从以騂牡享于祖考。"
　　《诗经·双雅旱麓》："瑟彼玉瓒黄流在中。"黄流，即用来参和郁金香酿成的酒，郁金黄如金色，故该酒亦称黄流。
　　《礼记·曲礼》："水曰清涤酒曰清酌。"水指元酒，水可灌濯，故称清涤。清酌，经过澄清的酒。
　　《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饮酎用礼乐。"酎，重酿之酒，配乐而饮，是说开盛会而饮之酒。
　　《礼记·玉藻》："凡尊必尚元酒唯君面尊，唯饷野人皆酒，大夫侧尊用木於士侧尊用禁。"尚元酒，带怀古之意，系君专饮之酒。春秋时分国人和野人，野人是指普通群众。饷野人皆酒，意思是让他们一般的饭菜，喝普通的酒。木於、禁是酒杯的等级。
　　《礼记·乡饮酒义》："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
　　《仪礼·大射仪》："又尊于大侯之乏东北两壶献酒。"献，应读作沙，沙酒是在五齐之上的一种酒。
　　《春秋纬·酒》："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哺人。麦阴也，黍阳也，先渍曲而投黍是阳得阴而沸，故以曲酿黍为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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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问·汤液醪醴论》："黄帝问曰：为五谷场液及醪醴奈何？岐伯对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时，故能至坚也"意思是，风调雨顺天地之和，加上土地高下适宜，才能有稻子的好收成。然后才能化稻米之津为酒。
　　（二）政治原因
　　除了经济原因以外，政治原因也是很重要的。较典型的应该分两类。以曹操为代表的统治者贵族，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清流。自认为这两种人好酒的政治原因又会有所不同。
　　首先说说曹操。曹操应是十分好酒的。不然就不会写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传于世了。而就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看法，曹操的施政特色之一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意之意。“尚通脱”是针对当时很多有才的人自命清高的风气的。
　　这类的人入世为官的代表是孔融，从上文他和曹操的矛盾就可将这种风气体现的很明显。
　　文化和政治是相关连，相互影响的。政治风气可以通过文化反应出来（比如文学等），而文化的风气也可以影响政治的风气。要改善这种政治风气，曹操除了执政本身强调通脱以外，还在文化领域做过努力。比如文风，像是曹操的文章，鲁迅先生的评价就是“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
　　文风如果是思想上的通脱，酒风莫不如理解为行为上的通脱。思想通脱，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可以理解为“废除固执，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那行为上的通脱，就应该是剽悍随意的行为了。而不论思想，还是行为，都和曹操“尚通脱”以接受不同思想，广纳意见的政治理念分不开的。
　　鲁迅先生认为，曹操的政治“通脱”。那么我们推而广之，它对文化领域的文风甚至于酒文化，应该都会有影响的。
　　那么曹操的通脱，应该也可以理解为出于政治目的的“通脱”。整合风气，包括整治文化，政治风气。剽悍的酒风作为一种文化风气或许可以理解为在文化礼仪方面的整顿，受政治风气影响，又以反过来影响政治风气，使之更“通脱”的手段之一。
　　另一种人就应该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清流。竹林七贤的酒量是很大的，酒风也很凶悍，这一点以前提过，不赘述。
　　竹林七贤基本都是不喜出仕的。就连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阮籍都可以醉酒推脱。
　　个人认为，他们嗜酒，酒风凶猛和政治是离不开的。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是三国乱世，而后司马家族更是引起了不满。竹林七贤就是其中不满的代表人物。刘伶著名的《酒德颂》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对权贵的蔑视和纵情自然的理想。换一句话说，一个有知识的文人，不去出仕做官，而是要纵情山水，不能不说当时的社会是有问题的。
　　竹林七贤的嗜酒，在我看来，应该是受到了黑暗政治的影响，同时也在表达和自己理想不同的社会现状和政治制度的不满。他们的嗜酒或许更应该说是一种有些消极的避世，为了表达对社会的不满的放荡。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更像是对权贵的“敷衍”，对政治的敷衍。
　　（三）思想文化原因
　　还有要说的就是，三国酒风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当时的思想文化也是分不开的。
　　三国时期是我国社会的大动荡时期。一方面，群雄割据，战乱不已；另一方面，受社会动荡的影响，各民族或本民族间的斗争、融合，宗教文化的思想碰撞、融汇，庄玄、佛教等思想的发展，对儒学的冲击，都或多或少以侧面的形式对酒风产生了影响。
　　就像李泽厚先生《中国古代思想史论》里说到的那样，儒家从个体关系来确定人的价值，而庄玄则是从摆脱人际关系中实现个体价值。三国时期，旧的社会制度和礼仪规范几近崩溃，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命如草。关于这时的思想，《美的历程》里曾经给出这样的评价：“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宣传的那套伦理道德，是虚假或值得怀疑的，他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短促的人生中总是充满了那么多生死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
　　这样动乱的社会，使当时的人们对传统儒学的权威产生怀疑，转而关注个人本身的追求。一方面，对传统礼教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想要摆脱束缚的，有些“张狂”的思想；另一方面，转而对庄玄理论的研究，使他们把人格的追求看成是最高标准。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无疑是此类的代表，把当时相当一部分文士的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样的心理，无疑体现了庄玄的哲学本质。
　　而这样的心理，思想，体现在生活中则是以各种方法以寻求的精神上的超脱。酒风，则也会是很重要的体现。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求得长生，成仙；另一方面，他们则是想尽办法摆脱世俗困扰。而酒，无疑会是个人情感的最好寄托，把个人情感寓于酒中，又以求醉的形式以摆脱俗世的困扰，以逃避社会的黑暗。这种行为，结合“张狂”的思想，直接体现在酒风上就应该是“狂饮”和“嗜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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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原因
　　除此之外，易中天先生在《闲话中国人》中认为，相对于严格的礼仪来说，酒是或多或少可以缓和人际间等级界限的东西。正如他所言：“要的就是这种平等和融洽，亲密和热闹”。可见，虽然饮酒还是要遵循酒礼，但相对于其他礼仪活动，还是融洽很多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随意平等，在汉末这种动乱的社会之下，也会被赋予更激烈的内涵。
　　此外，酒风的形成还受像是个人情感，礼仪道德等的影响。
　　五，三国时期酒的应用
　　酒作为一种文化，是和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分不开的。谈谈三国时期的酒的作用。
　　（一）三国时期酒与经济。
　　酒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与经济是相互联系的。
　　经济的繁荣会带来酒文化的繁荣，而酒文化的繁荣或多或少是经济发展的反应。相反，经济衰退时酒也会受到限制。
　　第一，酒的发展是伴随经济发展产生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酒业也随之发展。
　　就像偶然间酿出的兽乳酒是在生产力级低的游牧社会出现的第一代人工酒；而谷物酒是在农耕社会，产生的第二代人工酒；第三代人工酒则是以酿酒技术发展后的蒸馏酒为代表。
　　而经济作物的增加，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酒类增加。汉代的麦子酒，甘蔗酒，葡萄酒就是代表。此外，魏晋时期的粮食作物：麦，粟，稻，粱，菽的种类增加（《齐民要术》），相应的，魏晋时期的酒的种类也有很大增加，有稻酒（比如酒酿），有粱酒（比如粱米酒），还有粟酒等。
　　第二，酒，尤其是粮食酒，主要原料是粮食，而酿酒又是十分耗粮的，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所以历朝历代都有禁酒的政策来减少浪费粮食。
　　“及卓诛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于长安城中以为战地。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于时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许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岁有数千万斛，以充兵戎之用。”（《晋书食货志》）三国时期就是如此，就算屯田有了粮食的基础保证, 仍然实行禁酒令, 可见酿酒对农作物的消耗是相当大。
　　禁酒的方式有大致三种：官方垄断酿酒；禁止一切酿酒；禁止酗酒或非时饮酒。《尚书，周书，酒诰》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禁止酗酒的戒酒令。
　　三国时期这类问题也很典型。
　　曹操就实行过禁酒令。《孔融传》就曾经提到过：“年饥兴兵，操表制酒禁”
　　蜀国也实行过禁酒：“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简雍传》
　　只要是有饥荒，战争等出现，基本上朝廷都会禁酒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节约粮食，满足民用或军用的需要。（当然，避免官员酗酒和群饮，避免饮酒削弱军队战斗力，或是用禁酒的方式稳定政局也是有必要的。）
　　吴国则是以官方售酒的方式：“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之利。”又孙皓传风皇元年注引江表传谓何定“汝南人，本系权给使也，后出补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旧人，求还内侍，皓以为楼下都尉，典知酤粜事。”（《顾雍传》）是吴专卖酒。官方将酒的买卖权垄断，也是禁酒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还是节约粮食，也可以顺便垄断酒的销售，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所以说酒与经济相互影响，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酒作为文化的一种，是经济的反应；另一方面，酒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它可以增加财政收入，也可能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三国时期酒与政治
　　第一，对政局的影响
　　酒除了会对经济有影响之外，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尤其是在社会不稳定时，这种问题更容易发生。像是饥荒或战争年代，粮食的短缺往往会造成政局动荡，而酿酒又会造成大量的粮食消耗，所以统治者通常也会采取禁酒的办法。像是上文的魏蜀禁酒，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稳定政局的需要。还有就是为了防止聚众谋反的事情发生。汉代就曾经下过“禁群饮”的政令，目的就是防止有人借群饮之名谋反，这和统治者的隐忧相关。
　　第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作用
　　向心作用，即政治拉拢。这种拉拢可以以宴饮，礼品等方式进行。就像是以前提到过的孙氏，曹操的宴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拉拢。
　　离心作用，即政治斗争与政治阴谋。统治者也往往用酒作为政治斗争的载体。鸿门宴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刘备与曹操的煮酒论英雄，也是很典型的政治斗争：“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先主传》）酒宴的一席话可以使刘备如此失态，酒桌上的政治试探效果可见一斑。还有就是直接以酒做武器达到政治阴谋，比如直接用鸩酒毒杀对手。“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文帝纪》）这里的董卓用的手段就属于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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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国时期酒与军事
　　一般来说，在有战争时一般应该是禁酒的。因为饮酒会削弱军队的战斗力甚至贻误军机。“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陈思王传》：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魏氏春秋》）曹植就是被灌醉导致无法领兵救援, 这是贻误军机的例证。
　　而饮酒又的确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酒在军事上有激励士气，犒赏将领的作用。比如荆轲践别时太子丹为其敬酒送行，虽说荆轲不比军队，但以酒激励勇气的本质是一样的。又比如曹操的敬酒：“晃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徐晃传》）这里的曹操就是在用酒犒赏徐晃。
　　此外，有时军事结盟也会用到酒。
　　（四）三国时期酒与礼仪
　　礼仪可分为社会礼仪和个人礼仪，这两点都与酒有关。
　　酒与社会礼仪：宗教祭祀的礼仪，军政制度的礼仪，人际交往的礼仪，节日饮酒的礼仪都属于社会礼仪。
　　最初，酒是在原始宗教中作为祭祀祭品出现的。《礼记》就有古老的酒祭的记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天子亲载耒耜，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亩，反，乃执爵于太寝，命曰劳酒。”像汉魏也有酒应用在祭祀的例子“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九酝春酒）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西京杂记》）像军事结盟，政治活动也是可以体现酒礼的。礼仪应该是受周礼的影响一种形成的礼仪规范，体现在包括军政活动和人际交往在内的所有社交活动中，当然，酒礼就是很重要的一点。比如鸿门宴饮时特地对每个人的座次作了描述，这应该就是酒礼的体现。至于节日饮酒，就像以前说过的那样，在节日（包括庆祝丰收等的节日）会用柏酒，椒酒等酒庆祝。
　　而个人礼仪则有比如像降生，满月，成人，婚姻，丧葬礼仪等多种礼仪。这些礼仪在饮酒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汉民族，也体现在少数民族中。比如苗族的满月酒宴，彝族的迎亲酒宴等。像是在《礼记》中，也有新婚夫妇“合卺”的说法（卺就是用来饮酒的葫芦瓢）。而酒与个人礼仪的关系在三国时期也很典型。比如像丧葬礼，“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曹操《祀桥太尉文》）曹操用酒拜祭死去的乔玄，也是酒在丧葬礼仪的体现。
　　（五）三国时期酒与个人情感
　　个人认为，酒之于个人情感主要有两点作用：言志与寓情。言志就应该是以酒为咏颂对象表达自己的志向，寓情应该是以饮酒的方式表达个人情感。当然，这两点应该通常同时出现。比如曹操的《短歌行》就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方式引出了情感与志向。抒写求贤若渴的心情，最后倾诉自己的雄心壮志，这样的“酒”也生动地展示了一代枭雄慷慨激烈的情怀。
　　还有就像曹操的“酒马歌戏，今日相乐诚为乐。”（《气出唱三首》）；曹丕的“酒酣乐作”（《戒盈赋》）；曹植的“御酒停未饮，贵戚跪东厢。侍人承颜色，奉进金玉觞。此酒亦真酒，福禄当圣皇。”（《大魏篇》）都可以表达宴酣之乐或是对他人祝福的美好感情。
　　而像竹林七贤的饮酒最主要的则是在以喜爱山水田园饮酒取乐的宁静生活的基础上表达对司马氏残暴统治的不满。当然，也会用酒表达自己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像是王戎的《经黄公垆有感》就提过“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的饮酒往事，又写了自他们过世以后的哀伤之情，酒垆也有“邈若山河”的感觉了。
　　此外，酒还有最基本的保健和娱乐等作用。段成式《酉阳杂蛆》提到流觞曲水:古代风俗，每逢三月上旬的巳日(曹魏以后定为三月初三)，在水边聚集宴饮，以拔除不祥。后来演进为在环曲的水渠旁宴集。宴集时置酒杯漂浮于水上，酒杯流经之处，饮者逐一取饮，称为流筋曲水。四川宜宾至今还保存有石岩上凿的这种小水渠。
　　个人认为，一次酒的文化活动并不只有一个作用。就酒宴而言，尤其是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酒宴，往往会带有一定的目的，或联合或试探，或拉拢或铲除。这就注定了酒的政治或军事作用，或是军事政治作用兼有。而酒宴本身进行的过程中，又是遵守酒礼的，就像虞翻装醉之所以会引得孙权大怒，除了违逆了当时的习惯外，“欺主”僭越了君臣之礼应该也是很大原因。至于宴饮的饮酒，除了本身保健娱乐等作用外，在宴饮中直接抒发个人情感也是可以的，像是曹操的《短歌行》就是在宴饮是创作的。
　　总结起来，酒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文化又是人类所特有的产物。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经济和政治又同时作用于文化，相对的文化现象又可以反作用于经济与政治。其形成与发展与经济发展，政治等领域发展是分不开的，而它的存在，则或多或少影响了经济政治等领域。
　　而透过三国的酒文化，我们也可以看到三国整个时代的特点。我认为了解三国酒文化的意义在于，这不仅是一种针对酒的了解，也是通过酒，了解其文化形式，透析这种文化形成的根本的原因及其对三国历史的推动作用的了解。它可以帮助了解三国时期整体的历史。因为只有这样一个特别的时代，才会产生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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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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