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讲坛专家张稔穰：解读《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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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也是古代长篇小说历史演义这一支派中成就最高的作品。它从东汉灵帝初年出现的种种怪异之事写起，至晋武帝咸宁六年孙吴政权灭亡结束，时间跨度一百一十馀年（公元168——280）。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一千人，描写的战争数以百计，故事发生的地域遍及今天的二十余省，据以改编的其他门类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其人物之众多，生活场境之波澜壮阔，对其他文学门类影响之大，在古代小说中都首屈一指。

　　一、《三国演义》的创作和评改

　　《三国演义》现存最早刊本是嘉靖元年（1522）本，也称壬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全书二十四卷，二百四十个小标题，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 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该书庸愚子（蒋大器）“序”有“东原罗贯中”之语，因而我们知道作者罗贯中是东原即山东东平人。1931年郑振铎等先生发现了手抄本的据认为是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其中说：“罗贯中，太原人……，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年，竟不知其所终。”由此又有了罗为太原人的说法。但现在多数学者认为罗是东原人。贾仲明也是山东人（淄博），生于1343年，至正甲辰（1364）二十二岁，罗贯中既是他的忘年交，至少应比他大二三十岁，生年应在元朝中后期，如果享年按七十岁计算，卒年大约在明初洪武年间。据此，多数学者认为由他写成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于元末明初。

　　《三国演义》是如何写成的呢？从题材说，《三国演义》的创作首先依赖的是历史记载。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北宋司马光主持编撰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历史事件，一些重大事件的始末比较鲜明完整了，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除了史书，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和通俗文艺创作可供参考。在《三国志》问世前后，就已出现了不少关于汉末三国的民间传说；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中也有不少三国故事；从隋唐起，三国故事已成为通俗文艺创作的重要素材：隋唐有演述三国故事的“水上百戏”；宋代说话伎艺有“说三分”即说三国的专门科目；宋代的院本、影戏也有了不少三国故事的剧目；元代至治年间已有了长篇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的刊印本，元代杂剧中有近六十个三国故事的剧目。这些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学中的一些故事也成为《三国演义》的素材。就在历史记载和长期的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加上作者本人的想象虚构，伟大的文学家罗贯中写出了这部成熟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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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贯中那里，《三国演义》基本定型，但创作并没有安全终止。从不同版本之间的比勘可以推断，现存的嘉靖元年本已不是罗贯中的原本，而是经过了较多的修改加工。现存明代、清初版本二十多种，几乎每一种刊印时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动。改动较大并且最有价值的，是清初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改本。毛氏父子，明末清初长洲（今苏州）人，都曾做过私塾先生。《三国演义》的评改工作主要是毛纶做的，但他在康熙初年，双目失明，便由毛宗岗执笔代书，“参附末论”，并作了一番加工。他们的评改本初刊于康熙十八年（1679），书名是《三国志演义》，题作毛宗岗评，同时又题上了“声山别集”（毛纶号声山）四字。后来的一些评论者把毛宗岗当作第一或唯一评改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一种李卓吾评点本，已将嘉靖元年本的二百四十则整合为一百二十回，毛氏父子又在此基础上，用精雕细琢的方式，对嘉靖元年本作了较大的改动、修订，主要是：对李卓吾评本的回目标题加以润色；删除了大量的似通非通、“俚鄙可笑”的诗词；增补能够揭示人物个性的逸闻轶事；加工、润饰、锤炼语言文字。第一回开篇增写了一段“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议论，末回在司马炎统一中国之后，增写“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一句，不仅“直应首回起语，真一部如一句”（毛氏评语），做到了首尾圆合，而且透露出非人力所能主宰的神秘的历史循环观念；卷首增加了杨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临江仙》词，末尾将一首古风的结句“鼎足三分已成梦，一统乾坤归晋朝”改为“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并加评点说：“末二语以一梦字一空字结之，正与首卷词中之意相合”，从而又使前面所执著描写的忠良与奸邪的斗争具有了一种空无感和悲凉感，增添了一些哲理意味。另外，毛氏还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读〈三国志〉法》，每回都有回首总评和文中的夹评，对读者理解作品特别是理解其艺术成就，多有助益。总之，毛氏使《三国演义》成为更加精致的艺术品，但尊刘贬曹的主观色彩更强了，离开历史也更远了。毛本问世后成为最通行的版本，以后再也没人对这部小说作较大的改动，足以说明它已得到读者的认可。在明清数十个版本中，书名从没有叫《三国演义》的；但毛氏《读〈三国志〉法》中有两处、李渔的《序》中有一处将该书称为《三国演义》，清人的评论亦有如此称呼者，所以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此书时，便将书名定为《三国演义》。

　　二、《三国演义》所“演”何“ 义”？

　　“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义”，就是义理。《三国演义》演述的对象本应是《三国志》，但它只是采用了《三国志》提供的史实，并没有演述它的义理，因为《三国志》叙事比较客观，不存在尊刘反曹的倾向。这一倾向源于民间传说和通俗文学，而且是早就出现了的。裴松之作《三国志注》之前，出现了一部《阿瞒传》，它以曹操的小名立传，可见不是严肃的历史著作。书名和书中的不少故事，都显示出对曹操的贬抑态度，如：曹操少年时诈作中风欺骗叔父并在其父面前中伤叔父；昼寝前嘱咐侍女“须臾觉我”，而侍女“见太祖卧安，未即寤”，曹操自己醒后便“棒杀之”；一次征战即将断粮，曹操同意粮官以小斛发粮，而后又杀粮官以平息军中骚乱……。《阿瞒传》并总结说：“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这类故事不载于《三国志》和《后汉书》，应是民间传说或经民间改造了的史实。东晋志人小说《语林》中，也记载着曹操谎称梦中杀人的故事。到了北宋时期，“说三分”艺人讲说的内容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东坡志林》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此时的民间文艺尊刘反曹的倾向已十分突出。以后的《三国志平话》和现存的元杂剧，无一不存在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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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为什么会尊刘反曹呢？一是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汉朝的皇帝姓刘，而曹操挟持天子，号令诸侯，其子曹丕又篡夺了刘姓政权，这在封建社会的百姓看来，曹操父子就是大盗，是窃汉之贼；而刘备是景帝玄孙，献帝之叔，理应是汉朝皇权的继承者。二是根源于民众世世代代的理想、愿望和对刘备、曹操个人品格的理解。封建社会有一句话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生在太平盛世，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民众的永恒的理想。而在他们看来，太平盛世归根到底是由圣君贤相缔造的，乱臣、奸臣则是导致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历史上刘备君臣的个人品格比较符合民众心目中圣君贤相的标准。《三国志》说刘备“弘毅宽厚”，《献帝春秋》说他“弘雅有信义”、《汉晋春秋》说他“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诸葛亮则是“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开诚心，布公道……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三国志》）而曹操，《三国志》虽称赞他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有雄才大略，但又玩弄权术，残酷暴虐。所以历代民间传说、民间文学才出现了尊刘反曹的倾向。《三国演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作品，继承这一倾向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而且经过伟大作家的再创作，这一倾向更加鲜明突出了。民间文艺的主要目的是娱乐，《三国演义》也有供读者娱乐的目的。但娱乐之中不可能没有价值判断，形式不可能没有内容，在娱乐的背后，通过尊刘反曹，寄托民众对圣君贤相和由他们缔造太平盛世的向往，表达对乱臣贼子的憎恶之情，这就是民间文学内容的实质，也是《三国演义》所演之一“义”。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中曾提出：古代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主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西游记》及其以前，创作的思维定势是借助历史和传说，寄托当代人的某种理想、愿望，是为“远距离寄托”；《金瓶梅》及其以后的最优秀的作品，形成了另一种创作思维定势，那就是对现实进行近距离的观照、思考。《三国演义》就是一种远距离寄托的载体。

　　罗贯中和毛氏父子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他们除具有与一般民众相通的上述思想感情外，其创作和修订《三国演义》还有另外的隐衷，那就是宣传蜀汉集团在历史上应占正统地位，也就是为蜀汉争正统。这在毛氏父子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魏、蜀、吴本是汉末崛起的三个性质相同的政治军事集团，本没有正统和非正统、正义和邪恶之分。但由蜀入晋的陈寿写《三国志》时，因为晋受魏禅，不能不以魏为正统，标志是把曹操父子的传记标目为《武帝纪》、《文帝纪》，而对同样称帝的刘备父子的传记标目为《先主传》、《后主传》。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表明不同意对三国搞什么“正统”、“僭伪”之分，但在“汉纪”之后，顺乎自然地采用魏国年号记事，这也有以魏为正统之嫌。南宋朱熹主持编纂的《通鉴纲目》，则明确地把蜀国列为“正统”，把魏、吴列为“乘乱篡位或据土”的“僭国”。《三国演义》尊刘反曹，把魏视为正统是作者和评改者所不能容忍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通过褒贬鲜明的描写为蜀汉争正统，毛氏评改本不仅借对文本的具体评改强化了尊刘反曹的倾向，并在《读〈三国志〉法》中开宗明义地说“读《三国志》（按：此指《三国演义》）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并说：“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而“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这就是《三国演义》所演之另一“义”。这一“义”和第一“义”是紧密关联的，因为刘备君臣负载着圣君贤相的理想，所以才为之争正统。上述二“义”不包含在《三国志》一书中，因此，把这部小说定名为《三国演义》倒是十分确切的。

　　三、主要人物的理想化特点

　　《三国演义》既是通过刘备君臣寄托圣君贤相的理想，借助董卓、曹操等表现对乱臣奸臣的憎恶，为了使主要人物更好地成为寄托的载体，作者很自然地将他们加以理想化。

　　 对刘备君臣是正向理想化。

　　历史记载中的的刘备，是一个性格内涵十分复杂的人物。《三国志》说他“弘毅宽厚”，但又说他“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并不完全是正面的评价。《三国志》中有两个人被别人称为“枭雄”，一个是曹操，一个便是刘备，说明在当时政治人物的眼里，二人是有共同之处的。至于他的仁厚，也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裴注载有刘备对庞统说的一段话：“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可见“宽”“仁”“忠”等既是他的道德表现，又是其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手段；既是其人格修养，又是其人格面具。而在小说中，“宽”“仁”“忠”的工具性、手段性特点大大弱化了，作者通过对一些关键性史料的补充发挥、想像虚构、移花接木等手段，使刘备的形象达到高度理想化的目的。在刘备出场介绍了他的出身、家世之后，写了他幼年时的一个小故事，即与小朋友们玩耍时表现出来的帝王气象，以与曹操对比，说明“一则自幼便大，一则自幼便奸”（本回毛氏夹评）。鞭打督邮的本来是刘备，在小说中被移植到张飞身上，作者在《三国志》简单记载的基础上，补充、虚构了具体过程和细节，刘备的谦恭有礼、宽厚仁慈、清正廉洁，张飞的嫉恶如仇、正直勇武，都被表现得活灵活现，二人都被不同程度的理想化了。三顾茅庐的故事，《三国志》的记载也很简略，而在小说中，虚构出大量细节，详尽描写了三顾的前前后后，极力渲染刘备礼贤下士的明君形象和诸葛亮的神秘莫测、超人智慧，使二者都达到了理想化的境地。此外，对刘备理想化的描写还有很多，如陶恭祖三让徐州，而刘备固辞不受，以致使“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徐庶建议他将“必妨一主的”的千里马先赐予有仇怨之人，他“闻言变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孙乾力劝刘备羁留徐庶以使曹操杀死徐母，坚定徐庶效忠刘备的信念，刘备严词拒绝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对诸葛亮劝其乘刘表病危夺取荆州以拒曹操的建议，他也说：“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在曹军进逼之下，刘备携民渡江，日行十里，部下两次劝他抛弃百姓，都遭到他的拒绝。关羽被害后，他“一日哭绝三五次，泪湿衣襟，斑斑成血。”上述种种，或对简略的历史记载加以铺张渲染，或离开历史进行虚构，从而使这一位在三国争雄中与曹操、孙权并没有本质区别的政治家，上升为宽厚仁慈、爱民如子、义气深重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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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化君主。小说中也写了他对庞统说的“每与操反”的著名的话，但由于对他仁厚的一面写得过于突出，就使读者觉得这是他的真心表白，政治谋略的特点就很不被人注意了。他先后依附于邹靖、刘焉、卢植、朱隽、刘恢、刘虞、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十五个“山头”，有时不免谦态卑词，行权用谲，刘备也说过 “屈身守分，以待天时”。若在曹操，作者会定性为奸诈；而在刘备，则成为机智大度，正如毛氏所评：“如此涵养是英雄权变，是帝王度量。”

　　将诸葛亮形象理想化的最著名的篇章是写赤壁之战的几回。《三国志》关于这次战争和诸葛亮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有多处记载但都很简略，战争的总指挥实际是周瑜。但在小说中，诸葛亮被写成这次战争事实上的总导演，总指挥，他对周瑜的一切奇谋无不洞若观火，对周瑜的一切相害之心也无不应付裕如，对周瑜才干的描写水涨船高地烘托着诸葛亮的智谋胆略。而舌战群儒、草船借箭、设坛祭风，更使诸葛亮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智谋、方术家的本领，闪射出灼目的光彩。此外，博望坡用兵、火烧新野、智算华容道、三气周公瑾、智取汉中、七擒孟获、空城计等，也都是塑造理想化贤相的著名章节。《三国志》评论诸葛亮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可见历史上的诸葛亮并不像小说中那样众才兼备，智通鬼神，是作者把他理想化了。对刘备一方的其他将领，也多是用理想化方法塑造出来的。汉代兵书《太公六韬》规定战刀重量不超过八斤，而关羽那把青龙偃月刀八十二斤；董卓手下的的都督华雄本来是孙坚所杀，而小说将其移植到当时身为马弓手的关羽身上，而且通过与俞涉、潘凤的对比，通过对他的先抑后扬，把温酒斩华雄的战斗写得有声有色，关羽出场后不久就被塑造成超凡绝伦的形象。以后降汉不降曹、千里走单骑、义释曹操、刮骨疗毒等情节，进一步把这个以勇和义为特点的人物理想化了。张飞长坂桥上一声吼，不仅喝退了数万曹军，而且使夏侯杰惊得肝胆俱裂，倒撞于马下；赵云为救阿斗，驰骋于百万军中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形象也是被理想化了的。

　　《三国演义》中描写蜀汉的即使最具悲剧意味的章回，也都弥漫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如关羽被吕蒙杀死后，在吴国的庆功宴会上，其灵魂竟符在吕蒙身上，大骂孙权、吕蒙，使孙权“慌忙率大小将士，皆下拜”，吕蒙则“倒于地上，七窍流血而死”。诸葛亮去世前不仅能预见己之将死，还能预见魏延将反，并给杨仪留下了斩魏延的锦囊妙计；死之后，还能以木雕像吓走司马懿，等等。

　　鲁迅说：《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近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如刘备携民渡江时，看到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两岸哭声不绝”的情况，“大哭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赵云将历经艰险救出来的阿斗交给刘备，“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这些地方的描写，都有表演性质，都是“近伪的”，客观上表现了刘备以仁厚为手段、邀买人心的一面。若是曹操，这些行为也会被定性为奸诈。但作者主观上并不是要表现刘备的奸诈，不是表现刘备性格的多面性，而是写其仁厚过了头的结果；而且由于有了对刘备仁厚的大量正面描写，有了刘备应继汉统的舆论渲染，读者也不会感到刘备的奸诈，反而会认为这是一种仁者的智慧，正如毛氏所评：“或曰：玄德之欲投江，与曹操之买民心，一样都是假处。然曹操之假，百姓知之；玄德之假，百姓偏不以为假，同是一假也，而玄德胜曹操多矣。”“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

　　对曹操形象的塑造，作者运用的同样是理想化处的方法，只不过不是正向理想化，而是负向理想化，也就是将他塑造成一个理想化的奸雄。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卓有建树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一些严肃的正史对他都没有过多的贬斥。正如鲁迅所说：“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也有奸诈残暴的一面，但主导的方面是一位生机勃勃、叱咤风云的英雄。在《三国演义》中，由于作者无法彻底改变历史事实，有一些情节也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唯才是举、从谏如流等正面品质，如果孤立地看这些情节，小说中的曹操无疑也是一位正面英雄形象，正如李卓吾评本一条评语所说：“云长胆大，孟德量大，真都是英雄。”对曹操重视人才、不计贵贱的眼光，毛氏也不禁赞叹：“阿瞒的是可儿”，“阿瞒毕竟是可儿”。官渡之战后，袁绍杀了曾提出正确意见的谋士田丰，而曹操却重赏战前提出错误意见的“谏者”，毛氏亦不得不说：“与袁绍之杀田丰，真霄壤之隔。”但从总体上看，小说作者把历史上真实的曹操性格中“奸”和“雄”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是让“雄”从属于“奸”，赋予他的是雄为其表、奸为其里的品格，“奸”成了实质性、主导性的一面。作者是如何将现实中的英雄转化为奸雄的呢？主要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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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介绍定性。曹操在第一回刚一出场，就介绍了他幼年时以诈作中风之计，在父亲面前中伤对他严加管教的叔父的故事，以显示幼年时的曹操既机智又奸诈，就已经有了奸雄的性格胚胎。接着又介绍了许劭对他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当时已经是乱世，而曹操“闻言大喜”，这就表明了曹操本人就承认自己是一个奸雄，或者志在做一个奸雄，正如毛氏所评：“劭意在后一语；操喜，亦喜在后一语。喜得恶，喜得险，喜得直，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喜，便是奸雄本色。”这样，作者的介绍就为曹操的性格定性了，并给了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2、亮相重抹。对曹操介绍之后，直到第四回，可以说是曹操的正式登场亮相。在这一阶段，作者首先写的是他的“雄”的一面：袁绍、何进谋诛宦官，提出了“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的馊主意，而曹操“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议！’”“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兵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料其必败也。”袁、何二人不听曹操的意见，导致董卓入京祸国殃民。司徒王允以庆寿为名召集众官宴会，谋除董卓，先是王允“掩面大哭”，继而“众官皆哭”，而曹操“独拊掌大笑”，曰：“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并主动提出借王允宝刀去刺杀董卓。在这两处情节里，曹操表现出有远见、有正义感、有胆量的正面品质，不愧是英雄；若在戏曲舞台上，这应是“红脸”。同时，这两处都写了曹操以后经常有的一个行为细节“大笑”，表现了他自信、乐观的个性。曹操去刺杀董卓时，董卓正侧身卧于床上，曹操本认为“此贼当休矣”，但被董卓发现，问：“孟德何为？”曹操“乃持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 至此，“英雄”的底色上涂上了一层“机诈”的油彩，“红脸”便被涂成“花脸”了。随即发生的杀吕伯奢一家的行为以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宣言，则在曹操的脸谱上涂上了极厚的一层白粉，“机诈”上升为残暴、奸诈，于是曹操成了一个“白脸奸臣”，正如毛氏所评：“曹操从前竟似一个好人，到此忽然说出奸雄心事，此二语是开宗明义章第一。”《三国志》对此事没有记载，裴注所引的三种史书都没有杀吕伯奢本人的事情；而且杀吕的家人，王沈《魏书》记载是因为“其子及宾客共劫太祖”。小说写曹操在已知误杀吕的家人之后又诱杀吕伯奢本人，这是表现曹操残暴、自私的很重的一笔，比前面的正面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

　　3、以“奸”点化。以后的情节，不少地方都能显示出曹操的远见卓识，但作者总是不时地重笔描绘其明显具有 “奸”的特点的事件，目的是以“奸”去点化“雄”，提醒读者不忘雄才大略背后的本质。突出的事例是：徐州屠城，向王垕借头，割发代首，诬陷杨彪、杀害赵彦，许都射鹿，哭祭袁绍，追杀刘琮母子，杀伏后及其二子，杖杀尚书崔琰，诈杀许都救火官员，等等。

　　4、前后对比。小说在不少地方写了曹操爱将惜才和虚怀纳谏的正面行为，如：荀彧曾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也”，官渡之战时，还遣人向远在许都的荀彧征求意见。但以后荀彧反对董昭上表“尊曹操为魏公、加九锡”的动议，“曹操闻言，勃然变色”，并使人送荀彧一个“并无一物”的食盒，逼荀彧服毒而亡。许攸是曹操“故友”，弃袁绍而投曹操，“时操方解衣歇息，闻说许攸私奔到寨，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并“先拜于地”。但后来许攸侮慢曹操，随即就被看透了曹操心事的许褚杀死。荀彧之侄荀攸被曹操封为军师，后来王粲等四人欲尊曹操为魏王，许攸以为“不可”，“曹操闻之，怒曰：‘此人欲效荀彧耶？’荀攸知之，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曹操曾说过：“顺吾者生，逆吾者死”，这些谋士都因为稍有不同意见而死，曹操毫不顾念他们过去的功绩；作者运用前后对比的方法，显示曹操的玩弄权术、奸诈残暴。

　　5、众口铄金。即反复地借书中各类人物的评论、斥责，点明曹操的奸雄本质。不仅与曹操对立的袁绍以及尚书崔琰等人说过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欺君奸贼”之类的话，就连与之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狂士祢衡、医生吉平、徐庶之母等，也都曾当面对他如此斥骂。

　　经过作者的上述处理，一个历史上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便成了大奸、“奸绝”、“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我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教程》中提出过，在曹操形象中，有“雄”和“奸”两方面的因素，但“雄”不是“奸”的对立物，而是它的强化剂，也就是说，“雄”并不是被作者当作曹操的正面品格来描写的。历史数不清的奸贼，既有愚昧瞒顸者，亦有雄才大略者，后者才是危害最大因而人民群众也最切齿痛恨的大奸。作者这样描写曹操，是为了更好地反衬刘备的仁和义，诸葛亮的忠和智，寄托向往盛君贤相、憎恨乱臣贼子的思想感情。如果说《三国演义》嘉靖元年本中的曹操仍然是一个正面形象，作者没有丑化曹操，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将小说中的描写进行历史还原才能得出的结论，嘉靖本与毛本对曹操的态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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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如何评价《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尊刘反曹，又对主要人物进行了理想化处理，应如何评价它呢？

　　如果把《三国演义》当做史书，而它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远离了历史，当然不是好的史书；但它是小说而不是历史。如果把它当成一部现当代小说，它也不是一部好作品，因为它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的是封建正统观念；它也没有提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而是让人民群众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圣君贤相。按照今天的看法，一个昏庸懦弱的皇帝就应该被置换，那些顽固的保皇派就应该被打倒。曹操尚且没有像陈胜那样说“彼可取而代之”“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也没有像孙悟空那样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是挟天子而令诸侯，小说作者和评改者便不顾他在整顿秩序、国家统一方面的历史功劳，把他写成一个奸雄，观念显然是落后的；但《三国演义》不是现当代小说而是产生于古代。在封建社会，有哪一部作品，提出过由人民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思想？就是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那个时代的人民只能把过太平日子的愿望寄托在好官好皇帝身上。《三国演义》上承民间文艺的思想倾向，为了寄托人民的理想愿望，表达对圣君贤相和乱臣贼子的爱憎分明的思想感情，对主要人物作了理想化处理，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无可厚非的；也许正因为此，它才受到历代读者的欢迎，虽然这样做冤枉了曹操。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成就，因时间关系，在此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