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真实的曹操：曹操的遗嘱隐含的历史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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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一代枭雄曹操病逝于洛阳，终年六十六岁。曹操临终前留下一份遗嘱，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摘引过这份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戌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

稍后曹丕继承了曹操魏王的地位，改元延康，不久逼迫汉献帝“禅让”，是为曹魏王朝。于是先王遗令作为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入藏曹魏的皇家档案馆，魏晋易代后，继续藏在新王朝的皇家档案馆里。两晋著名文学家陆机充当史官时曾亲眼看到过这份文献，在《吊魏武帝文》一文中有所引用。陆氏在该文中只是摘录了一些他感兴趣的材料，又同自己的观感混在一起，颇不利于保存文献，但仍足以与《武帝纪》所引者互为补充。曹操遗令中现在所能知道的内容。约可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遗令指出，天下尚未安定，部属应继续在原地点、原岗位完成原来的任务，不得乱动；军事上继续实行法治，但自己过去执法时也有感情用事的地方，这一条不能效法。由此可见曹操临终时头脑很清醒，对于形势有正确的估计，对自己也有一分为二的评价。一位最高统治者能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

其次，要求实行薄葬。曹操平时生活比较俭朴，死后墓葬也不准阔气。这里大约还有一大原因他没有明言，那就是值钱的陪葬品容易引来盗墓者。汉末天下大乱，盗墓成风，军阀们大张旗鼓地干这种事，曹操本人也领导过颇具规模的发掘取宝活动，甚至专门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因此遭到袁绍手下笔杆子陈琳的揭发和痛骂。陈琳写了篇文章叫《为袁绍檄豫州》，把曹操盗墓这件事情作为他的罪状之一，揭发了出来，檄文中是这样写的:“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的盗墓动机并不复杂，他就是为了筹集军饷，才打起了盗墓的主意。这种盗墓行动，应该是曹操早期的一种行为。当时董卓拥兵自重，曹操“散家财、合义兵”，筹集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去讨伐董卓。但他穷得只能靠盗墓筹集军饷。曹操临终前特别强调薄葬，无非也是为了避免后人“发丘”、“摸金”。与其他的帝王将相相比，曹操墓要寒酸得多。薄葬制是曹操生前一直提倡的。一跟他早年参与过盗墓活动，亲眼目睹不少坟墓被盗后尸骨狼藉有关。二是跟他一直提倡的节俭生活有关。据说他10年只盖一条被子，死的时候穿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三国名将陆逊的孙子陆云当年在铜雀台见到的曹操遗物：除了曹操盖过的被褥、使用的腰扇、裹发巾以外，有几件东西倒是让人颇感意外，一个是曹操在当时居然用上了牙签一样的东西来剔牙！曾听闻曹操生活俭朴，使用过的“牙签”也不肯丢弃，在这里得到了验证。

第三是关于财产、家属和歌舞妓的安排。遗令中提到的“余香”，是指当时人们很重视的由西域输入的迷迭香，曹操准备将其分给他的妻妾。曹操身边的妻妾和地位更低一些的女人不少，先前曹操说过，自己死后她们应当改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在正式的遗嘱中则不再唱这样的“高调”，只说是叫这些女人们做些手工活儿，卖点钱养活自己或补贴日用。大人物一死，原先靠着大树乘凉的女人们决不可以指望再过先前那样的日子，曹操把这点看得很透彻。曹操虽未称帝，地位却相当于皇帝，临终之际能说出卖履分香这样的话来，令人读了不能不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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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对铜雀台里那些歌妓似乎有着更深的感情，死后其他可以不讲究，只是还要求欣赏那些常住于此的歌妓的表演，每月两次。曹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这一爱好死而不已，在遗令中特别指定要在铜雀台上给自己安排一个专门的席位，以便像生前那样就近欣赏音乐。这一条风雅到底的遗嘱真所谓前无古人，后少来者。

    第四是子女安排问题，亦是他最不放心的事。这部分内容不易索解，从中最能窥知曹操的内心深处。引文中所谓“冢嗣”，当指太子曹丕，但曹操临终时留给他的遗命即所谓“顾命”的内容，史书中并未提到。值得注意的是，太子曹丕这时并不在曹操身边而在邺城：洛阳那里却有“爱子在侧”，所以忠于曹丕的陈矫认为政治形势很可能发生非常之变，建议不拘常礼，速即王位。《三国志·魏书·陈矫传》云：“太祖崩洛阳，群臣拘常，以为太子即位，当须诏命。矫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惧。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系远近之望。且又爱子在侧，彼此生变，则社稷危矣。’即具官备礼，一日皆办。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荡然。  

    曹操遗命曹植照顾曹林，这显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嘱托，联系曹彰所说“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一语分析，曹操此时对曹植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曹植为避免重蹈袁绍家族内讧的覆辙，拥戴乃兄曹丕继承父亲的魏王之位。曹操一死，政局立刻发生微妙的动荡。由于曹植主动谦让、顾全大局，也由于曹丕采取果断的措施迅即称王，一场可能产生的危机没有爆发。

    曹彰因为介入了曹操的善后事宜，而且他赶到洛阳以后，向主持丧礼的贾逵查问“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邺。”这时曹丕早巳即王位，欲立曹植一事已经完全不可能了。黄初四年，曹彰朝京都，暴死于此。《三国志·魏书》本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初，彰问玺绶，将有异志，故来朝不即得见。彰愤怒暴薨。”而据《世说新语·尤悔》载，曹彰是被曹丕毒死的，曹植也几乎被害，因卞太后的保护而得以幸免。

    曹丕、曹彰、曹植都是卞太后所生，但是在宫廷里，亲兄弟历来难以和平共处，没有才干还好，否则就很危险。曹操临终时的感情用事，留下许多后遗症，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给诗人曹植带来无穷的灾难。

    显然，《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并不是《三国志》中曹操的翻板。尽管《三国演义》“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不能当真正的历史书读，但是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巨大成功，使得曹操的形象从历史人物变为艺术典型，由于艺术典型塑造带有作者的感情色彩和倾向，因而造成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本来面目的不统一。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统治阶级中具有普遍性、充分典型化了的艺术形象，是一个贪欲和权欲的穷凶极恶的冷酷无情而又欺君罔上的奸臣形象。罗贯中是叙事写人的高手，仅用廖廖数语便将人物性格刻画出来，如：“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便揭示了这类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屠杀徐州无辜平民，向仓官借头、以德报冤杀吕伯奢全家等细节来刻画曹操的形象，引起人们对曹操的愤恨。然而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风流人物哪一个没有说过狠毒的话，哪一个没有做过残暴凶恶的事，而世人为何独骂曹操？很显然，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曹操这一艺术形象的巨大成功，掩盖了曹操的本来面目。加之在历代戏剧发展中的白面奸臣的曹操形象更在国人心中扎下了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曹操这一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清人魏裔介在《三国问答序》中指出：“世人鲜有读三国史者惟于罗贯中演义得其梗概耳。”读《三国演义》的人当然要比看《三国志》的人要多得多。人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形象与历史上真实的曹操相左。这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人们对历史人物曹操的正确评价。   

    当然罗贯中之所以要把曹操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也是与曹操在政治上的二重性等因素分不开的。历史资料表明，三国故事在宋末元初便有流传，拥刘反曹已成定势，特别是曹操的许多思想和作为有违儒家思想和以汉为正宗的文化思想倾向，更由于《三国演义》是以“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而创作的，所以与曹操历史形象有相吻合的地方，也有不相吻合的地方。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实方法，又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真实的曹操被淹没在《三国演义》的成功中，艺术形象掩盖了历史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