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少数民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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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三国时代富庶的中原地区因久经战乱，人口大量减少，兵源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军阀就将开始打少数民族的主意。早在两汉时代就常用少数族组成的军队出征。汉末三国的国家军队和军阀部队中，常有少数族民众组成的兵种。威行北地的公孙瓒的军骑中就有大量游牧民族的身影。他的王牌部队“白马义从”中乌丸等民族骑士更是主力中的主力。而割据西北30多年的马腾，韩遂集团的骑兵几乎都是尚战的羌氐等少数民族，威力无比。《三国志·魏志·乌丸传》：“（袁绍）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曹操击平三郡乌丸，归降者众。此后，曹军中的乌丸骑兵被誉为“天下名骑”。魏国骑兵得以无敌于天下，独步三国。
　　吴国方面，在千里水乡，丘陵遍布的江南地区，山越人慓悍能战。“放逸山险，则为劲寇；将置平上，则为健兵。”（《三国志·吴志·张温传》）。孙吴政权长期开展对山越的征服战争，被武力胁迫出山的山越民众强者补兵，弱者为郡县户，前后补兵的山越人达十余万。由于山越兵在吴军中所占比重如此之大，故时人言孙吴军事力量必称山越。《三国志·吴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黄盖诈降，致书曹操说：“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孙吴所据之扬、荆、交三州，少数族甚多，而无节制地驱民为兵，又是孙吴政权的一贯政策，并无华夷之分，因而吴军中的少数族兵非唯山越而已。《三国志·吴志·陆凯传附弟陆胤传》称，赤乌中（238年—251年），陆胤为交州刺史，喻民以恩信，“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深幽不羁，莫不稽颖，交域清泰。……复讨苍梧、建陵贼，破之。前后出兵八千余人，以充军用”。被料出补兵的“深幽不稽”之民，显然是山越一类的少数族民众。同书《陆逊传附子陆抗传》载，陆抗部将朱齐、俞赞叛降西晋，“抗日：‘赞军中旧吏，知吾虚实者，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攻围，必先此处。’即夜易夷民，皆以旧将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吴军中除山越兵外，还有哪些少数族兵？惜乎史载简略，已难知其详了。
　　西南的益州境内居住着许多少数族。先后割据益州的政权，无不使用少数族充兵。《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董卓使司徒赵谦将兵向州，说校尉贾龙，使引兵还击焉，焉出青羌与战，故能破杀。”胡三省注：“青羌、亦羌之一种。”（《资治通鉴》卷七一、明帝太和二年胡注）青羌以勇悍能战闻名于世，后诸葛亮平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华阳国志·南中志》）。
　　嘉陵江畔世居板楯蛮，又称寳人。应邵《风俗通》：“巴有賨人，剽勇，高祖为汉中王时，阆中范目说高祖募取賨人定三秦。”东汉时常召賨人入伍，号为“神兵”（《华阳国志·巴志》）。汉灵帝末年，由于受当地官吏盘剥，寳人发动了起义（很可能是零星无组织的），人数众多且装备精良的官军竟无法将其镇压，其彪悍可见一般。刘璋统治时期以庞羲为巴郡太守，“羲以宜须兵卫，辄召汉昌賨民为兵”（《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益州境内臾人分布甚广。《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说：“臾者，汉世西南之夷……蜀夷之别名。”又说：“后汉书兴平元年马腾刘范谋诛李傕，益州牧刘焉遣臾兵五千助之。”建安十年（205年），刘璋闻曹操将征荆州，遣使致敬；十二年，“璋复遣别驾从事蜀郡张肃送臾兵三百人。”以后蜀汉政权的军队中亦有不少賨、臾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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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集团使用少数民族兵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刘备中原逐鹿时期，军中即有“幽州乌丸杂胡骑”。章武二年（222）刘备征吴，“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诸葛亮执政行，为了扩充兵力，广取少数族民众为兵。《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条：“涪陵郡，巴之南鄙……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华阳国志·蜀志》：“邛都县，郡治，因邛邑名也。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又有‘四部斯儿’。”如即为邛都夷兵。《三国志·蜀志·张嶷传》注引《益部耆旧传》：“平南事讫，獠柯兴古獠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传诣汉中。”蜀汉政权对这些獠民的处置方式与青羌迁蜀、涪陵夷迁汉中完全一样，自当照例组成像“飞军”、“连弩士”那样的少数族兵。同书张嶷本传载，嶷为越隽太守，“北激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示以恩威，捉马降服，“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这些安土供职的捉马夷，自然要像南中其他夷民一样承担“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三国志·蜀志·谯周传》）的义务，因而蜀军中还当有捉马夷兵。据记载这些少数民族兵战斗异常勇猛，视死如归，是蜀军的精锐。如王平率无难军孤军监守死战，人多势众的魏国名将张郃竟不能取胜。张嶷率夷兵参与姜维北伐，全军战死，无一叛逃，“所杀敌倍之”。
　　三国时代少数民族兵的广泛使用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其次，推动了少数民族的进步。不少少数民族在中原学会了许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其中就包括兵器制造技术和中原的战略战术。再次，也激化了民族矛盾，不少中原贵族待少数民族如奴隶，这种矛盾在西晋末期来了个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