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宣帝纪》曹仁“焚弃(樊、襄阳)二城”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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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读《晋书·宣帝纪》，见上有这样的记载:“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帝曰:‘孙权新破关羽，此其欲自结之时也，必不敢为患。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言竟不从。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1](P3)。我认为《晋书》的这段记载有误，理由有四:
　　一、《晋书》引文错误很多严重失实

　　其一，上文的“魏文帝即位”，应为曹丕即汉丞相魏王位，因为下文便是“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1](P4)
　　其二“时曹仁镇守襄阳”[1](P3)更是严重失实。我们知道，曹仁为襄阳守将，是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征南将军任上。我们再看《三国志·曹仁传》已叙述了以后的变化，第二年正月末曹操死，曹丕“即王位，拜仁车骑将军，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进封陈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户。追赐仁父炽谥曰陈穆侯，置守冢十家。后召还屯宛。”[2](P276)为了验证这一记载是否可靠，我们再查看其它文献，我们先看《通典》对车骑将军的介绍:“魏车骑将军为都督，仪与四征同”[3](P801)，四征者，意即征讨四方也。其职能正和这时担任荆、扬、益(益为虚指)诸军事的曹仁身份相符，车骑将军又为以后职务变化打下基础。不久，“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彳复督诸军据乌江，迁屯合肥。黄初四年薨，谥曰忠侯。”[2](P276)同时这条材料还说明，曹仁和徐晃是从别处去襄阳攻讨陈邵的，也否定了曹仁的襄阳守将身份。此外，《三国志·文帝纪》上也有相应记载，黄初二年(221)“夏四月，以车骑将军曹仁为大将军。”[2](P78)“冬十月，……以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2](P78)我们再看《〈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上的《魏将相年表》对曹仁自延康以来担任的职务都有记载：
　　“文帝黄初元年庚子，十一月，篡帝位。[太傅][大司马][大将军][太尉]贾诩[司丵徒]华歆[司空]王朗(并十一月拜。)[骠骑将军][车骑将军]曹仁(都督荆、扬二州。)[卫将军]曹洪(寻迁骠骑。)”[4](P949)
　　“二年辛丑，四月，汉昭烈帝即位，改元章武。十一月，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曹仁四月，拜大将军。十月，迁大司马，仍都督荆、扬二州。”[4](P950)这些至少从职官方面说明《三国志·曹仁传》记载的正确，《晋书·宣帝纪》的这段记载严重失实。
　　其三，“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1](P3)的话说得毫无道理，尤其是不应在朝议上提出，因为战时用谷，平时也要吃饭。因此，不管“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1](P3)，对曹仁及其驻地产生什么影响，还是曹仁那里是否缺粮，这都不能成为曹仁焚弃樊、襄阳的理由。襄、樊的战略地位所决定的这里只能守不能撤。就曹魏而言，这里是南北和水路结合部，曹魏政丵府对这里十分重视。如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蜀将关羽攻打襄、樊，战事吃紧，曹操调动全国兵力前往救援即为一例。于禁率七军失利后，又派徐晃等部前往解救，同时曹操又驻扎在郏县摩坡“按六军以示余力”[3](P2175)。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曹操在联合了吴国共捣关羽的情况下，又把镇守淮南的大将张辽和其它的一些军队调往这里，“召辽及诸军悉来救仁”[2](P520)。曹魏政丵府把这样重的任务交给曹仁，曹仁在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竟弃城而逃，我认为《晋书·宣帝纪》在这里不是叙述史实，而是在演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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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曹仁无故焚弃樊、襄阳军法不容

　　按《晋书·宣帝纪》所载，曹仁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竟不执行政府的命令，焚弃樊、襄阳二城而逃，直接触犯了军法。我们知道，曹操是一位著名以法治国治军的政治家，在他颁布的军令中，宗旨就是为了打败敌人，让全体指战员各尽其职，为了保证这一措施的执行，规定了严明的纪律，做到执行者赏，违反者罚，以至处死。如《步战令》规定:“临阵皆无喧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后，察违令不进者斩之。”[5](P205~206)对将军来说尤其如此，如建安八年(203年)颁布的《败军抵罪令》即是，这一命令针对过去赏功不罚过的军法上的缺点，明确规定:“《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2](P23)对曹仁的触犯军法行为，必受“将军死绥”[2](P23)的惩罚，绝不能“文帝悔之”[1](P3)了事。
　　可在《三国志·曹仁传》上，不但不见弃城受惩罚的记载，曹仁还是执行军法的典范。“仁少时不修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令，常置科于左右，案以从事。鄢陵侯彰北征乌丸，文帝在东宫，为书戒彰曰:‘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邪’。”[2](P276)自延康时期以来，又不断加官进爵，继车骑将军，都督荆、扬二州诸军事之后，又担任了大将军、大司马之职，死后又被文帝封为忠侯。到了明帝时期，对曹仁的军功又进一步认可。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夏五月壬申(十二日)，诏祀故大将军夏侯、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2](P99)这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分不开的，自明帝即位以来，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魏边境一些小地区的行政长官和魏政府逐渐形成降而复叛的关系，即对魏王朝由拥护到反对，再拥护到再反对的过程。如西南新城(今湖北房县)地区的行政长官孟达，西北高柳(今山西阳高)地区的鲜卑族大人轲比能，东北襄平(今辽宁辽阳)地区的行政长官公孙渊就是，这对魏国向外发展起着重要的牵制作用。其二是魏国在处理这些情况时，经常失利。如228年12月，公孙渊继任辽东太守，但他暗地里又与吴国交好，于233年2月接受吴国燕王封号，旋以为吴国离此太远靠不住，遂杀掉吴国使者，没收其财物，传首魏国，再接受魏国的乐浪公等封号，后又与魏反目，对公孙渊这种反复无常的政客行为，魏政府决定给予坚决打击。232年9月，明帝派汝南太守田豫从水上，幽州刺史王雄从陆地，两面进攻辽东，最后都以失利告终。上述情况说明这时魏国缺乏忠臣良将，因此明帝从已故的大臣中选拔优秀者去陪祀太祖，作为忠臣良将的典范供人们学习瞻仰，以期启发人们的良知，去摆脱上述的那种地方武力反对中央，中央又没有什么有效方法铲除地方武装势力的被动局面。入选的标准是，“大魏元功之臣功勋优著，终始休明者，其皆依礼祀之。”[2](P99)在这一标准中“始终休明”[2](P99)很重要，《辞源》对休明是这样解释的:“美善旺盛。左传宜三年:‘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6](P177)具体地说就是要忠于曹魏王朝。在汉魏之际的诸臣中，就军功而言，荀应列为第一，但为什么没能入选，因为他对曹操接受汉献帝封给的魏公加九锡有异议，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2](P317)而夏侯、曹仁、程昱之所以能够入选，因为夏侯、曹仁都是悍将，程昱胆略过人，他们都对曹操、曹丕忠诚不二，夏侯、曹仁死后，都被魏政府封为忠侯，程昱死后被魏政府封为肃侯。如按《晋书·宣帝纪》所言，曹仁无故抗命焚弃樊、襄阳二城而逃，就是不忠行为，死后根本无资格评为忠侯，更不能入选陪祀，作为忠臣良将的典范供人们学习瞻仰，也根本达不到警示教育后人的目的，因此看来这只能进一步说明《晋书·宣帝纪》叙述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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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与曹仁的作战经历不符

　　但从曹仁的作战经历来看，却和《晋书·宣帝纪》的记载不一样，曹仁是曹操的堂弟，自189年曹操起义兵反对董卓以来，他就响应并辅助曹操作战，以能打硬仗恶仗著称，被人称之谓“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加也。张辽其次焉。”[2](P276)因此曹操经常把最重要的城防任务交给他。208年曹操赤壁之战失利之后，“操乃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3](P2093)218年10月以来，荆州局势日趋不稳，先是宛城守将侯音叛乱，“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执南阳太守，劫略吏民，保宛。”[2](P51)第二年10月又发生了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民孙狼暴丵动，南附关羽。自许以南郡县多响应关羽。“陆浑长张固被书调丁夫，当给汉中。百姓恶惮远役，并怀扰扰。民孙狼等因兴兵杀县孙主簿，作为叛乱，县邑残破。固率将十余吏卒，依(胡)昭住止，招集遗民，安复社稷。狼等遂南附关羽。羽授印给兵，还为寇贼。”[2](P362)蜀将关羽利用这一形势，加强了对樊、襄阳的进攻，对魏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自江陵失守以后，樊、襄阳的战略地位尤其显得重要，魏国可利用这里充足水源发展水军，进可以驶入长江和吴、蜀军队抗衡，退可以守住樊、襄阳二城牵制敌人，起到遮蔽中原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曹操“彳复以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镇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县众数千人，仁率诸军攻破音，斩其首，还屯樊，即拜征南将军。关羽攻樊，时汉水暴溢，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2](P275~276)这时有人向曹仁提出弃城逃跑的主张，“或谓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围未合，乘轻船夜走，虽失城，尚可全身。’(满)宠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羽所以不敢遂进者，恐吾军掎其后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彳复国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宠乃沈白马，与军人盟誓。”[2](P722)曹“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2](P276)曹仁在洪水和蜀军的双重压力下，没有后退半步，守住了樊、襄阳二城。而今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他会“焚弃二城”吗!
　　四、据《三国志》记载，曹仁没有焚弃(樊、襄阳)二城

　　在《三国志》里，关于汉献帝延康时期，吴兵西来在襄阳的活动的记载有两处:一处是《吴主传》注引《魏略》，另一处是《曹仁传》。这两处记载在时间上和《晋书》吻合，《魏略》载魏三公奏上大意说，孙权投降是靠不住的，并举此例说孙权买通曹操左右的人，乘请求未得朝廷许可之机，就占据了襄阳。又介绍经过说:“吴王孙权，幼竖小子，无尽寸之功，遭遇兵乱，因父兄之绪，少蒙翼卵煦伏之恩，长含鸱枭反逆之性，背弃天施，罪恶积大。彳复与关羽更相觇伺，逐利见便，挟为卑辞。先帝知权奸以求用，时以于禁败于水灾，等当讨羽，因以委权。先帝委裘下席，权不尽心，诚在恻怛，欲因大丧，寡弱王室，希讠乇董桃傅先帝令，乘未得报许，擅取襄阳，及见驱逐，乃更折节”[2](P1126)。并进一步提出，“臣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士，捕治罪。”[2](P1126)魏三公奏是魏国最高官员给皇帝的奏折，说明了当时的一些细节，这实际上是一场误会。《曹仁传》上，说孙权遣部将陈邵占据了襄阳，朝廷令曹仁和徐晃从宛等地前往征讨，打败了陈邵，夺回了襄阳。“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2](P276)以上可以看出，《吴王传》和《曹仁传》对吴兵进入襄阳的记载有出入。由于材料有限，已无从查考这是不是一码事，但对其结局，无论是被魏兵驱逐，还是被曹仁、徐晃等击退，但都证明这样一个事实，曹仁没有焚弃樊、襄阳二城。
　　总之，《晋书·宣帝纪》关于曹仁无故焚弃樊、襄阳的记载，至少造成了以上四个方面的失误，尤其令人不能原谅的是《晋书·宣帝纪》的作者连《三国志·曹仁传》都没有参考，究其原因，作者系唐初人，知道唐太宗对《晋书》很重视，从结束长期分裂局面来讲，唐与晋有很多极相似之处，但晋为什么经过短期的统一就灭亡了，值得进一步探索引以为鉴。因而唐太宗直接参与了《晋书》的写作，并为《宣帝纪》、《武帝纪》写了史论。受此影响他在处理这一问题的材料时，立场自觉与不自觉地偏向司马氏一边，就忽略了《三国志》等文献的基本史实，去贬低曹仁拔高司马懿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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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宋)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江耦等·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辞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