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国号以自表” 曹操身份相符

三国文化博览

　　理不辩不明。在针对曹操墓的全民大争论过程中，诸如“常所用”、“慰（熨）项枕”等今人陌生致疑之词，均在学者的考证中得以释惑。而关于谥前是否可以加缀“魏”字国号问题，也是质疑学者首先发现史籍有关论述的。可以这么说，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言之有据地亮出研究心得，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恶意炒作，对于安阳西高穴东汉晚期大墓的讨论，是可以达到传播严谨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正确解读考古学成果之文化普及目的的。 在曹操墓的诸多质疑者中，方北辰教授真正展现了学者治学严谨的风范。对于凭直觉质疑“常所用”一词为作伪者生造的这一强力观点，方教授在《刻石文字特殊文化信息的破译解读》一节中，列出裴松之注《三国志·周泰传》所引《江表传》“（孙权）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周泰）”之事，以及《宋书·萧思话传》“常所用铜斗”之词语组合，指出在魏晋南朝人们是使用“常所用”措辞的，有史为证。笔者以“常所用”在钱建文先生制作的《二十五史》电子书中搜索，除了上列二例外，更在《宋史·乐志二》见到“（皇祐二年五月）庚戌，诏：‘御所撰乐曲名与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诚安》之曲曰《宗安》……”（卷127）可知这一不常见的词组，在宋代仍偶有应用。
笔者赞同方教授关于墓中石刻铭文的下述考证结论：“由于以上多处刻石文字措辞当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又特别存在于汉魏两晋六朝时期，绝非后世的文物作伪造假者，尤其是当今的文物作伪造假者所能全面熟悉并且恰当表述”，“既然这些带有刻石文字的石质器物，应当是真正墓主下葬当时带入墓中随葬的真品，所以其中的‘魏武王’刻石措辞，也应当是真实可靠的称谓”。“遍查汉魏两晋六朝的所有传世史籍文献，在这一特定时期之中，真正兼有‘魏’字的实有封地国号，也就是封地的范围是魏郡，以及‘武王’二字的正式谥号者，除了曹操，没有第二人。因此，刻石文字中的‘魏武王’的称谓，应当是专指曹操而非他人。”
而方教授在《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一文中，引用的《晋书》卷37《司马孚传》关于东汉、魏、晋时期帝、后丧葬礼以中书写铭旌格式的论述及其解读，对探讨“魏武王”称谓的来源，有着极其重要的启迪与证据作用：
魏明悼后崩，议书铭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下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流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隐公三年《经》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称‘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国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书国称名，所以异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经》曰‘刘夏逆王后于齐’，不云‘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国之夫人也。至乎列国，则曰‘夫人姜氏至于齐’，又曰‘纪伯姬卒’，书国称姓，此所以异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称‘皇帝’，赫赫无二，何待于‘魏’乎？尊称‘皇后’，彰以谥号，何待于姓乎？议者欲书‘魏’者，此以为天皇之尊，同于往古列国之君也；或欲书姓者，此以为天皇之后，同于往古之夫人也：乖经典之大义，异乎圣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训将来，为万世不易之式者也。”遂从孚议。
“上面史文所论，就是在毛皇后铭旌之上措辞书写格式的规范性问题。除了应当书写她的谥号‘悼’和身份‘皇后’之外，还该不该再加上国号‘魏’字，以及她的姓‘毛’字。由于东汉末年以来长期战乱，儒经的传习深受影响，因而造成曹魏不少朝臣在儒家丧葬礼制知识上的欠缺，因而有的朝臣认为，应当‘去姓而书魏’，即不加‘毛’字而只加‘魏’字，写成‘魏悼皇后之柩’。有的朝臣又认为，应当‘两书’，即既加‘毛’字又加‘魏’字，写成‘魏毛悼皇后之柩’。对于上面两种意见，司马孚都加以有力的驳斥，认为‘魏’、‘毛’二字，都不应当加入。他的驳斥意见，其内容层次可以归纳如下：第一，按照儒家经典的正当义理，国号和姓氏，都不应当出现在帝、后的铭旌之上。第二，帝、后的国号，其作用仅在于与以往朝代的国号相区别，而非增添本朝的美好光辉。第三，‘皇帝’和‘皇后’，已经是等同于皇天、后土的最伟大称号，至尊无上，独一无二，普天之下尽人皆知。无须再加上国号和姓氏来表现和彰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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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教授的这段解说无疑是准确的，但在应用到“魏武王”铭石牌的年代定位上，却忽略了曹操下葬时尚是汉家臣子，爵魏王，即司马孚所谓“同于往古列国之君”，而非君临天下的皇帝这一重要的身份问题。笔者将就此提出不同看法。
      首先，上引史文说明，在曹魏篡汉后的第二代皇帝魏明帝曹叡时期，尚有廷议讨论是否在被赐死的皇后旌铭上加书国号、姓氏之事，恰恰是此前有在送葬物品上加书“魏”字国号之事的明证。否则，如果是在礼制规范早已相沿成习，尽人皆知的情形下，是不会出现此类议论的。从班固写《汉书》时便有“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浸以不章”（《汉书·礼乐志第二》卷22）之叹可知，汉家礼仪一直不彰，难为世人知晓。
      其次，皇帝、皇后为天下人之君主，独一无二，唯我独尊，依礼当不用再书国号或姓氏。但对于皇帝册封的诸侯王而言，其仅仅为领有食邑的极尊贵臣子，与之比肩者众。若仅以谥与爵连书，而不加国号或名字以为区别的话，就会出现称谓重复难辨的情形。如东汉刘姓诸侯王以“孝”字谥者，有赵王良、东海王臻、沛王广、济南王香、东平王敞、任城王尚、阜陵王统、中山王弘、琅邪王京、彭城王道（二世）、彭城王和（四世）、安平王得，共十二人，其中彭城王刘道、刘和还系祖孙，若仅以“孝王”称，而不加字区别，岂不乱套了？
     再次，在汉代的官方文书中，对于诸侯王一般是以国号、爵称、本名次第连书，如《甘露二年》木牍上即直书“广陵王胥”。但对于主持曹操丧事的嗣子曹丕来说，在其父专用物品的铭牌上刻书“魏王操”而不加避讳，是违礼的；而单书“魏王”，则自己依礼已嗣位为魏王，也有阴阳不分之忌。所以加入谥称以彰显父功，是一可选的方案。这也是为什么在曹魏廷议魏明悼后丧葬礼仪时，会出现是否加书国号议论的历史渊源。
       此外，我们在讨论“魏武王”石铭牌及其原本对应的随葬物品时，不可忽略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传统观念。曹操生前深受头痛病的煎熬，将加热理疗用的慰（熨）项枕放入墓中，正是孝子应做之事。虽然曹操生前用物不会尽皆随葬，但其以武功得谥，将平常时候所用兵器瘗藏墓中，符合其身份，这也是汉代诸侯王丧葬礼仪中常见的做法。如满城中山王墓、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广州南越王墓中，皆有许多长短兵器出土。随葬兵器，尤其是生前常用兵器，是尚武精神的体现，也是王权的象征，并不违背薄葬的要求。很难想象魏武王曹操墓中不随葬一定数量的兵器，而将生前所用者全部赏赐部下或留作子孙遗产。如是，则其铭刻亦当称武皇帝或魏武帝，而非魏武王！
      “称国号以自表”，恰与曹操的诸侯王身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