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与鸽派的幕后操纵者——江东之主孙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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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雏形大致已形成，此后，孙刘关系的起伏无不直接间接的影响着三国时代的进程，所以，清楚的认识东吴鹰鸽两派的实质，对梳理清晰孙刘第一次联盟从建立到分裂这十年间的脉络（公元209年-219年），以及透彻的理解单刀赴会、白衣渡江、重新建交等孙刘关系史上重大事件的潜在动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本文要分析的便是：分工于台前与幕后的东吴决策层在处理对刘关系上的双簧戏及其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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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浩瀚画卷中亘古不变的主题，围绕该主题所演绎出了一连串的成败荣辱，而正是这些点滴将群星聚成了星河，将文字凝成了史书，将事件串成了历史。于是，也就有了“鹰派”与“鸽派”两个新名词的诞生：口衔橄榄枝的飞鸽自然代表着和平或是用和谈的手段解决问题，而目锐爪利的苍鹰则无疑是战争与武力的象征。若是尝试着从这样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些历史事件，或许能有新的发现。
　　正文：
　　一、两种理念的分歧

　　众所周知，江东四杰－－周鲁吕陆在吴国的地位十分特殊，他们并不一定涉足东吴的内政事务，但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的发言力，在梳理孙刘关系史时，将他们的言行及态度理解成对刘关系的风向标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很强烈的感受到相对对刘备集团的态度而言：周瑜与吕蒙较为激进的言行几近于鹰派，而鲁肃鲁子敬的对内对外态度显然是鸽派的代表。
　　周瑜就曾建议趁刘备来了江东，将他软禁起来，以便遏制刘备势力的发展，甚至在特定时期可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只不过孙权因为顾及曹操，也担心刘备不是那么容易控制而没有采纳。①
　　如果说周瑜的抗刘思维仅仅流于计划的话，那么吕蒙的抗刘思维就是实实在在的付诸行动了：从白衣渡江到夺荆州；从擒关羽到彝陵之战…，孙刘联盟至此可谓彻底崩溃。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少人对吕蒙颇有偏见，更有人将吕蒙称作破坏联盟的罪魁祸首。暂且不论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至少能说明大多数人对孙刘联盟所持的态度。
　　而与周吕二人的思维明显不同的是，鲁肃的理念在于联刘而非抗刘，这样的理念也自始至终指导着东吴的对刘关系，一直贯彻到鲁肃逝世的那一刻。除去赤壁之战前的事迹，鲁肃联刘的理念还可以在很多地方都能够了解到：比如曾建议将荆州的江陵郡借与刘备；在孙刘发生摩擦的时候也尽力从中调和等。②而事实上，在鲁肃去世之前，孙刘联盟尽管不是那么的牢固，甚至有一次差点分崩离析。③但是，在鲁肃为代表之鸽派的努力下，联盟还是得以维持，至少在名义上的维持。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硬要将孙权阵营中的文臣武将划分成鹰派鸽派的话，诸葛瑾也勉强可以算是一位鸽派人物，因为很多时候他充当了挽救孙刘联盟的和谈使臣的角色。④
　　表面看来，事情似乎已经明朗化：以鲁肃为代表的鸽派高瞻远瞩，试图借力打力，为孙刘联盟的建立和稳固用尽毕生心血，而周瑜吕蒙等只顾眼前利益，破坏孙刘联盟，尽管一时获得了荆州，但引得刘备东征，最终，两败俱伤，曹魏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二、内外环境的变迁

　　然而，事实真的会是那样简单么？
　　首先，无法将江东四杰当中的最后一位－－也就是陆逊定位：若说是鸽派，但吕子明偷袭荆州不仅有他参与策划，甚至还有他亲身参战，可谓直接参与了破坏联盟的行动，很明显与鸽派的性质格格不入。若说是鹰派，那么依照鹰派的风格，他没道理又是吴蜀第二次联盟的缔造者之一，更没道理还为了配合孔明北伐而出征曹魏。⑤
　　当然，仅以陆逊一人是远远没有说服力的，何况人是可以改变的。但我们同样要认识到人之所以改变，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环境的改变，陆逊反复矛盾的态度，正是因为内外环境的改变。
　　就外部环境而言，又主要由刘备、曹魏两个方面有机构成。
　　陆逊随吕蒙夺取荆州之时，刘备再不是从前那个落魄的贵族了，此刻的他正处于其霸业的鼎盛期，夺取汉中、自称汉中王、北伐樊城…，这一切无不使得举世震惊，以至于使得曹操居然都有了“迁都避锋芒”的打算。然而，担心刘备势力膨胀的并不只有曹操一人，此时此刻，远在建业的孙权表面上尽管气定神闲，但内心的世界一定是恰好相反的。乱世的经历一次次提醒他，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就比如那次，好不容易盼得长江彼岸的多年宿敌刘表灭亡，但是却又多出了曹操与刘备两大劲敌。所以这次，孙权不得不担心历史会重演，曹操势力削弱的同时，却也助长了刘备势力的膨胀，为日后的霸业增添许多不可预测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身在荆州的关羽的傲慢言行多少带有挑衅的味道，诸如抢米、拒婚等行为本就难让人容忍，何况对象是以气量小著称的孙权。
　　而彝陵之战之后，蜀吴两国的实力都有很大的削弱，两国必须联合才和曹魏有抗衡的可能性，无论是刘备、诸葛亮还是孙权、陆逊都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孙刘第二次联盟此时得以重新建立，也算是顺理成章。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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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曹魏方面来说，赤壁之战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临时组建的孙刘联盟，在战后初期仍然奏效，这是因为曹操的威慑力尚存，一个很有力证明是，“（建安）十六年…闻曹公将来侵，作濡须坞”－－《三国志·孙权传》。所以孙权甚至不惜用自己的亲妹妹来稳固这个联盟。
　　由于孙刘联盟的存在，所以赤壁战后的曹操将兵力与精力投入更多的地方是大西北，即是对马超韩遂的攻防策略以及后来收汉中之役，同时应付东北乌桓以及内部的叛乱（比如：王必平耿纪许昌之战和曹仁破侯音宛城之战），对孙刘方面采取策略的是且只能是战略防御。所以，在孙刘第一次联盟的十年间（209-219），孙曹之间六次战役（江陵之战、皖城之战、两次合肥之战和两次濡须口之战）的发动者均是孙权方，换而言之，曹魏对其孙吴的威胁相对不大，同时赤壁之战的隐痛已经渐渐淡去，所以即便和刘备翻脸，曹魏也未必能够抽身趁火打劫，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孙权当时才可以下定决心。
　　以上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分析，从内部环境来看，在这十年间，经过了交州灭吴巨、丹阳击费栈、贺齐攻陈仆黟、歙等战役，大后方的相对稳定，为挥师西进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台前幕后的分工

　　当然，环境的变化是相对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孙权的主观想法。不管江东四杰他们各自的思维和理念是什么，他们有的只是发言权，与刘备集团战与和的最终决定权还是系于孙权一人。
　　最初，孙权大概是出于对曹操的顾忌，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徙备置吴”之策(同注①)，所以才肯同意鲁肃的意见将荆州（其实只有荆州的一部分）暂借给刘备（同注②），笼络盟军刘备的同时，为自己和曹操之间架起一道强有力的缓冲，正如上文所述的内外环境变化，孙权不愿意见到刘备集团的过于强大，而自己这十年来从濡须口、合肥为代表的东线的进军又屡屡受挫，觉得还是发挥自己的水军优势比较可行一些，于是又重用吕蒙等抗刘派，终于一举夺得荆州，甚至还一度想进兵益州⑦，但最后还是出于对曹魏方面的考虑,孙权又不得不和刚刚翻脸的冤家刘备方面重新结盟，而刘备、诸葛亮此时也别无选择，只好顺水推舟…(同注⑥)
　　以上假设若是能够成立，那么就很好解释陆逊为何迅速完成了鹰派到鸽派的转型，除了揣测并迎合孙权意图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天下脉搏把握准确的结果。
　　孙权后来曾对陆逊评价鲁肃：“后来鲁肃虽然劝说我将荆州借与刘备，这是他的短处,不过这一短处并不能掩盖其他两处长处…鲁肃给我的书信中还曾说过：帝王要成就大业,必须要有所舍去，一个小小的关羽是不用在乎的。这是鲁肃无法战胜关羽，所以故意说得大话罢了。”⑧
　　这样的说法看似有理实则牵强，“借荆州”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不是孙权本人首肯，鲁肃就算有在大的胆子也不敢擅自借出的。何况把妹子嫁出去总是做哥哥的孙权本人意愿的结果吧。
　　从以上看来，关于抗刘或是联刘的决策，无论站出来的发言人是鹰派还是鸽派，坐在幕后打算盘的都只有孙权一人。
　　四、江东四杰的自身动机

　　这里需要补充分析的是江东四杰对刘态度的自身成因。
　　周瑜是士族出身，他的从祖父及其子都是太尉，而自己亲生父亲周异也曾是洛阳令。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和教育的熏陶下，志存高远不足为奇。就象他在赤壁战前劝说孙权的那样：“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事实也正如周瑜预料的那样，“枭雄之资”的刘备日后成为了天下这座巨鼎的三足之一，成为了孙权天下霸图仅次于曹魏的最大阻力。
　　而祖上却没有任何官宦经历的记载的鲁肃却“家富于财，性好施与”。很显然是庶族的代表人物，一个佐证是士族张昭对鲁肃的歧视。（“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肃年少粗疏，未可用”－－《三国志·鲁肃传》。）相对士族而言，稳健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争取和士族同等的社会地位才是更为重要和紧迫的。众所周知，可以将《榻上策》理解为鲁肃一生的理念－－至少是早期的理念：“汉室不可复兴…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竞长江所极，居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而以上恰好是整个庶族阶层所期望的。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鲁肃希望通过孙刘联盟来巩固既得利益，并且保证内外环境的安稳从而可以致力于庶族阶层地位的争取。
　　至于吕蒙的行为就容易理解的多，军头出身的他，一直打拼在征刘表、战曹操的第一线，也正是靠着这些军功才一步一个脚印的步入了东吴最高层，将他比作成“战争暴发户”并不能算是夸张。而且东吴军制较为特殊，军头们都有其各自的部曲，这些兵士对他们的将领直接负责，而并不是孙权，因而吕蒙也必须用战争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充自己的部曲。这便是吕蒙成为抗刘“急先锋”的潜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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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陆逊较为特殊，虽然“世江东大族”的他却从小丧失双亲，从小便寄居在从祖陆康家中，后又过早的“为之纲纪门户”，更为要命的是，自己所仕的主人居然是当年围攻庐江的孙家，这一切的经历无不成为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知道这一点，他孤僻冷漠、少年老成、沉默谨慎的性格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如此，使得陆逊一直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迎合孙权的意愿，如果说转换对刘立场的根源是对天下脉搏的把握的话，那么其催化剂（迅捷的速度）则无疑是出于迎合孙权的结果。所以后来陆逊一旦与孙权有了分歧（关于立嗣问题），孙权立即就罢免了陆逊的丞相，并“使责让逊”，以至于陆逊很快就“愤恚致卒”。
　　五、神秘外纱的背后

　　事实上，不仅是陆逊，江东四杰的其他三位也同时扮演着鹰派与鸽派的双重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周瑜就曾经有过和刘备集团合作共取益州的想法，从联刘这个意义上说，他同时也应是对刘的鸽派人物了，只不过刘备多疑，借口刘璋是其宗族不忍讨伐而谢绝从而让这样一个计划夭折罢了，否则，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看到的周瑜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⑨
　　鲁肃他虽然一直力排众议主张联刘抗曹，但是有些时候却一反常态，并不反对鹰派与刘备开战的想法。比如邀请关羽面议，表面上看来是为了调和矛盾，实际上谁都知道，当时双方已经摆成那样的架势了，基本上是不可能调和的了。何况他调和时说话的语气，更象是为了激起矛盾。而且后来吕蒙需要重新结好关羽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鲁肃与关羽的关系并不和谐，孙刘联盟在此刻已是一纸空文。⑩或许以上两点还仅仅是猜测，不是那么有力，那么鲁肃曾公开赞同吕蒙的抗刘方案总该或多或少的说明些问题了吧。(11)
　　即便是一直敌视刘备集团吕蒙也好歹有过“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的行为（《三国志·吕蒙传》）。我们暂且不论那次主动结好的真实动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吴集团对刘备集团的态度的变化是根据自身利益为前提而改变的。
　　不难看出，鹰派与鸽派的实质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面具罢了，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为了更多的获得自身或者本集团的利益，自然可以拿下以前的面具，换成另一个。况且，如果鹰派与鸽派的界线真是泾渭分明的话，如此之大的分歧必定难免争执，甚至很可能分化为两个真正的派系。很难想象有着如此大分歧的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究竟是联刘还是抗刘，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孙权当时外交和军事上的最重要的大事。
　　然而事实上，史书上丝毫没有关于他们争执的记载，仿佛他们是各自唱戏，丝毫不管对方。更甚者，周瑜临终前推荐的竟然是“鸽派”的鲁肃，而鲁肃逝世时，推荐接替他的又竟然是“鹰派”的吕蒙！(12)如此矛盾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呢？！
　　如果我们现在对比当今社会美国的一些言行，我们则会惊奇的发现这些不仅丝毫不矛盾，甚至非常合理。事实上，美国的鹰派与鸽派也一直是“面离心和”，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唱对台戏，甚至偶尔也会拆对方的台，但是实际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实际上是互相配合，互唱白脸红脸的双簧。当鹰派的某些行为引起了国际舆论和本国民众的非议时，鸽派就马上跳出来发言，名为谴责五角大楼，实则为他们准备台阶。相反，若是外界的声音渐渐平息的时候，五角大楼立马又会出来给大家敲敲警钟。这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的故事中演绎的维妙维肖。
　　莫非，吴国的“鹰派”与“鸽派”的本质亦是如此？鸽派努力促使孙刘继续同盟，即便仅仅是名义上的。而鹰派则给刘备集团一定的威慑力，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出手获益。又是白脸与红脸的一唱一和，演绎着不是很新鲜的“闹剧”。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然是如此的话，我不禁要为古人们的政治手腕所叹服了。
　　最后做点补充：即便是第二次孙刘同盟也丝毫不稳固，否则蜀国也大可不必在“蜀中无大将”的危难时期,将文武全才的邓芝放在对吴的前线。(13)而吴国后来一直还有人疑心蜀国说明联盟的不稳固性。(14)这也可以从侧面映证孙刘联盟的本质。
　　综上所述，对孙吴来说。是否联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样的前提下，鹰鸽二派的联刘抗刘方针只不过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罢了。而事实上，孙吴也的确是最大的赢家，至少是表面上的：既遏制了刘备集团的恶性膨胀，孙刘联盟又仍然存在，更为难得的是曹魏在此前后并没有捞得多少好处。重要的事实是：完成了父兄的遗愿，夺得了几乎整个荆州。－－至少，为自己晚年的逍遥捞取了资本。至于长远利益，那不是孙权愿意考虑的，也不是他能够考虑的。
　　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刘备以左将军领荆州牧，治公安，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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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初，鲁肃等以为曹公尚存，祸难始构，宜相辅协，与之同仇，不可失也。
　　③:《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近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是岁刘备定蜀。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乃遣吕蒙督鲜于丹、徐忠、孙规等兵二万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使鲁肃以万人屯巴丘以御关羽。权住陆口，为诸军节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会备到公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蒙使人诱普，普降，尽得三郡将守。因引军还，与孙皎、潘璋并鲁肃兵并进，拒羽于益阳。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
　　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未战，会曹公入汉中，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
　　《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末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时或言瑾别遣亲人与备相闻，权曰：“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⑤:《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吕蒙称疾诣建业，逊往见之。谓曰：“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蒙曰：“诚如来言，然我病笃。“逊曰：“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始有大功，意骄志逸，但务北进，未嫌于我，有相闻病，必益无备。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见至尊，宜好为计。“蒙曰：“羽素勇猛，既难为敌，且已据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胆势益盛，未易图也。“……逊具启形状，陈其可禽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武二年)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三年夏，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备寻病亡，子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
　　《三国志·蜀书·邓芝传》:先主薨于永安。先是，吴王孙权请和，先主累遣宋玮、费祎等与相报答。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权。
　　⑦:《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蒙乃密陈计策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聘，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
　　《三国志·吴书·周泰传》:后权破关羽，欲进图蜀，拜泰汉中太守、奋威将军，封陵阳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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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迁观为别驾从事。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仍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
　　⑩:《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
　　(11):《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顾之。“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因为肃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12):《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周瑜病困，上疏曰：“当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忧，愿至尊先虑未然，然后康乐。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陨踣之日，所怀尽矣。“即拜肃奋武校尉，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鲁肃卒，蒙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汉昌太守，食下隽、刘阳、汉昌、州陵。
　　(13):《三国志·蜀书·王平传》:是时，邓芝在东，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
　　《三国志·蜀书·邓芝传》:亮卒，迁前军师、前将军，领兖州刺史，封阳武亭侯，顷之，为督江州。
　　(14):《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是岁，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竞自无谋，如权所筹。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本为明将军计者，必谓此军县远无粮，馈运不及，兵少无继。今荆州道通，众数十倍，加孙车骑遣弟及李异、甘宁等为其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