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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三国蜀汉辞赋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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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6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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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蜀汉辞赋创作极少被人提及。近年出版的三部论述巴蜀文学史的专著,也未涉及辞赋创作情况[1]。程章灿、胡阿祥等人深入探讨了蜀汉辞赋衰微原因,但对蜀汉辞赋创作情况并未考证清楚,结论不够明确。考索史籍发现,辞赋创作欣赏风气在蜀汉仍然存在,作品也有一定数量,只因特定的历史原因没有流传下来。

一、蜀汉辞赋的社会文化基础

《汉书》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2]这种喜好辞赋创作的风气在蜀汉仍然延续,辞赋成了一般士人基本生存方式之一,在交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如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3];孙权“命(胡)综作《黄龙大牙》赋”[3],他们把辞赋当成礼品或玩赏品。蜀汉的费祎使吴与诸葛恪“斗赋”[4],秦宓与张温之“斗辞”、“刘琰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等等[4]。

三国文章承袭东汉的风气,文辞整饬,与辞赋相似,蜀汉的一般应用文也有这个特点。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等,虽以表意为主,但文辞精美,与辞赋有共同的审美特征。蜀汉有大批的“能文”之士,他们理当有一定数量的辞赋作品,尽管不如魏、吴那么繁荣,但绝非无文。

二、统治者对蜀汉辞赋的态度、政策

三国的统治者对辞赋的态度及发展会有一定影响。曹魏历代君王都喜欢诗赋,对辞赋的繁荣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孙权也喜欢华丽文章:“权敕(薛)综祝祖不得用常文,综承诏,卒造文义,信辞粲烂。权曰:‘复为两头,使满三也。’综复再祝,辞令皆新,众咸称善。”[3]125。刘备等人对待诗赋的态度,史籍无明确记载。从当时对文辞普遍的习惯和有关记载来看,刘备、诸葛亮即便对诗赋不感兴趣但也不会反对。诸葛亮本人曾作五言诗《梁甫吟》,《诸葛亮教张君嗣曰》也提到五言诗句:“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其子“(诸葛)瞻工书画”等[4]932,可见诸葛亮并不反对诗赋书画之类非实用的文艺。那种说诸葛亮执行“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的政策不利于文学发展的说法,是不对的。因为此处“游辞巧饰”指的不是辞赋,而是杨修、孔融、祢衡等人虚浮的言行。

但是,这都只是君王重臣的个人喜好而已,并未形成政策或制度。统治者喜爱或重视文章,是可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但绝非主要原因,例如声名远播的王粲《登楼赋》、祢衡《鹦鹉赋》等即非作于曹魏的时空之内,建安文士也非曹魏所培养。曹魏辞赋繁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曹魏处于文化中心区域,此非巴蜀可比。

蜀汉的文化政策与魏、吴并无重大差别,而兴学校、立博士等举措比孙吴做得更早、更完备。有人说“蜀汉的立国方针也间接影响到巴蜀本土文学的成长……导致蜀汉战争不息,国弊民疲,经济呈现颓势。经济的衰退即予文化包括文学的发展以消极的影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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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益州疲惫”(《出师表》)未必不能发愤为诗赋,建安初期的诗赋如王粲《登楼赋》就是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写成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往往有相反发展的现象。蜀汉立国方针自然会影响蜀汉辞赋,但未必就是蜀汉辞赋凋零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其基本国情不利于文学的繁荣、作者身世经历不利于作品流传。换言之,蜀汉辞赋凋零的主因不在于学风、国策不适合辞赋繁荣发展,而是时势之必然。</p>
     三国文学的时代精神是“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5]。但包括辞赋在内的蜀汉文章却体现不出“悲凉慷慨”的主题精神。从“属文富艳”的角度来看[6],蜀汉文章也不突出,也不能代表时代文学以及辞赋的发展方向。由于文献缺失,蜀汉文学难呈全貌,但此时巴蜀辞赋没有杰出作家与杰出作品产生却是实情,南朝人就是这样看的。《文心雕龙》论及蜀汉人物仅及诸葛亮、陈寿;《文选》所选蜀汉作品只有《出师表》、《陈情表》,与同时的曹魏差距甚大。
   
      蜀汉辞赋作者作品少于魏、吴是正常现象,但以辞赋名篇的蜀汉作品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却是不正常的。

      三、蜀汉经学与辞赋的关系
   
      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有人认为二者是平行关系,如“汉代就出现了独特的赋家经学家化和经学家赋家化的现象”[7],“文学发展与经学风气的演变表现出平行演进的趋势……彼此之间虽互有影响,但并不构成因果关系”[8]。有人认为:“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召唤———应答’关系……正是这种多样指向的应答,使它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9]但也有人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学的发展会制约辞赋的发展:“由西汉而东汉,巴蜀文学地位的一显一微,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经学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窒息辞赋、小学的学术传统以及其发扬。”[4]“文士亦因多治经学儒术……也是不利于文学事业兴旺发达的因素”[10]。这是不对的。
   
      经学是辞赋的思想基础、价值标准,也是辞赋语言材料重要来源之一;文字训释、名物稽考作为“小学”是经学的工具,也是辞赋铺陈的重要工具。三国士人无不通经,不通经就不成其为“士”,就不能为文,更写不出“铺彩摛文”的辞赋。《三国志》记载了大量人士研习经书的情况。以此看来,经学本身与辞赋血肉相连,二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虽然不能说经学一定会促进辞赋创作,但经学确实是辞赋创作必不可少的基础之一,很难说经学发达就会妨碍辞赋的发展。

      此外,还有人将许慈、胡潜等人“更相克伐,谤讟忿争”看成是“蜀汉士风”的一个特点[1]108,因而也是影响蜀汉文学成就的因素之一。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蜀汉其他文人间互相切磋、友善推举的事例,如彭羕荐秦宓[3]994,谯周师生之间的友善,入晋后文立“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11]。“(罗)宪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国、江夏费恭、琅邪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於世”[4]。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是曹丕总结出来的,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当时曹魏“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以孔璋之才,不闲辞赋,而多自谓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锺期不失听,于今称之”[12]42。巴蜀人性与曹魏应无不同,这与辞赋繁荣与否无关。

 楼主| 发表于 2014-4-16 09:44 | 显示全部楼层
四、蜀汉辞赋稽考
   
      蜀汉以辞赋名篇的作品一篇也没有流传下来,仅有《释讥》、《仇国论》作为“言志”、“论事”的需要保存在《三国志》中,其余或仅存题目、或仅见残句,甚至只有“赋”之类目,辞赋作品凋零殆尽。这里以《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等史书为基础,以活动在蜀汉时期的人物为准,稽考蜀汉辞赋作品资料。有些跨蜀汉、西晋人物的难以弄清时代的作品,也一并算作蜀汉时期作品,以见蜀汉文章之流绪。为见蜀汉文辞全貌,除标明辞赋题目作品之外,对类赋之文也作考查,这一部分以铺彩摛文、言志抒情、逞才斗辞为标准。

     1·辞赋
   
      (1)存全文
   
      秦宓《与张温对问》[3]、费祎《啁吴群臣》[3]、杨戏《季汉辅臣赞》[3]、郤正《释讥》[3]、谯周《仇国论》[3]。
   
      (2)存残句
   
      文立《蜀都赋》:“虎豹之人。”[12]
   
      (3)存目
   
      陈术《释问》七篇[3]1027、费祎《麦赋》[3]1430、李赐《玄鸟赋》[11]2276。
   
      2·类赋之文
   
      彭羕《与蜀郡太守许靖书荐秦宓》[3]、秦宓《答王商书》[3]、姜维《报母书》:“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4]、李密《陈情表》[3]。
   
     3·辞赋作者估计
   
      由于作品绝大部分都已佚失,辞赋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以当时“能文”的标准衡量,以当时辞赋创作已成为传统的风气衡量,蜀汉辞赋的作者作品当远不止上列数目。根据相关记载对蜀汉辞赋可能的作者作品数量作一估计,以推知其大致风貌。
   
      (1)史籍明确提到有辞赋作品的作者
   
      王崇“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6]。
   
      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继寿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莅从弟阶……皆辞章粲丽,驰名当世。凡寿所述作二百余篇,符、莅、阶各数十篇”[6]。
   
      以上五人。

     (2)有可能创作辞赋的作者
   
      许靖往还书信“文多故不载”[3]。
   
      刘琰“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3]。
   
      刘巴“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4]。
   
      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3]。
   
      吕乂“好读书鼓琴。好用文俗吏”[3]。
   
      吕雅“清厉有文才,著《格论》十五篇”[3]。
   
      李朝“字永南;弟邵,字伟南;郪人也。王士,字义强;从弟甫,字国山;文表诸弟也……群下上先主为汉中王,其文朝所造也……亦有文才。兄弟三人号‘三龙’”[6]。
   
      常忌“是以作诗著论”[6]。
   
      李密“释河内赵子声诔、诗、赋之属二十余篇……宓六子皆英挺秀逸,号曰六龙。长子赐……少与东海王司马元超友昵,每书诗往返,雅有新声”[6]。“赐字宗石,少能属文,尝为《玄鸟赋》,词甚美。(子)兴字隽石,亦有文才……(刘)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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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宪“少以才学知名,年十三能属文……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吴,吴人称美焉”[4]。
   
      罗尚“善属文”[11]。
   
      何祗“有才策功干”[4]。
   
      王离“字伯元,亦以才干显。虽聪明不及(何)祗,而文采过之也”[3]。
   
      任熙“好述作,诗诔论难皆粲艳”[6]。
   
      以上二十六人。
   
      三者相加共计四十三人(去重复二人)。

     4·关于篇目数量估计
   
      王崇“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6]。
   
      谯周“凡所著述,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书)之属百馀篇”[3]。
   
      却正“凡所著述诗论赋之属,垂百篇”[3]。
   
      文立“凡立章奏集为十篇,诗、赋、论、颂,亦数十篇”[6]。
   
      陈寿“聪警敏识,属文富艳……上《官司论》七篇……又上《释讳》、《广国论》……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继寿著作佐郎,上廉令。符弟莅,莅从弟阶……皆辞章粲丽,驰名当世。凡寿所述作二百余篇,符、莅、阶各数十篇”[6]。
   
      以上诸人著作篇数都在数十以上,他们在蜀汉辞赋数目当不止一篇。
   
      以四十三人平均每人可能作数篇计,即西晋初年蜀汉辞赋总共篇目当在百篇以上。这个数目在当时已较为可观了。

     五、入晋后蜀人身世沉沦与作品流传
   
      这些作品遗失殆尽,除了作品本身不能完全体现出时代潮流的因素之外,还有以下更为直接的因素所致。
   
      入晋后蜀人被大批迁移,绝大部分地位低下,坎坷沉沦,“能文”之士凋零散落,作品不易流传和保存。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系统论述了“入晋之蜀汉人士命运的浮沉”[13],常璩自己也有评论:“若斯诸子……徒以生处限外,服膺日浅,负荷荣显,未充其能;假使植干华宇,振条神区,德行自有长短。然三赵、两李、张、何之轨,其有及之者乎?”[6]意思是说如果这些“后贤”像汉代的“先贤”一样正常任用,一定会扬名天下。这是东晋时蜀人的抱怨,也是魏晋之际实际情势的反映。
   
      《华阳国志》:“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东及关中,复二十年田租……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又上: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7]这“三万家”当囊括了蜀汉大部分“能文”之士,这不只造成蜀汉作品不易流传保存,也是整个南北朝、隋及唐初蜀地“无文”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14]。“时廷尉卿诸葛冲以(何)攀蜀士,轻之,及共断疑狱,冲始叹服”[8]。蜀人身世沉沦,諻论文章。文献遗落以及文章被轻视是入晋后蜀吴人士共同的遭遇,东吴陆机兄弟入晋之后也是如此。蜀人辞赋当多有不合晋情势者,如“伏惟陛下迈踪古圣,荡然无忌,故虽敌国诽谤之言,咸肆其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3]。所谓“无所革讳”,其实正透露着“革讳”的消息。如《诸葛亮集》现存文章有“诽谤”魏之词,而不及司马氏,是晋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也可以看做是陈寿删削的结果。因此,从保存流传的角度看,蜀汉文章也较魏晋文章更为困难,连曹植作品都需要朝廷特别安排撰录以保存,景初中诏曰:“陈思王昔虽有过失,既克己慎行,以补前阙,且自少至终,篇籍不离於手,诚难能也。其收黄初中诸奏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3]可想而知,没有“副藏内外”的蜀汉文章,其流传就更为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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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西晋末年和南朝的诸多“丧乱”,文籍遗失严重,而蜀汉与曹魏相比,则更多了蜀汉灭亡时的一次文籍毁灭,即《三国志》云:“钟会自涪至成都作乱。会既死,蜀中军众钞略,死丧狼籍,数日乃安集。”[3]</p>
      考《隋书·经籍志》集部的著录,蜀汉人的文集仅有四部:“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录二十四卷;又有蜀司徒《许靖集》二卷,录一卷;征北将军《夏侯霸集》二卷。亡。晋巴西太守《郤正集》一卷。”而魏、吴文集则多得不得了[15]。
   
      蜀汉辞赋虽不是时代主流,成就也不高,但它是当时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着当时政治、文化诸多因素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是当时文学的一个有价值的部分。
参考文献:
   
      [1]    杨世明.巴蜀文学史[M].成都:巴蜀书社, 2003;谭兴国.蜀中文章冠天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傅正德.巴蜀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2·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1645.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4]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的地理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5]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6]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1984.
      [7]    冯良方.汉赋与经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8]    陈青松.先秦两汉儒学与文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9]    边家珍.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6, (5).
      [10]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现代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1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2]    肖统.文选[M].上海:上海书店, 1981.
      [13]    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40-146.
      [14]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2.
      [15]    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061.
   
      作者简介:杜松柏(1965-),男,四川达县人,副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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