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山堂本《三国志传》探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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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山堂本《三国志传》探考

张志和

　　在明代出现的各种《三国演义》版本中，有三个版本没有题写作者的名字，其一是明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二是朱鼎臣本《三国之史传》，第三个就是这个乔山堂刘龙田刊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以下简称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关于前两种版本，笔者已经作过一些具体考证，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在争论和答疑的过程中，更获得了大量证据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就是今所见明清两代所有《三国演义》刊本中的最早刻本，或者可以说，这个版本就是《三国演义》祖本，其成书时间在明中叶，它是由说书艺人们经过长期演说逐渐形成的，最后由一位不知名的下层文人将其写定、整理成书，所以，其作者不可能是生活在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是直接承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而来的又一个版本，亦未署作者姓名。那么，这个同样为署作者姓名的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同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和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有什么联系？它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其他一些版本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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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今存有两种版本，一为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天理本”），其二为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牛津本）。天理本为残本，今存前六卷及第十八卷至二十卷。封面双行题“镌全像三国志”六个大字，两行中间夹题“刘龙田梓”四个小字，题上横刻“乔山堂”三字。卷首以及卷二、卷三、卷五、卷十九均题作“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署“书林 乔山堂 梓行”，全书末尾有木记：“闽书林刘龙田梓行”。牛津本存全二十卷，但缺卷前目录与《全汉总歌》，且封面书题与天理本不同，该本题为“全像英雄三国志传”，亦分两行竖题，中间夹题小字“笈邮斋藏版”，题上有“三结义图”。书后木记题作“闽书林笈邮斋梓行”。
　　因有上述差异，孙楷第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曾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版本而分别著录为“明书林刘龙田刊本”和“明万历间笈邮斋刊本”。但将这两种版本的内文作对勘，则发现版式、文字甚至其中的错讹都完全一致，说明这两种版本实际上是同一副书版印刷出来的。所不同的是牛津本中有书版断裂拼接的痕迹，而天理本没有；牛津本中有些字迹漫漶模糊之处，天理本则清晰可辨。这说明天理本较早印刷，是乔山堂本的原印本，牛津本是后来用天理本的原版印刷而成，重印时将封面和末尾木记作了改头换面的处理罢了。所以，刘修业先生在《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中谈到牛津本时推测说“似有这样一个可能，在天启崇祯间，乔山堂歇业以后，将书版售与笈邮斋，而这个本子是由笈邮斋印刷出来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国家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就是根据这两种版本，而以天理本为主将其合并成为一书。本文所据以考证的也正是这个本子。
　　乔山堂刘龙田本《三国志传》卷前有李祥《序三国志传》、《新镌全像三国志传目录》分为二十卷二百四十目、《全汉宗歌》、《新镌全像三国志传君臣姓氏附录》。版心单栏、单鱼尾，正文上图下文，图约占版心四分之一位置，图上有七字横题，文字每半叶十五行，图两边各有一通行，行三十三字。图下各行行二十五字。正文各卷卷端多题有“书林 刘龙田 梓行”或“书林 乔山堂 梓行”字样。
　　这个乔山堂刘龙田刊本《三国志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该书前李祥所作《序三国志传》落款时间为“岁在屠维”，而“屠维”是以干支纪年“己年”的别称，也就是说，每十年中就有一个称之为“屠维”的年份，所以，这个“岁在屠维”并不能说明该书刊刻在何年。清道光年间所修《建阳县志》中有刘龙田小传云：
　　刘大易，字龙田，书坊人。……初业儒，弗售。挟箧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曰：“明教中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庭帏，发藏书读之。纂《五经绪论》、《昌后录》、《古今箴鉴》诸编。既卒，以子孔敬贵，赠户部广东清吏司主事，崇祯间，祀乡贤祠。
　　另据《京兆刘氏宗谱》载：刘龙田生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卒于明天启五年（1625），享年66岁。如果这些记载可靠的话，这个乔山堂刘龙田刊本《三国志传》的刊刻时间大约只能在明万历、天启年间了。如此看来，这个版本出现的时间比起嘉靖壬午（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现自然要晚很多年了。但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柳存仁先生就曾用前述牛津本同毛宗岗本《三国志演义》及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过部分文字对勘，得出结论说：“此类《三国志传》之刻本，今人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81页）柳先生这个判断是不错的，但他却没有进一步考证其它版本，更没有找到他所谓的嘉靖壬午以前的“祖本”。现在，我们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就是《三国演义》今所见各种刊本中的最早刊本，或者可以说就是柳存仁先生所说的“祖本”，而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是一个紧承黄正甫刊本而来的又一个早期刊本。那么，从考证版本源流的角度看，一个版本所出时间的早晚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要看其来源。乔山堂刘龙田本《三国志传》所依据的版本是哪一个本子？或者说它最接近的版本是哪一个？
　　明万历二十年出现的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卷前，有余象乌所作《三国辩》云：
　　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唯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朦，不便其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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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很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一，它提到至少是在明万历二十年以前，《三国演义》的刻本已经有数十种，第二，其中有四种全像本，而这四种全像本中，由黄姓所刻者，这个黄姓所刻的，即当是今所见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无疑。另有一种是刘氏所刻的，据陈翔华先生考证，爱日堂乃刘氏书坊名称。“建阳刘氏乃历史悠久、名肆众多的大刻书家族。”如此看来，乔山堂刘龙田本《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最有可能与早期出现的刘氏爱日堂刊本有关系。刘氏爱日堂刊本今已不存，但我们可以推断，这个版本当很接近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但却不会早于黄正甫刊本。为什么呢？因为黄正甫刊本是今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保留了“王”、“黄”不分或“王”、“皇”不分以及“虽”、“须”不分这样的南方方音的版本，而其它所能见到的福建建阳书坊刊刻的版本在这方面都纠正过来了。这是我们确定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为各种《三国演义》版本中得最早刊本的重要依据，也是我们推断刘氏爱日堂本不会早于黄正甫刊本的基本依据。既然刘氏爱日堂刊本已经不存在，我们只有通过将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与早期出现的黄正甫刊本、朱鼎臣刊本以及嘉靖壬午本作比较研究，来确定该本在整个《三国演义》版本源流中的位置。

二

　　从总体上看，这个乔山堂刘龙田本《三国志传》同属于《演义》本系统的嘉靖壬午（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及万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关系，同万历二十年（1592）余象斗刊刻的双峰堂本《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也没有关系，而与更早出现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以及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基本一致。兹将有关情况略述如下：
　　（一）乔山堂刘龙田本《三国志传》全书不署作者姓名。这一点同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完全一致。在以前的拙文中，我们曾经讨论过，《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不朽的长篇小说名著，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独立创作而成的，而应当是由无数的说书艺人经过长期演说集体创作而成，它是说书艺术的结晶，直到明朝中叶，整个三国故事得到艺术化的丰富与完善之后，才有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下层文人将其记录下来，参照史书作了一些加工整理，形成了这样一部大书。黄正甫刊本就是该书最初写定的本子，朱鼎臣本是承黄正甫刊本而来的又一个版本，这两个版本都没有署作者的姓名，这说明早期的刊刻者尚没有意识到出版小说要署作者姓名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否定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一个重要证据。而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也没有署作者姓名，这至少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它所依据的版本是早期出现的，如果说最有可能是依据如余象斗在《三国辨》中所说的刘氏爱日堂本的话，那也足以说明刘氏爱日堂本同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相当接近。而嘉靖本、周曰校本以及余氏双峰堂本都有作者罗贯中的署名（双峰堂本卷首署为“东原 贯中 罗道本 编次”），如果乔山堂本源出于后三种版本，便不可能不署作者罗贯中的名字。
　　（二）乔山堂本《三国志传》的目录，题为《新镌全像三国志传目录》，分为二十卷，嘉靖本目录分为二十四卷，周曰校本目录分为十二卷，所以，从分卷方面看，该本同黄正甫刊本、朱鼎臣本、双峰堂本一致。但再进一步看标题文字，就会发现该本的目录非常接近于黄正甫刊本，（朱鼎臣本的目录中舛错很多，不足以作校勘依据），而不同于双峰堂本。乔山堂本的目录同黄正甫刊本的目录只有个别文字不同，如黄正甫刊本第二卷之“刘玄德北海解围”，乔山堂本误作“刘表北海解围”；黄正甫刊本第三卷之“孙策大破严白虎”，乔山堂本误作“孙策火破严白虎”；黄正甫刊本第四卷之“曹操许田射鹿”，乔山堂本作“曹孟德许田射鹿”；黄正甫刊本第十一卷目录“玄德斩王怀高沛”中，“王”本当作“杨”，乔山堂本不误，作“玄德斩杨怀高沛”等。但双峰堂本的目录却是经过进一步加工的，加工的一个最重要的痕迹，就是目录中的大部分人名都冠上了姓氏，如“关云长策马刺颜良”、“关云长延津诛文丑”、“刘玄德斩杨怀高沛”等，这样修订的结果，是许多本来七个字的题目增加为八个字。乔山堂本如果是依据双峰堂本而来，目录便也当如此，而不会同黄正甫刊本的目录相同了。
　　笔者在以前所撰的拙文中曾经指出，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的目录是后来重印时据它本补配的，证据是该书第九卷目录中有“关索荆州认父”、第十二卷目录中有“张飞关索取阆中”，但正文中相对应的标题却分别是“黄忠魏延献长沙”和“瓦口关张飞战张”，且这两段故事中根本就没有关索其人其事存在。巧合的是乔山堂本也同黄正甫刊本的上述情况安全一样，目录也是补配的。形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已经难以理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者所补配的目录都不来源于双峰堂本，尽管这两种版本重订或重印的时间大有可能比双峰堂刊本要晚得多。双峰堂刊本的目录中也由“关索荆州认父”和“张飞关索取阆中”两目，但它的目录与正文中所写的内容是一致的。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乔山堂本与双峰堂本之间没有承传关系。在黄正甫刊本（朱鼎臣本同）中，关索的出现是在卷十五《孔明兴兵征孟获》一段中，相关的文字是：
　　忽报有一少年将军，单骑到来，不知是谁。孔明招入，少年将军入见拜曰：“某乃关公第三子关索也，自因荆州失陷，逃难在鲍家庄养病，每要赴川来见先主，为报父仇，奈疮痕不合，不能其行，今日得痊，特来见帝。”孔明闻之，感叹不已，差人申报朝廷，令关索为先锋。
　　以下孔明七擒孟获各段中均有关索出现。乔山堂本中也大体如此，只是个别文字略有出入。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乔山堂本同黄正甫刊本以及朱鼎臣本关系密切，而与嘉靖本（嘉靖本中完全没有关索其人其事）、周曰校本（关索其人其事略接近于双峰堂本）以及双峰堂本之间没有承传关系。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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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此，笔者曾经在几篇拙文中列了一些证据证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早于学术界一致认为是最早刻本的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朱鼎臣本《三国志史传》承黄正甫刊本而来，在有些方面承袭了黄正甫刊本，有些方面又有所改进。那么，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在这些方面是怎样的情况呢？
　　要理清《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关键是要认定明清以来所能见到的30余中版本中，哪一个是最早版本。迄今为止，学界多认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该书所有刻本中的最早刊本，而笔者经过具体的文献检索和考证，发现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所见该书所有版本中的最早刊本。而要说明这一点，单凭一般的语言或文字对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列出以两个孤立的证据也难以让人相信。对于这样一部有数十万字的大书来说，必须要出示一系列有力的证据才能够令人信服。下面我们将黄正甫刊本正文中早于嘉靖本的一些列证据分列如下，同时将朱鼎臣本以及乔山堂本中相关的情况作些对勘，以见其沿革：
　　其一，黄正甫刊本卷十三《庞德抬榇战关公》和《关云长水淹七军》两节中，曾写到庞德手下有一部将名“伍伯”，嘉靖本将其误为“骁将五百人”或“五百将”。这说明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因为最初写定者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嘉靖本的修订者造成这样的错误，很有可能是他所依据的底本此处有残缺或模糊不清，修订者不能很好的理解原文以至于如此。朱鼎臣本及乔山堂本同黄正甫刊本，仍为“伍伯”。
　　其二，黄正甫刊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在叙及张松诈称《孟德新书》乃抄袭之作，正文中有“操令破板焚之”一语，嘉靖本此处改为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并加注曰：“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这说明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黄正甫刊本的最初写定者不懂得中国古代出版印刷的历史沿革，以为三国时期已有版刻书，造成了这样的错误，嘉靖本的修订者有这方面的学识，将其纠正过来，并加了这样一条注释。所以嘉靖本不是罗贯中原作，也不是最早刻本。朱鼎臣本及乔山堂本此处同黄正甫刊本，仍作“操令破板焚之”。
　　其三，由于黄正甫刊本最初的形成是根据说书艺人的讲述纪录再根据史书整理加工而成的，其中有三处把“长安”当成“许都”的地理错误未得到纠正。这三处错误分别见于《关云长刮骨疗毒》、《吕蒙取荆州》和《文鸯单骑退魏兵》。嘉靖本中这些错误都被纠正了过来。朱鼎臣本及乔山堂本同黄正甫刊本，这三处仍然把“长安”误为“许都”。
　　以上三个方面，都说明乔山堂本同黄正甫刊本及朱鼎臣本接近，而与嘉靖本不同，因此也就证明乔山堂本同嘉靖本没有承传关系。但这个版本既为李祥所“重订”，那么，他重订了些什么？有增补了些什么呢？我们再看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黄正甫刊本中有60余首周静轩的诗，嘉靖本中将周静轩的名字全部剔除，其大部分诗也被删去，保留下来的8首周静轩诗也被改为佚名诗或代之以“史官有诗曰”，这也说明是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证据是黄正甫刊本《刘玄德古城聚义》一节中有“静轩诗曰”：
　　　　当初手足似瓜分，信断音稀杳不闻。
　　　　今日古城重聚处，正如龙虎会风云。
　　又诗道玄德遇子龙云：
　　　　玄德关张离散后，古城天赐在相逢。
　　　　从来良将扶明主，惟有常山赵子龙。
　　这两首诗在嘉靖本中也删去了周静轩之名，却将二诗合并为一诗，因此出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诗的第五、六两句的意思同前四句重复；二是前四句的韵脚与后四句不一致；三是在平仄对仗方面不合律诗要求。在黄正甫刊本中，这两首诗摆在这个位置合情合理。到了嘉靖本中，两首合为一诗，有明显的拼凑痕迹，如果说嘉靖本中的这首诗是原作，那么，决不会是这个样子，同时也说明嘉靖本是在黄正甫刊本以后出现的。朱鼎臣本同黄正甫刊本，仍有60余首周静轩诗。乔山堂本中叶仍然有周静轩诗，只是数量略有减少，如上述《刘玄德古城聚义》中的两首周静轩诗，乔山堂本将其改为“后人有诗曰”，也删去了周静轩之名，但未将两诗合并为一诗，证明它同嘉靖本没有关系，但与黄正甫刊本以及朱鼎臣本相比却是一个不同了。这一不同点，大有可能是乔山堂本所依据的原本中已有修订，而不是在万历二十七年以后才由李祥“重订”的。何况我们并不能确定李祥就是万历以后的人，也许他作《序三国志传》的时间就是在嘉靖壬午年（1522）以前的某一个“岁在屠维”的年份呢！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对其它版本的考证中逐渐看明白。
　　其二，我们在论证黄正甫刊本为今所见最早刊本时，曾经从语音方面举出黄正甫刊本保留了不少南方方音，这就是“皇”、“王”不分：把“秦始皇”写成了“秦始王”；“黄”、“王”不分：把“黄权”写成了“王权”；“虽”、“须”不分：有多处将“须”、“虽”二字混用。在朱鼎臣本中，这种由音读所造成错误已基本改正了过来，但其中有一处尚未纠正，见该书卷六《曹操引兵度壶关》：“荀攸曰：‘虽用诈降计方可。’”按：“虽用”即“须用”，黄正甫刊本此处亦作“虽用诈降计方可”，朱鼎臣本显然是承袭黄正甫刊本中此处的错误用法。如果朱鼎臣本承袭其他版本而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这一例证足以说明朱鼎臣本乃是直接黄正甫刊本而来的，不仅早于嘉靖本，而且也早于其它《志传》系统的版本。现在看乔山堂本，类似于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中的这些音读所造成的错误已全部得到了纠正。这又从一个方面说明乔山堂本所依据的底本（如刘氏爱日堂本）所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接近却稍晚于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刊本，而与嘉靖本相比较，则应当早于嘉靖壬午本，在公元1522年以前已经出现。上述两个方面的例子也许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再举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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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一般以为，在《三国演义》的所有版本中，《志传》系统的版本与《演义》系统的版本最大的出入，是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有部分“诗、文、论、赞”一类的内容为《志传》系统各本所无。传统的看法，又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早刊本，《志传》系统的版本中缺少这些“诗、文、论、赞”，是因为这类版本都是嘉靖本的删节本，这些内容被删去了。笔者在对黄正甫刊本的考证中已经指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并举《曹孟德横槊赋诗》一节中所引曹操的《短歌行》和《孔明上〈出师表〉》一节中所引诸葛亮《出师表》这些人所共知的诗文作为例证来证明这一点。因为黄正甫刊本中所引《短歌行》和《出师表》，文字上有许多舛错遗漏，导致这样的舛错遗漏的原因，是因为黄正甫刊本的最初写定者根据书场上说书艺人所讲述的三国故事进行纪录整理成书时，并未参阅史籍加以校核修订，便付梓出版了。嘉靖本中相应的引文都准确无误，说明它又根据史籍进行过加工。如果是删节本的话，《短歌行》和《出师表》这样的诗文，既然没有被删节，也就不应当有那么多舛错遗漏存在。这又是黄正甫刊本早于嘉靖本的一个证据。再看承黄正甫刊本而来的朱鼎臣本，这些舛错遗漏也基本被承袭下来了。
　　到乔山堂本中，《短歌行》得到了“重订”，而《出师表》却仍然有遗漏。在黄正甫刊本中，《短歌行》一诗中漏掉了“青青子襟”和“鼓瑟吹笙”两句（朱鼎臣本中也漏掉这两句），乔山堂本，都补上了；黄正甫刊本将“周公吐哺”四字误为“恩威果怀”（朱鼎臣本也误为“恩威果怀”），乔山堂本将其改正为“周公吐哺”；朱鼎臣本又多一处抄写错误——将“慨当以慷”误抄为“既常以此”，乔山堂本中只有“既”字未改正过来。黄正甫刊本卷十六《孔明上〈出师表〉》中引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全文，其中除了有个别错字外，漏掉了三段文字，一是自“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至“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的一段；二是自“侍中、上书、长史、参军”至“可计日而待也”的一段；三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至“以彰其慢”的一段。朱鼎臣本亦付阙如。乔山堂本中也同样遗漏了这三段文字。而在嘉靖本中，《短歌行》和《前出师表》都没有这样的错漏现象。这是乔山堂本《三国志传》所依据的底本的出现在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之后却早于嘉靖壬午本的又一个证据。
　　说乔山堂本所依据的底本出现在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之后，那么，这个版本在大的方面同上述两个版本保持一致的同时，对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还有所修订。而从版本流变的实际情况看，它自然还会对它所依据的版本的内容作一些新的补充，此举两例：其一是乔山堂本《虎牢关三战吕布》一段中，写到刘备、关羽、张飞三人齐出，同吕布厮杀，“吕布军马望山上奔逃，玄德、关、张死随定吕布”，接下去有“古人曾有篇言（“言”应为“古”字）诗，单道着玄德、关、张三战吕布之处”这首七言古诗自“汉室天数当桓灵，炎炎红日将西倾”至“顿断绒绦回赤兔，番身飞上虎牢关”，全诗长达40行。这首长诗在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中都是没有的，但嘉靖本中却有。前面已经证明了是乔山堂本所依据的底本出现在先，嘉靖本的出现在后，那么，就只能证明是嘉靖本沿袭了乔山堂本，而不会是相反。而下一个例证就更能说明这一点：乔山堂本《曹操引兵度壶关》一段中，写到曹军打破冀州城以后，曹丕抢先入袁绍家，见袁熙之妻甄氏有美色，欲霸占之，遂“拔剑坐于堂上，众将谁敢辄入”，以下插入了一个“附录”（“附录”二字原加有黑线边框）：
　　甄氏中山人，上蔡令甄逸之女也。母张氏，孕时尝梦一仙人执玉如意立于侧，生时见仙人以玉衣盖其体。后相者云：“此女贵不可言。”九岁喜读书。迄长，绍娶为次子袁熙为妻云云。
　　这个“附录”略抄自《三国志·魏志卷五·文昭甄皇后传》裴松之注，这也是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中所没有的，但到了嘉靖本中，这个简单的“附录”被直接改为“后史官录《甄皇后传》云”，插入了一段将近五百字的文字。由此一段文字的详略，乔山堂本与嘉靖本孰先孰后，已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乔山堂刘龙田刊本《三国志传》是一个重刊本，目录与正文不一致，是重刊时据它本补刻的；这个版本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晚，但它所依据的底本却是一个较早的版本，它的底本很有可能就是双峰堂刊本《批评三国志传》前面余象斗所作《三国辨》所提到的“刘氏爱日堂本”。所以，乔山堂本保持了《三国演义》早期版本的风貌。从内容上看，它非常接近于今所能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以及承袭黄正甫刊本而来的朱鼎臣本，乔山堂本《三国志传》所依据的底本应当是一个在朱鼎臣本之后出现的另一个版本，从版本源流上看，这个版本不仅要比双峰堂本《批评三国志传》早，而且也要比公元1522出现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早。但嘉靖本未必就是依据乔山堂本的底本而来，在以后的考证中，还会看到，在嘉靖本之前还有其它版本存在。就乔山堂本而言，因其所依据的底本是一个早期的版本，所以该本也同黄正甫刊本和朱鼎臣本一样，都没有署作者的姓名。有这样三个早期出现的版本都没有署作者姓名，这就充分证明了《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作者问题是很重要的。

作者：张志和 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室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