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为何拥刘反曹？意在歌颂仁政反对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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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过去不少人因肯定它是封建正统思想而予以否定。早在1953年11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三国演义》座谈会上，有人认为《三国演义》这种正统思想“是二种极端反动的思想”，“因此，我们对于《三国演义》中正统思想的表现，应该肯定地把它看作这部名著中的消极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封建性糟粕，在认识上予以批判和剔除。”尔后持此类观点的不乏其人。近年仍有人认为“拥刘反曹，主要思想倾向是不好的、落后的。有人则在肯定“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属于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前提下，认为它也包含着人民性的因素。按照前者的意见，“拥刘反曹”当无人民性可言；按照后者的意见，其人民性也是很有限度的。但是，《三国演义》几百年来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感情上都喜欢刘、关、张和孔明，憎恶曹操，如果“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主要不是体现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而是主要体现反动的封建正统思想的话，我们怎样理解几百年来古今读者的这种态度呢?

体现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

　　正统思想是封建时代的一种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时代的局限，生产力低下。科学不昌明，人们对自然界了解不多，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总认为冥冥之中有个主宰者，只能“听天由命”；故每当遭逢乱世，人们总希望有个“真命天子”出世，给他们带来“雨露”和“阳光”。历代创业主为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往往制造种种神话。宣传自己是“真命天子”，天下是他一家的，并应传之万世，用以慑服和欺骗人民，使人民服服贴贴地受他们的统治和剥削。无疑，宣传这种正统思想是十分反动的。可是，封建社会的农民为反对“无道昏君”，也利用正统思想举行拥护“真命天子”的起义。而《三国演义》宣传正统思想和封建统治者宣扬正统思想，其目的是不同的，和起义农民利用正统思想也有所差别。作者提出刘备是“汉景帝中山靖王之后，应继汉统”，这反映了作者还不能摆脱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但是，如果细加推敲，就可发现作者不过是利用其“合法性”来推崇刘备而已。何以见得?论正统莫过于桓、灵二帝和汉献帝，而这些“龙子龙孙”在作者笔下都被否定：桓、灵二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造成朝政日非，天下大乱；而汉献帝只不过是软弱无能之辈。至于汉室宗亲刘表、刘璋，作者通过曹操之口，说前者“有名无实”，后者是“守户之犬”(第二十一回)而刘备和汉室是远亲，是织草履出身的，为何作者唯独推崇他?作者通过周仓之口，说出了他的真正意图：“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第六十六回)这种“唯有德者居之”的主张，是符合人民的愿望的。因此，不能笼统地把与正统思想有联系的都说成反动的。对于打着“正统”旗号的，要看其从事的活动是什么，是反映人民的愿望、有利于人民，还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欺骗并为其罪恶目的服务，才能得出结论：是进步抑或是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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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和曹操，谁是正统，历来看法就不一致。如西晋继魏，陈寿著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迄中国北部被“五胡”先后占据，东晋偏安于江左，处境与蜀汉相同，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以魏为逆。北宋政权上承五代，进而消灭割据诸国，情况与曹操略同，所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但到金人铁骑南下，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跟习凿齿一样为推祟汉族政权的地位，仍尊蜀汉为正统。罗贯中生于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元代末年，他与农民起义军有联系，是“有志图王者”，他以蜀汉为正统，是为抒发他要恢复汉族为主的政权的抱负，这和当时受压迫的汉族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上述说明，提出以蜀汉为正统，都是在民族斗争激烈的时候，是用它象征汉族政权作为斗争的武器。当然，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是和习凿齿、朱熹所标榜的正统思想有本质的差别的，后者是为维护东晋和南宋政权的统治，前者却反映了人民的愿望。</p>　　“拥刘反曹”观点早在民间已形成，据宋苏轼《志林》记载：说书人讲三国故事，—听众“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据《录鬼簿》所记，三国故事的剧本有二、三十种，其梗概与今日之演义基本相符，是“拥刘反曹”的。元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新安虞氏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语》，也贯串着“拥刘反曹”这个思想。为何这时三国故事都“拥刘反曹”,南宋时民族斗争激烈，军阀混战，尸骨遍野，生产衰蔽，人民苦不堪言。迄元，人民受着阶级、民族双重压迫，境况更惨。三国时代的情况，和南宋、元末颇有相似之处；人们便通过讲三国故事以表达自己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因“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写了一首诗，诗里以“汉”喻南宋，以“曹”喻女真，开头两句是：“邦命中兴汉，人心大讨曹”。“拥刘反曹”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当时民间艺人就根据这个思想去编造三国故事的情节和人物，于是，刘、关、张和孔明及其对立面曹操等的轮廓便被勾画出来了。罗贯中吸取民间文学的精华，参考历史，并加以提炼，写成了这部伟大著作——《三国演义》。而曾从事民族革命活动的罗贯中和人民的脉搏是一起跳动的，他在这部巨著里宣扬“拥刘反曹”的思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三国演义》’问世几百年来；刘、关、张和孔明等的英雄形象一直活在人们的心里，成为人们祟拜的典型；而曹操这个阴险诡诈的典型，一直是被人们所憎恶，这就是说“拥刘反曹”这个思想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人们爱憎的准则。  

　　据上述，我们认为“拥刘反曹”这个思想倾向明显地体现了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是富于人民性的。为了进步说明这个向题，现就作品并根据这一思想倾向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内容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意在歌颂仁政反对暴政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拥刘反曹”的具体内容，即“拥刘”的是什么，“反曹”的是什么?《三国演义》写得很清楚：“拥刘”，主要是因刘备“仁慈爱民”；“反曹”，是因曹操”奸诈害民”。其实质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对此，应如何评价?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有人认为：“作者的描写这一切(按：指揭露董卓、曹操杀人放火的罪行)，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恰恰相反，这仅仅是作者用来歌颂‘王道’的一种陪衬；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时，却又通过其‘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大肆宣传‘主道”而“鼓吹王道”，却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见《三国演义》“前言”，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重印。)这么说，作者提倡“仁政”、反对“暴政”是不值得赞扬的，这种认识是值得商榷的。  

　　说描写董卓、曹操等杀人放火罪行“并不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是很难为人所接受的。让我们看看作者怎样控诉董卓、曹操等的滔天罪行。 董卓“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远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第四回)对此，这个屠夫却一点也不感到内疚，还杀气腾腾地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第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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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攻徐州时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于是，“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可是，这个奸贼还厚着脸皮想骗人，对庞统说什么“吾替天行道，安忍杀戮人民!”(四十七回)  

　　在《三国演义》里，作者从不同角度剥开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统治者的丑恶嘴脸(除了董卓、曹操外，还有袁术、吕布等)，特别是对曹操这个阴险诡诈典型的揭露是透骨的(如关于“杀吕伯奢全家”、“梦中杀人”的描写)。这都充分反映了作者对这批残民以逞的群丑的极端的憎恨。而群魔飞舞，人民遭殃，在作者笔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军阀混战，到处出现“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凄惨景象，而幸免于屠刀之下的人民也处在死亡边缘：“皆食枣菜，饿莩遍野”(第十三回)，“洛阳居民，仅有数百家，无可为食，尽出城去剥树皮、掘草根食之。”(第十四回)难道作者描写这一切不是揭露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吗?不！这不仅是揭露，而且是血泪的控诉！
　　当然，对于“王道”的本质要有清醒的认识。所谓“王道”是别于霸道而言之，王道是讲“仁德”，霸道是尚“权术”，而封建统治阶级是靠霸道起家，靠霸道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就是说霸道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质的体现。但是，光行霸道，人心不服，反抗也猛。统治阶级有识之士有见及此，便提出“王道”，即主张也要实施“仁政”，才能“长治久安”。如孔子早就提出“思威并济”、“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统治术。迄孟子见梁惠王时就明确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春秋战国是兼并的时代，讲霸道的时代，因此孔孟的主张到处碰壁。可是，秦实行暴政招致速亡说明：光讲霸道，不讲点王道，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因此，刘邦统一天下后，霸道和王道交相运用。尔后，有远见的皇帝多效此。当然，王道从其本质来说，也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但是，既然王道有别于霸道，就不会完全是一样的。事实上，“仁政”总比“暴政”好。所谓“仁政”，主要是指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人民把实行“仁政”的君主赞为“仁君”，把实行“暴政”的君主称为“暴君”。在“暴政”之下，人们总是憧憬和怀念历史上的“仁君”，即比之暴君，对人民压迫、剥削较轻的“好皇帝”。 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作者所美化的。在作者笔下：刘备“仁慈宽厚，有长者风。”(第六十回)他相信“唯德可以服人”(第八十五回)，一到安喜县，“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军民皆喜，政治一新；百姓称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第三十回)他“爱民如子”，当曹操追兵快到时，他仍不愿抛弃跟随他的荆襄之民，拥着民众数万，缓缓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险；跟随他的民众也齐声表示：“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 (第四十一回)。其得民心如此。他进位汉中王后，“东西两川，民安国富，田禾大成”(第七十七回)。而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正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化身。这个“化身”也是宋、元时期挣扎于死亡线上的人民的希望所在。人民用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来粉饰刘备；作者从人民的创造中吸取素材，添上自己的政治理想，塑造了刘备这个仁君形象。尔后几百年，刘备这个仁君形象一直为在封建制度压榨下的人民所喜爱。  

　　如果我们离开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用今天的标准对作者责备求全的话，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是尽可否定的，事实上，刘备这个仁君形象和历史上的刘备有一定的差别，并不是封建社会中的真实人物，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爱民如子”的仁君。唐太宗、朱元璋算是历史上比较关心人民的“好皇帝”，而他们之所以关心人民，首先是从维护其封建统治利益出发。如唐太宗把民众比做水，君主比做船，认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朱元璋也说：“凡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正因此，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比之历代皇帝的态度较好些。但是，人民如违背他们的封建统治规章，他们还是要大开杀戒的。因此，如果从封建社会中的现实来看，像刘备这样“爱民如子”的仁君是不存在的。但评价刘备这个仁君形象时。要明确的是：这个形象是小说中的形象，是经作者“理想化”的；同时，也不能离开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其创作的动机，这就是说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上面我们指出：作者写《三国演义》不是单纯为追溯历史，而是着眼于现实，他通过揭露三国时代群丑的罪恶来鞭鞑其同时代的统治者，通过歌颂刘备这个仁君来抒发他的政治理想。作者首先是对残民以逞的封建统治者的无比憎恶，才幻想出刘备这个仁君形象；而不是通过这个“正面”人物来赞扬、美化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作者提倡“仁政”，其动机跟美化封建统治阶级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他的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只能提出“仁政”的蓝图，把希望寄托于“仁君”的出现，即使是在革命高潮中参加起义的农民也如此，他们不可能反对封建制度，而只能是反对“无道昏君”，拥护“好皇帝”。这是由于经济条件、阶级关系的限制，人们不可能跳出封建生产关系的圈子，设想出什么新的生产关系，或提出由人民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代的局限，束缚了人们思想飞翔的翅膀，所以，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作者塑造刘备的形象和宋、元时代被压迫的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是一致的。肯定“拥刘”派是因其爱国爱民。

　　作者在美化刘备的同时，对追随刘备的孔明、庞统、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忠臣义士都予以尽情的歌颂，对此，人们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而这是作者根据“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所描述的重要部分，因此，给予这些忠义之土什么样的评价，对判断这个思想的是非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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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作者在《三国演义》里塑造“忠臣义士”的形象，“大力鼓吹忠义等封建伦理观念，是属于封建性糟粕。”并指出：在《三国演义》里，“无论他的主子是谁，只要为其主子效死，就被作为‘忠臣义士’来赞扬”，“这种描写，实际上是引导读者全忠尽义，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旧时曾起过相当有害的作用。”(见：《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第一版)在《三国演义》里，不仅赞扬忠于刘备的孔明、关羽、张飞，对为曹操效死的典韦，为孙权拼命的周泰，为许贡报仇的三家客，都予以赞扬，确是“只要为其主子效死”，便赞为“忠臣义士”，这反映了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关羽这个形象也被尔后的封建统治者作为忠义典型大力宣扬，把他抬到无限崇高的地位，引导人们为其“全忠尽义”，确是起过“有害的作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对忠臣的歌颂和封建统治者的宣扬，是各从其相反的立场、目的和角度出发，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不能因封建统治者的推祟而否认关羽这个英雄形象。在《三国演义》里，着重歌颂的还是为刘备“全忠尽义”的孔明、关羽、张飞，而这些“忠臣义士”都为人民所喜爱，即使在解放后，有关评价孔明、关羽、张飞的论文，大都把他们作为正面人物来肯定，赞许他们的忠义行为。如果把作者歌颂的这些“忠臣义士”也列入封建性糟粕，是否妥当?而对于人民这么喜爱这些英雄又作何解释?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为主效忠、为友尽义之士何止万千，可是，人民并非个个都为之唱赞歌?何故?这是由于人民对效忠尽义之士是区别对待的：为主效忠而于国于民有害的，人民辄咒骂之；而于国于民有利的，人民则歌颂之。例如楚国的屈原，是有名的忠臣，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主张对内实行“美政”，对外联齐抗秦，可是却遭到群小谄毁而被放逐，终于以身殉理想。死前，他悲愤地写下《离骚》等光辉诗篇，揭露、指斥群小违法乱纪、昏君误国之罪，‘表现了诗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千载所称颂。又如岳飞、文天祥也是南宋时有名的忠臣，由于他们的忠君爱国行为，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故能流芳百世，被赞为民族英雄。同样，孔明、关羽、张飞是忠于“爱民如子”的仁君刘备，”而他们的理想是统一天下，让人民过太平日子，这正是人民的愿望，故得到人民的爱戴。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三国演义》虽对忠于其主的都赞扬，但对忠于刘备的，即对“拥刘”派的赞扬却有较深的意义：一是把蜀汉作为汉族的象征，拥护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权，也就是拥护汉族政权；二是阐明关羽、张飞、赵云和孔明等“拥刘”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他们之忠于刘备，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救国救民；谁要是违背这个目标，他们便反对谁，甚至与之势不两立，如张飞疑关羽违背结义的宗旨便视之如仇，赵云从国家利益出发反对刘备伐吴，等等。“拥刘”派之被肯定，是因他们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人民。 从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是进步的，它不仅判明了刘备、曹操的是非，且反映了王道与霸道，即仁政与暴政的斗争，而归根到底，是暗示着人心思汉，希望早日摆脱异族的黑暗统治，恢复汉族政权。罗贯中生长元末，他创作《三国演义》，宣扬“拥刘反曹”，实是恋宋而反元；而在罗贯中之后的三百余年，生于明末长于清朝的毛宗岗，他在修订和评点《三国演义》时，更突出“拥刘反曹”，实是思明而排清。罗毛两公虽生不同时，但处境颇同，故心有灵犀一点通，集中体现了其同时代广大人民的理想、感情、愿望和要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