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苛禁宗室政策考论

三国文化博览

　　《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余弊，遵周旧典，并建宗室，以为藩翰。”又，同书卷五九“传序”曰：“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国维城。……洎乎周室，粲然可观。封建亲贤，并为列国。……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本根无所庇阴，遂乃三叶而亡。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磐石，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这里都指出西晋立国后“革魏余弊”，封建宗室。窃国之人，当然最明白其中利害。司马氏祖孙三代谋篡曹魏于中央，从未受到地方曹氏宗室诸王的任何抵抗，在他们看来，这是曹魏立国之道的最严重的失误，故司马炎初一建国，便很快分封宗室。《通鉴》卷七九载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那么，曹魏是如何苛禁宗室诸王的？为何要这样做呢？本文就此略作考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曹魏苛禁宗室的主要措施
　　曹魏宗室之分封，最早可追溯到建安中后期。当时曹魏虽未正式立国，但随着曹操地位的上升与巩固，他开始致力于篡汉，其中一个重要步骤便是借汉献帝之名策封诸子。《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裴松之注引《魏书》又载：“庚辰，天子报，减户五千，分所让三县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此后，曹操诸子陆续受封或徙封。不过，当时曹操毕竟尚未建国，故亦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上的宗室制度与政策。
　　黄初元年（220），曹丕正式建立曹魏王朝。曹丕初一称帝，便立即下令封侯的诸弟皆离开京师，徙就封国。黄初三年三月乙丑，魏文帝改封其子、弟为王，诏曰：“立齐公睿为平原王，帝弟鄢陵侯彰十一人皆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为乡公，嗣王之庶子为亭侯，公之庶子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为河东王。……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1]应该说这是曹魏国家的正式分封之举，此后宗室人物仍续有策封之诏。但是，曹魏虽有分封之名，但制度很不完善，变动无常，《三国志·魏书·彭城王据传》载黄初五年魏文帝诏曰：
　　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据改封定陶县。[2]
　　查考其他诸王皆于黄初五年降为县王[3]。太和六年（232），魏明帝又恢复旧制，改封诸侯王，以郡为国。《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载：
　　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惟宁，宗子惟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
　　魏明帝也承认曹魏“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明帝依制将诸王由县王重提升为郡王，并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良。明帝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儒家典制的要求，诸王地位有所提高，生活有所保障，对文帝的一些过激之举有所纠正。不过，总的看来，明帝仍基本上因袭了乃父的陈策，曹魏一代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合乎儒家“大义”的宗室政策，“未有定制”。
　　根据有关文献认载，曹魏一代虽有分封宗室之名，却无封建之实，对诸王防范极严，对此，旧史家多有论述。如陈寿《三国志》卷二○“评”曰：
　　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裴松之注引《袁子》亦有相同的评论：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志。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由上述两段概括性的论述，可见曹魏一代对宗室诸侯王的压制是极为严厉的。下面结合具体史实，对此进一步加以考论。
　　（一）曹魏之分封为“虚封”

三国文化博览

　　所谓“虚封”，是指诸侯王仅有爵位名号，但实际上在其封国内并无领兵、领民等军政权力。依照传统的儒家分封之道，诸侯王不仅有辖区内的治民、理财权，还可以征辟王国的属官，调遣一定数量的军队。周代的典制自不必说，即使西汉初分封同姓王时仍依此制。这就是所谓的“实封”。但曹魏之分封诸侯并不依旧制，前引“魏之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正是就此而言的，确实是“寄地空名，而无其实”。在这种“虚封”制度下，曹魏诸王公不仅不能参与军国大政，而且连起码的生活也难以保障。从曹植的许多文章中都可看出诸王的生活窘状，如《迁都赋序》中便抱怨“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在《社颂序》中说：“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在《转封东阿王谢表》中又说：“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裁糊口，形有裸露。”曹植的这一类怨愤之辞甚多，可见其生活之窘迫。当然，由于曹植早年与魏文帝争太子位，文帝尤痛恨之，故惩之尤甚。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其他诸王也大体如此。因此，在名义上曹魏诸王虽有封国、封户，但实际上诸王并不能直接领民、征赋。
　　至于领兵权，对曹魏诸王来说，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上引《袁子》所说“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确是实情。这样的王国“军队”与其说用来镇服地方、拱卫中央的，还不如说是附会典制、装饰门面的。当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监禁诸王。正因为如此，连这样的军队，朝廷还要经常调遣、征用，特别是其中的丁壮，征发殆尽。对此，曹植在上魏明帝《谏取诸国士息表》中明确指出：
　　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距。正复不老，皆使年壮，备有不虞，检校乘城，顾不足以自救，况皆复耄耋罢曳乎！而名为东藩，使屏翰皇室，臣窃自羞矣！就之诸国，国有士子合不过五百人。伏以为三军益损，不复赖此。……又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今部曲皆年耆，卧在床第，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聩者，二十三人。惟正须此小儿，大者可备宿卫，虽不足以御寇，粗可以警小盗。小者未堪大使，为可使耘锄秽草，驱护鸟雀。[4]
　　由此可见，曹植虽有藩王之名，实际上初封时仅有军队150人，且皆为老弱。至明帝时剩下行将朽木者五六十人。原有“士子”五百人，但前后三次征调已尽，王国内真正可用者“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岁已还，三十余人”。即便如此，明帝仍要下令征调。《三国志·曹植传》明言：“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其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由此可以说，曹魏诸王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兵权。
　　（二）曹魏诸王封土屡徙
　　曹魏王朝不仅对诸侯王采取不能领民、领兵的“虚封”之制，而且频繁徙封。曹魏宗室迁转之频，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罕有其比的。现据《三国志》卷一九、二○所载诸王徙封的史实，对此略作说明。曹彰，曹丕弟，建安二十一年始封鄢陵侯，曹丕即王位，“彰与诸侯就国”；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立为任城王”；四年，朝会京师，暴薨。其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县”；太和六年，“复改封任城国”；青龙三年，“削县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济南”。曹植，曹丕弟，建安十六年始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曹丕得王位，“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受污陷，贬爵安乡侯；不久改封鄄城侯；黄初三年，立为鄄城王；黄初四年，徙封为雍丘王；明帝太和元年，徙封浚仪；太和二年，复还雍丘；太和三年，徙封东阿；太和六年，“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曹丕父子对曹植监控尤严，黄初、太和年间几乎年年改封、徙地。对这种非人的待遇，曹植内心深处是极为不满的，他在《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未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又如中山王曹衮，他于建安二十一年始封平乡侯，第二年改为东乡侯、赞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进位北海王，四年改封赞王；黄初末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太和六年又改封中山王。曹衮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他以谨重几为曹丕父子树为楷模，但依然徙封不断，其它诸王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因此，由上述三例，足见曹魏宗室居无定所的狼狈之状。前引《袁子》所谓“位号靡定，大小岁易”，确是实情。

三国文化博览

　　曹魏王朝之所以对宗室诸王采取频繁的迁徙政策，其目的是防止诸侯长期居住一地，与地方势力交结。而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诸侯王的精神不断受到摧残和折磨，而且他们的徙封之地，往往条件很差，几年中便徙封一次，一切都难以经营，甚至连最码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徙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流放，一些人在不停的迁转中消耗掉了锐气与生命。《三国志·曹植传》便说：“十一年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其他诸王虽没有曹植这样强烈的心理反应和怨愤之情，但他们也大多郁郁寡欢，心气难平。
　　（三）诸王“无朝聘之仪”，严禁交结
　　曹丕得位，把宗室诸王公皆赶到封地，目的是让他们远离权力中心。也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不允许诸王定期朝会。《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载：
　　魏制，藩王不得朝觐。魏明帝时，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为常。
　　《通鉴》卷七二也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可见这一制度是曹丕明确下来的，魏明帝也说：“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著诸侯不朝之令。”[5]此制使诸王完全与世隔绝，不要说参与军政，甚至连起码的人伦亲情也不能满足。因此，长期的封地生活，使他们倍受情感上的折磨。曹植太和五年所上《求通亲亲表》，对此有非常真切的表达：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乃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吴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无朝觐之望。……愿陛下沛然垂诏，使诸国庆问，四时得展，以叙骨肉之欢恩，全怡怡之笃义。妃妾之家，膏沐之遗，岁得再通，齐义于贵宗，等惠于百司。如此，则古人之所叹，风雅之所咏，复存于圣世矣！
　　魏明帝收到此表后，也颇觉乃父此举有违人伦，诏报曰：“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王援古喻义，备悉矣，何言精诚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贵贱，崇亲亲，礼贤良，顺少长，国之纲纪，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述。”[6]这里明帝为曹丕开脱，说“本无禁锢诸侯通问之诏”，是那些跟风的“下吏”矫枉过正所至。这并非事实。他在太和五年颁布的准允诸侯“通亲”、“朝聘”的诏书中说：“古者诸侯朝聘，所以敦睦亲亲，协和万国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诸王在京朝者，谓幼主在位，母后摄政，防微以渐，关诸盛衰也。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悠悠之怀，能不兴思！其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后有少主、母后在宫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7]
　　魏明帝虽然允许“诸王及宗室公侯各将嫡子一人入朝”，但不意味着对诸王的监督放松了。其实，明帝时诸王朝会虽略缓其思亲之苦，但其实际地位与待遇并无多大改善，而且没有真正改变限制诸王朝谨的制度，准允朝谨只是特许。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是在这种特许的朝觐期间，对诸王仍有诸多限制，动辄便遭削封之惩。如中山王衮，《三国志》本传载：“初，衮来朝，犯京都禁。青龙元年，有司奏衮。诏曰：‘王素敬慎，邂逅至此，其以议亲之典议之。’有司固执。诏削县二，户七百五十。衮忧惧，戒敕官属愈谨。”衮犯何禁呢？据注引《魏书》：“王乃来朝，犯交通京师之禁”。同时受惩的还楚王彪，《三国志》本传载：“初，彪来朝，犯禁，青龙元年，为有司所奏，诏削县三，户千五百。”这些王侯长期在外，难得返京，难免会见亲属故旧，但稍有不慎，便会犯“交通之禁”。又据任城王楷、彭城王据本传，他们皆因遣人至“中尚方作禁物”，各“削县二千户”。明帝此举，意在警示诸侯，让他们小心行事。据《三国志·赵王曹干传》，干于“青龙二年，交通宾客，为有司所奏”，明帝下诏诫诲之曰：“……楚、中山并犯交通之禁，赵宗、戴捷咸伏其辜。近者东平王复使属官殴寿张吏，有司举奏，朕裁削县。今有司以曹纂、王乔等因九族时节，集会王家，或非其时，皆违禁防。”曹魏宗室中的不少人物文化修养甚高，他们长期不能交结士人，精神上极为苦闷，对此，曹植在《求通亲亲表》中说：“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故在朝觐期间，有人与士人交往，但明帝是绝对不允许的。由此可见，明帝对诸王的监督并未放松，所谓朝会也只是依照文帝“若有诏得诣京都”的旧制[8]，并无根本改观。
　　（五）诸王“禁防壅隔，同于囹圄”
　　前引《袁子》称曹魏“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验之史实，确不为虚。当时设有专门监督诸侯王的官职。据《三国志·魏志·中山王衮传》，监官中有“文学防辅”。查《晋书·百官志》，王官置师、友、文学各一人，而无“防辅”字样，可见这是魏之特制。胡三省指出：“防辅者，言防其为非而辅之以正也。……（晋）防辅不书者，魏氏防制藩国过差，晋武帝惩其失而不置也。”[13]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引潘眉曰：“魏制，诸王在国，禁防严密，朝廷特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此文学防辅是也。”又有“监国谒者”。胡三省指出：“时禁切藩侯，使谒者监其国。”[14]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曹植传》按曰：汉代侯国无谒者，“此监国谒者，当为魏文帝特置之官，……其希旨上奏固所宜然。”除了专门的“防辅吏”、“监官”之外，王国所在的地方官员也负有监督之责。这些监官职爵虽不高，但直接受命朝廷，专事监督、揭发诸侯王，甚至希旨枉奏，捏造罪名，以打击诸王。这尤以曹植之事为典型。据《三国志》植本传，“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当时急欲置植于死地，故灌均受命枉奏。其实污陷者绝非灌均一人，清人周寿昌在《三国志注证遗》卷二中便指出：“时希指者，岂止灌均一人？特均其最著者耳。观后诏取黄初中诸奏植罪状语可见。”当时的监官自述其职能说：“受诏察公举错，有过当奏”[15]。因此，诸王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解的很清楚，诸王可谓动辄受咎，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他在黄初六年的一篇令文中说：“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反旋在国，楗门退归，形景相守，出入二载。机等吹毛求疵，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然卒归不能有病于孤者，信心足以贯于神明也。”[16]他在《写灌均上事令》中则表示：“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坐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17]其拘谨自谦之状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严厉的监控之下，诸王在封地之生活确实“禁防壅隔，同于囹圄”。难怪朱熹师生谈话时说：“魏陵逼诸侯甚，每令人监之，不得朝谨并亲知往来。曹丕待宗室如此。”[18]

三国文化博览

　　二、曹魏宗室、朝臣对苛禁王侯政策弊害的反思
　　在中国古代的“上古”、“中古”之世，对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统治者而言，他们用人不外有两种主要途径：用亲或用贤。所谓“用亲”，主要是指宗室子弟，有时也包括外戚；“用贤”则指任用各类贤良人才。从君主专制的统治体制而言，也主要有两种：分封制与郡县制。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三代时期，尤其是周代行分封之制，而秦汉以降，则主要行郡县制，但仍兼行分封。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宗室”条中指出亲、贤参用乃治国之长久之道，不可偏废，汉、唐二朝之所以国祚较长，正得益于此。他说：“汉唐之制，皆以宗室、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然则亲贤并用，古人之所以有国长世者，后王其可不鉴乎？”相反的例子是秦朝，始皇行法家之道，绝对独裁专制，二世而亡。至于曹魏，名义上虽行分封，但实际上是绝对专制，与秦朝相似。
　　曹魏采用这样的宗室政策，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曹魏奠基于曹操，而操以“赘阉遗丑”之寒门出身崛起于军阀混战之世，力行法术之治。陈寿在《三国志》曹操本纪的评语中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关于曹操之行法术及其与儒学世族的冲突，古今史家论之已详，无须赘言。曹丕、曹睿父子相继立国，虽在多方面协调与儒学世族的关系，但就其统治思想的核心而言依然是法术之治。文帝不仅苛禁宗室，而且下诏严禁外戚干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19]东晋孙盛便认为文帝此诏“号令自天子出，奏事专行，非古义也。”[20]明帝“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21]，深受曹操的影响，“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22]，当时便有朝臣称其“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23]魏行法术之治，自然便不会因循周代分封之制。因此，追寻曹魏之苛禁诸王政策的根源，当与曹操确立的法术之治有很大的关系。曹睿训诫诸王时便很自然地援引曹操为据：
　　自太祖受命创业，深睹治乱之源，鉴存亡之机，初封诸侯，训以恭敬之治言，辅以天下之端士，常称马援之遗诫，重诸侯宾客交通之禁，乃使与犯妖恶同。夫岂以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无过失之愆，士民无伤害之悔耳。高祖践阼，祗慎万机，申诸侯不朝之令。[24]
　　由此可说，曹魏苛禁诸侯政策始于曹操，根本原因在于法术之治，这与秦朝政治有相似之处。
　　不过，虽说曹魏苛禁诸侯有其必然的思想根源，但这一政策执行的如此严厉，则有其具体的原因。曹操生前，他对诸子的教育非常重视，不仅让诸子各言其志，而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用其所长。曹操在一封令文中曾明确的说：“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孝慈不违吾令，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25]显然，曹操是想诸子并用的。验之史实，曹操确有这方面的安排。如建安二十三任命诸子中最为骁勇的曹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率军平息代郡乌桓的反叛。此役结束，曹操急召彰至长安，以彰行越骑将军，留守长安，这便将关中的方面重任托付给了曹彰。但曹操的诸子有才“必用之”的想法未能全面落实。曹丕初登王位便立即将诸弟全部赶往封地，并厉行禁锢之策，甚至谋害曹彰、曹植，一个重要的直接因素便是曹操在继嗣问题上长期议而不决，曹丕虽以年长而具有名份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地位并不巩固，几为曹植取代，而曹彰在争嗣斗争中则倾向曹植。因此，曹丕对诸弟及宗室心怀忌恨，愤愤难平。这种心态决定了他对诸侯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魏明帝对宗室虽在表面上有所礼遇，但本质上并未改变拘禁之策。
　　曹魏一代苛禁诸侯的政策，就其后果而言，虽然在表面摧残了宗室诸王的势力，巩固了曹丕父子的统治，但从其长时间的效果看，则严重危害了曹魏的统治。因为在绝对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下，曹丕父子排斥同宗，这使得曹魏统治者在与世家大族的斗争中显得十分孤立。儒学世族作为东汉中后期占有历史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尽管在汉魏之际一度受到军阀混战的冲击，但他们根深蒂固，在曹丕立国时便确定了“九品官人之法”，为其日后的复起奠定了基础。在中央中枢权力方面，曹丕死前，以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共同辅政，真、休为远房宗室，群、懿乃世族之代表，特别是司马懿有计略，参掌兵权，渐成朝臣之首望，明帝之世，他凭藉西御诸葛、北灭公孙等功勋，其声名已无人可及。在中枢权力方面，曹丕为强化皇权，改秘书省为中书省，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魏书檄诏喻多出自二人之手，二人“遂掌机密”，明帝时“尤见宠信”，得以把持曹魏中枢要害数十年之久，史称“孙、刘于时号为专任，制断机密，政事无不综”；又称“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交好。”[26]考之史实，明帝时有不少重大决策实际上是由他们做出的，甚至作为朝臣之首的“三公”人选也皆由他们决定。据《三国志·魏书·辛毗传》，毗为人鲠直，不善阿谀，其子敞谏曰：“今刘、孙用事，众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尘，不然必有谤言。”毗不纳，后议以毗为尚书仆射，二人以毗“性刚而专”相攻讦，终使明帝弃之而不用。刘放、孙资皆出身儒学世族，与司马懿同声共气，成为司马氏之“内主”。当时蒋济等已看出二人“号令为专任”，上书提醒明帝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弊，……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若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27]蒋济实际上已看到了曹魏皇权旁落的趋势。

三国文化博览

　　当然，看出曹氏统治危机的非止蒋济一人，一些关注曹魏统治的宗室与朝臣也察觉到了政局的变化，并向明帝上书，希望明帝能改变宗室政策，启用宗室人物，以扼制权臣势力的膨胀。从有关文献记载看，较早觉察这一问题的恐怕是曹植，他在太和二年的《求自试表》中自诩“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在这里，曹植提出了宗室“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的问题，这是与朝臣相对而言的。他在太和五年的《陈审举表》中更明确的指出曹魏的现实危机：
　　夫能使天下倾耳注目者，当权者是矣，故谋能移主，威能摄下。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唯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患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
　　曹植明确提出了“公族”与“异姓”的问题，他明白世族权臣地位的上升必然会造成政权的更替。这是有感于司马懿势力的日渐扩大和刘放、孙资等专断中枢而言的，可谓有识之言。令人遗憾的是，明帝对曹植的警醒之言并未在意。
　　与此同时，一些朝臣也向明帝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他改变苛禁宗室的政策。如《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载：“时雍丘王植怨于不齿，藩国至亲，法禁峻密，故阜又陈九族之义焉。”杨阜是配合曹植的上书，要求改善“法禁峻密”的现状。栈潜也上书谈论这一问题，《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附栈潜传》载：
　　昔秦据肴、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号谥至万叶，而二世颠覆，愿为黔首，由枝干既扤，本实先拔也。盖圣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勋亲亲；俊乂在官，则功业可隆，亲亲显用，则安危同忧；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昔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吕、召、毕，并在左右；今既无卫侯、康叔之监，分陕所任，又非旦、奭。东宫未建，天下无副。愿陛下留心关塞，永保无极，则海内幸甚。
　　栈潜以周制为例，主张在中央与地方皆重用宗室，“深根固本，并为干翼，虽历盛衰，内外有辅”。栈潜实际上是看到了曹魏统治深刻的危机，暗示着异姓权臣对曹魏的颠覆。
　　对这一问题说的最清楚的是曹魏的直臣高堂隆。景初元年，高堂隆疾笃，口占上疏引曾子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臣寝疾有增无损，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诚，愿陛下少垂省览！……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峙，镇抚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东迁，晋、郑是依，汉吕之乱，实赖朱虚，斯盖前代之明鉴。”[28]高堂隆在临死前，无所顾忌，一语道破了当时的危急状况，其根源是文帝黄初之际禁锢宗室、用异姓造成的，要求明帝解除对诸王的禁锢，使他们参政、典兵，“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胡三省说：“司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29]确实,这里的“鹰扬之臣”正是指的司马懿及党羽。东晋习凿齿说：“高堂隆可谓忠臣矣。君侈每思谏其恶，将死不忘忧社稷，正辞动于昏主，明戒验于身后，謇谔足以励物，德音没而弥彰，不可谓忠且智乎！”[30]高堂隆确是曹魏之忠臣。
　　对这些朝臣的谏诤之言，特别是高堂隆的忠告，不能不使魏明帝有所触动，他似乎也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觉察到了司马懿潜在的危胁。据《三国志·魏书·陈矫传》注引《世语》：“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魏明帝以司马懿是否“社稷之臣”问陈矫，实际上表明他内心对司马懿的怀疑。他也考虑任用亲属掌军政，排斥异姓权臣。《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载明帝与资言：
　　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
　　但孙资表示对宗室要慎用，并为司马懿专权开脱，他说：“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意有异同。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国，于事为善。”这是阻挠明帝用宗室亲属。景初二年（238）十二月，明帝疾笃，他先确定了一个以燕王曹宇为首的宗室顾命集团，将司马懿排除在外，《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明载：“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燕王宇传》亦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青龙三年征入朝。景初元年，还邺。二年夏，复征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笃，拜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让；帝意亦变，遂免宇官。”明帝本欲以燕王宇等总揽军政，“属以后事”。但诸人“受署四日”便皆免职，真的是曹宇“深固让”？或者是“帝意亦变”？其实这都是史家的托词，其关键在于刘放、孙资乘明帝气绝之机，屡屡篡改诏令，迫使明帝罢免燕王宇诸人，急召领兵在外的司马懿入京，确立了宗室曹爽与世族代表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格局。因此，在燕王宇“受署”的四天里，他们与刘放、孙资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最终他们失败了，这样，明帝以“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的打算落空了。对此，笔者已有专文考论，此不赘述[31]。

三国文化博览

　　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组建了以其兄弟、何晏、夏侯玄等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司马懿则联络朝廷内外的世族人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在此背景下，曹魏宗室人物曹冏在正始三年上书，力劝曹爽重用宗室，与司马氏相抗。他指出曹魏不用宗室不合典制，“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而“今魏尊尊之法虽明，亲亲之首未备”，宗室“或任而不重，或释而不任，一旦疆场称警，关门反拒，股肱不扶，胸心无卫。臣窃惟此，寝不安席，思献丹诚，贡策朱阙。”他首先从历史上各王朝兴衰的角度，论述了分封的意义：“昔夏、殷、周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秦不依旧典而速亡乃一显例。接着他指出曹魏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苛禁宗室，“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世之业也。”其所述曹魏宗室之窘境、所论曹魏宗室政策之危害，十分精辟，前文已有所引证。史称“是时天子幼稚，冏冀以此论感悟曹爽，爽不能纳。”[32]胡三省论此曰：“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陈思王之言，况曹爽之愚暗哉！”[33]确实，明帝当政之初如有决心改变文帝的宗室政策，尚有所作为，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至于临死前的顾命安排，他本人也是疑虑重重，难怪东晋史家孙盛要批评他“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34]到正始年间，曹魏宗室之有识之士多已凋零，即便引之参政，也多是无才识、威望的愚暗之人，根本不能与世族朝臣相较了。确实，正始之末，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以将死之躯振臂一呼，世族朝臣纷纷响应，一举而灭曹爽集团。从此，大局已定，司马氏代魏只是时间问题了。曹丕立国后仅二三十年，曹魏大权已落入权臣之手，其中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其苛禁宗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孙盛已早有批评：
　　异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制，不思藩屏之术，违敦睦之风，背维城之义。汉初之封，或权侔人主，虽云不度，时势然也。魏氏之诸侯，陋同匹夫，虽惩七国，矫枉过也。且魏之代汉，非积德之由，风泽既微，六合未一，而雕翦枝干，委权异族，势同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诸，非天丧也。[35]
　　由此观之，曹魏一代的宗室政策是完全失败了。
　　[1]《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2]《三国志》卷二《魏书·魏文帝纪》未载此条诏令，卢弼《三国志集解》指出此乃“郡国沿革一大变迁”，文帝改郡王为县王，目的是降低诸王的等第与地位。
　　[3]参见《三国志》卷一九、二○曹魏宗室诸王列传。
　　[4]《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注引《魏略》载：“是后大发士息，及取诸国士。植以近前诸国士已见发，其遗孤稚弱，在者无几，而复被取，乃上书”。由此可见，植之上书，确是无可奈何之举。
　　[5]《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6]《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
　　[7]《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8]《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9]《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书。
　　[10]据《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彰传》及注引所载，曹彰在曹丕、曹植争嗣过程中支持曹植，且性格刚烈，丕甚忌恨彰。故彰之暴死，正史虽未明述其因，但《世说新语·尤悔》诸书皆载丕害死彰。近人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尤悔》“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骁壮”条中案曰：“盖彰之暴卒，固为丕所杀，又实有害植之意，以卞氏不听，得免。世俗遂因其事而增饰之耳。”
　　[11]《通鉴》卷七二魏明帝太和五年胡注。
　　[12]《三国志》卷一九《魏书·曹植传》。
　　[13]《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注。
　　[14]《通鉴》卷六九魏文帝黄初元年胡注。
　　[15]《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中山王曹衮传》。
　　[16]见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黄初六年令》，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7]见前揭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二《写灌均上事令》。
　　[18]《朱子语类》卷一三五“历代二”。
　　[19]《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
　　[20]《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注引孙盛语。
　　[21]《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
　　[22]《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魏书》。
　　[23]《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世语》。
　　[24]《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赵王曹干传》。

三国文化博览

　　[25]《太平御览》卷二四一引《魏武令》，今本中华书局版《曹操集译注》将此令系于建安二十～二十二年间，题曰《诸儿令》。
　　[26]《三国志》卷一四《魏书·刘放传》。
　　[27]《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
　　[28]《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
　　[29]《通鉴》卷七三《魏纪五》明帝青龙三年胡三省注。司马氏确在明帝青龙年间已开始经营其势力。《晋书》卷三一《后妃·景怀夏侯皇后传》：“……讳徽，字媛容，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乡公主。后雅有器度，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为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鸩崩，时年二十四。”这里说的正是司马懿、司马师父子之阴谋。
　　[30]《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注引习凿齿语。
　　[31]详见拙文《世族势力之复起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载《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此外，我们还要指出明帝之宗室政策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他所用宗室人物多与其个人关系较好，而非才德俱佳者，如《三国志》燕王宇本传明言“明帝少与同止，常爱异之”；又《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载曹爽“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加散骑常侍，宠待有殊。”秦朗则是曹操养子，当时人皆视为明帝佞幸。这样，诸人难孚众望，又无政治经验，故与刘放、孙资斗争，很快失败。
　　[32]《三国志》卷二○《魏书·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氏春秋》载曹冏书。
　　[33]《通鉴》卷七四《魏纪六》邵陵厉公正始四年胡注。
　　[34]《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注引孙盛语。
　　[35]《三国志》卷一九《陈思王曹植传》注引孙盛语。又，《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颂上疏晋武帝指出曹魏“圈闭亲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倾，天命移在陛下。”《晋书》卷四八《段灼传》载灼上表晋武帝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锢诸王，亲戚隔绝，不祥莫大焉。”可见晋代朝臣对曹魏宗室政策弊失的反省已形成了一股思潮，并波及到两晋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