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是“中国三国文化之乡”

三国文化博览

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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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越三国墓葬出土的三国熏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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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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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动人心魄的时代之一，国内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有500多处，分布在湖北、河南、四川、陕西等地。襄樊，作为第三个“中国三国文化之乡”，我们有最直接的实物证明吗？
　　11月3日，记者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采访时得知，所长陈千万正在整理襄樊地区近20年来发掘出土的三国墓葬资料，准备发表研究成果《襄樊三国墓》。他说：“从1994年发现刘表墓开始到现在，我市已经发掘出土的三国时期的大中型墓葬就有33座，无不佐证了三国时期襄樊的繁荣。这些墓葬的出土器物和研究成果，为襄樊这个“中国三国文化之乡”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陈千万介绍了最近几年襄樊发掘的三国墓葬，并进行了比较。影响最大的菜越大墓，采用了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即四角起券)，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三国中期长江中游新出现的一种建筑结构。从近年考古来看，这种结构在汉水中游襄樊及南阳一带出现较早，东汉末公元208年的刘表墓使用了这种结构，菜越墓前、后室都使用了这种结构，而且在后室北壁正中又加一券，其技术显然更趋成熟。
　　菜越大墓出土随葬器物有铜、铁、金、银、玉石、水晶玛瑙、陶、瓷等十八类计202件，另有铜钱万余枚。三国的铜资源匮乏，菜越墓却葬有大量的铜器(共46件)，有壶、盘、洗、釜、薰炉、熨斗、器座、锁、马、镜等。
　　随葬器物突出三国特征：三国是“承前启后”的特殊时代，三国考古也体现出这一时代特点。如传统礼器鼎，在东汉晚期还少量使用，但三国早期已基本不见。菜越大墓出土大量明器、实用器，未出现鼎。传统礼器中与鼎相配的壶在三国早期大墓中还继续使用，其腹变扁，而三国晚期就没有了，新出现的瓷盘口壶则完全是另一种形态，一直沿用到魏晋南北朝隋唐。
　　菜越大墓出土的大铜马为最重要的发现，该铜马长与高均为1.63米，按真马大小铸造，腹空，约1吨多重，是目前我国出土的最大的铜马。
　　铜马形体特点表现为腿短，颈粗，头小，此类马既有蒙古马适宜粗饲料、生命力强、耐力强的特性，又有汗血宝马暴发力强和速度快的优点，其躯体高度比蒙古马高，长度又比蒙古马短，可能是蒙古马改良的，应是三国的良种马，刘备三顾茅庐也有可能是骑这种马。铜马也采用了一些抽象的表现手法，如颧骨扁平，耳呈三叶片状，眼为三角形，前额上部铸有象征当卢的纹饰。双耳间的额头上有插璎珞的纛(dao)。其咧嘴作嘶鸣状，双耳上翘，关注前方，好像随时准备冲向战场。
　　菜越大墓因缺乏文字证据和文献记载，其墓主人身份地位尚须考证。将其与隔江相望的襄阳城刘表墓进行比较，考量其规格之高下，以略证一二。
　　1993年5月至1994年4月，考古人员在襄阳城东街新华书店建综合楼时发掘一座大型残砖墓，经研究确认为东汉末年荆州刺史刘表墓。这一考古成果发表在1995年《江汉考古》第3期。1996年1月27日中新社向海内外发通稿，报道了“刘表墓在襄阳发现并获确认”的消息。
　　菜越大墓与刘表墓的主要相同点：一是都采用严格的轴线对称和前甬道、中间过道的设计；二是都使用对角几何纹青砖和“平砖顺砌”的方法筑墓，并采用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结构；三是都随葬金、玉等高档物品。其主要不同点：一是菜越大墓无中室和耳室，中轴线短3.8米；二是菜越大墓后室双过道，葬二人，而刘表墓葬4人，三是菜越大墓未随葬车马器而葬有大铜马。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菜越大墓与刘表墓的主要共同点应表明二者时代相近、地域相近、身份地位相近。主要不同点表明，菜越大墓总体上规模略小，规格略低。扣除年代略晚，规格可能有变化的因素，菜越大墓的墓主身份可能接近或略低于刘表。综合判断，其身份级别应为俸禄2000石或略低的将军或刺史一级的官员。
　　菜越大墓的墓主是谁？很难考证。襄樊学院三国文化研究所叶植教授提出是东汉末年军阀、骠骑将军张济。张济是甘肃人，甘肃出汉魏铜马，恰好襄樊只有这座墓出大铜马。而且菜越大墓男主人身边葬铁剑、铁刀各一把，应该是一位高级武官或将军。
　　襄樊有如此多的三国大中型墓，而且结构、类型复杂，出土文物丰富，其必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襄樊地势险要，地理位置重要，许多文献中都有详实的记载。汉代襄樊经济文化发展，逐步成为区域中心。弘之《荆州记》曾记襄阳至宜城间“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珠轩骈辉，华盖连延，……道为冠盖里”。其繁荣景象可见一般。东汉末(公元190年)，刘表出任荆州刺史，治襄阳，在封建割据势力相互兼并、战火不断、社会动荡的年代里，保持了一方平安，使本地区成为士族、名士的聚集地。公元208年曹军南下和平取得襄樊。此后襄樊一直在曹魏重视和掌控之中，社会生产力未曾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文化发达。在这里长期居住的豪门富户的主人死后是必然要埋葬的。
　　襄樊考古发现的大批三国大、中型墓以及丰富而精美高档的三国文物，为研究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充分印证了本地在三国史中的重要地位和相对较高的区域经济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