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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策四战江东与临终“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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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5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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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翻了翻刚到手的《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才惊讶的发现孙策在攻城拔地的过程中时候十分重视对于江南地区行政区的设立(主要是县级行政区的设立)和人事任命之迅速。而后在临时之前对于张昭说的那句:“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有截然不同的强烈比对。
  1.以《三国志》记载蜀汉,东吴灭亡的人口记载,远远逊于北方的曹魏西晋势力。同时《三国志.吴主传》一文,我曾经统计过,孙吴对于人口的掠夺是十分卖力和重视,大范围的在十一次左右,所以在征服夷州失败之后的诸葛直等人就不得不掉脑袋。而作为征服山越的贺齐,诸葛恪,成为晋升的重要砝码(可能对比太少,但是我目前接触到的材料只有如此。)
  2。而且在南北对峙十分明显的南北朝,对于江淮地区的争夺和反复一度成为前秦与东晋,北魏对刘宋,萧齐政权的焦点,按张金龙教授在《北魏政治史》宣武帝的东线西线等统计,江淮地区的争夺激烈程度和战争的规模,付出的代价是最为明显的。
  3.只要我们细心,我们还可以发现,孙吴集团在江东的经略几乎就是一种自杀行为。实际上,对于江南地区建立统治地位和实际开发的正是孙吴集团本身。相比于春秋,战国事情的楚国,吴越,其国都的设置,疆域的扩展上更多依赖于河南,山东,江苏(就目测了一下,没仔细考证。)楚国是在连连遭受秦白起的打击下,不得已迁都湖北。而勾践在灭掉吴之后,也成功问鼎中原,称雄霸业。当时的人口大州是冀州。所以曹操在平定冀州之后十分欣喜。
  4.对于江南大规模的开发则是在汉章帝时期。因此,在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上,江南地区是难以与北方比拟,尤其是处于黄河流域附近的河南,河北地区。
  相比于张绣,吕布等人与曹操在中原争雄的做法,孙策一开始就选择在江南附近经营,设立政权的做法极为让人疑惑。但当时的环境是孙策实际军事活动时期——194-200年。而这个时候,正是袁绍经略北方,曹操四战中原的时候,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专门经营一个并不看好的地区,而且对于其统治权的快速的确立是否是足够的明智。
  相比于之前的一些事例而言,孙策不可能对于江南地区的形势和全国的趋势没有自己精准的看法。而对于先鼎足江南,在伺机偷袭许昌夺回献帝,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能支撑起一场区域的大战,就从孙权在合肥时常动员数十万大军的战役持续不是太久是否又能表明,在孙策时期,无论是在军事力量还是在经济实力上都无法做到。放弃对于北方的经略,是如何做出来的,对于占领地的行政区设立,人事任命的重要性上(几乎都是宗亲和亲信大将)则表明,孙策至少对于江东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是势在必得。
  198年,东汉朝廷封孙策为吴侯,拜讨逆将军。就已经说明,东汉政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承认孙策在江东的统治地位。而无论是孙策还是后来的孙权,似乎已经放弃对于北方的经略。其实对于曹魏来说,对于中原在军事取得决定性优势是在消灭袁尚袁谭之后。从这点来说,孙氏集团至始至终都专注于西面的荆州未免过于草率。
  而且根据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对于山东一带的政治军事的基本情况的考证上,似乎又表明孙策孙权集团能在北方的活动中又有一定的理由。这这点来说,曹操完成了曹魏集团版图在形式上的统一,而实质性的工作则由其子曹丕一一加以化解消化,完成了最后的统一。而且孙策鼎足江东,实际上也饱受山越,山贼等势力的困扰,并成为孙吴政权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早在孙策时期,山越的威胁就十分明显,而且作为孙权时期的多数军事将领都有征讨过山越的军事经历都足以表明山越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民族问题,伴随的则是严重的军事威胁。曹魏集团也多次诱使山越反叛,也表明曹魏集团对于孙吴内部情况的熟悉。
  在孙吴政权建立的过程中,人口的掠夺和对于合肥,寿春附近争夺的反复正已经表明,孙吴集团对于江南地区的经济情况,军事弱势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而且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赤壁大战中,孙权交给周瑜的不是全部人马,相比于赤壁,孙权的意图更在于来自合肥方向的军事压力。日后的历史中,曹仁,曹休等重要宗亲的布防,张辽,乐进,李典等宿将的屯守都足以表明曹魏集团对于江淮重要性的认识。就这一点而言,对于江淮地区,尤其是淮河的重要意义而言,似乎曹魏的领悟能力和军事力量的部署要比孙吴集团的要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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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张金龙教授在其《北魏政治史》拓跋焘对于山东地区争夺过程中,刘宋军事对于北方骑兵兵团为主的运用上,作为以步兵为主要兵种的对抗上,对刘宋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和阴影。从这点来说,孙策似乎放弃与北方的争雄,到可能是其一种明智的选择。但是,在官渡之战中,钟繇的两千匹马的送来让曹操不得不大喜,又似乎表明,至少在中原地区,无论是马匹的数量还是骑兵将领的带领上,除了曹魏的虎豹骑等少数精锐有其待遇,似乎还是以步兵为主。实际上,马匹一直都分布在西北的马腾和河套地区的匈奴等少数民族。
  种种迹象表明,孙策,孙权似乎努力经营南方的错误和都有能力经略北方的实力。
  就我个人而言,孙吴政权放弃对于北方的经略的放弃可能有以下几种看法。
  当然,孙策时期是否已经发展起成熟的水军,这点就我自身而言,我尚未找到材料,但是这相比于孙权之后的东吴建立的成熟的水军而言,孙策事情是否会因为自身的兵种的趋于固定化,向水军发展而采取在战略上有利于自身的军事行为这点上我无法判断。
  避开中原的混战,另开战场,则表明,在趋于局部的统一的过程中,早期的草莽兴起逐步被更多具有带来大世家,大家族为首为代表的政治军事集团所取代。因此,集团内部最高领袖的身世,地位,功绩,威望等就成为凝聚集团内部,分配集团内部利益的标准和犒赏的制度化上能否占据主动权上具有显著意义。这便是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亲征的重要原因所在,由于缺乏对于世家的足够的控制力度,对于军事权力的控制和对于军事疆域的开拓上,君主不得不亲自上阵,扩大军事力量,成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对抗内部不同势力的有效手段。疆域的拓展和确定有利于壮大经济,缓和集团内部的利益的对立。这点,西方征伐,铁木真征伐,将失败的对手作为奴隶则正是这种行为的表现。同时在张金龙教授的《北魏政治史》一文对于不断征伐的地域的开拓上,新的政治集团的融入有利于最高统治者对于原有格局的重新分配上引入的新的帮手。崔浩,于忠等人就是极好的例子。从这点来说,孙氏集团出身卑微,就注定在征服北方世家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和威信,对于孙氏集团的认可程度和欢迎程度上就必然会大打折扣。尤其是经济实力上的弱小和人口的相对较少。因此,胜利对于孙吴政权在北方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是不断成型的疆域和地理上的同一性,水军的发展和壮大已经表明在争夺北方上失败的概率性,尤其是缺乏对于北方情况熟悉的战略将领,对于北方的拓展上就显得尤为吃力。实际上,在日后的争夺中,孙权根本无力向淮南推进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田余庆先生对于孙策诛戮江东豪杰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的过于拔高,就我个人而言则觉得十分勉强。江南经济地区不发达,就无法产生强有力的大家族。许贡等人只不过是中下级官员,与中原的关系反而不如华歆,王朗,张昭等人。他们的死能否产生动摇都是值得怀疑的。正是因为江东经济的不发达。孙策集团自身的政治劣势就被不断的军事胜利所掩盖。孙策,孙权两代人在向汉庭册封的过程中严格遵循其顺序,不断获取其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提升。这从孙权驳斥张昭议“九州伯”一事中足以体现。依靠汉王朝强大的政治惯性和遗产,孙权为首的孙氏家族获得压制其他势力并获得优势,最名正言顺的成为了江南地区的最高长官和实际割据江东的政治身份和事实的承认。这便是孙权在229年才称帝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严白虎等军事实力才不会成为其早期发展的孙氏集团的对手,为快速确立其统治地位打下基础。处决一些坚定反对自身统治的对手,以及打击一部分豪强,稳定江东局势,这对于相比大族的世家而言是欢迎和肯定的,又怎么会产生对于孙氏集团的反感呢?
  实际上,对于自身的情况,对于周围人物的情况以及对于主要局势的看待上,孙策的判断异常精准,考量上极为细致(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和大胆(对于献帝的政治领悟上,采取偷袭许都)都足以表明孙策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完成对于江东的统治并确立其发展这一历史任务上,孙策当仁不让,雄心勃勃。因此在自身遇刺的过程中,对于其后继者能否领悟到其战略意图以及在稳定局势发展上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所以在临死前除了排除自身一系而选中孙权的同时还安排张昭和周瑜作为其重要辅助对象。就是表明对于自身死后的一种深切担忧。同时,对于孙策偷袭许昌而言,似乎有问鼎中原意图,但是面对自己死后可能出现的糟糕局面,孙策对于这种经略北方的期望俨然已经落空,从缩小了战略格局和视野,也便于后继者在具体的事务操作和理解中不至于陷入更加拘谨和难堪的局面,从而葬送孙氏集团的努力。
 楼主| 发表于 2014-4-15 1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故而孙策在早期对于开疆扩土和政权设立上的热衷和细心,似乎表明孙策是已经领悟到开辟江东的决策这一过程的重大意义。出身卑微,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占优势,如何从其他军事集团中脱颖而出,除了满足是军事上的割据和军事力量的扩充上,在对于更大的政治目标的诉求的变迁和发展,似乎很难察觉到孙策的想法的转变和成熟,当然,对于汉庭的承认,从反对袁术就开始,之后的分析和征战中都表现出孙策超一流的政治判断力,可惜这些都已经无法证明孙策更加宏大的想法和实践所带来的影响了。
  但是从其军事行为和孙权日后的发展,以及熟悉江东情况,地理条件的鲁肃,熟悉益州,荆州的情况的甘宁以及优秀的战略执行者吕蒙,陆逊等人的表现,极大的丰富和促进了江东集团在夺取势力范围和发展方向上提供了不断明晰的策略以及对于决策执行的肯定和采纳。使得孙氏集团在战略抉择中过早的摆脱了两线发展的困惑和犹豫,为全力构建沿江防御军事体系,全力夺取荆州,交州等新地区提供了指导意义。因此大量熟悉南方军务和地理环境,政治情况的智囊的影响下,对于孙氏集团的发展方向上过早偏向西面起到了难以撼动的作用。(对于曹魏江淮熟悉的,我目前只找到了孙韶——“权称尊号,为镇北将军。青、徐、汝、沛颇来归附,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自权西征,还都武昌,韶不进见者十馀年。权还建业,乃得朝觐。权问青、徐诸屯要害,远近人马众寡,魏将帅姓名,尽具识之,有问咸对。加领幽州牧、假节。”)
  本文只是自己的一些看法,具体没有仔细考证,存在问题是难免的。当然,非常感谢张金龙教授《北魏政治史》一书对于我的启发。当仔细读第二遍时,细细品读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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