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允的一步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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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擅自迁都，自己留守洛阳，司徒王允在长安代理朝政，他见董卓篡夺外露，既而策划的诛董行动，也悄然展开。起初，王允与尚书郑公业、司隶校尉黄琬商议，欲派遣杨瓒、士孙瑞以讨伐袁术为名，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南）实在分兵讨董，结果，引起董卓疑心被阻止。之后，王允以乡情厚意结纳吕布，吕布原属丁原部下，骁勇善战，被董卓收买，誓为父子，封中郎将、都亭侯，守董卓内宅，成为董卓的亲信。但董卓对他动辄暴怒，而吕布又与董卓傅婢私通，惟恐暴露心自不安。情急之下，他将这种担心告诉了王允，王允正与士孙瑞策划诛董，就此离间董、吕关系，说服吕布反正。终于在初平三年（191年）四月，董卓在宫门前，被吕布以诏命刺杀。</p>　　留在史书中的关键一节，是傅婢撼动吕布，事实是否如此，颇觉费解！到了元代《三国志平话》流行后，将这一因果，演绎成吕布与妻子貂蝉失散多年，意外在王允府中相见，随后王允送貂蝉至太师府与吕布团聚时，被董卓霸占，这一切，又是王允事先的计谋。后来的《三国演义》，又进一步改编这一情节，成为小说精彩章节之一，这一影子式的人物，在诸多学术探讨中，似有似无，留下的仍是谜团！
　　董卓被杀，朝野上下一片欢腾，长安士庶不惜卖掉衣物与珠宝，置酒相庆，可见人们对董卓的痛恨。随后，夷灭董卓三族，党羽下狱处死。其中，蔡邕也在其例，董卓被杀时，蔡邕正在王允处坐，突然听到这一消息，惊诧之间，不由得发出叹息，王允勃然变色斥责他，你身为王臣，国主危难不思反戈，董卓伏诛反倒嗟痛，是什么意思？蔡邕随后表示认罪，并企望以鲸首之刑，续写《汉史》。王允以国祚中衰，不可以佞臣执笔，使我辈受到后世诽谤。
　　当时公卿吝惜其才，太尉马日磾等多人劝阻，王允执意不许，交付有司，随后在狱中被杀。
　　蔡邕在董卓执政之初，先以威吓，征召他入朝，后又重用（三日曾历三台），初平元年，拜为中郎将。但蔡邕不为董卓一党，又对董所为多有规劝，甚至想弃官逃匿山东（太行山以东）。蔡邕之死，士林惋惜，马日磾认为王允做的过分，曾说“废纪灭典，其能长久。”
　　董卓死后，王允录尚书事，以吕布为奋武将军、假节（某方面代替皇权），礼仪如同三公（太傅、司徒、司空），封温侯，与王允共执朝政。但对吕布的一些建议，并不在意，如吕布曾提出将没收董卓的财物，分赏公卿、将校，王允不予理采，并视吕布如剑客，而吕布亦以功劳自夸，似有不平之意。
　　对于董卓统领的凉州军，王允开始打算赦免，但转念认为，“此辈无罪，从其主耳。今若名为恶逆而特赦之，适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故此，未予实施不了了之。
　　当初，中郎将牛辅（董卓之婿）奉董卓之命，率一支军驻守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此刻，吕布派出李肃诛杀牛辅，牛辅在交战中虽胜一阵，但大势已去，营中夜有叛逃，牛辅随后被部下所杀，王允以该军解散了之。有人建议，凉州军与关东积怨深，解散后担心人人自危，不如派皇甫嵩收编，就地屯扎，再徐与关东联络。王允认为，关东与我志在诛董，今若以其军屯陕县，必将引起他们怀疑。此前，军中校尉李傕、郭杞等，正掠略陈留（今河南陈留）、颖川（今河南禹州）等地。待他们回来牛辅已死，军无主帅。李、郭等要求赦免，王允以一年不能有二次赦，不予应允。这时军中盛传连蔡邕都被杀，又谣传要诛尽凉州人，李、郭等正准备逃散，校尉贾诩说，“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若不济，走未晚也。”由此引发出以李傕为首的兵变。
　　王允得知事态严重，急派凉州士族胡文才、杨整修到陕县解释，行前以强硬口气说，“这些鼠辈要干什么？去把他们叫来！”王允的傲慢激怒了二人，加剧了叛乱进程。数千叛军一路收兵，至长安已有十万之众，并与董卓另部樊稠、李蒙等一同围城。相持十日，吕布军中蜀兵为内应，导致京城失陷。吕布且战且退，并约王允出逃，王允以赴死决心，临难不避。吕布率余部逃出武关，李傕纵兵血洗长安，公卿数人罹难，吏民万人被杀，一片血雨腥风。当时王允同乡宋翼、王宏拥兵近在郊畿，李傕感到有威慑，不敢立杀王允。但宋、王不能同心抗敌，终被李傕擒获，六月，连同王允一同被杀，市井为之流涕。匆匆二个月，王允的短促执政，最终化为悲壮的落幕。
　　王允所以未能实现重整朝纲的夙愿，原因很明显。虽说他刚楞嫉恶，忠心捍卫汉室，办事不以权宜之计。但他居功自傲，以为董卓死后，就无可顾及，过于自信小视他人，轻视于突变下的复杂因素，以意气用事，是他失败之快的根源。
　　固执己见，王允处置蔡邕，是明显的例子。董卓被杀时，蔡邕能在王允处坐，至少说明他们还有私交，只为一声叹息，即便有感于董卓，也不致于翻脸无情，王允虽痛恨董卓一伙，但还应有程度上区别，蔡邕在董卓逼迫下任职，且又不是一党，这是王允清楚的，比较之下孰轻孰重？在非常时期，不以权衡利弊，以想当然办事，是失误之一。还有，在多人劝阻下，至少留下反思与冷静的空间，而一味加以拒绝，就是以一种极端示人，有难与共事的感觉，是失误之二。蔡邕在社会上知名度高，有很大影响力，轻易地以极端处置，也会给董卓死党，留下利用的口实，后来的凉州军叛乱，正是以此为煽动的借口，是失误之三。事后，王允表示的悔意，虽有觉察，但从后来处置凉州军的方式，仍未吸取足够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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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傕一伙的首先发难，凉州军几乎是一呼百应，导致局面失控，形势急转直下，是王允失败的表面原因。但仔细想来，这并非偶然，对凉州军前前后后，王允失去了本来的从容时间，才酿成大患。
　　其一，董卓死后，董卓原属的凉州军迁怒于吕布，并诛杀军中的并州人（吕布属并州），出现地区对立倾向。同时，分散在关中各处的凉州军，拥兵自守。后来李傕以数千叛军，迅速发展至十万，也可窥见当时的隐伏危机。面对军心惶恐，王允本应将从主可恕的主张，以朝廷诏书的名义，及时晓谕各处，以遏制谣言，防止突然事变。正是由于王允的不经意，扩大了对立面，最后才一发不可收拾。
　　其二，对董卓在军中的死党，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董卓虽死，其党羽一时难以肃清，也是事实，但必须警惕，这些人绝不能等同一般士兵。李傕、郭祀等人，他们有董卓撑腰，掠略关东杀人越货，所到之处民众十分痛恨，正属死党之列，遣散这些罪魁，恐怕关东不能答应，退一步说，即便遣散，这些人很可能制造新的祸端，所以，那能以简单的遣散就能了事！既然这些人有罪心虚，要求赦免，不妨以权宜之计，稳住他们，再按律绳之以法，才是根除的办法。
　　其三，当时，牛辅覆灭后，派皇甫嵩收编不失为上策。皇甫嵩是陇西人，又是当朝征西将军，有公私兼顾之利，一旦军有主帅，上有所依，不致于被人所乘。王允所担心的关东疑惑，可在收编后，先撤出敏感地区，后向关东联络，也不是什么死节。退一步想，尚有实力的武装，在走投无路时，最容易出现两种可能，一方面是，解散后成为匪患滋扰地方；另一方面是，铤而走险叛变为敌，兵戎相见。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对当时有威胁。
　　王允失败后，成为历史的拐点。其后，李傕、郭祀等窃据朝政，战乱连年不断，三年之间，战火从三辅地区燃烧到弘农（今河南灵宝）一线，迫使皇帝流离，公卿与随员多人丧命。而关东诸侯也根本不顾及中央，正为自身扩张在拼杀，事实证明，王允的覆亡，断送了仅有的由乱入治的时机，东汉在动乱不止的风雨中，象征皇权的有效统一被催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