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晋南北朝人评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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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期的战争、历史人物和事件格外关注，他们或检讨三国时期战争的得失，或剖析三国人物之行事，目的非常明确—— “此皆前代之殷鉴也”。其评论虽未必公允，但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距三国最近，战争的陈迹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影响当残留更多。因而两晋南北朝时人们的种种评论，对于今天我们研究三国历史和三国文化，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些论文和学术性文字对此已有触及，但并不是专题性的讨论，尚不系统和全面。本文再进一步做些工作，试图使其能更深入一些。
一、 对关、张的评论

三国时期战争很多，骁勇善战者不可胜数，无论在蜀汉，还是在魏、吴，都可以举出若干骁将。但两晋南北朝人对三国时武将议论的最多的，还是蜀汉的关羽和张飞。当时的人们对关羽、张飞的评价极高，一致认为关、张是勇猛善战的将帅的典型，“万人之敌”、“为世虎臣”。那时人们对同时代能征善战将帅的最高评价，就是某人如关张。北魏一朝尤其如此。长孙肥是北魏的著名将帅，《魏书·长孙肥传》载其“抚慰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于淮泗。善谋策，勇冠诸将，每战常为士卒先，前后征讨，未尝失败，故每有大难，令肥当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长孙）肥功居多”。《魏书》的作者——北齐的魏收在《长孙肥传》卷末论道（“史臣曰”）：“长孙肥结发内侍，雄烈知名，军锋所指，罔不奔散，关张万人之敌，未足多也。”显然，长孙肥是因其毕生战功卓著，雄烈勇猛，而被评为关张之类将帅的。与长孙肥相似，北魏将帅中因毕生战功显赫、骁勇无敌而被誉为关张者，另有杨大眼等。史载杨大眼“自为将帅，恒身先兵士，冲突坚阵，出入不疑，当其锋者，莫不摧拉” 。“当世推其骁果，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 （《魏书·杨大眼传》）
其实，在北魏建国之前的前秦时，以关张喻将帅就已是人们的最高赞誉。据《晋书·苻生载记》记载，苻坚曾派人去游说割据凉州的实力人物——凉州牧张瓘，双方曾有这样一番对话：

（凉州牧张）瓘曰：“秦据汉旧都，地兼将相，文武辅臣，领袖一时者谁也？”负、殊曰：“……骁勇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则前将军、新兴王飞，建节将军邓羌，立忠将军彭越，安远将军范俱难，建武将军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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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刘宋元嘉年间，檀道济亦为一时之著名将帅，其麾下人才济济，如薛彤、高进之等等。“薛彤、进之并道济腹心，有勇力，时以比张飞、关羽。”（《宋书·檀道济传》） </p>北魏后期，征西将军、西道都督崔延伯也是一位被誉为关张的将帅，不过他并非毕生战功显赫，而仅仅因讨伐莫折念生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无畏的表现，而博得此誉称。《魏书·崔延伯传》载，正光五年（524年）秋崔延伯随萧宝夤讨伐叛魏的莫折念生。“于时贼众大盛”，加之刚刚在战斗中获胜，气焰嚣张，崔延伯为了打击敌军之威势，遂“选精兵数千，下渡黑水，列陈西进以向贼营”，向敌军挑战：
延伯径至贼垒，扬威胁之，徐而还退。贼以延伯众少，开营竞追，众过十倍，临水逼蹙。宝夤亲观之，惧有亏损。延伯不与其战，身自殿后，抽众东渡，转运如神，须夷济尽，徐乃自渡。贼徒夺气。相率还营。宝夤大悦，谓官属曰：“崔公，古之关张也。今年何患不制贼。”
渡河历来是容易被敌军攻击的薄弱环节。崔延伯在优势敌军的威逼之下，亲自殿后掩护，挥军分批从容东渡，“众过十倍”的敌军竟然只能眼睁睁地目送其渡河而去，这应是被崔延伯类似关公那种大无畏精神镇住、发呆犯傻了。用少量部队在敌大军之前耀武扬威，“贼徒夺气”，崔延伯成功的实现了灭敌军志气、长己方威风的目的。凭借这一传奇似的战斗经历，崔延伯便被人们誉为关张。
其实，与关羽英勇作战之史事更相近的，应推刘宋时期辅国将军薛安都于强敌严阵之中斩叛军主帅鲁爽的战斗，“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是过也。”关羽斩颜良史事，见《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薛安都斩鲁爽一役发生在刘宋孝建元年（454年）。当时，薛安都率军与鲁爽的叛军在历阳对峙。鲁爽因军粮不足，率军撤退，薛安都便“率轻骑追之”，同年 “四月丙戌，及爽于小岘”。鲁爽也是一员著名的骁将，号称“累世枭猛，生习战陈，咸云万人敌”，在敌人的追击中“爽自与腹心壮骑断后”，掩护撤退；同时，鲁爽麾下人马众多，虽撤退之中却并未慌乱，仍戎阵整齐。薛安都的副帅建武将军谭金先率先领军冲击敌阵，“不能入”，可见敌阵坚固异常；于是薛安都亲自出马攻击。“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入敌万军严阵中如入无人之境，取敌酋之首如探囊取物，应当说，薛安都斩鲁爽确能与关羽之斩颜良堪称伯仲，传为千古佳话。

二、   对诸葛亮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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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葛亮，南北朝时人大都肯定其治国的才干、勤劬，以及对君主的忠贞不二，将其视为贤相。人们谈到当代享有盛誉的政治家，也常常将其与诸葛亮相比拟。东晋的陶侃也算得是领袖一时之人物。当时朝中的尚书梅陶对陶侃就非常推崇，其与亲属曹识的书信中，就认为陶侃“忠顺勤劳似孔明”。 （《晋书·陶侃传》）又，王猛是前秦著名的政治家，在其治理下前秦迅速强大起来，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最强盛的国家。《南史·王镇恶传》载：“王猛之相苻坚也，北人以方诸葛亮”。 </p>刘备托孤于诸葛亮的史事在南北朝时有很大影响。一些人对之赞扬不已，甚而至于景仰，有意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仿效之。如北魏孝文帝元宏托孤于其弟彭城王元勰，就清晰可见刘葛托孤的影子。
据《魏书·彭城王勰传》载：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南朝太尉陈显达率军攻入北魏境内，同年三月孝文帝出师亲征，孝文帝之弟、时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的元勰也随军出征。征途中孝文帝“不豫”，于是元勰一面“侍疾禁中”，一面“总摄百揆”。有鉴于当时北魏皇室对权力的敏感，元勰感到集权于己身容易罹祸，曾经向孝文帝表示自己“侍疾无暇”，精力上顾不过来，要孝文帝“更请一王总当军要。”孝文帝则答道：
戎务、侍疾，皆凭于汝。牵疴如此，吾深虑不济。安六军、保社稷者，舍汝而谁？何容方便请人，以违心寄。宗祏所赖，唯在于汝。诸葛孔明、霍子孟异姓受托，而况汝乎！
孝文帝不仅要元勰继续执掌军权，同时已表示要向其托孤之意向。孝文帝所举先代托孤成例，便是诸葛亮受刘备之托辅佐刘禅、霍光受汉武帝之托辅佐汉昭帝，因孝文帝准备向自己的弟弟托孤，遂称诸葛亮、霍光为“异姓受托”。其后北魏军队在战事上十分顺利，但孝文帝的病情迅速恶化，遂向元勰托孤。元勰虽然答应并在后来也完成了辅助太子登基，但同时他也说服孝文帝并得到其遗旨，允许其在孝文帝死后“辞蝉舍冕”，辞去官职。事实证明元勰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史籍记载了孝文帝托孤时元勰的表现：
行次淯阳，高祖谓勰曰：“吾患转恶，汝其努力。”……高祖疾甚，谓勰曰：“修短命也，死生大分，今吾气力危惙，当成不济矣。虽败显达，国家安危，在此一举，社稷所仗，唯在汝身。霍子孟以异姓受付，况汝亲贤，可不勉也!”勰泣曰:“士于布衣，犹为知己尽命，况臣托灵先皇，聊晖陛下，诚应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
面对孝文帝之托孤，元勰所言“诚应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云云，与诸葛亮当年回答刘备的话何其相似。按《三国志·诸葛亮传》载：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宫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从孝文帝与元勰围绕托孤的这些言行，可见他们对诸葛亮受遗托孤之史事景仰有加，境遇相似时便情不自禁地模仿起来。由此可见诸葛亮受遗托孤之史事对那时人们的影响之深。
当然，两晋南北朝人对刘葛托孤一事的看法也有歧见。这主要是围绕刘备所说下面这番话的争论：“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些人认为刘备是想用这番话来表明自己托孤的真诚，表明刘备为了“终定大事”即兴复汉室，不惜牺牲一切的决心，并欲以之统一蜀人的意志。陈寿在《三国志·刘先主传》卷末的“评曰”， 就可以称为这种看法的代表：“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陈寿对此非常赞赏，认为刘备之托完全出于公心，盛赞刘葛堪为君臣关系的楷模。
另一种看法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刘备托孤时竟然有这样的话实在太糊涂。你如果相信所托者是忠贞不二的臣下，就用不着说什么“君可自取”之类的话；反之，所托者是位野心家，那你这话正好给人篡夺政权铺平了道路。所以刘备的这种做法“乱孰盛焉！”持这种论点当以孙盛为代表。孙盛在谈到刘备托孤时所讲的这番话时，指出：
备之命亮，乱孰盛焉！世或有谓（刘）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三国志·刘先主传》裴注引“孙盛曰”）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进而直接怀疑刘葛之间关系是否真诚。按《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曾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征询天下大计，当诸葛亮为刘备这种折节下士的虔诚所折服，答应出山帮助刘备逐鹿中原后，刘备曾慨叹为“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多数人也认定刘葛之间是这种鱼水般融洽的关系。但东晋时的一些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晋安帝元兴初（402年），“朝廷将讨桓玄，以牢之为前锋部督”。刘牢之多谋善断，对桓玄的威胁很大。于是桓玄派何穆去游说刘牢之。据《晋书·刘牢之传》载，何穆的游说辞是：“自古乱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乐毅、玄德孔明，然皆勋业未卒而二主早世，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自古君臣之间相互信任的典型有战国时的燕昭王和乐毅、刘备和诸葛亮，不过这两例都是功业并未完全成就时君主即已早逝，“设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祸也。”言下之意非常明白：朝廷现在信任你刘牢之，但你是否能永远得到信任呢？“狡兔死，走狗烹”，一旦叛晋武装被击溃，你刘牢之的灭顶之灾也就快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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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关于诸葛亮对魏延的使用是否恰当的争议，早在两晋南北朝时就已开始了。几乎与今人相似，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诸葛亮应当同意魏延的建议，让魏延独立率领一只部队放手地干，没能这么做，恰恰就因诸葛亮自己无奇谋、奇计。如北魏的李苗即持这种论点。据《魏书·李苗传》载：
苗少有节操，志尚功名。每读《蜀书》，见魏延请出长安，诸葛不许，常叹息谓亮无奇计。及览《周瑜传》，未尝不咨嗟绝倒。
另一种论点与之相反，认为蜀汉时魏延是被当作主将使用的。魏延既非“宿旧”而被委以重任，脱颖而出，有充分展现自己才华的机会，应当视作重用。如《晋书·张轨传附张重华传》载：
牧府相司马张耽言于（张）重华曰：“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使以故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举，非旧名也；穰苴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
张眈认为乐毅、骑劫、司马穰苴、吕蒙、魏延等是不同朝代使用的主要将领，而“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不可随意任用。如同为燕国，任用乐毅则可战胜强敌，任用骑劫便大遭失败，所以任用主将务必慎重；同时，又必须避免另一种过于求稳的倾向，举荐将领时“多推宿旧”，只使用那些久已有威信、有信誉、有功勋、有功德者，因而能人奇才就难有机会展现自己的才华。韩信、司马穰苴、吕蒙、魏延等均非宿旧，他们都因为有才能而在不同的朝代被破格重用，应当视为敢于提拔和重用新人的典型。
关心诸葛亮的人们，自然也留意他的子孙。晋武帝司马炎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评价就很高：“诸葛亮在蜀，尽其心力，其子瞻临难而死义，天下之善一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晋泰始起居注》。）
  
三、关于曹操
  
曹操当然也是两晋南北朝人格外关注的三国人物。其时人们对曹操的雄才大略都是肯定的。如《魏书·匈奴刘聪传》：载刘聪之父为刘渊准备乘晋室衰弱之时起兵建立一番事业，就曾自比为汉高和魏武：“渊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便五万，都于离石。渊谓宣等曰：‘帝王岂有常哉，当上为汉高，下为魏武。’”曹操在当时人心目中，是一位机敏干练，洞悉事物、明察秋毫，料事如神的政治家。如西晋的傅玄说：“武皇帝，至明也。”（《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又，东晋著名的大臣陶侃也被人比作曹操和诸葛亮：“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如也。”两晋南北朝人还认为曹操是一位英杰。如《宋书》卷四十五（列传第五）卷末“史臣曰”称：“（宋）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誉，义无曹公英杰之响，又阙晋氏辅魏之基，一旦驱乌合，不崇朝而制国命，功虽有余，而德未足也。”
两晋南北朝时也有人认为曹操尚缺少大政治家的度量。这主要是针对曹操之处理崔琰与毛阶等人，尤其是处理毛阶太过于严厉，明知有冤狱却并不纠正，或者纠正不力。毛阶原为曹操麾下“典选举”的官吏，“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检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洁自厉，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毛阶传》）曹操曾感慨道，象毛阶这样用人时注意端肃世风，社会风气会淳直得天下人都可以自治了；曹操自己也认为毛阶是“我之周昌”，即象汉高祖的忠臣周昌那样的刚直敢言的部下。但后来曹操严惩崔琰等反对他代汉的部下，毛阶稍稍流露出了不满，曹操便借一个毫无事实根据的举报将毛阶交大理钟繇处理，虽经多人力辩其冤曲，毛阶因能幸免于罪，然曹操终将其弃而不用。孙盛等人认为在这一点上，曹操的度量远远比不上汉高祖刘邦。“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阶之一责，永见摒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看法与此相近的西晋傅玄也认为：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时清贤，皆以忠信显于魏朝；丁仪间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诛。（《三国志·徐奕传》注引《傅子》）
傅玄认为崔琰等人被诛的根本原因，是丁仪之类小人离间的结果，无视曹操惩处政敌时手段的严厉、冷酷。这种论点与事实相去较远，甚为偏颇，有失公允。
当然对于汉王朝而言，平定汉末大乱的功臣曹操，同时也是篡汉的权臣。两晋南北朝人非常清楚曹操在利用“挟天子而令诸侯”逐渐平定北方的过程中，也逐渐将朝中大权集中在手中，虽然最终完成代汉、捅破那层窗户纸的是其子曹丕，但窃取汉朝廷大权在曹操时代实际上都已基本完成，不过只差禅让这一步而已。如北魏的大臣崔浩在评论“近世”的历史人物时，就把曹操作为篡取朝权的代名词。《魏书·崔浩传》载，崔浩曰:“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崔浩认为前秦的王猛辅佐苻坚，犹如春秋时的管仲辅佐齐桓公一样尽心尽力；前燕的慕容玄恭辅佐少主慕容暐，象西汉时霍光辅佐汉昭帝似的鞠躬尽瘁；而东晋末年的刘裕的确也东征西讨，削平反晋武装和割据势力，武功赫赫，同时刘裕也象曹操那样将东晋朝廷的朝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终于取而代之建立了刘宋。
曹魏代汉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禅代之风盛行，且愈演愈烈。因而讨论曹魏之代汉，在南北朝时期的人群中亦颇流行。如《宋书》的作者沈约就简单讨论过这种禅代之风形成。他以为汉朝历时四百年，立国时间之长可与兴盛繁荣的周代相比；至汉末虽天下大乱，而百姓仍心系汉朝，并无盼望改朝换代之心。曹操靠着他在几十年征战生涯中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朝臣和百姓，因而能完成他改朝换代、代汉而立的目的。不过百姓并未心服，“民未忘汉”，所以司马氏借着手中掌握的“宰辅之柄”，乘曹氏的衰微而大玩权术，建立起司马氏的强大势力，终于完成了代魏建晋。司马氏能如此顺利，很大程度就在于人心并不向魏，曹氏靠武力而非靠德行完成了代汉的“禅让”，当然无法征服百姓之心，司马氏照着曹氏的“禅让”再来一遍也就很容易了。（《宋书·武帝纪下》卷末“史臣曰”）
两晋南北朝人也喜欢议论曹操的两个才华横溢的儿子——曹丕和曹植。令人们羡慕的是，三曹能文能武，既有卓世独立的赫赫武功，又有堪为千古绝唱的诗文传世。于是三曹似的文武全才，也就成为后代志趣高尚者的追求。如《南齐书·垣荣祖传》载：
（垣）荣祖少学骑马及射，或谓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学书。”荣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此于天下可不负饮食矣。君辈无自全之伎，何异犬羊！”
“上马横槊，下马谈论”，既有冲锋陷阵的豪情和胆略，又有纵论天下、横槊赋诗的潇洒和书卷气，这便是垣荣祖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但曹丕、曹植之间为了争当继承人而兄弟阋墙，曹丕登基后更是把这种争斗变成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迫害，于是有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七步作诗的故事。北魏孝文帝元宏与其弟彭城王元勰之间感情甚好，但元勰仍时时以曹植的遭遇来提醒自己。事见《魏书·彭城王勰传》载：
高祖南讨汉阳，假勰中军大将军，加鼓吹一部。勰以宠受频繁，乃面陈曰：“臣闻建亲疏而两，并异同而建，此既成文于昔，臣愿诵之于后。陈思求之而不得，愚臣不请而得。岂但古今云殊，遇否大异，非独曹植远羡于臣，是亦陛下践魏文而不顾。”高祖大笑，执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缘此而言，无惭前烈。汝但克己复礼，更何多及。”
孝文帝认为“二曹才名相忌”，不确。陈思王曹植在魏文帝、魏明帝两朝的遭遇，岂是“才名相忌”便可解释的。此乃封建时代的千百年里，反复演出的皇室内亲人之间围绕皇权而敌对仇杀的悲剧。

<strong>四、对三国其他人物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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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在两晋南北朝时受人抨击，包括陈寿在内的人们普遍认为正是由于这位企图做汉室忠臣者尽心竭力的辅佐，曹操才得以羽翼丰满，完成了篡汉的准备。“世之论者，多讥（荀）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彧之由。”刘宋的裴松之却认为这种论点目光短浅，对荀彧的评价太欠公正。裴松之指出，应当把荀彧“救世”的想法与他“忠君”的愿望区别看待。荀彧难道会不知曹操之志在代汉自立， 但董卓之乱后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王道既微，横流已极，雄豪虎视，人怀异心”，如果没有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那汉王朝只会垮得更快，老百姓的灾祸也只会更惨更烈。而能芟夷大难者，则非曹操其人莫属。就荀彧的本意而言，与其说他在辅佐曹操，不如说其意在拯救乱世。这就有点象人们病急乱投医，能先把病控制住，用什么方法都行。此乃不得已而为之。至于社会已基本安定，曹操篡汉的企图日见显露，荀彧此时再以死明己志，实现他个人的愿望，本无可厚非；况且荀彧为了达到拯救乱世的目的，去做自己本不愿做的事，可以算得是忍辱负重，“志行义立”。裴松之认为，说荀彧既辅助曹操篡汉、又在其将要成功时自尽以示自己是汉室忠臣，二三其行，这种论点对荀彧来说实在是污蔑。（《三国志·魏书》卷十卷末裴松之按语） </p>关于司马懿，两晋南北朝人大抵持否定意见。十六国时期石勒与其部下讨论后嗣问题时，大臣程遐就认为必须防范司马懿似的人物，指出“魏任司马懿父子，终于鼎祚沦移” 。（《晋书·石勒载记》）如果说，石勒与晋王朝是敌对的，这样说难免有偏见的话，南朝与东晋有继承关系，应当就不会偏激了吧！《南史·檀道济传》载：“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朝廷疑畏之。时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马仲达也。’”
由上可知，司马懿在南朝人们的心目中，仍然也是作为篡取皇权的权臣典型，被人防范，为人鄙弃的。
对刘禅的评价在当时则有歧见。多数人认为其无能，对这位居然说出“此间乐，不思蜀” 的亡国之君不屑一顾。但也有不以为然者，如匈奴刘渊欲建国称汉，就立意“追尊后主，以怀民望。”其建国时“自称汉王，置百官，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魏书·匈奴刘聪传》）而晋人李密把刘禅比做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可谓别出新论。《晋书·李密传》载：  
司空张华问之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故，对曰：“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李密在蜀汉时曾任尚书等职，他对刘禅才能、人品应当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的这种论点，颇令人深思：亡国后仍言安乐的刘禅，究竟是真的恬不知耻，还是装风卖傻以保全性命？
  
五、关于三国诸役的评论
  
灭蜀之役是两晋南北朝人常有的话题。
有些人认为蜀汉被灭亡一役中，率蜀军至涪抵御邓艾的诸葛瞻未能利用绵竹（今四川德阳市黄许镇）一带有利地形阻击魏军，终于招致战败，应负重要责任。《晋书·慕容超载记》记载东晋义熙年间刘裕伐慕容超一战之前，慕容超“聚群臣议距敌之策”。其臣下公孙五楼、慕容镇、贺赖卢等均劝慕容超利用大岘一带狭隘、复杂的地形，将刘裕阻挡在大岘之前，用持久战拖垮远来征战的晋军。慕容超认为自己麾下的骑兵有绝对的优势，“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众人苦谏不从，退而感慨不已。慕容镇叹道：“昔成安君不守井陉之关，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崄，卒擒于邓艾。”
按《三国志·诸葛亮附诸葛瞻传》记载，是役的具体情况如下
（景耀）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停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艾遣书诱瞻……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离散。艾长驱至成都。
文中所谓“诸葛瞻不据束马之崄”，即指诸葛瞻未能利用左担道（在今四川江油至平武间）至涪（四川绵阳）这一段的山路崎岖、地形复杂，阻断魏军向成都平原的推进之路。其实当时也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希望诸葛瞻在魏军进入成都平原之前进行阻击。据《三国志·黄权传》载：
（黄）权留蜀子崇，为尚书郎，随卫将军诸葛瞻拒邓艾。到涪县，瞻盘桓未近，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瞻犹与未纳，崇至于流涕。会艾长驱而前，瞻却战绵竹，崇帅厉军士，期于必死，临阵见杀。
也有人认为是役之战败根本与诸葛瞻无关。蜀地的天险惟有剑阁关，邓艾已袭入蜀汉腹地，诸葛瞻所率蜀军战败也就很难幸免了。如北魏的将领邢峦曾亲率大军进入蜀地与南朝军队作战，他就认为所谓天险并不可恃，尽管“益州险塞”，但“蜀地昔来恒多不守”。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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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之所恃唯剑阁……昔刘禅据一国之地，姜维为佐，邓艾既出绵竹，彼即投降。及符坚之世，杨安、朱彤三月取汉中，四月取涪城，兵未及州，仲孙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来恒多不守。（《魏书·邢峦传》）
与邢峦的看法相类似人甚多，如有人在总结蜀汉和东吴灭亡的教训时，就曾说：“夫以重山之隘，刘禅衔壁；长江之难，孙皓归命。”（《魏书·海夷冯跋传附冯文通传》）如果仅凭天险就想保一国之长久平安，只能是痴心妄想，这是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
此外，邢峦还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实力，邓艾、钟会进攻蜀汉，魏军基本上倾巢出动：“昔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倾中国资给，裁得平蜀，所以然者，斗实力故也”。 在实力上占有优势，是魏军取胜的原因之一。
当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两晋南北朝人在讨论袁曹官渡之战等战役时，就指出将帅的才智、面临大事的决断能力、双方实力对比、民心的向背等等，都是影响战争的胜负因素。如北魏人卢渊认为：
昔魏武以弊卒一万而袁绍土崩，谢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坚瓦解。胜负不由众寡，成败在于须臾，若用田丰之谋，则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晋世，吴介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势殊，德政理绝。然犹君臣协谋，垂数十载。逮孙皓暴戾，上下携爽，水陆俱进，一举始克。（《魏书·卢玄传附卢渊传》）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征马超韩遂一役，也是发生在三国时期的一次著名战役。是役之初，曹军曾与马超在潼关对峙了一段时间。关于此段对峙的战略意图，曹操在战后曾对其麾下诸将解释说这是他有意的安排：“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关；贼悉众南守，西河之备虚，故二将得擅取西河”。（ 《三国志·武帝纪》）但北魏的镇远将军杨侃却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曹操也相当被动，说这是主动的安排应是事后的掩饰之辞：“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潼）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行，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既然曹操和马超、韩遂才能有高下，争取胜利的算度和谋略也不相匹敌，曹操处处占有明显的优势，却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不能发挥这种优势，看来“难用智力”乃是因“河山险阻”之故。
杨侃说这番话时是在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其时尚书仆射长孙稚所率大军前往讨伐雍州刺史萧宝夤的叛变，身任镇远将军的杨侃也随军前往。由于萧宝夤军据守潼关，北魏官军受阻，杨侃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情况下，反思建安十六年曹操入关中征马超一役的战况，其目的乃是欲从中找出北魏官军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杨侃想出的办法是：
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华州之围可不战而解。（《魏书·杨播传附杨侃传》）
事实上，杨侃设计的战斗方案，恰与曹操当年的战略规划相似，即一方面以大军聚集潼关，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同时却用小股部队从蒲坂偷渡黄河，在黄河西岸建立桥头堡，为大军的渡河创造条件，让利用天险阻击的敌军无险可据。应当说，杨侃这一战斗方案确实吸取了曹操指挥建安十六年之役的经验教训。
两晋南北朝的人们广泛深入地研究三国时期的战争，熟知其细节，同时也不时地效仿之。如东晋末刘裕伐姚泓一役，北魏将领于栗磾虑其北扰魏境，“遂筑垒于河上，亲自守焉。禁防严密，斥侯不通。”晋军行进时，北魏军队在侧面虎视眈眈，刘裕对此非常担心，竟至“不敢前进”。于是刘裕派人送信给于栗磾，书信之中“远引孙权求讨关羽之事，假道西上”。按， “求讨关羽之事”，见《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孙）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关羽自效。”很明显，当年孙权之“求”之“乞”，口口声声欲报效曹操，竭尽谦恭，文词之卑下自不待言。刘裕也是如此效仿的，甚至在书信的信封上也不直接书写收信人姓名，而径称于栗磾为“黑矟公麾下”。这是因为于栗磾在作战时“好持黑矟（长矛）以自标”，于是刘裕投其所好，以之奉承于栗磾，终于顺当的办成了此事。（《魏书·于栗磾传》）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与三国时魏、吴之间限江而立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因而魏、吴在守边问题上的基本策略，也常常是这一时期人们研究的重点。据《宋书·何承天传》载，刘宋初期北魏不时入侵，宋太祖“访群臣威戎御远之略”，何承天上表论安边之略，曰：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吴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成，家停羡溪。及襄阳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徙沔南，以实水北，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转战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鄙。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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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此论显然把魏吴攻守策略之得失作为鉴戒，试图找到刘宋的安边之策。何承天认为，魏、吴双方都能清醒认识到，从实力上和人才等方面双方并无太大的差别，谁都不可能迅速战胜对方，基于此，两国对战争都有充分的准备。两国在江淮之间建立了无人区；当时水道可直达合肥城下，曹魏为了防备孙吴军队利用此发挥其水军优势威胁合肥，遂在距合肥城数十里处另造一新城以防御吴军；孙吴也加固了江陵城，并将居民迁徙到长江南岸；濡须等等军事据点的建立，均以有备而无患。曹魏在襄阳的失败就因其没有针对孙吴的进攻作好防御的准备，虽然司马懿曾提醒曹爽进行移民等战备，但并未受到重视。当然，何承天也是在用“前代之殷鉴”提醒刘宋的统治者，北方有虎视眈眈的北魏，必须要有应付其入侵的准备。《宋书》的作者沈约在评论“治边之术”时，认为“吴、魏交战，亦以江、淮为疆场，莫不先凭地险，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衅。”（《何承天传》卷末“史臣曰”）
无论是何承天还是沈约，援引三国时魏、吴军事对峙以为鉴戒，其实都是针对当时刘宋当时“恃寇不来，遂无其备”之时弊有感而发。遗憾的是，这种弊病在何承天建策之后并无明显改变，“遂致胡马横行”，百姓涂炭，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